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苏联文学史话(4)
在一个不注意的顾客看来，“神马的马厩”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人们在那里看见好几排的桌子，正如在世界上任何咖啡店中所看见的一样。可是，在有几张桌子上，人们却可以看见，在一块玻璃板下，有信，诗，素描，木刻画等放着。在公共集会的那些日子，那些作家们走上那个搬到这咖啡店中来的讲坛之上，念他们的作品或是讨论他们的艺术。有时这种晚会竟会退化到变成哄闹，特别是在有几位主顾超出了他们的饮量的时候。
式尔式涅维契（CHERCHENIEVITCH），玛连霍夫（MARRIENHOF），叶赛宁和库西可夫（KOUSSIKOFF）做着这团体的轴心。据他们的意见，意象应该是一切真正的诗的基础：
那贤明的园丁，秋天，将剪去我的头的黄叶。
这些诗人的意象，老是从自然界和农民生活中借来的，特别是自从那从前做农民的赛尔该·叶赛宁加入了这个团体以后。
在大战以前，这种农民的时髦已经流行在俄罗斯的资产阶级环境中了。作者哥罗德兹基（GORODETZKY）带着巨大的同情款待那些从乡村间来的诗人们。他老是在他们之间发现新的天才，他又常常开那些农民诗歌的晚会；在那些晚会中，每一个诗人都穿着他的本地服装出来。当农民诗人克鲁也夫（KLOUIEV）把赛尔该·叶赛宁介绍到这个环境来的时候，那简直是一个大事件。著名的女诗人茜娜伊达·希比乌思（SINAIDAHIPPIUS）拿起了她的手眼镜仔细看着叶赛宁，高声说：
“一个农民！一个真正的农民，一个地道的农民！”
那个在当时只有十七岁的叶赛宁，便立刻被这个上流社会的一切贵妇人和一切学时髦的人所包围住了。人们很快乐地听着他。因为叶赛宁有一个乡下的音调，他把那些O字念得特别重。
“你怎样说的？”别人问他，“再说一遍吧？诗歌。哦！这真有味儿！”
在那个时代，叶赛宁穿着一身农民穿的短褐和“伐伦基”：
一种用粗布做的短靴。
有一天，希比乌思问他：
“嘿，你穿鞋套吗？”
叶赛宁把事实讲了出来，还天真地加一句说：
“混蛋才知道这不是鞋套，却是‘伐伦基’。”
他还对他的朋友讲，那些邀请他去的女士们，是浑身脱得精光地在她们家里接见他的。
“她们和我接吻的那种样子真怪，”他说，“好像她们要吮我的嘴唇似的。”
有些苏维埃的批评家曾说，叶赛宁是“被那些堕落的人们所杀死的诗人”。这句话是很确切的。
叶赛宁也很受那知识阶级的精粹所爱。那伟大的优伶喀却洛夫（KATCHALOV）说，当他到外国去的时候，他所随身带的唯一的书是叶赛宁的一本诗集。
高尔基在他的回忆录中说，他所听到的叶赛宁的最初几首诗，使他起了一个不能遗忘的印象。有一天，叶赛宁和他的妻子伊莎陀拉·邓肯（ISADORADUNCAN）去访高尔基。当高尔基听着这位诗人念他自己的诗的时候，不禁流出眼泪来了。真的，叶赛宁念他的那些背得出来的诗的时候——即使他是喝醉了——确实有一个真正的天才。当他喝得大醉特醉而到一个集会中去，准备闯一个什么祸的时候，人们便请求他念几首他的诗去镇定他。俄罗斯闻名的批评家伏朗斯基（VORANSKY）说，有时叶赛宁听了别人的话，于是大家便掌声雷动地欢迎这位诗人上去。
玛牙可夫斯基不很喜欢叶赛宁，而在许多文章上攻击他，因为玛牙可夫斯基有一种完全不同的诗歌理论。只在叶赛宁去世之前不久，玛牙可夫斯基才想把叶赛宁拉到未来派的团体里去。
