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古文学文献学研究导论
刘跃进
古代文学研究可以分为文学文献学和文学阐释学两大领域，彼此有相对的独立性。前者强调对史料进行客观的考辨，重视学术的积累；后者则不免有较多的主观成分，阐发意蕴，寻绎智慧的启迪和情感的愉悦。
中古文学文献学，概括起来，不外四大类：一是总集类（严可均文、逯钦立诗等），二是别集类，三是小说文论类，四是正史、别史类。平心而论，这些书要通读一遍，似乎花费不了太多的时间。按理说，可供研究的问题总还可以穷尽，但事实上却远非如此。这里所讨论的，仅限于作家生平事迹、作品年代、本事、真伪及流传方面的有关史料和研究现状等内容，大体不出文献学范围，所以叫中古文学文献学导论。
这里集中讲述四个问题：一是关于中古的概念，二是关于纸张的发明与中古文学的关系，三是中古时期多元文化的发展，四是中古文学文献概览。
第四个部分是重点。
一 关于“中古”的概念
中国的“中古”概念与西方的“中世纪”概念不完全一致。
西方的“中世纪”，通常指文艺复兴的一段历史。1860年，瑞士历史学家布克哈特（Burckhardt）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中最早创造了“文艺复兴”概念。此前的历史，可以上溯到公元4世纪，下限到15世纪末，西方的“中世纪”大约有一千年历史。在一般论述中，“中世纪”意味蒙昧与落后，而法国历史学家雅克·勒高夫（Jacques Le Goff）主编《中世纪的面孔》（申明华译，商务印书馆2022年版）选取了一百多个历史人物进行描述，发现中世纪的特点之一便是新英雄形象的产生。
在中国，“中古”概念根据论者所处时代的不同，所指时期也不同。《易·系辞》：“《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汉书·艺文志》“世历三古”，颜师古注引三国孟康说：“伏羲为上古，文王中古，孔子为下古。”此指商周之际。左思《蜀都赋》“开国于中古”，此指战国。鲍照《河清颂》“视之中古，则相如、王褒之属驰金羁于后”，则指汉代。其也称作“中世”，如《商君书·徕民》“中世有汤武，在位而民服”，《韩非子·五蠹》“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或商周之际，或春秋时代，而《史通·采撰》“但中世作者，其流日烦”，所举的例子是嵇康的《高士传》，皇甫谧的《帝王世纪》。则在刘知几心目中，中古，或中世（指魏晋），这与我们所说的“中古”概念相近。
近代以来，中国学术界一般认同刘师培的《中国中古文学史》，把中古文学理解为魏晋南北朝文学。曹魏文学最辉煌的时代是汉末建安二十五年间，而建安文学的兴盛又不仅仅是在建安年间突然出现，而是东汉以来渐渐演变而成的。所以，研究中古文学至少应当从东汉做起。陆侃如先生认为魏晋时期最突出的特征就是玄学思潮，而扬雄堪称玄学思想的集大成者，所以他编《中古文学系年》从公元前53年扬雄出生开始。其实，刘师培心目中的中古文学，范围可能还要广泛一些。尹炎武在《刘师培外传》中称：“其为文章则宗阮文达文笔对之说，考型六代而断至初唐，雅好蔡中郎，兼嗜洪适《隶释》《隶续》所录汉人碑版之文。”[1]这段话比较准确地概括了刘师培的中古文学史观念，实际是指秦汉魏晋南北朝文学，刘师培另外一部专著就叫《汉魏六朝专家文研究》。今天所说的“汉魏六朝文学”，包括北方十六国、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隋代文学。
笔者赞同这种观点，但是，笔者的中古文学概念，下限可能要到中晚唐时期。笔者划分中古文学的重要依据，就是文字载体纸张的发明、运用、抄写。通常认为，纸张的发现，至少可以上溯到西汉，这可以作为中古文学的开端，是纸质钞本时代的开端。雕版印刷的发明，约在晚唐五代时期，[2]文学转入新的形态，标志着中古文学的结束。宋朝人不屑于做注，不屑于卖弄学问，这是印刷史的巨大转折和知识流通的变化导致的。
二 物质载体的变化推动了文学创作的繁荣
我们知道，中国早期的经学传承，主要靠口传心授，五经各有师承，这在《汉书·儒林传》有明确的记载。从现存的资料看，早期经学家们所依据的五经文本，似乎差别不是很大，关键在一字差别之间如何解说。弟子各得其师而有所发展，到后来，必由师学发展而成为家学。但家学为标师承有自，仍要标榜师学。西汉时期，今文经学占据着官方统治的地位，但是他们各执一端，解说往往差异很大。在没有大量简帛书籍传播知识的情况下，弟子们对老师的师法、家法只能全盘照搬而别无选择。谨守师法，努力保持原样，就成为当时经生们所追求的目标。因此，师法与家法对于汉代学术而言，与其说是限制，不如说是经生们的自觉追求。各派之间要想维护自己的正统地位，就以家法与师法的传承作为依据来证明自己渊源有自。显然，这不仅仅是学术问题，更是政治话语权的问题。这当然已经远远超出学术范围。东汉以来，随着纸张的逐渐普及，书籍编纂取得了质的飞跃，学术文化呈现大众化的倾向，也出现了集大成的倾向。今文经学支离其文、断章取义的做法，也就逐渐失去其神圣的光环。从西汉末叶到东汉时期，在思想文化界出现一种文化下移的趋势。如果我们细心梳理这个时期著作的资料来源，就会发现，有很多资料不见于今天存世的五经或者正史，或采自其他史籍，甚至采自民间传说亦未可知。据此，他们还可以对神圣经典及其传说提出质疑，匡谬正俗。这正说明当时的知识分子有了更多的阅读选择。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马融、郑玄才有可能汇集众籍、修旧起废，完成汉代今古文经学的集大成工作。左思《三都赋》脱稿后，“豪富之家，竞相传写，洛阳为之纸贵”。《太平御览》卷六〇五载，东晋元兴元年（402），桓玄在建康自立称楚帝，就曾下令废除竹简，皆用黄纸抄写文件，纸的应用和推广逐渐取代了简帛。学术文化也因此而有了从量变到质变的飞跃。
三 多元文化的融合促成了文学观念的变化
从东汉开始的中国文化思想界，经历了一场空前的文化变革：儒学的衰微，道教的兴起，佛教的传入，形成了三种文化的冲突与融合。第一种是外来文化（如佛教）与中原文化的冲突与融合；第二种是传统文化与新兴文化（如道教）的冲突与融合；第三种是官方文化与民间文化的冲突与融合。正是这三种文化的交融，极大地改变了东汉的文化风貌，也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这样就形成了魏晋南北朝文化的独特性。
