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美德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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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章 要为人类谋福利(2)

杨震严肃地说:“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明明有这‘四知’,怎么能说没人知道呢?再说,以为别人不知道就宽容自己,你太让我失望了?”

王密看见恩师动了气,羞得面红耳赤,赶忙包好金子走了。

法律和纪律是外在的强制性约束,而一个社会的良好运行,除此之外还需要社会成员的自觉、自律。杨震的“四知”精神是自制自律美德的集中体现,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应该像他一样严格要求自己,做到“慎独”。

梁鸿孟光以俭为美

东汉时期,平陵有个名叫梁鸿的书生,他家境十分贫寒,父亲死了都无力送葬,只用一领席子裹了草草了事。但梁鸿聪明好学,刻苦勤奋,通过层层选拔被保送到了当时的最高学府“太学”。在太学里,他成绩优秀,精通经史典籍,人人都很敬佩他。学成以后,梁鸿因为家世衰微,无人举荐,不能到朝廷当官,所以就自愿到上林苑去放猪。梁鸿是贫苦人出身,他没有因自己学识渊博就高高在上,而是和当地百姓相处融洽。

这个有学问而且又勤劳的人,口碑很好,当地人知道他尚未娶妻,都争着要把女儿嫁给他。可是梁鸿一直希望找到一个情投意合的人。

恰好,孟家有个女儿名叫孟光,生得相貌平平,但聪明贤惠、知书达礼,上门提亲的人络绎不绝。孟家极其富有,孟老太爷什么都不愁,就是担心女儿的婚事。每次有人来提亲,大家征求孟光的意见时,她都不肯点头。这就把孟老太爷急得焦头烂额,因为女儿的年纪已经不小了,别人家这么大的女子早已结婚生子。

一天,孟老太爷口气很生硬地质问女儿:“你都已经30岁了,难道就这样下去,一辈子不嫁吗?”

孟光回答得更是坚定有力:“除非有像梁鸿那样的人,我才嫁他。”原来孟光看不惯一些富家公子们骄横奢靡的样子,她对梁鸿的品德修行非常欣赏,觉得那才是自己心目中的大丈夫。

梁鸿听说孟光的品行和愿望时,很是好奇,就央人上门提亲。孟家一看,这正合女儿的心意,就毫不犹豫地点头答应了。

不久,二人成亲,孟家大摆酒宴,高朋满座,可梁鸿却高兴不起来,并且娶新娘回家后,一连七天都未理睬。到了第八天,孟光觉得奇怪,便忍不住询问夫君为何对她置之不理。梁鸿直言不讳地说道:“我想要的是一个生活俭朴、粗茶布衣的妻子,跟我一起耕作织劳,过一种隐居避世的生活。而你现在却穿着绫罗绸缎、珠光宝气,并不是我所希望的那样啊!”

孟光听到这里,顿时恍然大悟。她微笑着对梁鸿说:“夫君莫急,其实我是担心夫君嫌弃我无所修饰,粗布衣衫,而且这又是我们新婚的日子,才刻意打扮一番。其实我心里与夫君的想法一样,早已将麻鞋布衣准备在身边了。”孟光随即进里屋换上粗布衣服。梁鸿大喜,他觉得孟光与自己是心意相通的,并且为孟光起名为“德瞿(qú)”。

从此往后,梁鸿和孟光这对志同道合的夫妻便隐居在罢陵深山中,过着耕耘织作、诵书弹琴、互助互爱的幸福生活。

每天,梁鸿从田里劳作回家时,孟光已将饭菜备好,并且恭恭敬敬地送到梁鸿跟前。为表示对丈夫的尊敬,孟光总是低着头,把放置饭菜的托盘举得和自己的眉头一样齐。梁鸿同样也是毕恭毕敬地双手接过托盘。这样,二人才愉快地共进餐饭。

俭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尽管现在物质生活已经很丰富,但养成俭朴的习惯依然是成大事者的必备要素之一。生活的俭朴与奢侈关系到一个人的人生志向。生活在物欲横流的今天的青年人必须继承和发扬这种美德,它不仅是青年人的做事方式,也是青年人学习和借鉴的优秀品质,更是成功的习惯之一。

