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料述论
境外汉籍的流布、价值与再生性回归
郑杰文
（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载体之一是古籍。研究和发掘中华文化，古籍是宝贵的资料；传承和推广中华文化，古籍是兼具象征意义与传播价值的重要载体。因而，无论是学术研究还是文化传承，都离不开古籍，都要以古籍的系统整理为基础。
长期以来，学术界把1911年及其以前传抄、印制的汉文书籍称为古籍。而在学术日益国际化的今天，我们应把它们称为“汉文古籍”，简称“汉籍”。
一 汉籍流散境外史略
由于历史原因，流散中国大陆以外地区和世界其他国家的汉籍数量十分庞大。据史料记载，汉籍早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即开始外流至周边国家，但最初流出的主要是汉译佛经，其流向国家则以位于朝鲜半岛的高句丽和地处日本群岛的日本国为主。
在高句丽第17代国王小兽林王即位的第二年（372），“秦王苻坚遣使及浮屠顺道送佛像、经文，王遣使回谢，以贡方物”（《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小兽林王》）。此时中原地区的汉译佛经数量已相当可观，那么当时从中国流入高句丽的佛经中应有汉译佛经。小兽林王时，高句丽还曾仿效中国的太学制度“立大学，教育子弟”，其所用教材虽无明文记载，但可推知其中应有来自中国的儒家经典。
据日本现存最早的文献《古事记》记载，早在公元3世纪前后的应神天皇时期，百济国在向日本“上贡”贤人时还随同贡上了来自中国的《论语》《千字文》二书。另据《日本书纪》载，日本钦明天皇十三年（552）冬十月，朝鲜半岛的百济国圣明王遣使向天皇“献释迦佛金铜像一躯，幡盖若干，经论若干卷”。据以上二则记载可知，当时流入日本的汉籍，都来自朝鲜半岛的百济国。而据《南史·梁本纪》百济圣明王先后4次派使者至梁求取封号、佛典、《毛诗》博士及工匠、画师等的记载可知，百济国所得汉籍当直接来自中国。
自隋唐时期始，汉籍开始更多地流向周边国家。据成书于公元9世纪后期的日本所藏汉籍书目《本朝见在书目录》，当时的日本皇廷所藏汉籍已达1569部；而约略同时的《隋书·经籍志》著录四部典籍仅3127部，《旧唐书·经籍志》著录四部典籍仅3062部，由此可见当时仅日本收藏的汉籍种类即已达中国著录典籍种类的一半。
而且，在8世纪中期，日本开始出现准汉籍。成书于741年的《怀风藻》诗集收录64位日本诗人的120首汉诗作品，其中141处引用中国诗歌典故或成语，40余处明显模仿中国诗歌句式，真实反映了日本文学对中国文学的接纳以及东传汉籍在日本的渗透和影响。而唐德宗时来到中国的日僧遍照金刚（774—835），在归国后用汉语撰写了《文镜秘府论》，专门论述中国南北朝至中唐的诗歌理论，该书至今仍是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尤其是中古文学理论研究不可或缺的学术文献。
两宋至元明时期，汉籍外流的流向仍以日本、高丽等周边国家为主，种类也更为多样。中国元、明两朝正当日本的“五山时代”，日本列岛战乱频仍，远离战火的佛教寺庙成为维系文化于不坠的场所，日本僧人也成为中日之间文化交流和汉籍东传的主体力量。据严绍璗先生考证，当时日本僧人从中国获得汉籍的途径主要有两种：一是相知馈赠，二是以钱购买。历经400年时光之后，日本保存至今的明代与明代之前的汉籍，仍有近8000种。
据《高丽史·忠肃王世家一》记载，1281年高丽儒学提举安珦至元大都，抄录《朱子全书》并带回国。而元仁宗在位时（1311—1320），曾将原宋廷秘阁所藏4371册计1700卷图书赏赐给娶了其公主的高丽忠肃王。至明弘治元年（1488）正月，济州三邑推刷敬差官崔溥因在海上遭遇风暴漂流至宁波、台州一带，返国后将其经历用汉语写成《锦南漂海录》，并由其外孙刊刻行世。而李朝朝鲜人李睟光曾于明万历十八年（1590）、二十二年（1594）、二十五年（1597）、三十九年（1611）多次出使北京，并用汉语撰《朝天录》《续朝天录》《芝峰先生集》等记其事。
在保持以往单向接收汉籍的同时，周边国家的准汉籍作品也日渐丰富。中国北宋时期的高丽李仁老即著有《破闲集》，李奎报著有《东国李相国集》和《白云小说》等“准汉籍”，且一直流传至今。朝鲜半岛的高丽王朝于1011—1082年依照北宋开宝四年（971）开雕的汉译《开宝大藏经》雕版印刷《大藏经》，从而开了汉籍在高丽刊刻（此种刊本亦即高丽本）的先河。之后，高丽王朝通过从中国购买书板和自雕书板的形式，开始了翻刻各种汉籍的活动。如高丽王文宗之子王煦（即释义天，又称大觉国师）曾从宋朝带回《清凉疏》板片；一些福建书商也帮助高丽人刊刻书板，并用商船运至高丽以牟取厚利。
除朝鲜半岛外，日本的和刻本汉籍也已发展壮大。就“内典”而言，和刻汉籍大约发端于8世纪的“百万塔本”《陀罗尼经》；就“外典”而言，则应肇端于大约13世纪的“陋巷子本”《论语集注》。据日人真柳诚、友部和弘编订的《中国医书渡来年代总目录（江户时代）》一书统计，江户时代传入日本的中国医书近千种，平均每种被翻刻约2.2次，金匮类和内经类甚至多达5.3次和4.3次。这一数据充分显示了和刻汉籍规模之庞大，也证明了和刻本在境外汉籍研究中的重要价值。