从中国思想史、学术史的发展来看，这时期的学术思想表现得最为活跃。所以能够形成这种多元化的特色，是当时社会各方面综合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首先，这个时期的社会结构大多处于分裂状态，战乱此起彼伏，朝代更替频繁。在这种情况下，统治集团很少有精力来顾及思想文化事业。相对而言，政治权力对于文化事业的干预比较少，思想文化就必然呈现一种放任自流的状态。在这种多元化的局面中，就当时文学发展而言，最值得注意、也是最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它的回归文学的非功利性特征。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摆脱政教的束缚，将文学视为抒发情感的工具，追求艺术的完美，的确是这个时期文学的重要特征。这一点，与此前的文学迥然有别。
老庄学说的兴起，导致文学上呈现一种鲜明的异端色彩。一个时期内，生活的怪异化，思想的极端化，形成了这个时期文人生活的重要特征。从两汉之际的桓谭《新论》，到东汉中后期的王充《论衡》、王符《潜夫论》以及仲长统《昌言》等，无不如此。怪异化、极端化的结果，就构成了“张力”的态势，就拓展了文化发展的空间，就形成了后世看到的丰富多彩的魏晋南北朝文学。这样说，并不是说这个时期的总体文学成就特别大，而是说这个时期的许多作家，文学成就各有高下，而其文学个性却异常鲜明突出，越名教而任自然，像祢衡的癫狂放肆，嵇康的“非汤武而薄周孔”，潘岳的“乾没不已”，陶渊明的“质性自然”，谢灵运的躁动不安，如此等等，均在文学史上堪称一“绝”。个性的张扬，表现在文学理论主张上，表现在文学创作方面，就是对独创性的自觉追求。曹丕说“诗赋欲丽”等“四科不同”，陆机说“夸目者尚奢，惬意者贵当，言穷者无隘，论达者唯旷”，皆意在张扬文学个性。儒学以礼教为本，主张克己复礼，反对怪力乱神，提倡中庸，反对极端。这种传统的观念，极大地束缚了中国文人的思想。在这样一个传统势力极盛的历史背景下，强调提出文学个性的问题，往往意味着儒学的式微，意味着摆脱束缚和自由发展的新的趋势。《世说新语》《搜神记》《文赋》《文心雕龙》《诗品》等，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在三千余年中国文学史上不仅是空前的，基本上也可以说是绝后的。曹操诗歌的雄浑悲凉、陶渊明诗的平淡自然、玄言诗的“微言洗心”、宫体诗的缠绵悱恻等，均以其特立独行而在文学史上占据重要的地位，皆堪称中国文学史上一“极”而无愧。而今，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以及文化多元化趋势的加速，我们的文学队伍急剧分化，理论研究相对困惑。认真总结六朝时期对外文化的吸收融合的经验教训，至今仍然有着借鉴意义。
佛教的传入，催生了辨声意识，对于文学艺术发展有重大影响。
（一）辨声
清人钱大昕《论三十字母》《论西域四十七字》，近人刘复《论守温字母与梵文字母》并认为：“守温的方法，是从梵文中得来的。”这时已经是宋元时代的事了。事实上，在汉末，西域辨声之法即为中土士人所掌握，最有趣的事例莫过于“反切”之说。《颜氏家训·书证》说：“郑玄以前，全不解反语，《通俗》反音，甚会近俗。”《颜氏家训·音辞》：“孙叔言创《尔雅音义》，是汉末人独知反语。至于魏世，此事大行。”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说：“古人音书，止为譬况之说。孙炎始为反语，魏朝以降，蔓衍实繁。”颜师古注《汉书》颇引服虔、应劭反语，这两人均卒于汉末建安中，与郑玄不相先后，说明汉末以来已经流传反切之说。但是为什么要用“反切”，历代的研究者均语焉未详。宋人沈括《梦溪笔谈》卷十五说：“切韵之学出于西域，汉人训字止曰读如某字，未用反切。然古语有二声合为一字者，如不可为叵，何不为盍，如是为尔，而已为耳，之乎为诸之类，似西域二合之音，盖切字之原也。”清代学者顾炎武《音学五书》、陈澧《切韵考》等对于反切的考辨既深且细。近世著名学者吴承仕《经籍旧音序录》《经籍旧音辨证》、王力《汉语音韵学》、魏建功《古音系研究》也对此作了钩沉索隐的工作，但是，他们均没有回答“反切”为什么会在汉末突然兴起这个基本问题。
宋代著名学者郑樵在《通志·六书略》“论华梵下”中写道：“切韵之学，自汉以前，人皆不识。实自西域流入中土。所以韵图之类，释子多能言之，而儒者皆不识起例，以其源流出于彼耳。”宋代著名目录学家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三也明确写道：“反切之学，自西域入中国，至齐梁间盛行，然后声病之说详焉。”这段话说明了反切自西域传入中国的事实，同时指出了它与声病之学兴起的重要关系，确实具有相当的价值。现代著名学者罗常培《汉语音韵学导论》也指出：“惟象教东来，始自后汉。释子移译梵策，兼理‘声明’，影响所及，遂启反切之法。”姜亮夫先生《切韵系统》（收在《敦煌学论文集》，第393页）说：“（切韵）一般都说始于魏的孙炎（详顾炎武《音论》、戴东原《声韵考》、陈兰甫《切韵考》外篇及钱大昕《养新录》等所引魏晋以来个说。其实依章太炎先生的考证，还在孙炎之前，应劭注《汉书》已月用反切。慧琳《一切经音义》景审序，以为始服虔，则更在应前）。其实这个字音的分析，很可能是受佛教东来，佛教翻译的影响。”周祖谟《〈颜氏家训·音辞〉篇补注》也说：“至若反切之所以兴于汉末者，当与佛教东来有关。清人乃谓反切之语，自汉以上即已有之，近人又谓郑玄以前已有反语，皆不足信也。”大的框架确定之后，需要作具体的论证。而要论证这样一个棘手的问题，就必须论证印度原始语言与反切到底有什么具体的关系。为此，美国著名学者梅维恒（Victor H.Mair）撰写了《关于反切源起的假设》（A Hypothesis Concerning the Origin of the Term Fanqie）认为“反切”与梵文“varna-bheda-vidhi”有直接的关系。“varna-bheda-vidhi”在语义学的意义上是字母拼读/拆分规则（Letter-Cutting-Rules），在以口传为主要文化传承方式的印度，这种字母拆读规则（分解连声）在各种文学、历史、哲学著作中非常重要，在文学修辞、历史解释与义理创新方面有极为广泛的应用。其中“bheda”与汉语“切”字的意思相符；而“varna”不仅仅声音与汉语“反”字相近，而且在意义上也非常接近。“varna”有覆盖、隐蔽、隐藏、围绕、阻塞之意，可以被译成“覆”。而环绕等义，在汉语中又可以写成“复”，它的同义词便是“反”。因此，不论是从语义学还是从语音学的角度看，在梵文“varna”和汉语“反”字之间具有相当多的重叠之处。这篇文章认为，当时了解梵语“varna-bheda-vidhi”意义的僧侣和学者受到这组术语的启发而发明了“反切”之说。
