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改革新共识——驶向深处的中国经济(1)
中国经济正在发生静悄悄的革命【原文载于《新财富》，2013年1月】
中国许多宏观经济指标正在发生变化：居民劳动收入、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开始上升，劳动工资增长提速，居民收入增长速度超过GDP。这些表象的背后是农村剩余劳动力不断减少，劳动工资正在补涨，过去劳动生产率增速高于工资增速的格局已经逆转。这一趋势性变化将影响中国经济的方方面面，企业利润率与国际竞争力会逐步下降，物价面临长期上涨压力。对这些冲击，政策制定者和企业界要做好应对准备。本质上讲，这场静悄悄的革命是市场机制所带来的进步，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未来动力，各界都应拥抱这
一革命性变化，利用好这一结构调整的机遇，把中国经济实力
提升到新的水平。
中国经济当前处于什么状况？对此，当今社会，包括学术界、政策界比较流行的观点是，中国经济困难重重。其理由是，中国经济结构的调整举步维艰，发展方式的转变极为困难。
这种观点尽管十分普遍，但经不起推敲。事实上，中国经济正在发生一场静悄悄的革命，而这场革命正在改变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发展的格局以及在世界上的地位。对此，政策制定者以及企业家必须及早认识，以免错失下一轮经济增长的机遇。
静悄悄的革命：宏观经济指标之变
中国经济静悄悄的革命，突出表现为若干主要的宏观经济指标正在发生变化。
长期以来，居民劳动收入占GDP的比重不断下降，但是从2008年开始，这一情形开始反转。2010年，这一比重已经从2008年的41％上升到48％。2010年的上升趋势略有放缓，这是因为统计口径发生了变化，即，国家统计局对于规模以上企业的认定标准有所提高，使得一些中小型的劳动密集型企业没有纳入正规的统计渠道，而这些企业的劳动工资与企业销售的比值远远高于规模以上的企业。
数据来源：李稻葵、徐翔，“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及其动力研究”，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工作讨论稿，2012。
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也在上升。这种上升并没有完全被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反映，其原因是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依赖入户调查，而自2007年起，入户调查的大样本又发生了大变化。种种证据表明，这一变化使得原来就比较突出的入户调查仅仅覆盖中低收入群体家庭而不能反映整个中国家庭收入分配的全貌这一问题更加突出。
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同样出现了令人吃惊的逆转。根据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的研究报告【李稻葵、徐翔，“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及其动力研究”，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工作讨论稿，2012 年】，仔细矫正过的居民消费占GDP比重自2007年起逐年上升，截至2011年已经上升至接近42％。
劳动工资，尤其是蓝领工人的工资水平不断上涨，其年增长速度在很多地区达到20％以上。笔者曾在浙江金华地区进行调研，发现这一地区的出口制造企业过去一年的劳动工资增长速度达到了30％，企业面临着要么失去熟练工人，要么提高工资的两难境地。
居民收入增长速度超过名义GDP。2010—2012年这3年来，这一格局已经明显形成，2012年尤其如此。2012年1—10月，农村居民纯收入增长速度高达12.3％，城镇居民收入增长速度高达9.8％，均超过实际GDP增长速度。
外贸顺差占GDP的比重稳步下降。金融危机前，外贸顺差占GDP的比重高达8.8％，但截至2011年，已经下降到2％。外贸顺差总量则从危机前的3900亿美元下降到2011年的1500亿美元，2012年这一数字略有上涨，1—10月上升到1800亿美元，占GDP的比重预计为2.2％左右，全年外贸顺差预计回弹到2.5％左右（以全年外贸顺差达到2200亿美元计算，实际GDP增长7.9％，通胀2.7％，汇率升值3％）【此数据为2013 年1 月预估数据，后据海关统计，2012 年外贸顺差1.46 万亿元（2311亿美元），另据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2012 年GDP 为51.93 万亿元，外贸顺差占 GDP 比重约为 2.8％。——编者注】，但是未来若干年顺差占比下降的趋势不变。
