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新旧之战——变化的世界经济需要新思维(4)

2011年10月，国际社会已经开始悄悄议论谁将成为下一届世界银行的行长。对于时任行长佐利克，当时外界的言论认为其不大可能连任，理由是这位共和党的资深官员难以得到民主党总统奥巴马的推荐。

2012年1月26日，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2012年年会上，笔者碰到了任期即将结束的佐利克。4年多以前，佐利克在世行履新之时曾来清华大学与老师们进行了一场内部座谈会，大家聊得兴致很高。见到老相识，笔者直接问他是否已经决定谋求连任。他告诉笔者，回到美国之后，将与世界银行的各位高层领导进行一轮沟通，然后就宣布自己的决定。当时笔者的预感是，他将不谋求连任。2月15日，佐利克正式宣布他将不连任。

如今，国际社会针对谁将担任下一届世界银行行长的问题议论纷纷。美国与欧洲方面的评论基本认为，下一任行长还会来自美国。这是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即世界银行的行长由美国总统通过财政部推荐，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总裁则由欧洲方面推荐人选。

讨论的一个热门人选是时任美国国务卿的希拉里，另一个热门人选是克林顿政府后期的财政部部长、哈佛大学的前任校长、著名经济学家劳伦斯·萨默斯。当然，还有其他一些标新立异但显然不着调的人选，比如让末日博士鲁比尼当行长。一些观察家还进一步分析，希拉里本人对这一职位并不感兴趣，因为她觊觎的是2016年的总统大选，如果在2012年被任命为世界银行行长的话，就意味着她必须在2014年年中辞职，踏上总统竞选之路。这种在位两年多就辞职的做法被认为是不负责任的。而且，作为世界银行的行长，希拉里在美国国内的政治影响度将非常有限，这不利于实现她本人最终当选美国总统的政治野心。而劳伦斯·萨默斯在很多人看来也并不靠谱，因为他观点犀利，口无遮拦，尽管可能是当代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但屡屡得罪经济学学术圈之外的社会精英和大众。因此，他不被认为是一个非常得力的管理者。在哈佛大学，他被教授们撵下了台，这一纪录并不光彩。

推举中国候选人意义深远

笔者的观点是，关于世界银行行长这一职位，中国方面应该积极主动地据理力争，争取能够把一位来自中国的候选人推举成为世界银行的行长。为什么呢？

由一位中国人担任世界银行的行长，对于发展中国家整体上讲是非常有益的，这也是中国应尽的国际责任。中国30多年的快速发展应该可以说是二战后全球经济的一大奇迹，而最能为此感到振奋的是一大批落后的国家。中国的发展让他们看到了希望。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百姓都在暗暗自问这样一个问题：中国人做到了，我们为什么不行？中国在发展中国家里拥有极大的号召力，具有榜样的作用。更具体地讲，来自于中国发展的宝贵经验，对于尚未跨入发达国家行列的其他国家而言，是最具有借鉴意义的。

而来自中国的宝贵经验用高度概括的说法无非就是两条：第一条经验就是发展是硬道理。每个国家，要解决社会的、政治的、贫困的等等一切的问题，必须要有经济发展，而经济发展必须来自于一定规模的投资。这就是邓小平所反复强调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用通俗的话讲，就是发展是硬道理。在这个问题的认识上，发达国家的看法往往是错误的。在很多发达国家的学者和政治家看来，先要把制度搞对，才能够实现发展，而他们所谓的良制往往是从当今发达国家照搬过来的，他们忽略了一个事实，即，他们今天的制度是在上百年经济发展的进程中不断演进而来的，发达国家在经济起飞时代的经济制度并非如此“先进”。他们没有能够看到的是，只有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之上，政治的改革、政治的进步才能够实现，经济的体制才能够完善，社会的问题才能够逐步化解，贫困才能够消灭。

来自中国的第二条宝贵的经验就是持续的制度变迁，即改革必须逐步地、不断地推进。中国的经验表明，在任何一个发展阶段，必须要首先抓住最影响经济发展的制度瓶颈，并针对其进行改革，经济才能够发展，发展了之后改革才能进一步推进。

