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绪论》：西方奥威尔批评的思想史视域

本书是以“西方奥威尔批评”为研究对象。这里的“西方奥威尔批评”特指西方研究奥威尔的学术史，而非奥威尔本人同样闻名于世的文学和文化评论。“西方奥威尔批评”是西方奥威尔研究的学术史研究，即研究之研究，也是西方奥威尔总体研究的重要领域。与一般学术史研究课题不同的是，本书首先是将“西方奥威尔批评”这个学术史课题放置到20世纪以来的西方思想史语境之下；其次，本研究致力于在思想史语境之下对具体的西方奥威尔批评文本进行阐释，力图揭示其背后的政治诉求和思想史意义。

具体而言，本书主要研究20世纪以来西方30多位重要知识分子的“奥威尔批评”，首先是追溯西方奥威尔批评的源头，考察文学批评大家与奥威尔的文学声望在西方确立的关系，然后分别论述西方知识分子团体和个体在文学批评中，如何利用奥威尔的声望表达自身的学术主张和政治诉求，揭示其对奥威尔进行政治和文化利用的本质特征。

本书研究的出发点主要源于以下两点。

第一，基于中国立场，参与国际学术对话。基于中国立场，首先是本书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为理论武器，客观归纳和分析西方奥威尔批评文本的内容，并且以批判的眼光看待西方知识分子在奥威尔批评中的观点。其次就学术推进而言，目前西方奥威尔批评研究的形式主要有目录清单和提要、批评文集、论文和指南等，但是缺少前沿而又系统的学术专著。而在国内，学界和知识界对奥威尔这位在西方产生了重要影响的作家仍有较大的争议和误解，没有充分认识到奥威尔作为英国著名左翼作家的身份和地位，学术上的整体研究质量也尚待提高，这其中的重要原因是对西方奥威尔学术史缺乏必要的了解和研究。西方奥威尔研究目前的一个主要盲点是没有把散见的奥威尔批评的文献基础成果转化为奥威尔学术史专著，这是本书追求学术突破的出发点。

第二，思想史视域和批评文本的详细阐释。“西方奥威尔批评”是重要的学术史课题，但必须要放置到相关思想史语境中才能得到有效和深入的阐释。就国内外文学研究语境而言，学术史研究已成为前沿领域并具有重塑经典的使命（如陈众议主持的“外国文学学术史项目”），意义重大。但在研究方法上，目前仍以文献梳理、规律总结和专题研究为主，缺乏对具体批评文本及其背后的动机进行深度分析和阐释，较少将学术史提升到思想史这一更高层面进行讨论。由于文学与思想、学术与思想，以及学术史与思想史之间，存在无法割裂的关系，同时西方奥威尔批评在此方面又具有典型性，本书因此引入思想史视域和研究方法，对相关批评文本进行细读和阐释，并揭示其深层次的批评动机，同时探索以思想史视域研究外国文学的有效路径。

本章绪论部分主要包括：“西方奥威尔批评”课题提出思想史视域的缘由、国内外奥威尔研究和西方奥威尔批评研究的文献综述，以及从思想史视域考察西方奥威尔学术史的路径和方法。

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1903—1950）是“20世纪拥有读者最多、影响力最大的严肃作家”[1]，并且“当今仍然重要”[2]。奥威尔如此巨大的影响力和文学声望使20世纪以来西方不同政治谱系的知识分子团体和个体（特别是英美知识界）竞相发表评论。这些极其丰富的评论褒贬不一，策略各有不同，不仅凸显出重要的学术史价值，而且还因其特殊的历史语境和显著的政治动机承载着重要的思想史意义，可谓走进了一些论者所说的“一个思想史的博物馆”。[3]因此，本书提出的研究课题正是基于奥威尔和西方奥威尔批评在20世纪以降西方知识界的思想史价值和意义。

一 奥威尔及其时代思想图景

奥威尔是英国小说家、散文家和文学评论家，一位举世闻名的政治作家，也是严肃的世界经典作家。2003年，美国威尔斯利学院（Wellesley College）举办了纪念奥威尔百年诞辰的国际研讨会，会议的邀请广告这样写道：“奥威尔预言、批判或者警告了20世纪进程中的重要事件：帝国主义的遗产、无家可归和贫困的悲剧、冷战、原子弹、超级大国的国家权威主义[4]幽灵和毫无休止的傀儡战争、左派的背叛、大众文化和传媒时代的来临、驯服职员的兴起。”[5]这足见奥威尔在西方的深远影响力。

