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得人心者得天下——晋级的黄金法则
无心插柳：钱若水断案传美声
晋升、加薪是职场人士的荣耀。然而，现实情况中，某些人往往因为这样或那样的原因，屡屡与晋升无缘，在职场打拼数年仍在原地踏步。确实，职场如竞技场，想要脱颖而出，赢得晋升的机会，是必须要懂得一些谋略的。兵法有云：“攻城为下，攻心为上。”欲谋高就，需要攻心。
所谓攻心，就是在心理上创造机遇让老板认识、了解、接受、赏识，进而做出决定。老板的性格类型有多种，但终归都是有血有肉有情感的人，总是希望认识、发现人才，为公司创造价值。所以，只要有一个作为、一个举动、一个消息能触动老板的心灵，留下深刻的印象，就会成为晋升的直接参考依据。
为了这个目的，有人采取投其所好的攻心策略，做得不美，反成笑柄。好在有句话叫“人在做，天在看”。只要行得正，做得端，有业绩，有表现，就不信老板不知道，看不见，不提拔。无心插柳柳成荫，最好的策略就是行动。
伟毕业后进入一家公司做业务员。这家公司规章制度和组织架构都比较完善，因此伟虽然条件不错，也只能从基层做起。由于工作认真负责，业务成绩颇为出色，只是由于工作性质的缘故，一直没有接触上层领导的机会。
一次，公司组织相关人员到济南召开经销商大会，伟和其他业务员正好有机会与老板一同坐车前往。由于路途较远，车行不久大家很快都睡着了，只有伟还在想着自己的客户，不知他们是不是到济南会场了。他拿出手机挨个打电话，不是他给客户打电话告诉开会内容，就是客户给他打过来了解开会的情况。这一切都被老板看在眼里，不由得暗暗点头。
济南的会议开完不久，公司正好人事调整，伟从基层业务员被破格提拔为新项目部门经理。莫名其妙的伟可能没有想到，正是他济南之行路上的几个电话无意中打动老板，让老板在做出决定的时候力排众议：“这个人很敬业，最起码别人都在睡觉时他是醒着的！”
在职场中，无论是哪种性格的老板，对于敬业的员工、勤恳的员工、忠诚的员工总是赏识的。所以，一旦他发现你具有某种他喜欢的品格，会感到特别欣慰，在心中自然会留下你的位置。而作为员工，注意工作中的细节问题，抓住交往中的点滴机遇，让老板发现自己身上闪光的亮点，总有一天会迎来职业生涯中的一次特别机遇。
北宋钱若水，字淆成，一字长卿，为人有器识，能断大事。钱若水任同州推官时，一天，一个大户人家的女奴不知去向。女奴的父母到州里告状，知州命录事参军办理此案。录事参军曾向这个富家借钱被拒，怀恨在心。审案过程中，武断地说是富家将女奴害死，弃尸河中。富家父子均不认罪，被录事参军屈打成招。
定案后，录事参军将案子上报知州，知州召集有关官员复审，多数人认为此案处理正确，表示支持，只有钱若水对案子表示怀疑。录事参军知道后，责骂他说：“你是否接受了富家的贿赂，想开脱他们的死罪？”钱若水含笑说：“如今有好几个人由于这起案子而要判处死刑，怎么能不再仔细审核一下他们的供词呢？”于是他把案件扣了将近十天，其间尽管知州多次催他，他也没有把案子退回，上上下下的人都责怪他。
有一天，钱若水避开众人来见知州，说：“我之所以扣发案卷，是因为正在暗访女奴的下落，现在女奴已经找到了。”知州查证属实，传令把富家父子从狱中提出来，全部释放。富家父子哭着对知州说：“如果没有您的帮助，我们就要灭族了。”知州对他们说：“不是我，是推官钱若水帮了你们。”富家父子来到了钱若水办公的地方要求当面致谢，钱若水却闭门不见。富家父子绕墙而哭，回家后把自己的家产捐赠给寺庙，为钱若水祈福，事情轰动一方。
知州想就此事报请皇帝为钱若水论功求赏，钱若水坚决予以拒绝，说：“我只求案件得到解决，无辜的人不蒙冤而死，论功请赏不是我的本意。如果朝廷把此事归功于我，那么将如何处理录事参军呢？”知州更加敬重他了。不久，宋太宗知道了这件事，对钱若水越级提拔，不到半年，便由幕职提升为知制诰，两年后被任命为枢密副使。
