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何谓城市文学》：当代城市文学界定

中国的城市是由“城”和“市”发展而来的，“城”起源于防御的政治功能，“市”是为了生产交换的商业功能。“市”是“城市最初的、最原始的雏形，一开始就是与乡村居民点相区别的主要标志”[2]。中国城市文学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诗经·大雅·绵》中写到周人搬迁之后“筑室于兹”的城市建设发展问题，《诗经·郑风·出其东门》详细描写了城市风景人物，如：“出其东门，有女如云。”《韩非子·爱臣》中“大臣之禄虽大，不得藉威城市；党与虽众，不得臣士卒”，被认为是“城市”一词在典籍里的最早出处。以及《战国策·赵策》中“今有城市之邑七十，愿拜内之于王，唯王才之”，《后汉书·廖扶传》中廖扶绝志世外，“常居先人冢侧，未曾入城市”等。当时的“城市”尽管并没有现在如此丰富的内涵，但已经是“城”和“市”的结合体，也说明中国城市从春秋兴起至战国已经达到了较高水平，城市相对繁荣。而随着城市的发展，城市一直是文学书写重要的资源。

对于中国当代文学来说，新中国文学的工农兵传统确立之后，城市文学就成为被压抑的写作形态。新时期之后，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城市文学研究领域开始蓬勃发展。1983年的北戴河城市文学研讨会标志着国内城市文学研究的兴起，也对城市文学的概念做出界定：“凡以写城市人、城市生活为主，传出城市之风味、城市之意识的作品，都可称做城市文学。”[3]之后山西太原在1984年创办了杂志《城市文学》，还开办了城市文学创作讲习所。武汉《芳草》杂志也跟进城市文学的探讨，如杨江柱提出：“第一，好的城市文学作品，应该善于描绘城市的特殊风貌，把一座城市当成有性格的活人来看待；第二，好的城市文学作品应该始终把人放在中心地位，对城市风貌的描绘不能喧宾夺主，压倒和淹没人物形象，而应渗透到人物的命运与性格特征之中，城市风俗画与人物画熔铸成为一个整体；第三，城市文学作品中的主要人物，最好能体现时代精神，体现时代潮流的新趋势，这样的人物是作家自己在生活中发现的，灌注着作家自己的激情与美学思想；第四，城市文学作品可以表现城市生活的各个方面，可以描绘城市的昨天和今天，但就城市文学的整体而言，它的主攻方向应该是描绘城市的今天，也就是改革浪潮中的城市。”[4]

此后，诸多文学期刊都开展了城市文学的相关问题讨论。如《上海文学》1985年第8期发表陈村的《写出有“上海味”的城市文学》；河南《奔流》杂志在1986年第12期发表系列讨论文章《城市文学笔谈》；四川作协1986年6月在重庆召开城市文学讨论会，要求深刻地认识和反映城市改革；《天津文学》1986年第10期发表雷达的《关于城市与文学的独白》。1988年《城市文学》开专栏邀请一些知名学者探讨“城市文学”的概念，如张炯的《“城市文学”漫论》、龙一的《“城市文学”概念质疑》等。雷达也敏感地意识到“走向城市的中国”是大趋势，“我们的文学与城市的关系将愈来愈密切而重大，它的意义是深远的”[5]。

20世纪90年代之后，更多有关城市文学的讨论延续了对作家“城市意识”的关注，城市文学作品数量激增，也更为关注城市人真切的生活状态和内在精神的书写。探讨新中国的城市文学创作史，也是直面在快速发展的城市化进程中文学何为的重要问题。赵园的《北京：城与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应是国内最早考察“文学中的城市”的著作。此后，随着京派、海派研究的深入，“文学中的城市”成为新兴概念，打开了更为开阔的研究视野。1998年江苏美术出版社推出以城市为对象的老照片，包括《老北京》《老苏州》《老重庆》《老南京》《老武汉》《老广州》，唤醒了被遗忘已久的城市记忆。上海师范大学1998年成立“都市文化研究中心”，探讨城市文化问题。

城市与文学的关系日益受到研究界重视，“城市是什么”也成为持续性的追问所在。在这一问题的带动下，诸多国外研究城市以及城市文学的论著相继被翻译出版。包括马克斯·韦伯、齐美尔的理论，哈贝马斯的城市公共领域理论，本雅明的城市文化理论，尤其是本雅明《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和《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探讨诗人与城市艺术的关系，备受国内学界重视。此外，重要的理论书籍还有美国学者伯顿·帕克《文学中的城市形象》，勾勒欧洲文学中的早期神话、史诗、《圣经》和19—20世纪文学中的城市形象的大致轮廓。理查德·利罕《文学中的城市：知识与文化的历史》，重在研究随着历史与文化的发展，文学对城市的想象以及城市变化如何促进文学文本的转变，书中提出：“当口头的交流满足不了需要，或者老年成员无法传达信息给超出其年岁所及的子孙后代时，城市就需要一套记录系统，于是城市随着文字——刘易斯·艺福德称之为‘永久性的记录方式’的发展而兴起。”[6]

这些研究，都注重强调城市的社会学和地理学意义。“城市既是一个景观、一片经济空间、一种人口密度，也是一个生活中心和劳动中心。换一种说法，城市也可能是一种气氛，一种特征或者一个灵魂。”[7]城市是现代社会的一种地理学标志，也是社会在现代化进程中的里程碑。在迈克·克朗看来，“小说可能包含了对城市更深刻的理解。我们不能仅把它当作描述城市生活的资料而忽略它的启发性，城市不仅是故事发生的场地，对城市地理景观的描述同样表达了对社会和生活的认识。……因此，问题不是如实描述城市或城市生活，而是描写城市和城市景观的意义”[8]。美国学者罗兹·墨菲在1953年出版的研究1843—1949年上海历史的书《上海——现代中国的钥匙》，提出上海连同它在近百年来成长发展的格局，一直是现代中国的缩影。上海提供了用以说明现代中国已经发生和即将发生的新事物的钥匙，也提供了新型视角和解读方法。

21世纪以来，对于西方城市文化研究的译介也在加快。包亚明主编了包括《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后大都市与文化研究》《后大都市：城市和区域的批判性研究》等书在内的“都市文化研究丛书”，翻译介绍列斐伏尔、爱德华·索亚等人的城市文化理论。汪民安、陈永国主编的《城市文化读本》，介绍西方城市文化研究状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由薛毅主编的四卷本《西方都市文化研究读本》，探讨西方都市文化的生产、消费状况，意识形态与文化生产，古代城市与现代城市、现代性与后现代主义诸多问题。21世纪初，李欧梵的著作《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1930—1945）》，更是引领了上海都市文化研究的热潮，学界更为注重城市与文学的互文关系。这些理论的译介出版，都为国内的相关研究提供新思路和方法。

在国外和国内理论的不断推进下，如何界定城市文学成为一个问题，甚至出现城市文学、都市文学、市井文学的多种交叉，也带来诸多研究难题。陈晓明曾撰文支持城市文学的概念，并提出城市文学的三要素：地理学特征，即描写了具体的城市存在形态和城市生活方式的作品；意识与精神的特征，即表达了城市意识或对城市的意识；文体特征，即有一种与城市存在形成相关的叙述文体，对于诗歌来说即是有一种诗的语言的表意策略。他提出，所谓城市文学就是表现了城市生活并包含了一定城市意识的作品。陈平原也肯定城市文学的意义，提出城市成为整个的文学生产、传播、扩展的一个重要的核心。这是我们必须关注的，回过头来看，正是因为这种传播，使得城市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