16世纪以来，“地理大发现”逐渐将世界各地联系成一个整体。最早通过新航路来到中国的西方人是隶属欧洲罗马教廷的耶稣会传教士。为了传播天主教教义，耶稣会士结合中国文化来解说天主教教义。这一传教策略既激发了耶稣会士对中国文化的兴趣，也促使这些传教士购买汉籍、编写汉语学习手册，以增进对中国文化的掌握。17—19世纪，这些传教士在中国搜集的汉籍被陆续带回西方。除传教士外，来自欧洲的外交使节也将大批汉籍带回欧洲，如清康熙二十六年（1687），法国国王路易十四派遣白晋等人来华，康熙皇帝即向路易十四赠送了大批汉籍。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19世纪中期以前，俄国是搜集汉籍最多的欧洲国家，而驻北京的俄国东正教传教团则是为俄国搜集汉籍的主力。康熙五十四年（1715），以修士大司祭伊腊离宛为首的第一届俄国东正教传教团来到北京，为在雅克萨战争中被俘的俄国战俘提供宗教服务。嘉庆二十三年（1818），沙皇政府进一步明确了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团的使命，其任务“不是宗教活动，而是对中国的经济和文化进行全面研究，并应及时向俄国外交部报告中国政治生活的重大事件”。在一百余年时间中，俄国东正教传教士将自中国搜集到的大量汉籍运回俄国，如随第九届东正教传教团抵达北京的俄国传教士比丘林于道光元年（1821）回国时，带走了12箱汉、满文书籍。稍后于道光十九年（1839）随第十二届俄国东正教传教团来到中国的汉学家王西里，也全力搜购各种中国书籍，回国时带走汉、满、藏、蒙文中国书籍849种2737册，其中既有《昭明文选》《文苑英华》《两都赋》《列侠传》《聊斋志异》这样的文学作品，也有《三字经》《千字文》等启蒙读物。
19世纪中期后，在对华侵略战争中，英、法、俄等欧洲列强从中国掠夺、搜集了大批珍贵的汉籍。如光绪三十四年（1908），俄国人科兹洛夫对位于今内蒙古阿拉善盟的黑城遗址进行了盗掘，将包括大批汉籍在内的珍贵文物运回俄国。据初步统计，科兹洛夫共运回俄国西夏文文书8090件，汉文文书488件，此外还有藏文、蒙文、波斯文文献。
除欧洲各国外，日本也在这一时期搜购、掠夺了大批珍贵汉籍。据日人野田笛浦《得泰船笔语》卷三载，日本文政九年（1826），中国书商自称贩运至日本的汉籍品种约达当时国内文献品种的十之七八。另据日人向井富所编《商舶载来书目》，自1693年至1803年，仅从长崎一地即有4781种汉籍流入日本。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晚清四大藏书楼之一的皕宋楼所藏汉籍珍本4146种被日人岛田翰购去，现藏于日本静嘉堂文库。
除日本列岛、朝鲜半岛及欧洲诸国外，中国台湾地区也保存着大批汉籍。中国台湾地区所藏汉籍有两个主要来源：一是1948年底至1949年初国民党政府自大陆抢运大量汉籍至台湾，二是1965年美国国会图书馆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寄存于美国的原北平图书馆所藏汉籍归还中国台湾。1948年12月21日，国民政府将故宫博物院、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中央图书馆、中央博物院筹备处等机构所藏的第一批文物712箱，运往台湾。1949年元旦过后，国民政府又将第二批文物3502箱运往台湾。1949年1月29日，第三批文物1248箱以及从日本追讨回的第一批文物4箱，被运往台湾。两年以后，日本又将从中国劫掠的105箱文物分6批陆续归还国民党政府，从日本运往台湾高雄。这些抢运到中国台湾的文物，除毛公鼎、散氏盘等青铜器外，还有众多的汉籍善本和外交档案，如文渊阁《四库全书》、中英《南京条约》文本，此外还有王羲之《快雪时晴帖》、苏轼《寒食帖》等名家手札、书画等。
1941年初，为保护民族文化遗产，王重民、徐鸿宝将原北平图书馆藏于上海租界的2720种3万余册汉籍善本装成102箱，运至美国，寄存于美国国会图书馆。由于政局变化，这批汉籍直至1965年始由美国归还中国台湾。据钱存训回忆，1965年11月17日，这批汉籍由美国军舰“盖非将军号”运至台湾基隆，转交给台北“中央图书馆”，不久移至台北“故宫”收藏。1967年，台北“中央图书馆”编成《国立中央图书馆“典藏”国立北平图书馆善本书目》一册。
二 境外汉籍分布概况及其价值
经初步统计，全球现存汉籍约35万部，分藏于中国大陆以及港澳台地区，亚洲之日本、韩国和越南，以及欧洲、美洲等地。其中境外汉籍是对中国大陆所藏汉籍的有效补充，对于推动汉学研究深入开展、完整继承与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无可替代的价值。
（一）中国港澳台地区
中国港澳台地区有着丰富的汉籍收藏。
台湾地区收藏汉籍较多的图书馆有：台北“国家图书馆”（原台北“国立中央图书馆”），藏汉籍善本约26万册；台北“故宫博物院”图书文献馆，藏汉籍善本约21.5万册；“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傅斯年图书馆，藏汉籍善本约5万册；台湾大学图书馆，藏汉籍3万余册；台湾师范大学图书馆，藏汉籍约3万册；私立东海大学图书馆，藏汉籍约5.6万余册。结合馆藏目录与走访调查，台湾地区所藏汉籍大约有64.1万册，8万余部。
香港地区的汉籍收藏主要集中于各高校图书馆。《香港所藏古籍书目》共收录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浸会大学、香港科技大学、香港城市大学等11家图书馆所藏汉籍约8万册，1万部。
澳门地区的汉籍多藏于澳门大学图书馆及何东图书馆。澳门大学图书馆藏汉籍约1.3万册，1600余部；何东图书馆藏汉籍约4000册，500部。此外，教堂、寺庙等宗教机构亦藏有不少汉籍，其中多数属宗教类汉籍。据统计，澳门地区所藏汉籍约1.7万册，约2100部。
去其重复，中国港澳台地区所藏汉籍约73.8万册9.2万余部。
中国港澳台地区藏有大量稀见汉籍版本，与大陆馆藏具有很强的互补性。港澳台地区所藏汉籍的学术价值主要体现在宋元本、稿本、名家批跋及残本合璧四个方面。