吴隐之饮“贪泉”而不贪

吴隐之,东晋时人,虽然家庭贫穷,但勤学好问,因此学富五车,而且他品德高洁、志向高远,极受当时大司马桓温的赏识,被任命到晋陵郡做了太守。隆安年间,东晋简文帝听说吴隐之清政廉洁,就将他提升为广州刺史。

在晋陵为官时,吴隐之从不接受任何人的一点礼物。朝廷给他的俸禄除维持全家人的生活之外,他还要接济生活困难的族人。为了多节约开支,他处处精打细算,不仅平时很少吃肉,而且让妻子自己织布缝衣;在街上买了烧火的劈柴,也是自己亲自背回家里。有一年冬天天寒地冻,吴隐之夫妻俩竟然连一床厚棉被也没有。女儿出嫁,因为没钱置办嫁妆,忍痛把一条心爱的小狗拉到街上卖了,才勉强置办了一些简单的嫁妆。

吴隐之被提升为广州刺史后,依然一身清廉。

广州离东晋的国都建康(现为南京)有千里之遥。许多官员自恃天高皇帝远,常无法无天。负责此处军政大事的刺史就是地方一霸,终日胡作非为。加之广州盛产奇珍异宝,一个人只要能获得一箱宝物,就够子孙数代享用。广州历任刺史和其属下多是贪污受贿的不法之徒。

可这些犯了贪贿罪的人不知省察自己的品德操守,而是百般为自己开脱罪责,说他们之所以会在广州犯罪,是因为在赴任的路上误饮了“贪泉”之水。“贪泉”是距广州20里的石门的一处泉水。于是,官员们为了表明自己是清官,无论多渴都不饮“贪泉”之水。

吴隐之上任广州刺史,路经此处时却偏偏要饮“贪泉”水。家里人劝他还是小心一点好。吴隐之不听,不仅喝了水,还赋诗一首:

古人云此水,一歃怀千金;

试使夷齐饮,终当不易心。

他觉得只要心中无贪的欲念,无论喝多少都不会贪。

吴隐之在广州刺史任职后,屋里的陈设极其普通,平时吃的也是蔬菜、干鱼之类东西。有人唆使厨师在烹鱼时把鱼骨剔除后再往上送,暗示广州地处偏远,贪污一些也不会骨梗在喉。吴隐之知其含意后不但不为所动,反而更加警惕。吴隐之任满返回建康时,连一点金银宝物也没有带上。他的夫人曾买了一斤沉香,吴隐之发现后扔到了河里,那条河因此被称为“沉香浦”。

他当官几十年,家中只有薄地数亩,茅屋数间。有人要送给他车马,要给他另建府第,他都坚决地谢绝了。因此,人们都说,吴隐之是一个“处可欲之地,而能不改其操”的好官。

怨天尤人是贪官的通病。其实,贪官之贪是本性,关贪泉何事?北宋理学宗师周敦颐品格高洁,他曾任广东路提刑,他为官清廉,曾将连州一处山泉题名为“廉泉”。如果说饮贪泉而贪,那么是否饮了廉泉就会变廉呢?非也!为官之人非得修身养性,才能抵住诱惑。如王勃《滕王阁序》所说:“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酌贪泉而觉爽,处涸辙而犹欢。”吴隐之无论处于何种诱惑人心的地方都能保持清廉本色,洁身自爱,为官员们树立了典范,是后人学习的楷模。

司马光不贪奢华

司马光是北宋时期著名的政治家,他一生高官厚禄,地位显赫,却清廉自守,从不贪奢。当许多王公大臣们在京城里盖豪华的深宅大院时,司马光却在一个偏僻的陋巷里深居简出。

有一年冬天,一位客人前来拜访,竟然发现司马光的客厅里连个火炉都没有。客人冻得浑身发抖,司马光忙叫仆人端来一碗姜汤,客人喝完后才稍为暖和了一些。后来,司马光为了司马光解决过冬时的寒冷问题,便想出了一个挖地窖的办法。因为地窖里冬暖夏凉,所以冬天他就在地窖里工作和接待客人。因为这件事,京城里就有了“皇家钻天,司马入地”的谚语,意思是说,皇帝和王公大臣的宅第越盖越高,可司马光的房子是往地下打窖越挖越深。这一谚语是对司马光俭朴生活的真实写照。