台静农《中国文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专辟有《佛典翻译文学》，论后汉魏六朝的佛典翻译以及译经的文体问题。作者认为，马鸣的《佛本行经》就是一首三万多字的长篇诗歌，戏剧性很强。译本虽然没有用韵，但是阅读起来，那感觉就像是读《孔雀东南飞》等古代乐府诗歌。佛经《大乘庄严论》，类似于《儒林外史》。20世纪以来的重要学者，如郭绍虞、罗根泽、饶宗颐对中古文论的研究，钱锺书、季羡林、王瑶等对中古诗文的阐释，都论及了佛学对于中古文学的深刻影响。
（二）四声
清代段玉裁在《六书音均表·论古四声》说：“考周秦汉初之文，有平上入而无去。洎乎魏晋，上入声多转而为去声，平声多转为仄声，于是乎四声大备，而与古不侔。有古平而今仄者，有古上入而今为去者，细意搜寻，随在可得其条理。”周祖谟撰《魏晋音与齐梁音》，作者逐一分析了魏晋音与齐梁音的不同，认为段玉裁说上古音无去声未必确切，但是他指出魏晋以后四声大备，“还是大体符合事实的”。《高僧传》多次论及“小缓、击切、侧调、飞声”之说，与《文心雕龙·声律篇》中的“声有飞沉”“响有双叠”的说法不无相通之处。他们都把汉语的声音分为两类，即平声与仄声。这与“四声”只有一步之遥。
钟嵘《诗品序》中说：“至平上去入，则余病未能；蜂腰鹤膝，闾里已具。”“四声”之说刚刚兴起，很多人还没有掌握，就连竟陵八友之一的梁武帝也要向周舍询问四声的问题。而据阳松玠《谈薮》载：“重公尝谒高祖，问曰：‘弟子闻在外有四声，何者为是？’重公应声答曰：‘天保寺刹’。及出，逢刘孝绰，说以为能。绰曰：‘何如道天子万福。’”这说明，“四声”在当时还很不普及。四声是平仄的细化。陆厥用魏晋以来诗人论音的只言片语来论证所谓“四声”古已有之，其实是很牵强的。其实，这些概念，是在齐梁时期才被正式提出的。如前所述，齐梁人在辨析梵文与汉字语音方面的差异曾投下极深的功夫，目的是转读佛经，翻译佛教经典。梵文是拼音文字，梵文字母称为“悉昙”。将梵文经典翻译成汉语，难免要涉及声调抑扬搭配问题。慧皎《高僧传》就指出：“能精达经旨，洞晓音律，三位七声，次而无乱，五言四句，契而莫爽，其间起掷荡举，平折放杀，游飞却转，反叠娇哢，动韵则流靡弗穷，张喉则变态无尽。”永明年间，竟陵王萧子良、文惠太子萧长懋多次召集善声沙门，造经呗新声。特别是在永明七年的二月和十月，有两次集会，参加人数众多，《四声切韵》的作者周颙、《四声谱》的作者沈约、《五格四声论》的作者王斌更是其中活跃人物。所有这些，在《高僧传》《续〈高僧传〉》及僧祐《略成实论记》中有明确记载。这些文士都生长在“佛化文学环境陶冶之中”，[3]都熟知转读佛经的三声。中国声韵学中的四声发明于此时，并此时运用是自然之理。
关于“四声”，至少有三个问题需要讨论：一是“四声”之目是谁最早提出的；二是四声是如何发现并确立的；三是对四声的具体理解。
关于“四声”之目的提出者，目前所知有四种看法，其一是王融首创说。钟嵘《〈诗品〉序》说：“王元长创其首，谢朓、沈约扬其波。”又《梁书·庾肩吾传》：“齐永明中，文士王融、谢朓、沈约文章始用四声，以为新变。”把王融置于首位，似亦主此说。其二是沈约首创说。王通《中说·天地》篇称李百药说诗“上陈应刘，下述沈谢，四声八病，刚柔清浊，各有端序”。阮逸注：“四声韵起自沈约。”这种看法目前居于主流。北京大学中国文学史教研室编《魏晋南北朝文学史参考资料》、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皆以为沈约利用了前人声韵研究的成果，从文学的角度，正式确定四声的名目。其三是周颙首创说。《文镜秘府论·天卷》引刘善经《四声指归》曰：“宋末以来，始有四声之目，沈氏乃著其谱论，云起自周颙。”唐封演《封氏闻见记》：“周颙好为韵语，因此切字皆有纽，皆有平上去人之异。永明中，沈约文辞清拔，盛解音律，遂撰《四声谱》。”唐皎然《诗式·明四声》也说前人“不闻四声，近自周颙、刘绘流出，宫商畅于诗体，轻重低昂之节，韵合清高，此未损文格。”其四是周颙、沈约同时创立说。1934年，陈寅恪《四声三问》中说，“佛教输入中国，其教徒转读经典时，此三声之分别亦当随之输入”。周颙、沈约，“一为文惠之东宫掾属，一为竟陵王之西邸宾僚，皆在佛化文学环境陶冶之中，四声说之创始于此二人者，诚非偶然也”。
四声的发现与确立，陈寅恪先生提出的四声肇始于佛经转读的观点最有影响。从释慧皎《高僧传·经师论》《唱导论》、释僧祐《梵汉译经音义同异记》等文献记载来看，齐梁人在辨析梵文与汉字语音方面的差异曾投下极深的功夫，目的是转读佛经，翻译佛教经典。万绳楠先生整理的《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中再次强调指出，这些文士都生长在“佛化文学环境陶冶之中，都熟知转读佛经的三声。中国声韵学中的四声发明于此时，并此时运用是自然之理”。俞敏长篇论文《后汉三国梵汉对音谱》，叹为观止。俞敏先生力排众议，根据僧律中有关禁止“外书音声”的规定，强调指出：“谁要拿这种调儿念佛经谁就是犯罪。陈先生大约不知道他一句话就让全体佛教僧侣犯了偷兰遮罪或突吉罗罪了，这太可怕了。”所以，他认为陈先生的说法“简直太荒谬了”。他还说，“汉人语言里本有四声，受了声明影响，从理性上认识了这个现象，并且给它起了名字，这才是事实。”
近来还有学者提出，四声的发现不仅受传读佛经的影响，还与魏晋以来的“诵诗”之风颇有关系。如果根据这个思路推究，江南民歌的影响似乎也不能低估，因为从这种新声杂曲中，他们可能会在“歌者之抑扬高下”之间发现“四声可以并用”（顾炎武《音学五书·音论中》）。换句话说，在歌唱中同样一个字，是可以“随其声讽诵咏歌”而有不同的音调，其结果“亦皆谐适”（江永《古韵标准》）。当然这些结论在很大程度上带有推测的性质。
至于对四声含义的具体理解和评价，学术界的讨论也很热烈。詹锳《漫谈四声》《四声与五音及其在汉魏六朝文学中之应用》具体辨析声调问题，论及五音的应用；逯钦立《四声考》详细讨论了所谓“纽”的问题、四声与五声的异同等；郭绍虞《永明声病说》《声律说考辨》《声律说续考》等也论及了四声与五声的关系，以及四声趋于二元化的问题等；黄耀堃还就此问题与郭绍虞先生展开讨论。饶宗颐《〈文心雕龙·声律篇〉与鸠摩罗什〈通韵〉》论及声韵说兴起与印度文化的关系。此外，日本学者兴膳宏先生《从四声八病到四声二元化》也论及了四声中抑扬高下与平仄的对应关系，都是很见功力的学术论文，有重要参考价值。
（三）八病
在隋唐以前的文献记载中未见“八病”一词，唯《〈诗品〉序》提到“蜂腰”“鹤膝”二名。隋末王通《中说》可能是中国最早提到“八病”的文献资料。上文引述过的李百药论诗，阮逸注“四声韵起自沈约，八病未详”，说明隋末时“八病”之目似已在世间流传，但未见具体解说，也未有确指创始者。从现存材料看，较早将八病的创始归诸沈约的当推初唐卢照邻。他在《〈南阳公集〉序》中说：“八病爰起，沈隐侯永作拘囚。”皎然《诗式》也说：“沈休文酷裁八病，碎用四声，故风雅殆尽。”宋代以来，沈约创为“八病”的说法似已为世人所普遍接受。北宋李淑《诗苑类格》、南宋魏庆之《诗人玉屑》都载有八病说，并题曰沈约。不过，由于还有许多疑问，怀疑者始终大有人在。杨慎集六朝五言诗为《五言律祖》，序称：“岂得云切响浮声兴于梁代，平头上尾创自唐年乎？”[4]纪昀《沈氏四声考》亦称：“齐梁诸史，休文但言四声五音，不言八病，言八病自唐人始。”[5]今人启功先生《诗文声律论稿》对此亦表示怀疑，认为唐宋学者对八病的解释“多不近情理”。但大都稍带一提，并未做过专门深入的讨论。