受纸张自然寿命等因素限制，宋元本汉籍极为稀见。据统计，存世宋元本约有6000部，其中800余部藏于台湾。台湾所藏宋元本汉籍多为大陆缺藏版本，如台北“国家图书馆”所藏宋刊公牍纸印本《李贺歌诗编》与《集外诗》、宋绍熙眉山初刻本《东都事略》、宋建本《纂图分门类题注荀子》、宋咸淳建本《新编方舆胜览》、宋本《忠经篆注》以及宋建本《纂图互注周易》、宋蜀本《欧阳行周文集》，均是该书现存最早的版本，且大陆缺藏。此外，台北“国家图书馆”藏有宋淳熙婺州本《广韵》，为浙刻巾箱本。此本校勘精审，较之大陆所藏宋乾道五年（1169）建宁府黄三八郎刊本，讹误要少得多。周祖谟在《跋张氏泽存堂本广韵》中言及：“宋刊巾箱本者，盖源出监本，而颇有修订。……在宋刻之中，当以巾箱本为最善。”这些宋元本在文物性和学术性上，都具有极高的价值。
除刻本外，台湾还藏有数量众多的明清稿本。据统计，仅台北“国家图书馆”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傅斯年图书馆就藏有近500部明清稿本。这些稿本中，不乏一流学者的著作，如台北“国家图书馆”所藏清惠栋辑《尚书大传》、清钱仪吉手定《碑传集》、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清陈澧《春秋三传》等手稿。此外，台湾地区藏有清代学者焦循的多种手稿，目前已知有《推小雅十月辛卯日食详疏》一卷、《雕菰楼经学丛书》四十二卷、《易义解诂》三卷、《神风荡寇记》一卷及《书义丛抄》残卷二册。如能集中整理出版台藏焦循手稿，必将对焦循及“扬州学派”的研究产生重大影响。傅增湘在《藏园群书题记》附录中言及：“名人遗着手稿，未经刊行者，为前贤精神所寄，尤为瑰宝。”黄永年先生也曾指出，稿本多有著者增改勾乙之处，“从校勘角度来说，原稿、清稿均是此书的本来面目，最可信据，如其上有增改且可窥见其治学方法与思路变迁，为最不易得之资料”。台藏明清稿本能为明清学术和文化研究提供新的文献资料，具有无可替代的学术研究价值。
台湾地区所藏汉籍保留了大量的名家批跋，如黄丕烈、缪荃孙、孙原湘、邓邦述、袁克文等题跋，毛晋、杨守敬、丁晏、刘文淇、胡培翚等批校，吴翌凤、林则徐、孙星衍、陈奂、朱彝尊等手书题记。以黄丕烈为例，台湾地区所藏黄氏批跋本约140种，取黄氏手跋与潘祖荫、缪荃孙等人的辑本进行比对，可发现辑本中有很多讹、脱、倒、衍的情况，有些文字异同，无关宏旨，并不影响文义，但也有不少异文涉及是非问题，往往可以借助黄氏手跋订正各家辑本的讹脱。如《荛圃藏书题识》卷五子类二和《士礼居藏书题跋记》卷四载黄丕烈跋校明铜活字蓝印本《墨子》，其中一句跋语并作“嘉庆丙辰春三月七日，从友人斋头赏牡丹归，烧烛书此。荛翁”。核对原跋，“丙辰”实为“丙寅”，《题识》《题跋记》并误。丙辰为嘉庆元年（1796），丙寅为嘉庆十一年（1806），之间相差十年之久。考《墨子》另外两跋，俱写于丁卯年，为嘉庆十二年（1807）。如此，可知三篇跋文是在两年内相继写成的。清江标《黄荛圃先生年谱》据《题跋记》所载，将“三月七日从周香岩手得明蓝印铜活字本《墨子》跋”一事误系于嘉庆元年，据原跋，此事应在嘉庆十一年。因此，我们或许可以充分利用当今的便利条件，广泛收集黄氏原跋，在诸家辑本的基础上，对黄氏的藏书题跋重新纂集校录，为广大读者提供一个更为完整、精善的本子。这样的工作，对于研究黄丕烈的学术贡献和清代版本目录学均具有重大意义。
部分汉籍在流传过程中出现了支离分散的情况，一书几分，各藏一方。值得庆幸的是，部分汉籍虽碎璧不全，却尚能拼配互补，甚至成为完帙。这种汉籍残本合璧的工作，很早就有学人关注并付诸实践。商务印书馆1958年影印的《古本戏曲丛刊四集》中，明万历顾曲斋刻本《古杂剧》等20种书分别由北京图书馆、上海图书馆以及郑振铎所藏残本拼配而成。孟称舜编明崇祯六年（1633）刻本《新镌古今名剧柳枝集》《新镌古今名剧酹江集》二集，也是聚各家所藏，才得配成全帙。2002年开始进行的《中华再造善本》工程，确定了所谓的“同书同版配补”原则，使一些同书同版本而分藏几地者尽可能地拼配合璧。如“工程”一期中所收唐李善注《文选》六十卷，国家图书馆藏有北宋刻递修本的后半二十一卷（十七至十九、三十至三十一、三十六至三十八、四十六至四十七、四十九至五十八、六十），而台湾“中央图书馆”则藏有同书的前半十一卷（一至六、八至十一、十六），二者正可互补。2013年出版的《子海珍本编》第一辑也在此方面做出了有意义的探索。如《大德重校圣济总录》一书，“中央研究院”存日本抄本二百卷122册，日本宫内厅书陵部仅存覆宋刊本残本三十五卷，大陆4家图书馆共存残本三十七卷（内一卷重复），《子海珍本编》在影印时，将各残本合为一体，为学界提供了最为全面的版本。由此可见，这些散落的汉籍亟待重新组合。在残本汉籍合璧的层面，大陆与港澳台藏书具有很强的互补性。
（二）日本、韩国和越南
除中国外，亚洲地区的汉籍收藏主要集中于日本、韩国、越南等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国家。
日本是境外收藏汉籍最丰富的国家。儒家文化最初经由朝鲜传入日本，从公元7世纪起，日本派出十几批遣唐使来华学习，儒家文化从此风靡日本上层社会，并渗透到思想、艺术、风俗等方方面面。大批汉籍也由此源源不断地东传日本。目前，日本所藏汉籍主要集中在图书馆、大学及各类研究机构，如内阁文库、宫内厅书陵部、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东洋文库、静嘉堂文库、尊经阁文库、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庆应大学斯道文库等。以上机构多已编写馆藏目录，中国学者严绍璗根据目录及走访调查，撰写了《日藏汉籍善本书录》，著录历代传入日本而至今尚存的汉籍善本1万余部。此外，尚有大量汉籍为寺院或私人收藏。估计日本存藏汉籍约有120万册，15万部。