深层原因：劳动力供应大逆转
以上一系列结构变化的表象背后，蕴含着经济运行的深层次原因，而这一深层次原因说白了就是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大逆转。
过去20年，尤其是过去10年，随着大量的农民工涌向城市，劳动力从农村的闲置状态或者是生产效率较低的农业部门，转向生产效率迅速提高的制造业、建筑业部门，这一方面使得中国的劳动生产率整体上不断提高；但是另一方面，由于农村仍然存在相当充足的剩余劳动力，因此，劳动生产率与劳动工资增速的差距越来越大，这就导致企业的利润不断上涨。
不过，这一趋势在金融危机爆发前后已经开始逆转，其根本原因是农村的剩余劳动力不断减少。根据笔者和徐翔的研究，农村剩余劳动力已经从2004年的1.5亿人下降到2012年的3000多万人。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劳动工资正在补涨。近年，劳动工资的增长速度明显超过GDP增速，甚至于超过了劳动生产率的增速。这一变化带来了劳动收入的上升，带来了居民可支配收入的上升，带来了消费上升等一系列变化。这就是中国经济静悄悄的革命最根本的依据。
巨大影响：涉及经济的方方面面
中国经济的这一趋势性变化自一两年前萌芽，它强大的影响力还波及中国经济的方方面面。工资的上涨速度势必会逐步赶上并超过劳动生产率的上涨速度，因此，企业利润率会逐步下降。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利润，更将会大幅下降。
又比如，通货膨胀的压力会加大。工资水平的提高将使得农民种粮食的机会成本不断上升，因此，农产品乃至食品价格具有长期上涨的压力。在城市，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劳动成本也在上涨。同时，居民消费上涨又会导致总需求的上涨。这一切都会带来总体物价水平长期上涨的压力。
与此同时，企业国际竞争力的下降也是一个可能的后果。在前述情形下，由于劳动工资率的上涨以及内需市场的扩大，一些出口型企业势必会被挤出国际市场，从而转向国内市场甚至于关闭，一些产业会逐步转移到周边一些劳动工资率比较低的国家，如越南、柬埔寨、印尼。
抓住机遇，推进调整
这场静悄悄的革命，本质上是进步，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未来动力。如果没有居民收入和消费的上涨，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从何谈起，中国经济发展的实惠如何才能落实到百姓？所以从根本上讲，中国经济各界都应该伸开双臂，欢迎和拥抱这一革命性的变化。但是，任何革命性的变化都会带来巨大的冲击，因此，方方面面都应做好充分的准备。
对于政策制定者而言，他们要防止通胀，要防止由于农民的机会成本提高带来的农林牧渔产业竞争力的下降，要合理妥善地解决粮食安全和食品安全问题，要协调国内、国外两个市场。由于要应对通胀率长期上涨的压力，货币政策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内需要比较审慎。而在粮食问题上，可以逐步与一些自然资源比较丰富的国家探讨长期的粮食供给的根本性安排，如租赁土地等，同时，也需要考虑国际粮食供给的多元化，而不是简单依赖一两个地区或国家。
对于企业界而言，也必须做好劳动生产率增速赶不上工资率增速的准备。利润下降将结束很多高利润行业的暴利时代。从积极的方面来讲，企业必须抓住百姓消费快速增长和升级的重大战略机遇，多元化、全方位地研究居民消费的升级和转型，在蕴藏着巨大商机的旅游、教育、养老、卫生、健康等领域开辟蓝海。
在金融服务方面，因为百姓可支配收入的上涨，对金融服务的各种需求将会更加多元化、个性化。比如说，越来越多的家庭可能希望将部分储蓄布局到境外，金融部门应该认真研究这种需求，抓住机遇乘势发展。
市场机制不可阻拦，只能顺应
从根本上看，这场静悄悄的革命，是中国经历千辛万苦所建立并不断完善的市场机制所带来的。我们不仅不应该阻拦，而且应该欢迎这种趋势，宏观政策以及企业的运作必须顺应这一潮流而不能逆潮流而动。当然，任何的政策也都不能阻挡这一趋势。中国经济决策者所应该做的就是利用好这一结构调整的深刻革命，顺势而为，为实现中国经济2050年的宏大目标打好基础。
十八届三中全会打开中国经济新格局【原文载于《新财富》，2013 年12 月】
十八届三中全会后，中国经济的六大趋势值得关注，包括金融领域的民间资本办银行、百姓出境投资，宅基地流转引发的农民带资进城，户籍改革带来的中小城市良性竞争及房地产价格多级分化，城市管理的市场化与精细化，国有企业向国有基金的转变。如何抓
住其中机遇，投资者必须认真研判。