古代君主常被分为明君、昏君两种，明君是做事业的人，最希望看到、听到的就是自己的臣子做出有益于江山社稷、黎民百姓的事。宋太宗就是一个较为贤明的君主，所以听到钱若水如此的官声，怎么不提拔他呢？
如果把职场的老板比作古代的君主，应该说多数老板都是明君，因为他们都是打天下、做事业的人，希望自己的企业不断做大，成就辉煌的人生。从这个意义上讲，没有老板不希望员工有优良表现，而且一双眼睛也总是在看着，希望发现自己满意的人选。因此，以自己的行动见证自己的能力、才干、敬业、忠诚，是获得升迁的一条最宽道路。
从善如流：刘邦兼听得天下
对应“有为而治”和“无为而治”两种不同风格的管理方式，那些最终成就了自己的人，或者其本人具有非凡的才能，或者善于使用具有非凡才能的人；这两种人，后者显然更具领袖才能。
所以我们常常看到，职场中有些人并非那么懂技术，却担当重要的管理职务。他们的成功不是得益于本人的技术能力多么超凡出众，而是得益于善于领导一个团队，充分发挥每一个人的聪明才智。
作为一个基层领导，要获得更高的升迁机会，不光要与上司做好沟通，更要眼光向下，重视下属，发挥下属的积极性和创造力。水涨船高，整个团队的实力上升了，自然就会拥有被抬到更高级别的资本。
有孙、李两位经理，李无论是学历还是能力，都较孙稍逊一筹，但是李的下属，看起来工作精神非常饱满，业绩的成长也很迅速；而孙的下属，则看起来无精打采，业绩也不见出色。
孙自恃能力出众，在下属面前常常趾高气昂，指指点点，传经授道；下属们偶有不同意见和看法，都被他的“权威”评论压倒。久而久之，员工就没什么话可说了，总是处于一种待命的姿态。
李并没有表现出特别突出的特长，但是为人谦虚，善于听从下属意见。当下属提出某些建议时，他总是欣然表示：“没想到你会想到这种情况。你很认真，不错。”然后修订计划，遵照执行。有时，下属热心提供了许多建议，但不便立刻采用，在这种时候，李会诚恳地告诉他们：“以目前的情形，这恐怕不是适当的时机，请你再考虑一下。”李的态度让下属在对待工作时表现得非常踊跃，使得很多业务上的难题悄然化解。由于士气高昂，团队的任务总是轻松完成。
年终考评，李由于突出的团队业绩获得晋升，下属中的一人被提拔到他的位置担任经理。
案例中的这种情形，可以说处处可见。为什么同样有才干又热心工作的人，其下属的成长却有那么明显的差距呢？探讨起来，关键的一点是“善于听从下属意见”。善于听从下属意见的上司，他的下属积极性一定高，成长得快；不善于听从下属意见的上司，他的下属积极性被压抑，一定成长得慢。作为一个基层领导，其综合考评不仅是个人的业绩，还包括个人的领导能力。二者相比，后者更被看重。
刘邦之所以能得天下，得益于他的善听、善辩、善用。刘邦出身市井，学问不深，但颇有自知之明和知人之智，在他面前，只要你说得有理有据，哪怕他对你这人非常反感，也会立即改变态度，虚心请教，言听计从。
郦食其去见刘邦，刘邦一边洗脚一边接见他，态度非常傲慢。但一听到郦食其说“如果你希望联合诸侯共诛暴秦，就不该傲慢地接见长者”，他马上把脚从脚盆中抽出来，起身穿好衣服，请他上坐，向他道歉，并虚心向他请教。萧何推荐韩信，说如果要争夺天下，必用此人。刘邦于是排除众议，选定吉日，斋戒设坛，当众拜韩信为大将军，赋予崇高权力。
汉朝建立以后，陆贾上书时常常引用《诗经》、《尚书》中的句子，刘邦听得不耐烦，破口大骂：“老子马上得天下，哪里用得着这些破烂文章？”陆贾反驳道：“陛下可以马背上得天下，但能马背上治天下吗？假如秦朝统一江山后，效法先王以仁义布天下，陛下哪里还有今天！”听了这话，刘邦登时面露愧色，虚心求教，还专门请陆贾开讲座，讲解天下得失的道理。后来还把讲稿整理成为《新语》一书。
刘邦之所以能够成功，这种从善如流的特质是非常重要的原因。第一，他承认自己的不足，所以能够听得进别人的意见；第二，他知道自己能力不够，所以不会卖弄聪明对部下指手画脚，这使得萧何、韩信、张良、陈平这般精英可以尽情施展才华，不用担心自己没有用武之地。最终，刘邦成就了手下，也成就了自己。