中国的战国时期，朝鲜半岛开始使用汉字。西汉时，朝鲜半岛已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公元372年，高句丽王朝仿照中国太学设立教育机构，从此儒家文化成为朝鲜半岛的官方学术。目前，韩国重要的汉籍收藏机构及所藏汉籍数量为：韩国国立中央图书馆，藏汉籍约2.5万册，约3000部；首尔大学奎章阁，藏汉籍近9万册，约1.1万部；韩国学中央研究院藏书阁，藏汉籍近3万册，3700余部；成均馆大学尊经阁图书馆，藏汉籍2万余册，2500余部；高丽大学图书馆，藏汉籍近10万册，1.2万余部；延世大学图书馆，藏汉籍约6.5万册，8000余部。1981年版《奎章阁图书中国本综合目录》著录汉籍3.3万部，2005年出版的韩国延世大学全寅初等根据韩国28所藏书机构的藏书目录而撰写的《韩国所藏中国汉籍总目》著录汉籍1.25万部，估计韩国存藏汉籍33万册，4万余部。
东南亚各国因其地理及气候原因，纸张保存不易，加之战火不断，所存汉籍数量稀少。越南是东南亚各国中受中国文化影响最深的国家，历史上曾有不少汉籍传入，但永乐十六年（1418），明成祖遣人悉取越南古今书籍送至金陵，此后越南又屡遭兵燹，目前越南保存的古籍多非汉籍，而是汉字与喃字混合使用的汉喃。东南亚各国所藏汉籍的总量约为1.6万余册，约2000部。
去其重复，亚洲除去中国（含港澳台）以外的地区所藏汉籍约有155万册，19万余部。在这批汉籍中，尤以日本所藏汉籍数量最为丰富、学术价值最高。
隋唐以来，汉籍东传是中日文化交流的重要内容。日本平安时期学者藤原佐世所著《日本国见在书目》著录汉籍1500余部，反映了日本平安前期（约为中国晚唐时期）日本收藏汉籍的情况。近代以来，中国战乱频仍，许多珍善本汉籍毁于兵燹，同时期的日本则相对稳定，故其汉籍收藏具有延续性和系统性。目前，日本藏汉籍主要由皇家藏汉籍（宫内厅书陵部）、公家藏汉籍（内阁文库、东洋文库、金泽文库、东京国立博物馆、足利学校等）、私家藏汉籍（静嘉堂文库、杏雨书屋、恭仁山庄）、大学藏汉籍（东京大学、京都大学、关西大学、龙谷大学、大谷大学）及宗教组织藏汉籍（真福寺、日光山轮王寺、天理图书馆）五部分组成。
宫内厅书陵部是日本皇室的藏书机构，其前身是创建于日本大宝元年（701）的图书寮。经过13个世纪的积累，目前，宫内厅书陵部藏有唐人写本6部、宋本72部、元本74部及大量明清汉籍，其中不乏海内外孤本。
内阁文库是日本国立公文图书馆收藏古籍的部门，也是目前日本最大的汉籍收藏机构。内阁文库藏有近19万册汉籍，其中宋本20余部，元本70余部。内阁文库所藏汉籍中，有1700余部不见于《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此外，内阁文库还藏有大量汉籍医书，其中包括“医经”33部、“经脉”6部、“诊法”21部、“方论”334部，构成了境外中国明清医学文献的最大宝库。足以见其储藏量之丰富与价值之重要。
静嘉堂文库是日本最大的私人文库。如前文所述，1907年静嘉堂文库收购晚清藏书家陆心源皕宋楼的藏书。皕宋楼为晚清四大藏书楼之一，以收藏宋版书著称。陆心源之子陆树藩将皕宋楼藏书中的4146种珍本售予静嘉堂文库，这也使得静嘉堂文库的宋元珍本汉籍收藏在日本仅次于皇室宫内厅书陵部。目前，静嘉堂文库藏有宋本120余部、元本150余部、名人写本70余部，还有稿抄本260余部，其中的《白氏六帖事类集》三十卷、《三苏先生文粹》七十卷、《说文解字》十五卷等18部宋本汉籍被确定为“日本重要文化财”，实为汉籍的无价之宝。
日本关西大学约藏有15万册汉籍和准汉籍，主要藏于内藤文库、鬼洞文库、中村文库、吉田文库、长泽文库、增田文库、泊园文库等处。其中，内藤文库藏有日本学者内藤湖南与王国维、罗振玉的往来书信以及王国维赠送的封泥、维吾尔木活字。这些藏品见证了近代中日之间在文化、学术方面的密切交流。长泽文库则藏有日本学者长泽规矩也生前收藏的大量汉籍目录。长泽规矩也正是以这些汉籍目录为资料来源，写成了中国古典文献学名著——《中国版本目录学书籍解题》。
调查表明，日本目前存藏了自隋唐起东传的唐写本、宋元本汉籍千余种，这些孤本、珍本汉籍门类广泛，品种众多，品相完整，具有珍贵的版本价值和极高的研究意义。
（三）欧洲
欧洲地区各藏书机构的馆藏汉籍多来自私人收藏，且历史悠久。目前，我们已对英国、法国、西班牙、俄罗斯、梵蒂冈等国作了调查统计。
至迟从17世纪末开始，法国来华传教士中的汉学家就开始大量购买汉籍并陆续运回法国，见于史料记载的有3次：1697年白晋教士将康熙皇帝赠送的49册汉籍带回法国并入藏当时的王家图书馆（Bibliotheque Royale）；1699年洪若翰教士也将其在中国收集的汉籍带回了法国，并入藏王家图书馆；1720年傅圣泽教士回国时，将他在中国购买的77箱3980卷（册）中文图书运到广州后全部捐献给法国皇家图书馆，为法国汉学研究的开创奠定了基础。1734年，法国出版过一部《王家图书馆古籍书目》，其中专门著录了王家图书馆的馆藏汉籍。清末，部分来华的法国军人也将掠夺的汉籍带回本土。上述汉籍中的绝大部分今存于法国国家图书馆。法国国家图书馆所藏汉籍，门类广泛，品种众多，学术价值高。据初步调查，法国国家图书馆所藏汉籍的数量在2万部左右（包括一定数量的满文文献和日本、韩国、越南出版的准汉籍），其中1912年以前的旧藏有9000多部，此后陆续入藏的有5000多部，另外还有伯希和旧藏4700多部（还有部分敦煌卷子和1320通金石拓片）。此外，法兰西学院汉学研究所亦藏有汉籍善本约5000部。里昂大学图书馆、东方语文学院图书馆亦有一定数量的汉籍收藏。初步估计，法国所藏汉籍总量约为16万册，2万余部。
作为传统汉学重镇，法国藏有大量珍稀汉籍。法国国家图书馆所藏清俞蔤撰、清康熙年间抑畏堂刊本《夏冰录》三卷为一孤本，明万历间朱东光刻“中立四子集”《庄子南华真经》十卷亦极为稀见。除具有文物、版本价值外，法国所藏汉籍还具有极高的学术资料价值。法国国家图书馆所藏清张澍的《凉州府志备考》稿本，异于国内所藏《凉州府志备考》的4种版本。从《凉州府志备考》的5种版本的比较中，可见张澍在撰写此书的过程中几经增删，精益求精，反映了前代学者之精勤严谨。此外，法国国家图书馆所藏清抄本《平定缅甸奏稿》为研究清缅第三次战争提供了原始资料；清稿本《温氏玉音集》《续温氏玉音集》是研究山西温氏家族和山西地方史的重要资料，均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