奥威尔的一生可以说是由20世纪上半叶发生的重大事件的节点串联起来。1903年6月25日，奥威尔出生在印度孟加拉邦莫蒂哈里（Modihari,Bengal）的一个具有浓厚殖民传统的家庭。1904年，奥威尔随母亲回英国定居，8岁进入寄宿学校圣塞浦里安（St Cyprian's），这是一个培养英国海外殖民地官员的“摇篮”，从后来记录这段痛苦生活的散文《如此欢乐童年》（Such,Such Were the Joys, 1953）可以看到小说《一九八四》中“惩罚”和“权威”的影子。1917年，奥威尔进入伊顿公学，对贫穷和阶级差异有很深体会——他称自己属于“上层中产阶级偏下”（lower-upper-middle class）。1922—1927年，奥威尔在缅甸当警察，对帝国主义制度有切肤之痛，《缅甸岁月》（Burmese Days, 1934）即是祛除“负罪感”之作，被誉为“20世纪英国最重要的反帝国主义小说之一”[6]。反帝国主义是奥威尔作品的重要主题，缅甸经历是奥威尔的第一次人生顿悟，“被压迫者总是对的，压迫者总是错的”，他反对一切人统治人的制度，决定与被统治者结伴同行，沉入社会底层。

从缅甸辞职回到英国后，奥威尔开始使用笔名“乔治·奥威尔”，这标志着他开始了政治作家这一新的身份建构。奥威尔选择到伦敦、巴黎的贫民窟与流浪者一起落魄。他洗过盘子、教过书、当过书店职员。这个时期的《巴黎伦敦落魄记》（Down and Out in Paris and Lon-don, 1933）、《牧师的女儿》（A Clergyman's Daughter, 1935）、《让叶兰继续飞扬》（Keep the Aspidistra Flying, 1936）反映了英国20世纪30年代经济危机带来的物质贫困和精神贫困。1936年，奥威尔受英国左派维克多·戈兰茨资助去英国北部矿区考察工人阶级生活状况，后写成重要作品《通往维根码头之路》（The Road to Wigan Pier, 1937），这是类似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考察报告，集中表达了他的社会主义观。也是在1936年，他参加西班牙内战，在反法西斯主义一线战场喉部中弹，险些丧生。不过根据后来的解密档案，他因参加托派军队组织马党（POUM）而受到苏联克格勃的追杀，遭受了比战场更可怕的生命威胁。他将共和政府（受苏联支持）的党派内部争斗和清洗记录在《向加泰罗尼亚致敬》（Homage to Catalonia, 1938）中。1936年这两次经历是奥威尔人生的第二次顿悟，从此走向“拥护社会主义”“反对国家权威主义”的文学道路。

西班牙内战只不过是二战的开幕曲，《上来透口气》（Coming Up for Air, 1939）反映了英国人在战前的“忧郁”心态和对一战前英国爱德华和平时代的“眷念”之情。1939年9月二战爆发，奥威尔立场从反战突转为支持，《狮与独角兽》（The Lion and the Unicorn, 1941）表达了他期望将爱国主义和反法西斯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思想。1940年，奥威尔加入民兵组织（Home Guard）。1941—1943年，他在BBC负责对印度广播，展开反法西斯宣传战。1943年加入英国工党左派的《论坛报》（Tribune）。在德国投降4个月后，也就是广岛原子弹爆炸11天后、日本战败投降2天后，奥威尔的《动物庄园》（Animal Farm, 1945）出版，“不合时宜”地揭穿了当时西方知识分子广为信奉的“苏联神话”。1946年3月5日，英国首相丘吉尔发表“铁幕”演说（“Iron Curtain”speech）,[7]美苏两大阵营“冷战”开始。之后，奥威尔来到偏远的朱拉岛（Jura），以生命为代价创作了《一九八四》（Nineteen Eighty-Four, 1949），描绘了西方国家权威主义可能统治世界的“梦魇”。1950年1月21日，奥威尔因肺结核病去世，终年46岁，墓碑上刻着他的原名“埃里克·阿瑟·布莱尔”（Eric Arthur Blair）。

从奥威尔1903—1950年的人生经历及其创作来看，上面邀请广告所说他参与或影响了20世纪进程中的重大事件是非常有道理的。奥威尔活了半个世纪，经历了头十年的爱德华的和平时期；第二个十年的一战；20年代帝国主义的衰落；30年代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希特勒法西斯主义、苏联斯大林主义、西班牙内战、苏德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二战；40年代的原子弹爆炸、二战胜利、冷战；等等。如果将上面所列的奥威尔作品按时间顺序排列，可谓20世纪上半叶的历史文本，也是代表英国知识分子如何看待这些问题的思想史文本。

奥威尔对20世纪下半叶和21世纪的影响同样巨大。无论是西方知识分子提出的“如果奥威尔还活着，他会怎样做”，还是“奥威尔为何重要”，也无论是20世纪50年代、80年代，还是21世纪初西方社会出现的“奥威尔现象”或者“奥威尔热”，无不说明奥威尔去世后，他本人及其作品仍然深深影响着后世的西方知识分子（无论他们具有什么样的政治谱系），也仍然成为当代西方社会讨论的热点议题。