领导者中，以技术能力卓著而晋升为管理者带领一个团队工作的，常常在管理方面捉襟见肘。原因就是他太出色了，盖过了下属的光芒，使下属的能力不能得到充分发挥。管理者的最大职能不是使自己成为最优秀的，而是使下属成为最优秀的，最终使自己居于无为之境，这堪称是最高境界的管理了。
怀柔天下：李世民纵囚归家
管理理论中有一则“南风法则”，这个法则源于法国作家拉封丹写过的一则寓言：北风和南风比威力，看谁能把行人身上的大衣脱掉。北风抖起威风，寒冷刺骨，结果行人把大衣裹得更紧；南风徐徐吹动，风和日丽，行人暖意上身，始而解开纽扣，继而脱掉大衣，南风获得了胜利。
这则寓言其实有失偏颇。如果南风和北风比谁能把行人脱下的衣服穿上，则肯定是北风胜利，所以管理中也可以有“北风法则”：管理风格冷峻，强调原则问题不可让步。但是若论“得人心者得天下”，显然还是南风更胜一筹。北风诚然有效，但作为被管理对象，谁希望天天生活在忍耐、冷漠和痛苦中呢？俗话说：“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有时候怀柔政策明显胜过强悍和压制。用和煦的春风吹化对方心中的坚冰，才能得到持久的信赖和支持。
某公司有一个女员工旷工三天，根据企业相关规定应该与员工解除劳动合同，于是公司在第四天做出解除该员工劳动合同的决定，并将书面材料特快邮寄给女员工。女员工收到处理决定后马上来到公司，申诉说她不是旷工而是病假，并且还带来了病假条。但是，就算是生病请假，公司也有明确的申请流程规定，女员工并没有履行任何手续，也没有及时解释说明，那么不来上班就是旷工了。尽管女员工觉得很冤枉，也找了很多的部门申诉，但公司最终还是没有改变决定。公司的铁面和一纸解聘书让这位员工心寒不已。
林是某IT公司的部门主管。公司对上下班时间有严格规定。一天，林手下的一个程序员上班迟到了2个小时。林非常生气，不分青红皂白一顿严厉斥责。这位程序员解释说，是自己的母亲突然生病住院，初步料理完毕才赶来。林了解情况后，虽然就自己的鲁莽态度向程序员道歉，但这名程序员不久还是辞职了，公司失去了一名技术优秀的员工。
在“北风法则”下，企业维护了制度的权威，却失去了人心。或许有人对上面案例中的员工的走失并不感到可惜：走就走了，有什么大不了？但不可否认，“北风法则”在有效的同时具有较大的副作用，它缺了人情味，多了些铜臭味，不利于培养员工对企业的认同感和忠诚度。
唐太宗文治武功俱臻化境，垂拱而治，万国景仰，千古传颂，彪炳史册。其中有一件盛事在法治社会的今天，听起来恍如天书。
唐贞观六年（公元632年），“辛未，帝（李世民）亲录系囚，见应死者，闵之，纵使归家，期以来秋来就死。仍敕天下死囚，皆纵遣，使至期来诣京师。”结果，这些死囚真的如期而归，无一藏匿者。这被看做是唐太宗“贞观之治”的一个美谈，也被人引申到德政感化人心，乃至司法人性化的命题。白居易歌颂太宗的这件德政，写出“怨女三千放出宫，死囚四百来归狱”的诗句。
但是，这件被传为千古佳话的纵囚事件，并没有被完全认同，欧阳修为此写了“纵囚论”，说：“若夫纵而来归而赦之，可偶一为之尔；若屡为之，则杀人者皆不死，是可为天下之常法乎？”
欧阳修很雄辩，也很废话，唐太宗做的这件事的确是“偶一为之”，李世民敢于做出这样的决定，一是源于他的胆略，二是源自他的自信，三也是更主要的，贞观之治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盛世，社会安定，人民富庶，“东至于海，南极五岭，皆外不闭户，行旅不携粮，取给于道路”。正因如此，才有这项似乎率意而为的决定。
关于这起纵囚事件，历来议论颇多，欧阳修的意见就很有代表性。其实，这样的辩论不能过分钻牛角，否则意趣全无。唐太宗的这种做法本就是对人性的一种信任，最终也收到了民心的归依，其效果不是有目共睹吗？