比如说，在中国经济发展的早期，1978年十年动乱刚刚结束的时候，困扰中国社会、经济最大的问题是粮食问题，因此，紧紧抓住农业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及解决农村集体制度过分集体化的制度约束，这项改革加上大幅度提高农产品的销售价格，迅速地解决了当时中国11亿人口的吃饭问题，立即给中国的改革注入了强心针，给中国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进入20世纪90年代末期，中国的核心问题变成了要进一步开发市场，摆脱美国年复一年的最惠国待遇的评审问题，这就促进了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战略的形成。加入WTO让中国经济不可逆转地走向了开放，带来了十多年的繁荣。所有这些，笔者的总结就是，把改革搞对（详见本人旧著《乱世中的大国崛起》中的文章《把改革搞对》）。

非常客观地讲，中国还没有完全形成一套非常确定的、成型的中国经济模式。所谓中国模式仍在打造之中，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模式一定会出现，且尚未成型的中国模式并不阻碍发展中国家揣摩中国的经验。由中国推选出一位世界银行的行长，可以最直接地把中国的宝贵经验传递给发展中国家。

由中国人担任世界银行行长的另一个重要意义就是，让中国的发展道路更加普遍地被全世界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朋友认同。当全世界越来越多的国家认同甚至于实践中国的发展道路时，中国在世界上的朋友会越来越多，中国在一些国际经济、政治问题上将变得更加有感召力，这对于中国在未来世界的定位毫无疑问是至关重要的。

IMF总裁与世行行长职位的差别

为什么在IMF总裁的问题上，中国并不积极也不应该积极，而在世界银行行长的问题上，必须要积极争取呢？原因是，IMF主要的运作对象就目前来看是发达国家，而IMF改革等方面的推动对中国而言，短期来看并不是至关重要的，如在中国投资份额的上升以及人民币是否纳入特别提款权货币篮等问题上，中国不急，而发达国家更着急，他们有自己的利益考虑。最重要的是，与国际货币体制相关的一系列问题，不可能在IMF这样的国际组织内部通过谈判的方式来决定。相反，这些格局化的变动，只能通过市场的变化来确定。也就是说，IMF总裁的位置是好看而不实惠的。

相反，世界银行行长的位置来得更加重要。事实上，在任5年，佐利克作为一个极具战略眼光的、来自于美国的世界银行行长，的确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他提出要在世界银行这个平台上更多地引入中国人，力推林毅夫担任世界银行的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也不断呼吁各国要关注非洲的发展问题等，这恰恰证明了世界银行行长位置的重要性。

力争行长位置的两大理由

既然世界银行行长位置如此重要，那中国要如何与西方人据理力争呢？我认为，有两个理由要紧紧抓住。

第一是告诉西方，今天的世界已经改变，今天世界的主要增长点来自于中国，发展中国家的增长速度远远超过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比重已经基本超过发达国家，更何况，世行的工作对象是发展中国家，因此，由欧洲人掌控IMF、美国人掌控世界银行的格局必须改变。这是历史的必然，也是大势所趋。

第二，我们同意应该让最合适的人担任世界银行行长这一原则，也就是说，应该选人而不是选国家；同时，我们也强调，一个候选人的背景也是其资格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一个候选人的职业生涯和生活经历都在发达国家，他怎么能够理解穷国的基本问题呢？相反，一个来自于像中国这样一个从前非常贫困，而今天取得了迅速发展的国家的候选人，对于发展的问题以及如何解决贫困的问题，会有着最直接的观察和体验，这就是他的资格。因此，中国方面应该可以理直气壮地讲，推举一位中国的候选人就是考虑到了要推选最合适的候选人这一原则。

最后，也必须认识到，中国方面有一位非常合适的候选人，他已经在世界银行工作了近4年，也在世界银行中发挥了出色的作用，他就是世界银行的资深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博士。他既了解发展中国家的问题，又有深厚的学术基础，更是对世界银行这一国际组织有直接的管理经验，所以，中国方面完全可以按这个思路推举林毅夫担任世行行长。

