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乡村文化建设的理念变迁与实践发展(2)

以卫生教育攻“弱”，培养农民“强健力”。晏阳初看到当时农民的身体素质普遍较差，农民病死率相当高。他认为重要的原因在于，中国当时的卫生条件和卫生状况都不是为农民服务的。几乎所有的医院都建在城市，在乡村根本找不到医院之类的医疗机构，造成农民生病后无处求医。再加之，城市医院高昂的治疗费用，使得农民因为生活较为贫穷付不起药费，即使生病他们也不敢去看病。为此，晏阳初指出，应根据乡村医疗卫生的实际情况和财力状况，一方面借助公共力量，创办公共卫生事业。他建议在各村设保健员，联村设保健所，县设保健院，创建起乡村三级医药卫生制度，“使各村农民，都有享受科学医药治疗的机会”；另一方面实施卫生教育，普及卫生知识，并使他们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从而使农民成为健康的国民。他把这种卫生教育称为“强种教育”。

以公民教育攻“私”，养成农民“团结力”。晏阳初非常强调公民教育，注重培养农民的公民意识和公共意识。晏阳初说，公民教育要在根本上训练人民的团结力，养成其公共心与合作精神，提高其道德生活与团结生活。既要使他们无论在任何团体，皆能努力为一个忠实而效率的分子；又要具有自决自信、公是公非的主张。为此，他对乡村社会进行了一系列的民主改造。他试图让农民介入公共管理以培养他们的公共意识，他先是在定县建立了乡县议会组织，还在农民中间招募热心人士组建了公民服务团，让农民进入到乡镇的公民大会或县、镇里的管理委员会以及乡村改造委员会。同时他在教育农民的过程中，发动农民组织同学会，其进步意义就在于使中国农民有史以来首次有了自己的组织生活。此外，他还将公民教育作为平民教育的中心，创立了一套提高民族自觉心的“组织教育”的方法。例如，他将农民耳熟能详的历史人物故事汇编成小册子发给农民读，使农民在读故事的过程中自觉培养起民族意识。

2.三大方式：配合四大教育进行乡村建设的学校、社会与家庭教育

落实“四大教育”需要“三大方式”的配合。所谓“三大方式”，在《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定县试验工作报告》中，他写道：“四大教育的主要实施方式有三种：一是学校式，一是社会式，一是家庭式。其目的在使整个社会尽是教育的环境，以免一曝十寒之弊害。”晏阳初特别强调学校式、家庭式、社会式三种教育方式的相辅相成，合力教育。当然，他还指出，不同类型的教育方式的针对性和着力点是不同的。“学校式的实施以文字教育为主，注重于知识之传授与基本的训练，注重于个人的教学。社会式的实施以讲解表演及其他直观与直感教育的方法为主，注重团体的共同教学。家庭式的教育或为中国特殊的而又是必须的一种方式。家庭在中国社会结构上，占有特殊的地位，欲改善中国的生活方式，必须从家庭做起。”所谓学校式教育就是以青少年为主要对象，采用平民学校的形式，对农民讲授各种农业知识、技能，提高农民的科学知识水平。晏阳初指出：“学校式以教育青年为主要工作，因青年是国家今日建设之主力军；同时又要顾到教育儿童，因儿童系民族复兴的后备队。”学校式教育是实施“四大教育”的总枢纽。晏阳初认为，普通国民学校的主要问题在于“只有书本知识和空洞理想”，脱离农民实际，既不与民间和农民打交道，也不从农民的日常生活里发现问题和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基于此，他认为应当以平民教育来弥补普通国民教育的缺陷。

在定县，晏阳初创办、建立了一套比较完整的学校体系，主要有初级平民学校、高级平民学校、乡村小学、导生传习制、师资训练班、生计巡回训练学校等。各个学校都针对学生年龄阶段特点，运用了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其目的是以经济快捷的教育方法有计划、有组织、持续自动地推进和普及大众教育，扫除文盲。譬如，初级学校采取导生传习办法，在工余时间教学，而且教学内容以识字教育为主，《农民千字课》是其教学用课本；高级学校以提高“四大教育”的知识能力为主，是为提高初级平民学校毕业生所设置的；生计巡回学校的教学方法基本是根据一年中的节令时间来安排教学次第，并对农民进行训练，使其获得生产和农业技艺。

家庭式教育是针对中国的社会结构而采取的教育方式，即联合各个家庭中地位相同的分子施以相当的训练。如组织各家的家主、主妇、少年、闺女、幼童分别集会，研究家庭生活存在的实际问题，改良家庭日常生活中的不良习惯。通过各家庭成员横向联系的方式，推行家庭道德教育。家庭式教育可以使家庭中的所有成员都能得到相当的教育，增强家庭责任感，成为有知识、有文化的“新农民”。家庭式教育还可以实现“家庭社会化”，解决家庭与学校之间的矛盾；值得一提的是家庭会组织，家庭会作为家庭式教育实施的中心组织，给定县农民带来了巨大的变化：一是“妇女解放的敏速”，二是“造成新习惯的容易”，极大地促进了女子教育的发展，这在我国教育史上是首屈一指的，更是体现了晏阳初“除文盲作新民”这个平民教育思想的宗旨。