19世纪以前，由于英国国教会与罗马天主教会间的矛盾，英国未向中国派出传教士。鸦片战争以后，英国外交官与传教士纷纷前来中国，大量汉籍被他们带回英国，并捐赠或售卖给图书馆。1843年12月，英国女王将从中国战场上得到的5箱中文书籍赠送大英图书馆。1847年英国政府把小马礼逊（Morrison the younger）购买的11500本汉籍赠予大英图书馆。1881年和1887年分批入藏大英图书馆的戈登文件包括与李鸿章等晚清重要人物的信件和一些太平军将领的函件，这是关于太平天国起义的重要资料。大英图书馆还于1900年入藏了45卷《永乐大典》。此外，欧雷尔·斯坦因三次赴中亚考察的过程中（1900—1901，1906—1908，1913—1916），带回了数量极为可观的手卷、锦旗、壁画和木简，它们分别保存在大英博物馆、印度事务部图书馆（藏文和梵文文件）和位于德里的中亚文物博物馆（主要收藏壁画）。大英图书馆建立后，斯坦因的藏品分藏于大英博物馆（壁画）和大英图书馆（手写经文和木简）。其中大英图书馆收藏有1.4万余件，由国际敦煌项目部管理。其中，大多数木简是行政管理档案，而敦煌手卷则多为佛教经书，但也包括了相当数量的非宗教文件。这些非宗教文件为了解公元6—10世纪中国对西北地区的管理提供了宝贵资料。目前，大英图书馆藏汉籍约2.5万册3000余部（包括原大英博物馆及印度事务部图书馆所藏汉籍）。此外，英国收藏汉籍的重要单位还有：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藏汉籍约2万册2500余种；剑桥大学图书馆、剑桥大学李约瑟研究所，两处机构藏汉籍约1.7万册2100余种；伦敦大学亚非学院，藏汉籍约1万册1200余种。据初步统计，英国所藏汉籍总量约7.2万册约1万部。
在彼得大帝的提倡下，18世纪早期，俄罗斯是欧洲各国中与中国文化交流最为密切的国家。目前，俄罗斯的汉籍收藏集中于莫斯科与圣彼得堡两地。莫斯科的俄罗斯国家图书馆藏汉籍近4万册约5000部；圣彼得堡的俄罗斯国立图书馆藏汉籍约5000册600余部；圣彼得堡大学东方系藏汉籍2万余册2500余部；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藏汉籍近4万册5000余部。喀山、伊尔库茨克等地亦有部分汉籍收藏。俄罗斯所藏汉籍总量近11万册1.3万余部。
西班牙的汉籍收藏多来自方济各会士与多明我会士。目前，这些汉籍主要集中于西班牙国家图书馆和西班牙皇家历史学院图书馆。西班牙马德里自治大学东亚研究中心编《西班牙图书馆中国古籍书志》收录汉籍约1600余册200余部。
梵蒂冈的汉籍多来自耶稣会士和方济各会士的捐赠，伯希和所编《梵蒂冈图书馆所藏汉籍目录》著录汉籍248部。
除上述五国外，德国、荷兰、意大利、比利时、瑞典等国亦藏有丰富的汉籍。综合估算，欧洲地区藏汉籍约35万册4.3万余部。
俄罗斯作为我国邻邦，收藏了数量可观的汉籍。此前研究者们往往偏重于研究英、法所藏汉籍，忽视了俄藏汉籍这一文献宝库。
俄罗斯的汉籍收藏起于东正教的传教活动。1724年彼得大帝颁布法令创办俄罗斯科学院，并命令派遣到各国的外交和贸易代表团必须在当地购买介绍该国概况的书籍。汉籍主要由东正教驻华传教团所购买，东正教传教团自1715年至1864年定期地被派往中国。在此期间，总计有14班俄国东正教传教士和学生在这里传教、学习，从事宗教、外交和文化交流等方面的活动。这些人中，收藏汉籍最负盛名的是比丘林、王西里及斯卡奇科夫。比丘林（1777—1853），1808年1月作为第九届俄罗斯驻华宗教使团团长抵达中国，前后居住北京13年之久。1821年，比丘林回俄国，带了汉文和满文书籍12大箱，地图和图谱六大卷。这批行李被认为十分珍贵，为了完整无损地运到彼得堡，沙皇甚至派了一支队伍沿途护送。王西里（1818—1900）于1840年随东正教传教士团来华，在北京居留10年，用大学拨付的资金购买了需要的书籍，包括中国史籍、文学作品（包括小说和弹词类）、儒家经典、佛教和道教著作。他的藏书今藏于圣彼得堡大学东方图书馆。斯卡奇科夫（1821—1883），1849年以第13班布道团随班学生兼天文师的身份来华，1857年返回俄国。斯卡奇科夫共收有中文书籍1378部，其中刻本1115部，抄本263部；满文书籍57部，其中刻本53部，抄本4部；总计1435部11697册。这批书籍今藏于俄罗斯国家图书馆，其中的抄本收藏在图书馆的手稿部，而刻本则收藏在东方图书中心。此外，日本在侵华战争时期，在大连建立了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图书馆。利用各种手段，收藏了大量珍贵汉籍。1945年日本投降后，苏联红军进驻大连，接收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图书馆，很多珍贵汉籍被运回苏联。其中不仅包括海源阁所藏宋元版汉籍，还包括55册《永乐大典》。1954年苏联列宁图书馆将“满铁”大连图书馆所藏52册《永乐大典》送还我国。其余的大多数藏书至今仍藏在俄罗斯国家图书馆东方文献中心。
以俄罗斯国家图书馆所藏汉籍为例，其所藏宋元版汉籍数量远超大英图书馆和法国国家图书馆。海源阁旧藏《管子》《说苑》《淮南鸿烈解》《荀子》《击壤集》等多部宋元孤本悉藏于此。除宋元本外，馆中还有百余种名家旧藏的明本佳刻，如明嘉靖本《齐东野语》，为钱谦益旧藏，上有钱谦益的批语；嘉靖本《宋文鉴目》，为汲古阁和朱彝尊旧藏；嘉靖三十七年本《两汉博闻》为汲古阁和刘喜海旧藏；《皇明律范》为康有为旧藏。此外还有数十部明抄本，如《大明集礼》《皇明圣政录》《寰宇纪闻》等，都为稀见之本。此外，尚有大批稀见的清本，如荣新江于此发现的三种《西域水道记》刻本，上有批注、浮签等，为研究该书提供了重要资料。19世纪俄国外交官斯卡奇科夫曾为其所藏333部写本汉籍编目，这些稿抄本目前亦藏于俄罗斯国家图书馆。2006年，俄罗斯国家图书馆邀请俄国当代著名汉学家李福清整理斯卡奇科夫藏书，李氏发现斯卡奇科夫的藏书目录并不完整，因而在此基础上增订并出版《康·安·斯卡奇科夫所藏汉籍写本和地图题录》。