他第一次遇见叶赛宁是在克鲁也夫家里。
“我和你打赌，”玛牙可夫斯基对他说，“你不会再长久穿这身农民的短褐了。”
实际上，当玛牙可夫斯基在高尔基家里第二次看见叶赛宁的时候，叶赛宁已穿着一身便服了。
有一天，伏朗斯基看见叶赛宁正要跨上一辆雪车，身上披着一件披肩，头上戴着一顶大礼帽：“叶赛宁，你为什么这样乔装？”
“我要，”他回答，“和俄罗斯最伟大的诗人普希金相像。”
苏维埃政府把叶赛宁像一个骄宠的儿子似地对待。他们对于这诗人醉后的反革命的谈吐装聋作哑。他老欢喜说：我也是拥护苏维埃的，可是我不是共产党，我不会让你们在我嘴上戴一个嘴套子。
然而叶赛宁却妒忌和劳动阶级并和它协力工作着的那些作家们联在一起。
在叶赛宁死后，当特洛兹基恳切地哀悼他的时候，布哈林发表了一篇攻击叶赛宁的文章。在那篇文章里，他指示出叶赛宁只在那些正在消灭的东西上汲取他的兴感。
“无疑，”布哈林说，“叶赛宁是有天才的，可是莱洪·都德（LEONDAUDET系阿尔封思·都德之子，法国保王党领袖之一——译者）也是一位天才作家啊。我们却并不因此就不去打倒他。”
而玛牙可夫斯基，在说到叶赛宁的时候，说道：“人们主张替卡尔·马克思立一个纪念像，叶赛宁却无疑会喜欢别人替母牛造一个纪念像，而且那纪念像还应该表示那头母牛正在想用它的角阻止一个机关车的进行。”
赛尔该·叶赛宁曾写过他自己：
他是一个农民的儿子，他的历史是很简单，他生着像夜一般黑的头发，和一双柔和的青眼睛。
他的伴侣是基督和他的猫。他不但歌咏猫，而且还歌咏马，鸡，牛和整个自然界。他看见他的祖国，俄罗斯的乡村，一天天地被铁路所侵略而抱憾，他高声说：“我是最后的田园诗人。”
他还说：
在淡青色的田野的工场上不久铁的生客将出现了。
在他的有一首诗里，他说着一匹想赶上火车的小马，他含泪笑着：
我亲爱的小傻子你向哪里跑，哪里？
难道你不知道那钢铁的机器已战胜了活马吗？
看见叶赛宁在莫斯科路上当着那挂在肉店的牛头脱帽行礼，或是看见他像一个贵妇曳着长裾似地曳着一根马尾，实在是常有的事。在和伊莎陀拉·邓肯结了婚之后，叶赛宁在全世界作旅行。他到巴黎，柏林，美国去。那时这个农民的儿子便得了一个医不好的病：怀乡病。叶赛宁觉得西方是那么地住满了人，竟连一块吐痰的地方也没有。他梦想着他的草原。可是当他回到那里去的时候，他不复能在那里找到安慰了。这个原始的人已经被西方的颓废所变坏了。他割断了动脉，接着又上吊，这样地结束了他自己的生命。
他最后的这首诗，是在一九二五年他三十岁的时候用他自己的血写的：
死并不是很独特的，可是活也不是一件很新的事。
他是一九二五年十二月死去的，年纪刚只有三十岁。特洛兹基在他的一封信上这样地说着叶赛宁：“叶赛宁不是一个革命者；《二十四岁的歌》的作者特别是一位抒情诗人，但是我们的时代并不是抒情的。为了这个缘故，叶赛宁那么快地结束了他的生命……“如果他生活在一个并不必须要作剧烈的斗争，而有着友谊，爱，以及人和人之间的亲睦的和谐的社会中，那么他的兴感便不会那样的奔放了。那种时代总有一天会到来的。在这个我们还要作着无数无情而有利的斗争的时代之后，另一些时代会接着来的。在那时候，人的个性将极度地发展，而抒情诗亦然。那时候革命将第一次替人类不但获得面包权，而且还要获得诗歌的权。叶赛宁在临死时用他自己的血所写的诗，是为谁写的呢？
或许这个传言是写给一个尚未产生的人，是写给那个我们努力要创造出来的人的吧。这位诗人之所以溃灭，是因为他不认识革命。可是在以后，革命将以未来的名义认他为自己人。诗人已死了。诗歌万岁！”