1985年，日本学者清水凯夫发表《沈约声律论考——探讨平头上尾蜂腰鹤膝》，翌年又发表《沈约韵纽四病考——考察大韵小韵傍纽正纽》，清水的结论依据在这样几个原则基础之上。第一，沈约的诗是忠实遵守其理论的，以此见解为立足点，从沈诗中归纳声律谐和论。第二，以《宋书·谢灵运传论》的原则和《文镜秘府论》中的声病说为基础，在这个范围内探究以“八病”为中心的声律谐和论的实际状况。这时不将“八病”看作是一成不变的，而将它看作是变迁的。第三，考察沈诗的音韵时，视情况亦从古音上加以考察。结论是：“八病为沈约创始是不言自明的事实。”[6]
对此，笔者在1988年撰写了《八病四问》提出异议。笔者的四问是：第一，永明诗人、特别是沈约何以不言“八病”？第二，关于“八病”的文献记载何以越来越详？第三，沈约所推崇的作家作品何以多犯“八病”？第四，沈约自己的创作何以多不拘“八病”？[7]
现在来看，拙文尚有不少问题。最根本的问题是，笔者所依据的声韵主要是《广韵》；《广韵》虽然隶属于《切韵》系统，但是，毕竟已经过去数百年，音韵的变化颇为明显，只要我们将《切韵》、《唐韵》和《广韵》稍加比较就可以明了这一点。而且退一步说，我们所用的确实反映了真实的《切韵》音系，那么问题来了：《反切》系统反映的是哪一种音系？是江南音，是南渡洛阳音，抑或是长安音？音韵学家和历史学家对这些问题是有很多争论的。如果没有较有力的根据，在引用《切韵》系统的韵书来说明某一时代、某一地域的用韵情况，其立论的根据是颇可怀疑的。另一方面的问题是，笔者所依据的材料主要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正史和各家诗文集，没有条件关注更新的研究成果。
譬如说，关于声病的概念，成书于公元纪元初叶的印度著名的文艺理论专著《舞论》（又译作《戏剧论》）第十七章就专门论述过三十六种诗相、四种诗的庄严、十种诗病和十种诗德。这是梵语诗学的雏形。后来的梵语诗学普遍运用庄严、诗病和诗德三种概念而淘汰了诗相概念。“病”（dosa），在梵文中，其原义是错误或缺点。在汉译佛经中，一般译作“过失”，有时也译作“病”。黄宝生《印度古典诗学》对此有过详尽的论述。[8]钟嵘《诗品》也常用病的概念品评诗人。如上品“晋黄门郎张协诗：其源出于王粲。文体华净，少病累。又巧构形似之言。”有时又单称“累”，如序称：“若专用比兴，患在意深，意深则词踬。若但用赋体，患在意浮，意浮则文散，嬉成流移，文无止泊，有芜漫之累矣。”中品称何晏、孙楚、王赞：“平叔鸿鹄之篇，风规见矣。子荆零雨之外，正长朔风之后，虽有累札，良亦无闻。”在齐梁时期，诗病也是一个重要的概念。
问题是，中土士人所倡导的声病之说，与印度是否有某种关联？美国学者梅维恒、梅祖麟教授撰写了《近体诗源于梵文考论》（The Sanskrit Origins of Recent Style Prosody）对此给予了确切肯定的回答。这篇文章主要讨论了三个问题。第一，印度古典诗歌理论中的“病”（dosa）的概念问题，也就是前面已经介绍过的《舞论》的记载。第二，关于沈约在《宋书·谢灵运传论》中提到的“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结合谢灵运、鲍照、王融、萧纲、庾肩吾、庾信、徐陵等人的作品探讨了“轻”与“重”的问题，从而详细描述了中国古典诗歌从元嘉体、到永明体、到宫体，再到近体的嬗变轨迹。第三，详细论证了佛经翻译过程中经常用到的“首卢”（sloka）概念问题。这里的中心问题是，是什么原因刺激了中土文士对于声律问题突然发生浓郁的兴趣？作者特别注意到了前引《高僧传·鸠摩罗什传》中的那段话，认为沈约等人提出的“病”的概念即源于印度《舞论》中的dosa，传入的时间最有可能是在公元450—550年。而传播这种观念的核心人物是鸠摩罗什等人。[9]
在此基础上，日本学者平田昌司根据德国《德国所藏敦煌吐鲁番出土梵文文献》（Sanskrithand Schriften Aus Den Turfanfunden）收录《诗律考辨》（Chandoviciti）残叶，认为印度的诗律知识很有可能是通过外国精通音韵的僧侣传入中土的，同时由于《诗律考辨》有许多内容与《舞论》中的观点相一致，那么也应该有理由相信，沈约及其追随者除接触到“首卢”之外，也一定接触到《舞论》方面的有关资料。永明声病说以四句为单位规定病犯，跟首卢相像。首卢的诗律只管一偈四句，不考虑粘法。拙著《门阀士族与永明文学》曾指出“律句大量涌现，平仄相对的观念已经十分明确。十字之中，‘颠倒相配’，联与联之间同样强调平仄相对；‘粘’的原则尚未确立”。这个结论似乎可以和梅维恒、梅祖麟、平田昌司等先生的论证相互印证。
关于八病的具体解说，唐前未见记载。《文镜秘府论》西卷《文二十八种病》首列这八病，并有详尽的解说，这也许是最早的解说，自然成为解释“八病”说的最原始的权威资料。宋代以来，对于八病的理解分歧越来越大。纪昀《沈氏四声考》综合诸家之说而断以己意，颇为详赡。刘大白又作《关于“八病”的诸说》，罗列中外异说，其中平头三说、上尾二说、蜂腰三说、鹤膝四说、大韵小韵各二说、旁纽、正纽与古说无异。这只是反映了20世纪30年代以前的研究情况。近五十年，正如上述，八病问题的讨论时常见诸书刊，就大陆而言，郭绍虞先生《蜂腰鹤膝解》、杨明先生《蜂腰鹤膝旁纽正纽辨》是近年发表的力作，尽管只是一家之言，却有重要参考价值。
四 中古文学史料
（一）总集编撰与综合研究
文学总集的编纂，与集部观念的形成密切相关。
集部观念，由来已久。汉代以降，典籍浩繁，至刘歆“总括群篇，撮其指要”，以类相从，著为《七略》，而后班固依《七略》而著《汉书·艺文志》，目录之学，由此而生。魏晋时期，文体意识自觉，郑默始制《中经》，荀勖更著《中经新簿》，于是经史子集，四部渐明。《隋书·经籍志》遂以之擘分典籍，集其大成。集部又有别集、总集之分，云：“别集之名，盖汉东京之所创也。自灵均已降，属文之士众矣，然其志尚不同，风流殊别。后之君子，欲观其体势，而见其心灵，故别聚焉，名之为集。”又云：“总集者，以建安之后，辞赋转繁，众家之集，日以滋广，晋代挚虞，苦览者之劳倦，于是采擿孔翠，芟剪繁芜，自诗赋下，各为条贯，合而编之，谓为《流别》。是后文集总钞，作者继轨。属辞之士，以为覃奥而取则焉。”揆之所载，别集以屈原《楚辞》为首，总集以挚虞《文章流别集》居先。