在管理实践中，管理者可以有自己的风格，但是对下属也必须给予应有的尊重。对员工的管理应注重教化而非使用所谓的“权力”；待人处事应以诚为本、信守承诺、理解尊重；在员工需要帮助时及时伸出援助之手，使其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关怀，这样的管理者在赢得成功的同时还会赢得广泛的尊重，其效果是双赢和完美的。
德化天下：武则天知人善任
老子说“道心惟微，人心惟危”。人心是善变而难以驯服的。让一个人心服口服，非严刑拷打可致，非权威高压可成，唯有以德服人，以心换心。中国的政治，历来是强调以德服人的。宋范仲淹《奏上时务书》说：“臣闻以德服人，天下欣戴，以力服人，天下怨望。”
但是，一些企业在管理过程中，往往强调“法治”，而轻视了“德治”，甚至否定“德治”，结果是常常陷入管理危机。若论管理制度的完善，美国的企业管理制度可以说是规范的，甚至是十分完美的。然而美国大企业出现问题的现实告诉我们，仅仅靠企业制度还是不行，因为再完善的企业制度，在人为的执行过程中都会有漏洞；人的问题不解决好，再好的企业制度也无法保证企业健康稳定地发展。
刘就职于一家房地产公司。老板在改革开放初期放弃公职下海，先是跟着人干，然后依靠自己的努力发展到了现在，属于那种肯动脑子的人，工作起来也很疯狂，认真仔细。
刘刚从学校出来进入公司，头脑中有的是电影、电视剧中的人和事，面对现实一切诚惶诚恐，每天对着公司的前辈毕恭毕敬，用一种仰视的目光去看别人，处处留心，时时谨慎。
一天中午，同事们吃过饭又开始了每天的“例行公事”——斗地主，刘没有参与，坐在一边发短信。这时进来一个人，见了大家就说：“呵，又玩上了。少抽点烟，到点上班啊。”话说得挺客气，看上去很熟识的样子。
“知道了，”刘的一些同事答应时眼都不带抬的，“吃了没？那边还有点西瓜，老板。”
老板！刘这下诧异了。老板看上去白白净净的，一副笑容可掬、和蔼可亲的样子。这时，老板看到了刘。
“你就是那个新来的呀，嗯，不错，好好干。”
老板走了，刘傻了。
后来刘慢慢地熟悉了大家对待老板的这种方式，发现原来老板真的是一个很随和的人，不管对待中层还是底层的哪个门卫，每天都和和气气的。他常说的一句话就是：“跟着我的人我看着都那么可爱。”每次说这句话都让大家偷偷地乐一下。
从老板身上，刘看到了理想和现实的差距，原来老板并不是都像电视剧里那些资本家那样冷漠。抛开老板的处事方法正确与否，起码对这些打工的人来说，老板平易近人的态度让人感觉到亲近和温馨，所以有同事离职时会依依不舍，有一些同事离职后还会隔三差五地回来看看，这份真诚回报的感情恐怕不是一日可以形成的。
所谓“春风化雨”，道德的力量就是那么温情和具有渗透力。它的影响可能很慢，但却是长期、持久、潜移默化的。它对人性的影响深度也如一场充沛的春雨那么透彻。对比严格无私的制度化管理，冷漠无情的制度化执行，这种道德的影响力更容易让人接受，并在心底留下难忘的印象。
上官婉儿是唐朝五言诗“上官体”的鼻祖上官仪的孙女。上官仪是唐初重臣。高宗李治懦弱，后期又不满武则天的独断专行，便秘令上官仪代为起草废后诏书，不想被武则天发觉，上官仪以“大逆之罪”死于狱中，同时抄家灭籍；年仅1岁的上官婉儿及其生母被充为宫婢。婉儿14岁那年，太子李贤与大臣裴炎、骆宾王等策划政变，婉儿为报家仇也参与其中。但事情败露，太子被废，裴炎被斩，骆宾王逃走。
上官婉儿本来也难逃一死，但武则天欣赏她的天资，若用心培养，一定会成为出色的人才。鉴于此，武则天只对婉儿处以黥刑（在额头刺一朵梅花），还把她留在身边，决意用自己的力量来感化她。还表示说：“如果我连一个十几岁的女孩都不能感化，怎么能够以道德治天下呢？”