俄藏汉籍的数量与质量均不输西欧所藏汉籍，其在文献学与文物学诸方面都极具价值。然而目前俄藏汉籍缺乏系统的编目、整理和研究。
（四）美洲
美洲地区的汉籍收藏集中于北美。19世纪初，汉籍通过传教士输入北美，20世纪上半叶，北美图书馆纷纷成立东亚藏书室，各类汉籍收藏迅速增加。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海外汉学研究的中心从欧洲转移到美国，目前北美的汉籍收藏已能与欧洲媲美。
美国汉籍收藏的编目整理工作较为完善。据《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中文善本书志》及“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善本特藏资源库”，哈佛燕京图书馆藏汉籍善本约6万册，7500余部；据《美国国会图书馆藏中文善本书录》及《美国国会图书馆藏中文善本书续录》，美国国会图书馆藏汉籍善本约3万册3700余部；据《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藏中文善本书目》，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东方图书馆藏汉籍善本约1.5万册1800余部。此外，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芝加哥大学远东图书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东亚图书馆、耶鲁大学东亚图书馆、康奈尔大学华生图书馆、华盛顿大学图书馆、纽约公共图书馆亦有一定数量的汉籍收藏。初步统计，美国所藏汉籍总量约为20万册约2.5万部。
加拿大的汉籍多藏于大学图书馆。据《加拿大多伦多大学东亚图书馆藏中文古籍善本提要》著录，多伦多大学东亚图书馆藏汉籍善本近7000册800余部。此外，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亚洲图书馆藏有汉籍善本约1.5万册1800余部。加拿大所藏汉籍总量约为2.2万册2000余部。
综合估算，北美地区藏汉籍22万余册约2.7万部。
（五）澳洲
澳大利亚国立图书馆存汉籍500余种，悉尼大学、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墨尔本大学、新西兰奥克兰大学等高校均存藏不多。澳大利亚麦考瑞大学陈慧于澳大利亚调查得到原王韬藏书800余册。
综合估算，澳洲藏有汉籍约1.6万余册约2000部。
综上初步调查，估计境外汉籍约存287万余册35万余部。
上述汉籍不但分藏于境外数百家藏书机构，且至今缺乏全面的版本目录，更没有进行过系统整理，从而不利于深入发掘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三 境外汉籍的再生性回归
（一）境外汉籍再生性回归历史回顾
境外汉籍的回归，是汉籍流出达到一定规模之后的学术行为。据《旧五代史·恭帝纪》，后周显德六年（959）八月，朝鲜半岛的高丽国朝贡时，曾回赠给后周一批汉籍，包括“《别序孝经》一卷、《越王孝经新义》八卷、《皇灵孝经》一卷、《孝经雌图》三卷”。但这批汉籍在当时没有引起多大反响，或许因为这批汉籍当时并未在国内失传。
至北宋初年，境外汉籍终于引起了国家统治者的重视。当时，重视“文物之治”的皇家不仅注重搜求域内流传的各种文献，还注重向周边国家搜求曾经流出的汉籍。如《宋史·外国列传七·日本》记载，北宋雍熙元年（984），日僧奝然乘商船入宋，向宋太宗献上郑玄注《孝经》一卷、唐太宗之子越王李贞撰《越王孝经新义第十五》一卷，“皆金缕红罗标，水晶为轴”。宋太宗对此应非常满意，因此才会欣然答应奝然的“诣五台”“求印本《大藏经》”等请求。
另据《高丽史·宣宗世家》，1091年，“李资义等还自宋，奏云：‘帝闻我国书籍多好本，命馆伴书所求书目录授之。乃曰：虽有卷第不足者，亦须传写附来’”。宋王朝不久又开列了《百篇尚书》以下、共计128种求书目录。而《宋史·外国列传三·高丽》载，元祐七年（1092），高丽“遣黄宗悫来献《黄帝针经》”，这应是对宋廷去年求书一事的回应。而这部至北宋初年即已在中国大陆亡佚的《黄帝针经》的回归，在当时医学及医籍整理界都引起了极大的反响，以至于宋哲宗在其回归当年就“诏颁”“于天下”。
晚清、民国时期，是汉籍尤其是珍稀汉籍大量流失、损毁的时期，回归条件并不充分。尽管如此，一些有识之士还是作了一些初步的境外汉籍搜求工作，为当代的再生性回归工作提供了便利。如晚清学者杨守敬在出使日本期间，大力搜访汉珍本信息，撰成《留真谱》《日本访书志》等。而外交家黎庶昌则在出使日本期间，重金求购国内失传之汉籍，得26种200余册，后请杨守敬协助汇辑刊刻而成《古逸丛书》200卷；傅云龙、张元济、王古鲁等学者，也纷纷通过多种渠道搜求海外珍佚汉籍，并影印收录于《四部丛刊》《籑喜庐丛书》等中。这些文人学士们凭借个人微薄之力搜集整理的境外汉籍，曾在国内学术界引起不小反响，也开启了境外汉籍的现代回归之路。
20世纪50—80年代，尽管受国际局势的影响，汉籍回归工作比较沉寂，回归汉籍的数量较少，但回归工作未曾中断。在这一时期，最具代表性的回归汉籍是苏联、东德等国归还的《永乐大典》。其中，苏联归还64册，东德归还3册，俱藏于今中国国家图书馆。1981年，中共中央印发了《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中发〔1981〕37号），其中特别指出：“散失在国外的古籍资料，也要通过各种办法争取弄回来，或复制回来。”改革开放尤其是21世纪以来，境外汉籍的回归工作日渐兴盛，并取得了丰硕成果。