继挚虞《文章流别集》四十一卷之后，有谢混《文章流别本》十二卷、刘义庆《集林》一百八十一卷、孔逭《文苑》一百卷等。此外，杜预有《善文》五十卷[10]，李充有《翰林论》三卷，荀勖有《杂撰文章家集叙》十卷，张湛有《古今箴铭集》十四卷，谢灵运有《诗集》五十卷、《赋集》九十二卷，宋明帝有《晋江左文章志》，等等，这些都见载于《隋书·经籍志》，总共“一百七部，二千二百一十三卷，通计亡书合二百四十九部，五千二百二十四卷”。说明总集的正式编撰始于晋代，这是文章发展的必然要求。
《隋书·经籍志》集部首录《楚辞》十部，二十九卷；次别集，四百三十七部，四千三百八十一卷；次总集，一百零七部，二千二百一十三卷。这种先别集、再总集的编纂次序，符合文献生成的一般规律。然而，时序迁移，原典漫灭。今之所存的汉魏六朝别集，虽或间有旧编别集，但从现存数据看，多数别集成于宋元以后，乃编者根据此前总集、类书等群籍汇纂而成。从一定意义上说，总集、类书往往是汉魏六朝别集编纂的资料渊薮。
1.《文选》和《玉台新咏》
《文选》研究主要涉及编者、成书年代、文体分类、选录标准、版本注释以及《文选》学等问题。《玉台新咏》研究也是如此，主要讨论编者、书名、成书年代、版本以及《玉台新咏》与《文选》的比较等问题。
2.唐宋以来所编中古文学总集
《文馆词林》、《古文苑》、《文苑英华》《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和《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等。
《汉魏六朝集部珍本文献丛刊》所收典籍，起于北宋天圣明道刻本《文选》，讫于清钞本《文章缘起》，总计261种。包括宋元刻本15种，明刻本154种，明活字本3种，名家稿钞本31种，其他版本58种。其中有名家批校的有110多种，精椠名校，汇为百册，蔚为大观，是迄今为止收录汉魏六朝集部文献最为系统、最为丰赡的大型丛书。在选目方面，《丛刊》尽可能地呈现存世汉魏六朝集部典籍的整体风貌，所选底本绝大多数是现存最早、或有名家批校题跋的版本，兼具研究和收藏价值。
3.有关中古文学研究其他资料
包括前十七史、《资治通鉴》、前汉史书、后汉史书、鱼豢《典略》、许嵩《建康实录》、张敦颐《六朝事迹编类》、慧皎《高僧传》、宝唱《比丘尼传》等。
4.文献类编及考订
包括僧祐《弘明集》、道宣《广弘明集》、僧祐《出三藏记集》、宝唱《经律异相》、佚名《太平经》、陶弘景《真诰》、虞世南《北堂书钞》、欧阳询《艺文类聚》、徐坚《初学记》、杜佑《通典》、郑樵《通志》、马端临《文献通考》、蔡邕《独断》以及《晋令》、诸家中古会要、《两汉三国学案》、《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四库全书总目》、《四库提要辨证》及其他。
5.考史诸作
考订类著作，以顾炎武《日知录》三十二卷、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二十卷、《廿二史考异》一百卷，王鸣盛《十七史商榷》一百卷、《蛾术编》八十二卷，赵翼《廿二史札记》三十六卷、《陔馀丛考》四十三卷，等等为杰出代表。《日知录》包括作者三十多年读书心得，涉及经义、故事、世风、礼制、科举、艺文、训释名义、辨古事真妄、论史书笔记、论古书注释等。
6.中古文学的综合研究
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陆侃如《中古文学系年》以及诸家文学史（曹道衡、沈玉成、徐公持等）。
（二）中古诗文研究文献
1.魏晋诗文研究文献
魏晋诗文的断限，如果严格按照字面的理解，应从魏文帝曹丕登基并改元黄初元年（220）算起，到晋武帝司马炎灭吴统一中国并改元太康元年（280）为曹魏时期；从太康元年到晋惠帝以后爆发的八王之乱并导致西晋败亡的建兴四年（316）为西晋时期；从晋元帝南渡，偏安江左，并改元建武元年（317）到刘裕代晋建宋的永初元年（420）这期间为东晋时期。但是，文学的发展有其相对于政治制度变化的独立性。在政治上，黄初元年，是一个明显的历史断限，而在文学上却不尽然；魏晋诗文的发展并不以此为基始，而应远溯东汉中期。在历史上久负盛誉的建安文学，如果执着于历史时期的划分，当归属东汉，因为“建安”是汉献帝的年号。因此，研究魏晋诗文，汉魏之际的变迁理应作为一个特定的时期；建安以迄黄初、太和为第二时期；司马氏已掌实权的魏正始（240—249）以迄西晋灭亡为第三时期；东晋偏安江左为第四时期。
汉魏之际的三曹、建安七子（《典论·论文》：鲁国孔融文举，广陵陈琳孔璋，山阳王粲仲宣，北海徐干伟长，陈留阮瑀元瑜，汝南应玚德琏，东平刘桢公干）、诸葛亮、蔡琰以及魏晋之际的竹林七贤（阮籍、嵇康、山涛、向秀、阮咸、王戎、刘伶）、正始玄学家何晏、王弼以及三张（张载、张协、张亢）、二陆（陆机、陆云）、两潘（潘岳、潘尼）、一左（左思）。
东晋诗坛最大的诗人是陶渊明。陶渊明，又名潜，字元亮，私谥靖节，别号五柳先生。其卒年，《宋书》本传载曰元嘉四年（427）。其生年及里居历来有不同的意见，下面还要叙及。生平见《宋书·隐逸传》、颜延之《陶征士诔》、萧统《陶渊明传》以及宋代以后诸家所编年谱，主要的已辑录在许逸民先生编《陶渊明年谱》中，包括王质、吴仁杰、张
、顾易、丁晏、陶澍、杨希闵、梁启超、古直等编九种，卷末附录朱自清、宋云彬、赖义辉的三篇专论，也都论及行年考订问题。关于陶渊明的研究，钟书林《陶渊明研究学术档案》（武汉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收录梁启超、鲁迅、古直、郭绍虞、朱光潜、朱自清、李长之、逯钦立、王瑶、袁行霈的专题论文，附有钟优民的综述文章以及近四十年陶渊明研究论著提要、大事记（1900—2003），便于浏览。
2.南朝诗文研究文献
晋恭帝元熙二年（420）六月，刘裕称皇帝，建元永初，废晋帝为零陵王，历史上的南朝由此开端。为与赵宋区别，习称刘宋，延续59年。宋顺帝昇明三年（479）四月，萧道成称皇帝，改元建元，宋亡。为与北齐区别，习称南齐，与同宗萧氏主政的梁朝区别，又称萧齐，延续23年。齐和帝萧宝融中兴二年（502）四月，萧衍称皇帝，改元天监，齐亡。为与后梁区别，习称萧梁，延续55年。[11]梁敬帝萧方智太平二年（557）十月，陈霸先称皇帝，改元永定，梁亡。至陈后主祯明三年（581）隋文帝杨坚称帝改元开皇元年，陈代延续33年。从公元420—589年，南朝前后延续169年。