社会式教育以成人为主，主要是为了解决农民尤其是平民学校毕业生的继续教育问题。晏阳初认为，成年人年龄已长，事务较多，记忆薄弱，因此应当采取社会式教育。他说：“平教或民校学生毕业之后，若无适当学校可入，如置之不理，日久必致荒废，前功尽弃，宁不可惜。本会有鉴于此，乃有同学会之组织，为接受继续教育之团体……更要使其参加四大教育的活动，推动或介绍四大教育到乡村民众，同时养成青年农民求知的欲望与团结的力量，为乡村中建设的中坚分子。”社会式教育一般由社会式教育部负责组织实施，其主要教育方法是演讲、戏剧、音乐等直观教育方法。在文艺教育方面，从农民的实际需要出发，以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形式进行教育。如组织戏剧社和辩论俱乐部、读书会、演说比赛会等，并出版发行了多种平民读物，利用“流动图书馆”，使农民能够阅读周刊，并向该报投稿；创造了“表证农家”，“表证”就是由受过培训的农民公开表演，证明某一成功的实际效应，让更多的农民从中看到科学技术的力量，从而信服并要求效仿。在生计教育方面，为达到经济建设的目标，教育主要从农业生产、农村经济等方面着手，训练农民生计上的现代知识和技术，以增加其生产。在卫生教育方面，主要开展医疗卫生、强身健体的教育。

3.用“农民化”的理念做到真正的“化农民”

晏阳初是一位坐而论道、起而力行的实践型教育家，始终坚持乡村教育的理论和实践相结合。他号召知识分子到乡村中去，走与农民相结合的道路。晏阳初指出，教育必须“到乡间来求知道”，“努力在农村作学徒”，不能是高高在上的“训育”。他说：“欲‘化农民’，我们须先‘农民化’”，因此从事这一光荣事业的同仁们必须要有“宗教家”的奉献精神。所谓“化农民”是通过对农民的教育和引导，提高农民素质，提升农民的文明程度与文化知识的掌握水平。而“农民化”则是要求知识分子转变思想观念和认知立场，如晏阳初所言，要“抛下东洋眼镜、西洋眼镜、都市眼镜，换上一副农夫眼镜”，去观察事物，解决问题。如何做到“农民化”？晏阳初明确说：要给农民做学徒。他认为必须要虚心向农民学习，农民或许没有接受过正式的学校教育和书本知识的传授，或许不知道一些科学名词。然而，他们在实际生产生活中获得了丰富而宝贵的实践知识与技术，仍然值得我们虚心学习。晏阳初曾深有体会地说：“我们不向平民学习是没有希望的。你高高在上，把他看成下等人，不能抓住他们的心弦，不能得到他们的信任，不能得到他们的尊重，民心就抓不住了。不向平民学习，自己什么也不知道。要想使自己的乡建成功，非要和平民打成一片不可，非要向平民学习不可，这是我们几十年的经验谈。”①此外，他还指出教育者必须和农民生活在一起，与农民一起参加劳动。在与农民广泛深入的接触中了解他们的真正需求，从而更好地为他们服务。1929年秋，晏阳初身先士卒，举家从北平迁至定县，“在乡村安营扎寨”。在他的感召下，许多知识分子也怀着一腔真诚，放弃了城市舒适的生活环境，优裕的社会待遇，心甘情愿地来到条件艰苦的乡村，换上农民的粗衣布衫，与村民们一起劳动和生活。他们中有不少人是学有专长的归国留学生，甚至获得博士学位，故时人称为“博士下乡”。大批“洋博士”自愿到乡村，为“乡下佬”服务，走与农民相结合的道路，这在中国现代教育史上可谓一大创举，在当时社会也引起了巨大轰动。

4.晏阳初的“乡村建设试验”对乡村文化建设的意义评价

从晏阳初乡村教育的理论与实践中，我们可以看出，这是一个知识分子的乡村改造运动，既有根本性的弱点，又有值得肯定的方面。尽管晏阳初已经认识到了中国乡村存在着并已经影响到民族的前途和命运的“愚、穷、弱、私”四大问题，但是他却忽视了一个根本的社会现实，那就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现实，以至于他没有深刻认识到帝国主义之侵略与封建残余的剥削才是造成这种社会问题的真正原因。因此，把平民教育看成是一个包医百病的良方是错误的。晏阳初希望借助国民党当局的政治力量通过改良而非革命的办法来实现改造乡村社会的目的和理想，企图在不推翻当时的反动政权和保存原有封建经济基础的前提下实现其乡村建设主张，但历史告诉我们这是根本办不到的，也是不可能成功的。晏阳初回避中国社会经济政治的根本问题，不敢正视导致中国社会腐败和乡村破产的真正原因，这就决定了他的思想和主张在当时的中国不能有大的作为。晏阳初先生在他的晚年也认识到这一缺陷，尤其是看到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乡村社会的繁荣与发展，他说：“中国农村建设工作做得实在好，变化之大，出人意料。比较起来，我当年搞的只不过是一种方法的研究”，“要真正改造农村的面貌，还得有现在这些好制度”。