综上所述，在世界银行行长的人选问题上，笔者的建议是，中国方面应该积极努力。同时也应该看到，要实现中国的意图，其中的阻力是不小的，但中国也应迎难而上。这里，我们可以回顾和借鉴中国申办奥运会的经验，那就是，要经过不懈努力和挫折才会最终胜利，而挫折和困难不应成为不努力的借口。

在迪拜看到中国力量【原文载于《南方航空》，2013年5月】

尽管目前是走出去的好时机，但是投资海外有几点要注意。比如国有企业，由于其身份的特殊性——尤其是资源类行业的企业——它们的投资会被认为带有政府收购目的，经常招来当地政府、社会的警惕眼光，所以国企主导的资源投资常常不太顺利。从现阶段看，我们可以通过与一些投资银行、民营企业等合作，成立投资基金或新的企业来进行海外投资，避免单一企业进行大宗并购。在并购中，还要增强全方位运作，注重对当地政府和交易关联方股

东的游说，此外，还要加强当地舆论引导，更加强调并购的商业性而非战略意义。

迪拜是海湾地区中心，又处于亚非欧中间，是一座世界级的航空枢纽。笔者前往欧洲或非洲参加国际间交流活动时，经常需要从此地转机。这些年来，笔者在这里看到越来越多的中国同胞，不管是免税店还是特产店里，随处都有会讲中文的服务员。最奇妙的是，每次笔者都会碰到我们清华大学经管学院的学生。看来，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步伐，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远远超出了我们很多人的预估。

由于中国是新兴市场国家，对原料资产的需求将会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所以非洲的资源类企业成为投资热点不足为奇。而金融危机后，欧洲等发达国家的制造和IT（信息技术）企业也开始被中国人关注，在迪拜转机的企业家们无疑正是看中了这些投资机遇。如果说中国将成为全球第一大投资者，笔者并不奇怪。

尽管目前是走出去的好时机，但是投资海外有几点要注意。比如国有企业，由于其身份的特殊性——尤其是资源类行业的企业——它们的投资会被认为带有政府收购目的，经常招来当地政府、社会的警惕眼光，所以国企主导的资源投资常常不太顺利。从现阶段看，我们可以通过与一些投资银行、民营企业等合作，成立投资基金或新的企业来进行海外投资，避免单一企业进行大宗并购。在并购中，还要增强全方位运作，注重对当地政府和交易关联方股东的游说，此外，还要加强当地舆论引导，更加强调并购的商业性而非战略意义。

同样，对于制造类的企业，一定要量力而为。国外工会的力量太强大，劳资关系处理不好就变为“中国欺负美国的工人阶级”；此外，稍不留意国外的环保等法令都会把人拖入令人精疲力竭的诉讼纠纷。如果我们在海外并购时，纯粹抱着“抄底”心态，缺乏对自身管理能力的评估和对企业长远战略的规划，很容易遭遇惨败，这方面上汽集团有过惨痛教训。另外，国外的品牌过剩，比如说通用汽车就有六七个品牌。那么，别克品牌是不是可以卖给我们呢？我们找人重新设计，在国内搞好以后再出口非洲。总之，在制造业，技术和品牌的价值远远高于生产能力的价值，品牌可以买、技术可以买、资源可以买，但生产能力不要碰。

再者，不一定要像吉利（浙江吉利控股集团）那样，去并购海外大企业，而应该多关注发达国家的一些家族企业，用我们民营企业的力量去整合一些有核心技术、有独特市场优势的中小企业。像跟汽车厂相关的工程咨询公司，我们完全可以用一部分的外汇储备，通过某种方式合作。

对于有条件的民间力量，笔者同样鼓励它们直接或者间接投资于境外的证券市场，不论是股票市场，还是债券市场。为什么这么讲？因为不管是企业收入还是就业收入，已经紧密地跟中国经济结合在一起，中国经济如果这两三年转型不利，难免出现更多的波折。东方不亮西方亮，海外市场能够在投资方面进行有益补充。所以，笔者经常跟朋友们开玩笑说：“你买卡宴之前，要先买保时捷的股票。2009年欧债危机后保时捷的股票跌到40多欧元一股，现在75欧元左右。如果此时回过头再买车，你就相当于没花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