南朝文学与魏晋文学大不相同。从汉到魏，政权从大一统分散到三家手中，思想上由儒家正统转向诸说纷呈；从魏到西晋，又从分裂走上短暂的统一，思想界则倡导回归正统，实际却是玄学盛极一时；从八王之乱到东晋偏安，政权中心又由北方移至江南，文化也随之而南。《史通·言语》：“江左为礼乐之乡，金陵实图书之府。故其俗犹能语存规检，言喜风流，颠沛造次，不忘经典。”魏晋政治、经济的变化对文学的影响既深且广，可以说，文学的每一次变化首先都是随着政治的变迁而启动的，用刘勰的话说，即“歌谣文理，与世推移”。进入南朝以后，四朝二十四帝，约一百七十年间，政权虽屡经变换，而文学却始终保持着相对的稳定性和连续性。这是因为，第一，政治文化中心始终在江南建业一带；第二，南朝最高统治者都是渡江后起的士族；第三，思想界没有发生太大的波动；第四，南朝帝王多好文学，留有别集。[12]所有这些，使得南朝文学的发展有其相对独立于政治发展的特殊性，即南朝政坛虽经四朝。而文学上却大致只有三段，亦即元嘉文学（谢灵运、颜延之、鲍照）、永明文学（《文镜秘府论》、永明声病说）和宫体诗赋。
3.十六国北魏至隋诗文研究文献
晋武帝在公元280年统一中国，不过二十年就发生内乱。晋惠帝司马衷永康元年（300）四月，赵王司马伦起兵杀贾后及其追随者，自封相国。次年废晋惠帝，自立为帝。齐王、成都王、河间王等起兵讨伐，赵王败死，同盟者又相互火并，“八王之乱”由此拉开大幕。此后十余年，内忧外患，五胡乱华，最终导致西晋衰亡，“五马渡江”。公元317年，在南渡大族的拥戴下，司马睿在建康（今南京）称帝，改元建武元年，是为偏安江南的东晋政权。
晋室乱起，直至北魏统一华北大部分地区，各地前后出现二十多个相对独立的政权，其中由匈奴、鲜卑、羯、氐、羌等主要少数民族所建立的王朝，史称五胡。北魏崔鸿呈奏《十六国春秋》表，所指十六国为前赵、后赵、前燕、前秦、后燕、后秦、南燕、夏、前凉、蜀、后凉、西秦、南凉、西凉、北凉、北燕等。为便于记诵，十六国可简称为：一蜀一夏，二赵，三秦，四燕，五凉。
郦道元《水经注》、杨衒之《洛阳伽蓝记》、贾思勰与《齐民要术》、颜之推与《颜氏家训》等。
这个时期最重要的作家是庾信。
隋代文学的意义：
一是南北作家云集；
二是科举考试意义。
朝廷设置各种科目，通过考试，选拔优秀人才，这是国家聚拢人才的重要手段。汉代设立五经博士，培养人才，形式多样。梁武帝天监八年（509）下诏：“其有能通一经、始末无倦者，策实之后，选可量加叙录。虽复牛监羊肆，寒品后门，并随才试吏，勿有遗隔。”[13]这就为寒门入仕开辟了一条通道。
南北统一之后，隋文帝曾下诏鼓励“武力之子，俱可学文，人间甲仗，悉皆除毁。有功之臣，降情文艺，家门子侄，各守一经”[14]，在尚武风气盛行的北朝社会，这一政策的导向意义十分明显。隋炀帝对文化建设更加重视，即位之初的大业元年正月就下诏：“若有名行显著，操履修洁，及学业才能，一艺可取，咸宜访采，将身入朝。”[15]在他们的倡导下，隋代文化政策发生了很多变化。科举制的确立就是其中一项重要措施。
《北史·杜正玄传》载：“隋开皇十五年，举秀才，试策高第。曹司以策过左仆射杨素，怒曰：‘周孔更生，尚不得为秀才，刺史何忽妄举此人？可附下考。’乃以策抵地，不视。时海内唯正玄一人应秀才，余常贡者，随例诠注讫，正玄独不得进止。曹司以选期将尽，重以启素。素志在试退正玄，乃手题使拟司马相如《上林赋》、王褒《圣主得贤臣颂》、班固《燕然山铭》、张载《剑阁铭》《白鹦鹉赋》，曰：‘我不能为君住宿，可至未时令就。’正玄及时并了。素读数遍，大惊曰：‘诚好秀才！’命曹司录奏。”[16]该书又载其弟杜正藏于开皇十六年举秀才。“时苏威监选，试拟贾谊《过秦论》及《尚书·汤誓》《匠人箴》《连理树赋》《几赋》《弓铭》，应时并就，又无点窜。时射策甲第者合奏，曹司难为别奏，抑为乙科。正藏诉屈，威怒，改为丙第，授纯州行参军。”[17]王应麟《辞学指南》（《玉海》附）注曰：“此拟题试士之始也。”[18]
开皇十五年，全国只有杜正玄一人应秀才，可见秀才中第很难。故《通典·选举三》说：“初，秀才科等最高，试方略策五，有上上、上中、上下、中上，凡四等。”隋炀帝大业二年（606），炀帝诏令置明经科、进士科，大约也是为了解决这个难题。[19]王定保《唐摭言》卷一：“进士科始于隋大业中，盛于贞观、永徽之际”，当时有“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之说，可见，考中进士之不易。明经为国子生，进士为外县考生。国子生多贵族子弟，考试内容为帖经和策论。进士科最初以试策（时务）为主，《新唐书·选举志》载，唐高宗永隆二年（681），刘思立建言：“明经多抄义条，进士惟诵旧策，皆亡实才，而有司以人数充第。乃诏自今明经试帖粗十得六以上，进士试杂文二篇，通文律者然后试策。”[20]所谓“杂文”虽非诗赋，亦箴铭论表之类。这时已距大业二年过去七十五年。关于科举考试与文学的不解之缘，程千帆《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21]，傅璇琮《唐代科举与文学》[22]，陈飞《唐代试策考述》[23]，徐晓峰《唐代科举与应试诗研究》[24]有细致深刻的论述。
一是推动唐诗发展的声韵之学。
开皇二年（582），颜之推建议隋文帝依照梁乐来修订雅乐，文帝以梁乐乃“亡国之音”加以拒绝。平陈后，当时著名学者、文人牛弘以“中国旧音多在江左”为由再次建议文帝根据梁、陈旧乐修订雅乐。所谓“中国旧音多在江左”实际上是肯定江左音乐的“正统”地位，于是文帝“诏弘与许善心、姚察及通直郎虞世基参定雅乐”。[25]
早在1920年，吴承仕辑录汉魏六朝注音资料，参照《经籍·诂》体例，编《经籍旧音》二十五卷，可惜，此书未曾问世。作者生前刊行《经籍旧音序录》一卷，《经籍旧音辨证》七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吴承仕《经典释文序录疏证》，旁征博引，汇集古书相关记载，要言不烦，线索清晰（中华书局1984年版）。
姜亮夫先生、殷焕先先生曾计划编《经籍·音》，1985年笔者在杭州大学求学时，曾参与这项工作，抄录《老子释文》卡片。可惜，这项工作迄今未见结果。继《故训汇纂》（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之后，宗福邦等又主编《古音汇纂》（商务印书馆2019年版）相与配套，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二是陆德明《经典释文》和陆法言《切韵》。
在经学方面，有陆德明的《经典释文》三十卷，校订了十四部经典：《周易》《古文尚书》《毛诗》《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传》《春秋公羊传》《春秋穀梁传》《孝经》《论语》《老子》《庄子》《尔雅》等。其中不仅有儒家经典，也有道家著作。除《经典释文》外，作者还有《老子疏》十五卷，《易疏》二十卷。可见他的学术视野是很开阔的。作者整理《经典释文》，兼采众本，保存异文，考察字音，辨正字形，分析字义，对于阅读古书，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26]