但是，晏阳初先生力图使用科学的方法使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农民接受到最基本的教育，从而消除愚昧和贫困。我们看到，通过晏阳初的努力，在当时社会掀起了改革封建传统教育，引进、学习西方近代教育，倡导科学与民主的热潮，直到今天，他的乡村教育思想仍极具现实启示。第一，立足于对中国乡村社会现实生活的改造，提出开发脑矿论，他把人脑的潜质形象地比喻为“脑矿”，他说：“中国真正最大之富源不是煤，也不是铁，而是一个三万万以上不知不觉的农民，要把农民的智慧发展起来，培养起来，使他们有力量自动地起来改造，改造才能成功，自动起来建设，建设才会生根；自动地起来运动，复兴民族，民族才会有真正复兴之一日。”这就提醒我们在进行乡村文化建设时，始终要把农民视为乡村文化建设的主体，要把主要任务放在着意提高乡村人口素质，开发乡村人力资源，改变他们的小农经济的狭隘的旧意识等方面。第二，提出“农民科学化”及“科学简单化”的主张，对当前的乡村文化建设仍具有启示意义。晏阳初针对当时乡村社会封建思想泛滥，迷信盛行，农民科学意识淡薄，以致生产力落后的社会现实，提出只有使占人口极大多数的农民实现科学化、现代化，才能实现中国社会的整体发展、文明和进步。而要做到这一点，则必须使深奥难懂的科学道理变成农民能够掌握的“实际操作”，因此这就要求教育者运用自己的能力和理解力将科学技术“提炼、提炼、再提炼”，“精简、精简、再精简”。虽然今天农民群体中，文盲的比例已经相对降低了很多，但是，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对农民传授农业知识，使农民知识化、科学化和专业化，仍然是当下乡村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第三，晏阳初的乡村改造运动及其平民教育思想是一批怀着报国热诚的知识分子出于责任心和爱国心的一次可贵尝试，他们力图使中国农民摆脱愚昧，改变中国乡村的贫穷落后的面貌，使中国乡村真正汇入到现代文明的发展洪流，努力推动中国走向现代化。这就告诉我们，今天的乡村文化建设绝对不是乡村社会单方面的事情，还需要城市和城市精英的帮助。这种帮助不是城市文化对乡村文化的征服和占领，也不是工业文明对农业文明的大肆侵蚀，而是城市化文化要反哺乡村文化，在传播自身文化的优秀价值理念的同时，建设个性化的乡村文化和繁荣已然萧条的乡村文化。

（三）陶行知“以教育救乡村”的“教育乡建”思想

和同时代的许多有识之士一样，陶行知认识到中国近代以来积贫积弱的根本原因是国民（尤其是广大农民）缺乏文化，文明素质不高。因此，他主张“以教育救农村”，认为发展乡村教育是“立国的根本大计”。1926年12月，陶行知为中华教育改进社起草了《改造全国乡村教育宣言书》，其中提出了一个宏伟的计划：“筹集一百万元基金，征集一百万位同志，提倡一百万所学校，改造一百万个乡村。”陶行知主要是想通过发展乡村教育，提高农民的文化科技水平和文明意识，达到拯救乡村的目的。于是积极开展乡村教育运动，并以平民教育家的身份投身于乡村工作。他对事业锲而不舍、执著追求，并与农民、学生打成一片，这种平民作风在今天仍为后人所称道。

1.陶行知“教育乡建”思想的主要内容

陶行知一贯关注中国前途和命运，他认识到，在中国这样一个以农立国的泱泱大国里，乡村社会的发展状况对国家的富强和昌盛，以及国家现代化和发展前途举足轻重。他指出，要想改造当时中国乡村社会的现状，必须提高农民的素质，努力发展和壮大乡村教育事业。他特别指出：“乡村教育关系到三万万四千万人民的幸福，办得好，能叫农民上天堂；办得不好，能叫农民下地狱。”早在1921年，陶行知就已经认识到改造乡村的根本问题是对乡村教育进行根本改造，并注意到城市社会和乡村社会中教育发展的不平衡。他指出：“乡村教育不发达，可说已达极点。我国人民，乡村占百分之八十五，城市占百分之十五……然而乡村的学校只有百分之十。这种城乡不平均的现象，怎样才可以使乡村的儿童受同等的知识，享有同等的待遇……”在此基础上，陶行知提出了平民教育下乡，主张把学校作为乡村文化建设的“根据地”，造就出“文化细胞”，结成“文化网”，从而使学校教育在乡村文化方面产生广泛、深刻的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