诗人的动员商业被禁了。商店的门窗都紧闭着，它们的锁也锈了。门前挡着木板的那些小店铺，简直像是棺材。米牙思尼次喀牙街的那一排连续不断的店铺，是完全荒废无人了。在莫斯科郊外的工业区中，烟突已不复冒烟，受了恐怖的打击的知识者，惊愕地望着那在他周遭展开来的景象。
那受着敌人包围的革命，到处看到了谋叛。
房屋，电杆和小木屋上，都贴满了布告，命令和口号。“为布告事，为布告事，为布告事。”那些命令上这样喊。“总动员令”，“不和我们一起便是反对我们”，“不劳动的人不能吃饭”等等，在一切路角上显示出来。疲倦的目光望着这些布告，一点也不留意那些写在木棚上，或是写在那些摊在荒凉的市场上的木板上的诗。到处是群众集会，骚扰。武装的工人们，载满了兵士的运货汽车，在莫斯科的街路上巡游着，把泥水溅到了那些胆小的路人身上。在这个热狂的活动之间，谁也不注意到一辆小货车开着快车穿过了城市。
几个“神马的马厩”的老主顾，惊愕地认出了那三个手里拿着毛刷的意象派的首领。
“这些诗人到哪里去？”
他们想着，可是他立刻就把这个不意的邂逅忘记了。那辆小货车在一个路角上停止了下来。玛连霍夫拿出了一张印刷的纸，叶赛宁拿出一个桶子，于是，在转瞬之间，库西可夫贴上了一张布告。整天之中，这三个意象派贴着他们的布告。有这样的几千张布告，分播在莫斯科的各街路上：
全世界的意象派联合起来。
诗人，画家，作曲家，舞台监督和今日艺术的朋友的总动员令（第一号）本年六月十二日星期日，将举行新艺术的寻求者及宣传者的游行大会。
集合处：剧院广场，时间：下午九时。
游行路程：特佛尔斯喀牙。普希金纪念像。
节目实力检阅。演说，乐队，诗歌，绘画飞行展览会。
今日艺术的一切朋友和赞成人必须出席：
一意象派；二未来派；三其他团体。
动员令原因：对于今日艺术的宣战。
不和我们一起便是反对我们今日艺术的领袖。意象派中央委员会。
诗人：赛尔该·叶赛宁，亚力山大·库西可夫，阿纳托尔·玛连霍夫，佛拉齐米尔·式尔式涅维契，尼古拉思·爱尔特曼（NICOLASERDMAN）。
画家：乔治·牙库洛夫（GEORGESYAKOULOV），包里思·爱尔特曼（BORISERSDMAN）。
作曲家：阿尔森·阿夫拉阿莫夫（ARSENEAVRAAMOV），巴夫洛夫（PAVLOV）。
意象派诗人秘书：伊凡·格鲁西诺夫（IVANGROUSSINOFF）。
一九二○年六月十二日下午九点钟，剧院广场上黑压压地挤满了人。那些不知道底细的好奇者，问自己旁边的人这骚动的原故。
“一个总动员。”人们回答。
“不是的，”另一个人夹进去说，“你看见了布告吗？”
“当然看见口罗。”
“呃，那么你应该懂得，人们对那些诗人下了动员令，派他们到波兰前线去打仗。”
“那么你呢，”那第一个人问，“你是诗人吗？”
“我吗？不是，可是谁知道到底是不是。”
突然，那意象派画家牙库洛夫的强有力的肩幅，在人头的潮上显出来了。
“上去吧，牙库洛夫，”那些意象派鼓励着他，“你有一个钢铁一样的嗓子。”
牙库洛夫还没有说完几句话，苏维埃民军的步兵和马兵突然从四处涌了出来。在几分钟之内，广场已被肃清，而那意象派的参谋部也都被捕住带到“契卡”去了。库西可夫开始解释他们的事件来，他说：“我们是时代的孩子。在革命时期中，诗人们应该用社会活动去在艺术的战线上采取攻势。”
由于这句含糊的话，那些意象派表达出他们的对于被扩大的社会思想的活跃的宣传所遗忘或抹煞的恐惧来。