《经典释文》卷首所列为唐代官职。序称：“粤以癸卯之岁，承乏上庠，循省旧音，苦其太简……校以《苍雅》，辄撰集《五典》《孝经》《论语》及《老》《庄》《尔雅》等音，合为三十秩三十卷，号曰《经典释文》。”陆德明经历的癸卯之岁，有陈后主至德元年（583）和唐贞观十七年（643）两种可能。《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谓：“考癸卯为陈后主至德元年，岂德明年甫弱冠，即能如是淹博耶？或积久成书之后，追纪其草创之始也。”[27]钱大昕跋文称：“元朗（陆德明字）于高祖朝已任博士，史虽不言其卒年，大约在太宗贞观之初，若癸卯岁则贞观十七年也，恐元朗已先卒，即或尚存，亦年近九十，不复能著书矣。”[28]吴承仕《经典释文叙录疏证》认为“至德癸卯，年近三十矣”。王利器又引《册府元龟》卷九十七云：“贞观十六年四月甲辰，太宗阅德明《经典释文》，美其弘益学者，叹曰：德明虽亡，此书足看传习。因赐其家布帛百匹。”确信“《释文》成书于至德元年者”。南方陈朝的至德元年，北方已是隋文帝开皇三年（583）。无论具体年月如何，《经典释文》三十卷成于文化走向一统的时期，是无可置疑的。
经典重释，需要有语言文字的统一基础。《切韵》的编纂，顺应了时代的潮流。《切韵序》称：“昔开皇初，有刘仪同臻，颜外史之推，卢武阳思道，魏著作彦渊，李常侍若，萧国子该，辛咨议德源，薛吏部道衡等八人，同诣法言门宿，夜永酒阑，论及音韵。”[29]上述八人中，卢思道、李若、辛德源、薛道衡、魏澹等五人来自北齐，颜之推和萧该、刘臻三人来自江南。陆法言为陆爽之子，祖上为代人。这个家族涌现出不少文化名人。陆法言在《切韵》编纂中起到组织协调作用，真正发挥作用的是颜之推和萧该。所以序言说：“欲更捃选精切，除削疏缓，颜外史、萧国子多所决定。”[30]
颜之推和萧该之所以能够发挥核心作用，是因为江南的音韵学经南齐末年永明文学的洗礼，已经相当普及。周颙有《四声切韵》，沈约有《四声谱》，《文心雕龙》专辟《声律》一篇，说：“凡切韵之动，势若转圜。讹音之作，甚于枘方。”[31]《颜氏家训》也有《音辞》，论各地语言现象。说明他们都是知音者。萧该注意从音和义两个方面研究古书，著《汉书音义》《文选音义》，不是偶然的现象。从江式《求撰集古今文字表》看，语言学在北方也有发展，但是音韵学不及南方。《颜氏家训·音辞》提到了阳休之撰《切韵》一事，这大概与阳休之在南方生活学习有关。他不仅看到萧统编《陶渊明集》，也应当看到周颙的《四声切韵》。他自己编了一部实用韵书，书名也叫《切韵》。但在南方人颜之推看来，“阳休之造《切韵》，殊为疏野”。[32]阳休之的书又名《韵略》，大约同书异名。《文镜秘府论》云：“齐仆射阳休之，当世之文匠也，乃以音有楚、夏，韵有讹切，辞人代用，今古不同，遂辨其尤相涉者五十六韵，科以四声，名曰《韵略》。制作之士，咸取则焉，后生晚学，所赖多矣。”[33]尽管颜之推认为阳著粗疏，但在北方还是产生了影响。说明大家都需要这样的著作。萧该入长安，颜之推到邺下，把江南的音韵学知识传到北方。隋朝统一全国后，以他们俩为核心的八人聚集在一起，总结历代成果，汇集南北方音，最后由陆法言完成《切韵》一书，独享其名。李涪《李氏刊误》“切韵”条称：“精音切韵，始于后魏。校书令李启撰《声韵》十卷，夏侯咏撰《四声韵略》十二卷，撰集非一，不可具载。至陆法言采诸家纂述，而为己有。”[34]这个看法不无道理。
既然是南北方音的汇总，终究要有一条主线，也就是音韵学所强调的音系。《切韵序》说：“榷而量之，独金陵与洛下耳。”[35]是以金陵音和洛阳音为主。两者又不是完全对等，应当是以金陵音为主，洛阳音为辅。当然，所谓金陵音，业已不是纯粹的江南音，南渡士人把洛阳音带到江南，与江南音合成为南渡洛阳音。对此，陈寅恪《从史实论〈切韵〉》说：“洛阳旧音，为金陵士族所保存沿用，自东晋历宋、齐以至颜黄门时，已达二百数十年之久，则沾染吴音，自所难免也。”因此，《切韵》音系，确如周祖谟所断言：“《切韵》音系的基础，应当是公元六世纪南北士人通用的雅言，而审音方面的细微差别，主要根据的是南北士人的书音。”“《切韵》是一部极有系统而且审音从严的韵书。它的音系不是单纯用某一地行用的方音为准，而是根据南方士大夫如颜、萧等人承用的雅言、书音，折衷南北的异同而定的。”这个音系确定之后，很快就成为官方的标准，唐代韵书多由此书。王国维《书吴县蒋氏藏唐写本唐韵后》：“唐人盛为诗赋，韵书当家置一部。故陆（《切韵》）、孙（《唐韵》）二韵，当时写本当以万计。”[36]音韵学知识的普及，为唐诗的繁荣发展奠定了语音方面的基础。
4.乐府诗研究文献
乐府诗的起源、含义及分类、乐府诗研究基本材料（《史记·乐书》、《汉书·礼乐志》、《宋书·乐志》、《古今乐录》、《隋书·音乐志》、郭茂倩《乐府诗集》、左克明《古乐府》）、汉代乐府研究（《郊祀歌》十九章二十首、《安世房中歌》十七首）。重要作品《孔雀东南飞》《木兰辞》《敕勒歌》是研究的热点。
5.中古其他诗歌研究文献
《柏梁台诗》、苏李诗文辨伪、《古诗十九首》、《盘中诗》、《回文诗》。
（三）中古小说文论研究文献
1.古小说的概念与分类、古小说的著录、综合研究
现存旧题汉人小说：《燕丹子传》《西京杂记》《神异经》《十洲记》《汉武故事》《汉武内传》《列仙传》《神仙传》《汉武洞冥记》《赵飞燕外传》《杂事秘辛》等，真伪问题。
杂录小说、志怪小说：《博物志》《玄中记》《述异记》《齐谐记》《续齐谐记》《拾遗记》《殷芸小说》《启颜录》《列异传》《搜神记》《搜神后记》《观世音应验记》《异苑》《幽明录》《宣验记》《冥祥记》《冤魂志》等，作者问题。
这个时期的重点是《世说新语》。
2.中古文论研究文献
曹丕《典论·论文》、挚虞《文章流别论》、李翰《翰林论》、葛洪《抱朴子》、谢灵运《宋书·谢灵运传论》、任昉《文章缘起》、萧绎《金楼子》、王通《中说》等。代表性作品是陆机的《文赋》、钟嵘的《诗品》和刘勰的《文心雕龙》。
《文心雕龙》是研究重点，涉及刘勰的家世、生平以及晚年北归莒县定林寺说。《文心雕龙》的版本主要有唐钞本《文心雕龙》残卷、元至正本《文心雕龙》。
《文心雕龙》研究著作：黄侃《文心雕龙札记》、范文澜《文心雕龙注》、刘永济《文心雕龙校释》、杨明照《增补文心雕龙校注》、周振甫《文心雕龙注释》及其主编《文心雕龙辞典》。
[1] 《刘师培全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7年版，第16页。
[2] 宿白：《唐宋时期的雕版印刷》，文物出版社1999年版。
[3] 参见陈寅恪《四声三问》，收入陈寅恪《金明馆丛稿初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又见万绳楠先生整理《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黄山书社1987年版。