首先是国内学者的境外访书活动增多，随之涌现诸多访书记和境外汉籍书目，如崔建英《日本见藏稀见中国地方志书录》（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年版），荣新江《海外敦煌吐鲁番文献知见录》（江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严绍璗《日本藏宋人文集善本钩沉》（杭州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日本藏汉籍珍本追踪纪实》（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日藏汉籍善本书录》（中华书局2007年版），杨天石《近代中国史事钩沉——海外访史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李锐清《日本见藏中国丛书目初编》（杭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王小盾等《越南汉喃文献目录提要》（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2002年版），黄仕忠《日藏中国戏曲文献综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等等。这些访书目录都为境外汉籍的再生性回归留下了可供按图索骥的线索。
其次是各种境外汉籍珍本的再生性回归及其影印出版。其中综合性丛书类有上海古籍出版社推出的“海外珍藏善本丛书”（1993—2000年版）、《域外汉文小说大系》（2011年版），人民出版社与西南师大联合出版的《域外汉籍珍本文库》（2008—2015年版），复旦大学出版社推出的《越南汉文燕行文献集成》（2010年版）和《韩国汉文燕行文献选编》（2011年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与商务印书馆联合推出的《中国古籍海外珍本丛书》，等等。专题性丛书类则有《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2003年版）、《法藏敦煌西域文献》（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英藏敦煌文献》（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朝鲜时代书目丛刊》（中华书局2004年版）、《朝鲜时代汉语教科书丛刊》（中华书局2005年版）、《日本所藏中国稀见戏曲文献汇刊》（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域外诗话珍本丛书》（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年版）等。其他零星出版的境外汉籍，更是不可胜数。这些境外汉籍的再生性回归和影印出版，都为国内学界对境外汉籍进行深入、系统研究提供了便利条件。
综观当前的境外汉籍回归工作，虽成绩显赫，却也存在不少问题，从而使这项意义重大的文化事业受到了或多或少的制约。概括而言，由于缺乏统一性与协调性，目前境外汉籍回归工作尚停留在各自为政、互不相谋的阶段。各家科研机构或各个项目团队通常根据各自的学术特长、科研方向甚至是科研兴趣来制定各自的科研任务，并根据科研任务的具体要求，谋求跟境外的某家或数家藏书机构的横向合作或国际合作，而各机构或各团队之间缺乏沟通，彼此互不了解，造成了重复劳动和资源浪费的局面。
（二）当前境外汉籍再生性回归的主要工作
在境外汉籍回归工作已取得成绩的基础上，针对当前工作的不足，应启动实施全球汉籍合璧工程，完善境内汉籍存藏体系，为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供系统典籍资源，从而裨补中华文化完整性，铸就中华文化新发展。
全球汉籍合璧工程的首要任务是调查境外汉籍收藏情况。工程将采取实地走访与核对目录相结合的工作方式对全球汉籍进行一次全面的摸底调查，重点考察中国台湾地区、中国香港地区、中国澳门地区、日本、韩国、越南、泰国、英国、法国、德国、荷兰、意大利、梵蒂冈、比利时、西班牙、瑞典、挪威、丹麦、捷克、匈牙利、俄罗斯、美国、加拿大的图书馆及藏书机构的汉籍收藏情况，为全球各大藏书机构编写或修订与中国大陆现行古籍目录体制接轨的馆藏汉籍目录，从而为海内外研究者提供翔实可靠的文献信息。对于乾隆六十年（1795）以前的稀见善本，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撰写书志。同时，根据藏书量的多少，按区域或国别将馆藏目录统编为联合目录，以利于全面考察汉籍的流传及其影响。在各类联合目录的基础上，形成《境外所藏汉籍联合目录》，准确掌握全球现存汉籍的数量及分布情况，摸清中国传统学术和国际汉学的家底。
境外保存的汉籍中有不少是珍本乃至孤本，在学术研究和文化传承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和作用。然而境外所藏汉籍不仅缺乏系统整理，其保存状况亦不尽如人意，许多珍本亟待抢救和保护。若将缺失文献全部回购，固然最为理想，但机遇绝少，难度巨大，耗时漫长。为尽快让这些珍贵资料为世人所知所用，合璧工程应促成汉籍珍本再生性回归。再生性回归指利用摄影、扫描等技术手段获得境外汉籍的副本。在开展境外调查编目的同时，确定遴选标准，比对大陆地区馆藏情况，遴选大陆地区缺藏的汉籍以及稀见版本或名家批跋本，按区域或国别分批开展复制工作。最终完成境外汉籍珍善本的复制出版工作。