十八届三中全会吹响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号角。这一改革涉及面之广、决心之大、措施指向性之强，为20多年来少见。如今，在全国范围之内，已经出现新一轮以启动基层改革热情和创造力为特点的上下互动、推动中间的改革新浪潮。那么，在这一轮改革启动之后，中国经济有哪些大变化值得社会各界期待，有哪些机遇值得民营企业家捕捉呢？笔者总结，有六大趋势值得高度关注。
民间资本办银行，百姓出境投资
金融改革应该说是条件相对最成熟、争议最少、酝酿时间最长的改革。其中，很快将要推出的是全面的利率市场化。当前，利率市场化的条件非常成熟，贷款利率已于2013年7月全面放开，而存款利率在今天理财产品充分竞争的形势下，事实上也基本放开。利率市场化所带来的新局面是，存款利率将全面上升，很可能从年利率3％上升到5％，也就是名义利率基本上保持高于通胀率2％的水平。银行之间争夺存款的战争也将由此公开化。随着存款利率的上升，银行有可能将其部分转嫁给贷款方，因此贷款利率可能出现一定的上涨。对于许多国有企业而言，如利率成本提高，其贷款需求会部分萎缩；对于那些此前愿意接受高利率也得不到贷款的民营企业而言，这实际上是利好。利率市场化将压缩银行的利润空间，银行将进一步加速寻找新的赢利模式，从简单的市场利差服务转为向企业和消费者全面提供各类金融服务。
金融改革最大的亮点将是放开一批中小型、区域性金融机构的准入门槛，尤其是区域性银行。这些机构必然会在自己的所在地精耕细作，利用长期积累的人脉关系，寻找给本地中小型企业贷款的机遇。这些银行的进入，一定程度上会蚕食全国性大银行在贷款市场的份额，届时，大银行的优势会凸显于针对个人的消费贷款、房屋贷款、信用卡服务、理财等全国性业务。与此同时，可以预计大型商业银行将必然走房屋贷款证券化之路，从而盘活其存量资产，充实资本金，从而更好地专注于上述业务。
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是金融改革的另一场重头戏。可以预计，随着中国经常账户余额与GDP之比逐步下降以及美国量化宽松政策逐步退出，未来3年之内，完全市场化的汇率机制将有可能形成。这里的假设是中国经常账户以及资本账户的余额分别下降到占GDP的1％左右，即中国的国际收支基本平衡。
相比其他金融改革措施，资本账户自由化的影响将最为深远。可以预见，资本账户的自由兑换将有序实行。比如，先出台一些合格的境内个人投资者计划（Qualified Domestic Private Investor, QDPI），比如在单个金融机构的金融资产总额达一定规模的客户，允许其将一定比例的个人资产完全自由地转化为外汇出境投资。这么做的目的，是让有一定风险应对能力的个体先开启出国投资的航程，风险自负。之后逐步推广到全社会，以减少境外投资风险的冲击。同时，这一进程始终要有一个附加性的应急措施，即建立多级防火门：一旦发现短时间内（如半个月之内）有相当数量（如5000亿美元）的资产流出，那么，人民币兑换外汇的批准将会延期；如果流出速度加快，可在短期内完全禁止这种资本账户的可兑换。资本账户的完全可兑换将调动百姓新一轮的投资热情，他们将可望关注国外的金融资产，特别是那些根植于中国经济并从中获得大量利润的跨国公司的股票，如宝马汽车、大众汽车、通用汽车、英国石油、力拓等。这相当于让中国百姓分享中国经济发展的红利，让流入外人田的肥水重新流回自己的家园。
农民以土地资源置换金融资产，带资产进城定居
这一轮改革特别强调在一定条件下允许宅基地流转以及在符合规划的前提下允许集体建设用地与政府用地平等入市，这等于开启了农民获得资产性收入的大门。更重要的是，这让农民可以离开土地，带着金融资产进城。
经济学界与政策界长期辩论的一个话题是，转让了宅基地或者集体建设用地股份的农民，会不会短期内挥霍掉自己的财产性收入从而变为失地农民，进而成为社会福利体系的包袱。答案毫无疑问是从理论中争论不出来的，只能在实践中摸索。不同地区的农民有不同的市场经济理性。江苏、浙江等沿海一带的农民在市场经济中游刃有余，恐怕不会出现以上情形。但在其他地区，这或许是一个令人担忧的难题。
在这方面，世界各地有很多成功的经验，如日本和中国台湾地区。为了避免产生大量失地无业农民，有一种可行的办法是，建立农民土地基金，要求农民出让宅基地或集体建设用地时，只能换取短期不可转让的基金份额，而不能获得现金。这一基金既可以投资于相关企业的股份，也可以长期持有土地，从而获得租金收益。这种基金可以由有关部门长期公开透明地运营管理，并由上级财政监督且保底。农民持有这种基金，可以长期比较稳定地获取现金流，从而规避了短期挥霍掉资产性收入的危险。持有这种土地基金份额的农民可以自由地迁徙，进城打工、定居等。通过这种基金方式的运作，一方面可以使土地流转起来，另一方面也可以让农民在获得一定保障的基础上进城，体面地成为城镇市民，避免成为城中贫民。
户籍改革启动城市良性竞争的大门，经济地理格局再次剧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