人们不发表意象派的作品了两天之后，他们都被释放出来，可是，因为一切杂志和出版部已决意不发表意象派作品，他们的活动力现在便很受阻碍了。
这是意象派诗歌所受到的一个重大的打击，因为在当时要印一点东西或得到一点纸张，是需要经过许多批准的。然而那些意象派却不服输。“如果他们再妨碍我们的作品下去，”式尔式涅维契在那博艺学院举行的集会上说，“我们便要在伏洛夫斯基（VOROVSKY）本人的背脊上发表我们的作品。”
那个在几年之后在瑞士被孔拉第（KONRADY）杀死的伏洛夫斯基，在那时是国家出版部的主任。
可是意象派作家们的这种威胁和行动，都一点也没有用处：
不发表他们的作品的决意丝毫也没有变动。
然而，意象派们的诗歌小册子却继续地在出版。而当库西可夫的诗《向没有一处去》印了两万份出版的时候，“契卡”发动了它的全部人马去找那印刷人。他们到处搜寻着，想不到那印刷者却是“契卡”印刷部的排版人。那排版人是那些诗人的朋友，他答应偷偷地替那些意象派工作。
耶稣受难寺有一天，叶赛宁有了一个新发明：
“你瞧，”他指点着耶稣受难寺对库西可夫说，“在那些大墙上，一张布告也没有，这真是不可解的事。”
全城的墙上都贴满了布告，以致要想贴一张新的布告上去简直是不可能的事。只有这寺院的围墙却独免于难。
就在当天夜里，叶赛宁，库西可夫和玛连霍夫，带着一桶黑颜色和几枝刷笔，动身到耶稣受难寺去。
一小时之后，便有三个签名，写在那用巨大的字写的三节诗下面。
玛连霍夫这样地向玛丽—玛德兰致辞：
我也要穿着新的衬裤到你家里来了。
叶赛宁熟稔地呼着上帝：
主啊，生小牛吧！
库西可夫把他的诗献给那刚去世的亚力山大·勃洛克。
那时是夜间一点钟。一切的酒店（除了几家这三位意象派领袖被人认得很熟的文艺咖啡店）以及那些夜酒场，都已在好久以前禁止了。
有些人是能在一切制度之下适应一切环境的。那红发的佐治亚人米哈科（MIKHAKO）便是一个例。虽则冒着极大的危险，这个人总能设法私下地维持他的夜酒场。在那里，人们卖酒精，人们介绍妓女。
这三位诗人决意到米哈科那里去度夜，也不管明天和那等着他们的麻烦。
风，吐出你一堆堆的叶子来吧，我是无赖，像你一样。
（叶赛宁《无赖》）那红发的佐治亚人的铺子里的酒精很坏。“喝了这样的烧酒，那些汽车都会变成疯狂了。”叶赛宁对他的朋友们说。人们喝着这种混合酒，因为那却也是人们能在莫斯科找得到的最好的酒。爱喝酒的人甚至还买动物博物院用的酒精。人们称那种酒精为“蛇酒精”。
在这个出名的夜里，叶赛宁说人们给他喝“婴孩酒精”，意指那种浸胎儿的酒精。
第二天早晨，一大群的人在那寺院前面站住了。顽童们攀到电杆和栏杆上去，坐车的人们勒住了他们的马车，去看那些尼姑起劲地洗刷那些写在墙上的大字。暴怒的节米扬·别特尼在群众之间挥着他的臂膊。
看看自己不能免于被捕，那些意象派便每人抱了一个枕头一直到“契卡”去。“契卡”的主任曼金斯基费了大劲儿晓谕他们，说他们这样使苏维埃的权能失了威信。这团体中的代言人库西可夫回答他说：“我们是时代的忠实的孩子……别人和我们捣乱……别人不愿意再印我们的作品……”
虽然这样，他们总还坐了十天监狱。
“时代的忠实的孩子”
那位赤骑兵队的著名的领袖布德尼（BOUDENNY），是常常到“神马的马厩”去的。
用手指着叶赛宁，布德尼用他的又粗又响的声音说：“让这个红头发的未来派来念诗吧。”布德尼对于诗歌当然已不是门外汉，可是他还没有辨别意象派和未来派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