汉籍往往承载着中华民族的文化血脉和思想精华。编目与复制体现了合璧工程在文献调查、回归层面的学术意义，在此基础上，还需择要对境外汉籍进行文本化梳理，并通过标点、校勘、注释等形式开展深度整理，发掘文献内涵的现代性，实现汉籍的接受转换，增强汉籍的传承价值和受众范围。最终形成高质量的现代整理本。
在对境外汉籍进行编目、复制、整理的同时，还应建设全球汉籍合璧数据库。数据库是指应用数据库技术对传统的文献资源、电子媒体资源重新整合而成的网络数据库系统。全球汉籍合璧数据库旨在囊括全球汉籍，网罗国内外珍本和稀见图书，构建缜密的数据库学术系统，纳入大批精校精注古书，提供强大的数据库检索功能。全球汉籍合璧数据库应包括三大子数据库，即全球汉籍目录数据库、境外汉籍珍本全文图像数据库、汉籍与汉学研究论著数据库。这三大数据库分别针对汉籍编目、复制、研究的成果而展开。
目录数据库以从国内外搜集到的大量中文汉籍目录为基础，加以整合、完善及编辑，形成一个具有收书广博、数据精准、检索方便等特点的大型汉籍书目数据库。数据库的检索栏目应包括书名、作者、作者朝代、刊刻朝代、校者、跋者、馆藏地等。
全文图像数据库应收录从国内外复制、影印来的汉籍珍本图像，并与目录数据库链接而形成汉籍图像数据库。收录的汉籍图像应为各地馆藏中的珍本，且采用高清TIFF格式，具有极高的可读性。
研究论著数据库是把国内外汉学研究论著进行搜集、整合，形成的一个大型研究成果数据库。凡是与本课题相关的研究成果，都将优先收入本数据库中。本数据库的建设将会随着后期研究的不断展开而逐步收录更多研究成果。
（三）境外汉籍再生性回归的重要意义
实施境外汉籍的再生性回归，对于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都具有无可替代的思想意义与文化价值。
境外汉籍的再生性回归，对于完善汉籍存藏体系，裨补中华文化完整性，具有重要意义。自西汉以来，历代王朝无不重视图书文献的收藏与整理工作，并将文籍粲然大备视为文教兴盛的重要标志。尽管如此，受天灾人祸的影响，仍有数量众多的汉籍不断散亡。近代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公共图书馆的普及、藏书条件的改善，为汉籍收藏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据成书于2009年的《中国古籍总目》统计，目前中国大陆存藏有汉籍约20万种。但如上所述，自古以来，有数量众多的汉籍流散到海外各地，其中不乏大陆缺藏的珍善本。因而存藏于中国大陆的这20万种汉籍只是汉籍全体的一部分，并不能反映中华文化的全貌。若能实现境外汉籍的再生性回归，不仅能在数量上大大丰富境内所藏汉籍，而且能够完善目前的汉籍存藏体系，裨补中华文化完整性。
境外汉籍的再生性回归，为当前传统人文学术研究提供了新思路和新启示。汉籍是中华文明的载体，汉籍的境外流布是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形式之一，对境外汉籍进行调查、复制，不仅是文献整理工作，更是一次从特定角度对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回顾与学术检视。如法国作为欧洲汉学研究重镇，收藏有大量的汉籍。从法国汉籍藏书机构及汉学家对汉籍的收藏、译介和研究中，可以观察到中法文化交流的阶段性特征。17—18世纪的法国早期汉学家以传教为目的，主要对《周易》《诗经》这两类书籍进行译介、研读，以此作为熟悉中国古代语言、了解中国哲学思想和文学艺术的媒介。19世纪以来，法国出现了诸多专业的汉学研究者，其译介、传播汉籍的目的不仅仅限于传教，且研究范围也逐渐扩展，所藏汉籍开始涉及中国传统文化的方方面面。而伴随法藏汉籍数量、品种的日益丰富，也促使中法之间文化交流日渐频繁，法国汉学研究日渐深入。调查、研究境外汉籍的流布过程，既为中西文化交流史提供了新的研究资料和视角，也为改变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中狭隘的本土意识提供了契机。
境外汉籍的再生性回归，为传统人文学术研究方法的变革提供了动力。20世纪20—40年代，文史学界盛行胡适所倡导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治学方法，重视研究资料的积累与考辨。在这股学风影响下，包括大量汉籍在内的文史研究资料得到系统的校订、整理，为当时及其后的人文学术研究提供了坚实支撑。20世纪50年代，出于巩固新政权在意识形态领域统治地位的需要，学术界开展了批判胡适运动，胡适所倡导的学术方法被视为烦琐考据而被舍弃，取而代之的是“重理论，轻资料”的学术方法流行。八九十年代，随着国门的敞开，西方现代学术思潮涌入中国，人文学术研究方法也在时代的裹挟下发生变革，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等西方新兴学术方法风靡人文学术界。回首20世纪后半期的人文学术研究，无论是“重理论，轻资料”的方法倾向，还是八九十年代西方新兴学术方法的风靡，都由忽视中国传统人文学术的重要载体——汉籍所致，因而其成果缺乏恒久的学术生命力。有鉴于此，20世纪末以来，人文学术研究中的资料整理与学术考辨重新受到学者重视。近几十年人文学术蓬勃发展的学术动力，一方面来自不断发现的简帛文献等新资料，另一方面，则来自对传统文献的深度整理与发掘。在此背景下，实现境外汉籍的再生性回归，不仅能为人文学术研究提供新资料、注入新活力，而且将在更大范围、更深程度上推动中国人文学术变革，锻造具有中国特色的学术话语体系，最终实现国际汉学研究中心回归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