二 西方奥威尔批评的时代思想图景

如果说奥威尔与20世纪以来的西方社会进程关系是一幅内容丰富的思想图景，那么这个时期众多西方知识分子团体和个体对奥威尔的评价则构成了另外一幅同样丰富多彩的思想图景。

知识分子有着“自由结社”的传统。就近现代知识分子而言，判断一个知识分子团体是否存在的重要标志是看有没有一些核心成员以一份（或多份）文化期刊（或报纸、文集、诗集）为中心对有关社会和文化问题发表相同或者相似的观点。比如，英国左派读书俱乐部的会刊《左派讯息》（the Left News）、英国共产党机关报《工人日报》（Daily Worker）、“奥登诗人团体”（Auden Group）的《牛津诗歌》（Oxford Poetry）、英国新左派的《新左派评论》（the New Left Review）、美国共产党的《新群众》（The New Masses）以及纽约知识分子的《党派评论》（Partisan Review）等。在20世纪西方知识分子团体当中，当数英国左派（老左派）、英国新左派和美国纽约知识分子三大知识分子团体的奥威尔批评最为典型，具有重要的学术史和思想史意义。[8]首先，这三个团体的奥威尔批评都与30年代的西方知识分子因信奉“苏联神话”而左倾激进有很大关系，比如英国左派读书俱乐部会员和第一代纽约知识分子。英国新左派，特别是第一代新左派，是从英国（老）左派发展而成，他们对“苏联神话”的幻灭，对斯大林主义的反对，促使其放弃激进的政治而转向文化政治。纽约知识分子则从激进政治转向新自由主义再发展到最后的新保守主义。他们的奥威尔批评文本涉及20世纪30年代到80年代许多重大历史事件，不仅勾勒出各自团体兴衰的思想史，而且也典型地反映了20世纪西方思想史的重要内容和特征。比如，从历史事件而言，涉及西班牙内战、二战、冷战、越战等；从政治谱系而言，这些知识团体的讨论涉及左派、右派和自由派等；从意识形态而言，涉及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法西斯主义、斯大林主义、新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新实用主义等。

21世纪以来，从事奥威尔批评的西方知识分子呈现出从团体走向个体，从公共走向专业的显著变化，意识形态等政治因素与20世纪相比相对减弱，但是讨论奥威尔对当代西方社会影响的争论仍然持续。这个时期，公共知识分子、生态主义、后殖民主义、文化研究，甚至反恐战争、斯诺登事件、特朗普政府等热点问题也引发了西方知识界对奥威尔的激烈讨论。

同时，西方知识分子还围绕着奥威尔展开了激烈的意识形态“争夺战”，这更加彰显出西方奥威尔批评的思想史意义。奥威尔在评论狄更斯的首句说道：“狄更斯是那些很值得借用的作家之一。”“借用”他的是马克思主义者和天主教徒——“马克思主义者说他‘几乎’是个马克思主义者，天主教徒说他‘几乎’是个天主教徒”，但在奥威尔看来，“狄更斯对社会的批评几乎完全限于道德上的”。[9]不少批评家能从这篇评论狄更斯的名篇中找到奥威尔的影子，事实情况是，奥威尔也成为“值得借用的作家”。这个“借用”就是指对作家“声望”的利用，包括“肯定”和“否定”两种。如果有若干政治派别、知识团体和个体在同一时期或者不同时期对同一作家都实施了“借用”（比如奥威尔所说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天主教徒），这就形成了“竞争”，成为一场激烈的意识形态“争夺战”。美国新保守主义领袖诺曼·波德霍雷茨深谙其中的秘密。他认为奥威尔所说的马克思主义者相当于当今社会的左派，天主教徒则相当于右派。将有着巨大声望的作家（特别是政治作家）“争夺”到己方阵营，可以给自己的政治立场带来“自信、权威和份量”，[10]这是“肯定”利用的动机。在“否定”利用的情况下，各政治派别和知识团体或是将“害群之马”（作家）驱逐出门，或是批判其成为“叛徒”，或是划清界线，揭露其“真实面目”，以免己方成员受其蛊惑，从而对读者起到规范的作用。

奥威尔的影响力导致了各方的“争夺战”，而各方的“争夺战”又滚雪球式地扩大了奥威尔的影响力，奥威尔这种经典生成的现象具有唯一性。因此，无论是奥威尔研究还是奥威尔批评研究，都应该放置到更为广阔的思想史语境中仔细考察才能得到透彻的理解。如果只对奥威尔批评进行学术史的梳理而不是进一步拓展到思想史语境，那么就会对批评家的某些重要评价感到迷惑不解，也会对他们在奥威尔批评中的文化利用和政治目的一无所知，凸显出只见“树”不见“林”的阐释弊端。因此，由于奥威尔和奥威尔批评都承载着思想史价值，具有典型性，以思想史视域研究奥威尔学术史应该是一条颇具意义的有效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