司马光的妻子因病亡故时,他连埋葬费也拿不出来,只得把三顷薄田都典出去,才换回钱来把妻子的后事办妥。司马光的俸禄和赏赐每年得到不少,但大部分都用来周济了衣食无着的贫苦人。其中,有个本乡人庞籍中年病故,留下孤儿寡母,很难维持生活。司马光见此情景,就将庞籍亲属接来同住,视为一家人。他每年还要拿出许多银钱去救济穷人。正因为这样,他常常入不敷出,致使家中囤无余粮,库无存银,一遇紧急用钱之时,也就只能典卖土地救急了。

司马光以仁为本,主张宽待百姓,尤其要宽待农民。他认为农民是国家的基础,无民即无国。因此,他一再反对朝廷增加农民的田赋徭役负担,主张轻徭薄赋,让老百姓也富裕起来。

司马光目睹那些王公贵族终日挥霍无度,声色犬马,而百姓却入不敷出,温饱都成了问题,不禁痛心疾首。有一年,许多州县发生灾荒,庄稼收成减半,百姓受饥挨饿,甚至卖儿卖女,而朝廷上下却仍然过着歌舞升平的生活。司马光敏锐地察觉了这一不正常现象,民以食为天,没有粮食的饥民随时可能暴动,他坚决要求朝廷罢赐罢宴,拿出钱粮,赈救灾民。

又过了些时候,宋仁宗将大批金银珠宝、丝绸绢帛赏赐各位大臣。众大臣看到眼花缭乱的宝物,都乐不可支。独有司马光并没有为之所动,他劝谏皇上应节省开支、舒缓民力,他还把所得的赏赐之物全部交给谏院,以充公用。

由于司马光能够清廉自守,所以名震四野,受到了广大群众的爱戴。史载,他69岁重任宰相时,京城里欢迎他的人在街上围得人山人海,他被后人誉为“真宰相”。

清正廉洁是为官者必备的美德之一,只有清廉才能受到人们的爱戴,成就千古美名。为官者如此,为民者亦复如此。有两句诗写得好:“天地万物各有主,一丝一毫莫乱取。”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如果靠贪污受贿,走不正之道获取,迟早会遭到法律的制裁。我们应该尽早养成清正节俭的美德,保持高洁的品格,不贪不奢,给社会带来一身清风正气。

于谦两袖清风

于谦,字廷益,明朝时钱塘(今浙江省杭州市)人。于谦自幼喜爱读书,少年时代就胸怀大志。永乐十九年(公元1421年)中进士,1428年任御史巡按江西。他为官清廉,绝不受贿,而且严惩贪污、平反冤狱,深得民心。

于谦身居官位,但他特别注意自己为官的节操,一直兢兢业业,廉洁守法。他爱国忘身,十分勤俭节约,所居之屋仅蔽风雨,家无余资。明景帝见他穷困,曾赐与宅第,于谦固辞不受,说:“朝廷多事之秋,非臣子安居之日。”他为人耿直,自己不受贿,也绝不向别人行贿。

当时,大明朝廷内部政治腐败,大小官吏们贪污、贿赂成风。其中有一个叫王振的宦官,长年侍奉在英宗皇帝身边,深受皇帝的宠信,便慢慢地骄横起来,在朝中作威作福,贪赃枉法,欺压忠良。于是在明朝廷众官员之间形成了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即各地官员要进京办事,都必须先进见宦官王振,给他献上丰厚大礼;如果不拜见王振或没有见面礼,那么所办之事就必定不会一帆风顺,有的甚至会受到百般刁难,官爵更是难以晋升。但于谦对此却不以为然。

有一年,在地方担任巡抚的于谦要去京城办点事,临行前,身边一些朋友就劝告他,进京时不妨带一些当地线香、绢帕之类的土特产,先去拜见王振,再由他引荐,诸事都会顺利一些。可于谦却对大伙说:“做为封疆大吏,我怎么可以如此行事,我不信没有王振我什么事都办不成。”众人摇头叹息,深为于谦担忧。

于谦看看忧心忡忡的众人,口头吟出一首《入京》诗:

绢帕蘑菇与线香,本资民用反为殃。

清风两袖朝天去,免得闾阎话短长。

意思是他什么都不带,只带两袖清风入朝见天子,这样,才能消除百姓不满,不会戳脊梁骨痛骂。

此事被传为佳话,“两袖清风”也因此成为官员廉洁的代名词,朝中的忠臣贤士都以“两袖清风”劝勉自己忠于职守,廉洁清白。于谦为官清廉,不随波逐流的品行至今为人称道,对后世有着强大的影响力。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在《渔父》中写道:“举世皆浊我独清”,此言概括于谦品行可谓恰如其分。而今,王振等等宦官早已化成尘土,于谦却名垂千古,其廉洁精神永在。

“天下第一廉吏”于成龙

于成龙是清朝山西永宁州(今方山县)人,他于顺治十八年(公元1661年)年出仕,历任知县、知府、按察司、大学士等职。在20年的宦海生涯中,以卓著的政绩和廉洁的一生,深受百姓爱戴。

1661年,已经44岁的于成龙不顾亲朋阻拦,抛妻别子,出任广西罗城知县。罗城地处边荒,当时遍地荒草,城内只有居民六家,茅屋数间,县衙也仅三间破茅屋。于成龙只得寄居关帝庙。缺衣少食使同来的五名仆人不久或死或逃,只留下一个仆人不忍弃他而去。他以坚强的意志,扶病理事,迈开了仕官生涯的第一步。他见那里的百姓生活贫困,就恳请上一级官员减轻当地的徭役,借以减轻农民的负担。他创办学校,抚养孤贫;他勤于政事,尽除弊病,办案公正,一时间广西出现了安居乐业的景象,再加之他爱民如子,因而当地的百姓尊称他为“阿爷”。

于成龙于成龙除朝廷给的俸禄外,从不动用官银一分一毫。他早晚都是喝粥吃咸菜,中午吃碗山西面饭,很少吃肉。当地百姓见自己的父母官如此清苦,于心不忍,就凑点钱物给他送去。但他坚辞不受,百姓只好跪着恳求他收下大家的一片心意。

每到这时,于成龙总笑着说一个人在这里生活,吃喝方面用不了许多东西。把这些钱物拿回去孝敬自己的父母,比送给他还让他高兴百倍。无论如何他还是不收,众人只好怏怏离去。

有一次,于成龙的儿子从山西老家来看他。当地百姓知道后,就奔走相告,决定凑些钱让他儿子拿回去以补贴家用。

于成龙面对当地百姓对他的关爱体贴,十分感动。但他无论如何也不收大家的银子。他一边给送银子的百姓连连作揖表示感谢,一边恳切地推脱了。儿子临行前,于成龙将一只腌鸭割了一半让儿子带回老家,民间因此传道:“于公豆腐量太窄,长公临行割半鸭。”

于成龙清正廉洁的事迹传开后,四川总督卢兴州等人就举荐他担任了四川合州的知州。在知州任上,他政绩卓著。康熙皇帝知道了于成龙的事迹后,称他为“天下第一廉吏”,并委派他做了福建按察使,接着又升任直隶巡抚、江南总督,成了管辖一方的封疆大吏。于成龙的官越做越大,却仍然自奉简陋,廉洁如初。为扼制朝廷官员的腐败奢侈,他带头实践“躬先俭朴”,生活极为艰苦。去直隶,他“屑糠杂米为粥,与同仆共吃”,在江南他是“日食粗粝一盂,粥糜一匙,侑以青菜,终年不知肉味。”江南百姓因此称呼他为“于青菜”,他天南地北,只身天涯,不带家眷,结发之妻阔别20年才得相见,别时青丝已变白发,夫妻相对,老泪纵横。他在任所病死后,室内遗物只有一件破袍和几罐腌制的豆豉,白米六斗,布衣一箱。

于成龙心系百姓,从不为自己考虑,处处为民众着想,时刻关心百姓的冷暖,是古今官员的杰出楷模,是今天我国反腐倡廉的一面镜子。坚持不懈地反腐倡廉,是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必不可少的重要保证,反腐倡廉虽然是执政者的任务,但如果我们年青人从小就树立廉洁的风尚,以后有机会从政,定能如同于成龙一样廉洁勤政。

时传祥勤勤恳恳为人民

以“一人脏换来万人净”,这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北京市崇文区粪便清除工人时传祥的人生信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