[4] （明）杨慎：《五言律祖序》，邓子勉编《明词话全编·杨慎词话》，凤凰出版社2012年版，第810页。
[5] （清）纪昀：《沈氏四声考》卷上，《畿辅丛书》本。
[6] 清水凯夫诸文并载《六朝文学论文集》，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
[7] 刘跃进：《门阀士族与永明文学》附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年版。
[8] 黄宝生：《印度古典诗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9] 该文载于《哈佛亚洲研究》1991年第2期总第51卷。
[10] 总集的编纂，一说始自杜预《善文》。骆鸿凯《文选学》即持此说。杜预卒年早于挚虞。不过，从《隋书·经籍志》来考察，此书似限于应用文，不包括诗赋。又，华廙，晋初人，亦有《善文》，“集经书要事”。见《晋书》本传。《隋志》不收。华书似是类书，杜书则属文章“总集类”。《汉魏六朝集部珍本丛刊》收录张溥辑《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本《晋杜征南集》一卷，有何绍基评点。
[11] 南齐和萧梁，均出自兰陵萧氏，系同宗。《齐梁文化研究丛书》收录《南兰陵萧氏著作综录》《南兰陵萧氏人物评传》《南兰陵萧氏家族文化史稿》《齐梁萧氏文化概论》《齐梁故里与文化》等有系统的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
[12] 以刘宋为例：《隋书·经籍志》著录《宋武帝集》十二卷，梁二十卷，录一卷。《宋文帝集》七卷梁十卷，亡。《宋孝武帝集》二十五卷梁三十一卷，宋废帝《景和集》十卷，《明帝集》三十三卷。
[13] （唐）姚思廉：《梁书》卷二《武帝纪中》，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49页。
[14] （唐）魏徵、（唐）令狐德棻：《隋书》卷二《高祖纪下》，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33页。
[15] （唐）魏徵、（唐）令狐德棻：《隋书》卷三《炀帝纪上》，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63页。
[16] （唐）李延寿：《北史》卷二十六，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961—962页。
[17] （唐）李延寿：《北史》卷二十六，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962页。
[18] （宋）王应麟：《辞学指南》，见《玉海》卷二百一，清光绪九年浙江书局刊本。
[19] 沈兼士：《选士与科举——中国考试制度史》，漓江出版社2017年版，第76页，又见唐长孺《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96页。
[20] （宋）欧阳修、（宋）宋祁等合撰：《新唐书》卷四十四《选举制上》，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163页。又，陶宗仪等撰《说郛三种》（百卷本）卷十收录《事始》“试杂文”条：“贞观八年始令贡士试杂文。”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吴在庆《科举试赋及对唐赋创作影响的几个问题》（载《听涛斋中古文史论稿》，黄山书社2011年版）对此有深入讨论。
[21] 程千帆：《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22] 傅璇琮：《唐代科举与文学》，陕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23] 陈飞：《唐代试策考述》，中华书局2002年版。
[24] 徐晓峰：《唐代科举与应试诗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25]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一百七十七，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5525页。
[26] 黄焯：《经典释文汇校》，中华书局2006年版。
[27] （清）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三十三，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70页。
[28] （清）钱大昕：《潜研堂序跋》，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91页。
[29] 《陆法言〈切韵·序〉释要》，参见殷焕先《语言学论文集》，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59页。
[30] 《陆法言〈切韵·序〉释要》，参见殷焕先《语言学论文集》，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60页。
[31] （南朝梁）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553—554页。
[32] （北齐）颜之推撰，王利器集解：《颜氏家训集解》，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474页。
[33] [日]遍照金刚原撰，王利器校注：《文镜秘府论校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04页。
[34] （唐）李涪：《李氏刊误》，《说郛三种》卷十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
[35] （北齐）颜之推撰，王利器集解：《颜氏家训集解》，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473页。
[36] 王国维：《观堂集林》，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7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