二 叙事为何与暴力结缘

叙事为什么与暴力结缘？不是叙事需要暴力，而是暴力需要叙事。前面已经讲过“伤痕”与“反思”小说在其发展中逐渐逸出原有的轨道。这既指超越现实主义创作手法的成分，也有向主流靠拢或反向之思想越界的成分。前者是自觉的向叙事学方向发展，后者则是思想意识的分流。伤痕、反思小说的基本题材就是“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政治灾难和“反右”扩大化。因此，它们不是纯粹意义上的文学命题，而是夹杂着政治反思、历史评价等多重的非文学意义的文学创作。问题也正在于此，不少作家在“擦洗”伤痕，反思政治的时候，力道过重了，出现了“越界”现象。在伤痕尚未清除尽净之时，文坛就先后出现了“朦胧诗”论争，对人道主义和异化现象的讨论，《苦恋》批判及清除精神污染等一连串的“清洁”运动。这对创伤尚未平复，心思又比较敏感的知识分子来说，是一个心理重挫，加速了他们创作的转向。

但是，约束不等于遗忘。在没有心理距离的情形下，“文化大革命”创伤书写无法逃脱生活记忆及其所累积下来的感性材料。“对他们来说，‘文革’永远不会过去，或者对我们这一代人的记忆来说，‘文革’也永远不会过去的。”[3]余华这里的他们指的是那些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批斗或者迫害的人。当他们无法再像过去那样表达或者呈现自己的记忆之时，变通就是必须的选择。因此，我们就看到先锋文本中一些没有来由的死亡和暴力。如《极地之侧》里死亡的堆积，《现实一种》中亲情的泯灭、《我的帝王生涯》里宫廷斗争的你死我活、《黄泥街》里的肮脏与压抑。许多文本似乎都在做着与“文化大革命”毫无瓜葛的死亡叙说，或者纯粹是一种死亡的叙事游戏，好像压根就与刚刚过去的外在社会历史无关。这不是真的！正如赵毅衡在评论残雪、马原等人的作品时所说那样，他们那些作品或许没有写“文革”题材，但依然“文革”鬼气森然。[4]余华、乔良、张炜、莫言、苏童等人的作品可以用鲜血淋漓来概括，有的甚至还涉及重大的历史题材，其取材的敏感性并不一定亚于“文化大革命”，但它们畅行无阻。关键在哪儿呢？很大一部分的功劳应该归于叙事。洪峰《极地之侧》通过叙述圈套将人生的无聊无趣与不可琢磨逼真地传达了出来，而余华小说的“悲惨世界”里，如果没有荒诞之故事情节的包裹，那些逼真的细节极有可能无处容身。苏童笔下人与人之间的钩心斗角，莫言笔下的杀戮与酷刑，如果没有置于“历史”的时空中，也就很难有生存的土壤。叙事解决的不仅是一种创作技巧问题，也是一种思想的表达问题，因为有了形式的负载，思想的表达才会从容，富有韵味。

另外，老套的故事讲述方法也引起了一些作者的厌倦及读者的审美疲劳，从而在文学内部促成了叙事在新时期的被重新发掘。许子东曾经在论述“‘文革’叙述”时说：“所谓‘文革’，首先是一个‘故事’，一个由不同人所讲述的‘故事’，一个内容情节大致相同格式细节却千变万化而且可以引出种种不同诠释的‘故事’。”[5]这是许子东在研究了大量伤痕、反思小说及知青小说关于“文化大革命”之叙事后得出的一个结论，这个结论建立在“‘文革’小说”四个基本叙事阶段，五种主要人物角色和二十九个情节功能研究之上。[6]“文革”叙事的套路化，在既无多少切身“文化大革命”经验，又接受了西方哲学社会思潮及现代派文学影响的“新生代”作家眼里，是一种落伍的标志，已经不适合他们关于生活，关于记忆的表达需要。西方哲学社会思潮，尤其是非理性主义思想中存在的荒诞感，破坏偶像权威、张扬个性、自由选择等为经历或者旁观过“文化大革命”非理性癫狂之后的数百万知识青年所产生的荒诞感、虚无感找到了阐释的哲学依据，西方现代派作品则为作家们摆脱教条化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束缚提供了有效参照。马原、余华、格非、孙甘露等做出了开创性的中国当代小说的叙事化努力。“对现代派的内容进行扬弃……从内容中‘剥离’出形式因素，‘成功’地将现代派的创作技巧移植到中国文学中来。”[7]这是文学内部对叙事的自觉选择。

先锋叙事之后，没有了80年代中期那种令人目眩的形式实验，叙事进入了持久而平稳的发展时期，新写实小说、新历史小说、女性小说、底层叙事等表现了自己独特的叙事个性，形成了属于自己的叙事风格。小说叙事在新时期以来的引进、实验与发展，真正确立起了自己独立的美学规范。首先，暴力在作品中不再负载沉重的思想教育意义或者精神启迪职能。如果说，控诉和反思“文化大革命”的伤痕、反思小说还多少负有明确的社会指向意义的话，那么先锋文本中的暴力叙事，有意味的形式似乎更是作家们的青睐。其次，暴力事件作为具有独立审美意味的文学本体性存在逐渐得到体现，一些作家的创作不再将暴力事件附着于任何其他事件身上，它本身就是作品的主体，或者暴力事件成为那些作家叙述技巧实验或展示的平台。最后，暴力描写的还原性或者真实性。这里的真实性不是十七年时期现实主义美学原则观照下的所谓本质的真实，而是实实在在的毛茸茸的生活的真实、心理的真实。这些“真实”的暴力事件给读者的阅读印象几乎就像钝刀杀鸡般的观感，血腥，难忘，是叙事学的新发展。

那么，新时期以来小说的暴力叙事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发展情况呢，促使其发展变化的语境是什么，它在内容与形式等方面有着怎样的表现，目前，对它的研究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状况？这些都需要进行进一步的厘清，也是本书立论的出发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