武则天确实把婉儿感化了。该杀不杀反而留在身边，这已使婉儿感激涕零；此后，武则天又对婉儿悉心调教，放心重用。婉儿从武则天的言行之中，了解到她的治国天才和用人艺术，逐渐消除了敌意，代之以敬重和爱戴，并以其聪明才智，替武则天排忧解难，尽心尽力，成了武则天最得力的心腹人物。
对于武则天，毛泽东也评价她“不简单，简直是了不起”，说她“确实是个治国人才，既有容人之量，又有识人之智，还有用人之术”。从政治家的角度看，武则天的文治武功的确有很多地方值得钦佩。
谈德化，谈怀柔，并非否认制度化的管理，而是强调制度化基础上的人性化，通过心灵的影响力取得更持久、更主动的管理效果。因为并非每个管理者都有那么好的性子，所以如果不能春风化雨，那么冷酷、严格的管理也必不可少。德化只是一个管理选项，其运用只能因人而异。
招抚天下：皇太极收服洪承畴
企业竞争，归根结底是人才的竞争。拥有了一流的人才，就拥有了一流的战斗力；能否吸引众多的优秀人才为自己和企业效力，是企业和个人事业发展的关键。
发达国家的一些优秀的企业，在用人方面的一个很大特色是不惜一切代价吸收最优秀的人才，并为他们发挥自己最大的才能创造条件。只要是最优秀的人才，企业总会发现他们，跟踪他们，千方百计地把他们“挖”到企业，充分发挥他们的特长和智慧。这些人在企业中，会快速地得到提拔和重用。
从2005年开始，Google在股市上的市值开始超越微软。财力大增后，Google开始瞄准微软的人才。从一般的技术人员到部门主管，只要是微软的员工，Google都表现出极大的兴趣。
约翰松是硅谷一家猎头公司的猎头。据他说：“虽然Google成立至今还不到9年时间，但几乎美国所有的猎头公司都和它建立了联系，因为它实在太能招人了。我们公司和Google合作6年，几乎每个月都要为他们挖人。Google为了挖到合适的人常常不惜一切代价，我们也可以因此而增加猎头的费用。”
约翰松举例说：有一次，Google委托我们公司物色一名编程人员。经过1个月的考察，我们终于在底特律找到一个合适的人，但是他不愿意离开妻子和孩子到位于加州山顶城的Google总部工作。我们只好告诉Google的人事经理，此次任务失败。然而出乎意料的是，对方居然同意聘用此人，不仅答应他留在底特律工作，还开出了相当优厚的条件。除了可观的工资外，还为他提供每月6000美元的房租、3万美元的办公设备购置费，以及每天130美元的伙食补助等。
“至于工作时间则更加诱人，这名编程人员只需每50天去一次加州总部汇报工作，其余时间可以通过电话和网络与总部同事沟通。”
约翰松对比了李开复的例子：“要知道，即使是这位前微软副总裁在离开西雅图去北京工作时的待遇才每月1万美元的住房津贴、3000美元的交通补贴和2000美元额外津贴。同时为李开复的两个女儿提供每月1500美元的教育津贴。”
微软和Google同为IT业的顶尖企业，越是如此，对顶尖人才的需求越是迫切。只有在人才方面获得优势，才能在那种顶尖级别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这样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为了招揽天下精英人才，他们会这么不惜一切代价了——一个具有关键作用的人才值得付出任何代价。
松锦之战，从崇祯十四年（1641年）九月至第二年三月，洪承畴被困于松山达半年之久，明朝援军迟迟不到，城中粮食殆尽，最后城破被俘。
皇太极考虑到夺取中原必须重用洪承畴，就派人劝降。洪承畴开始不为之所动，坚持绝食，拒不投降。皇太极初施美人计不成，不得已应许庄妃（即后来的孝庄皇太后）亲自出马。庄妃端庄秀丽，气质非凡，非一般女子可比，使洪承畴的决死之心有所松动。一连几日，庄妃为洪承畴端酒送饭，悉心侍候。二人无所不谈，使洪承畴感觉如逢知己。庄妃不失时机道出真言：“大明气数已尽，清皇必主中原，皇太极求贤若渴，不如顺从大势，为清王朝建功立业，留名后世。”洪承畴经过一番痛苦抉择，决定降清（或者说，洪承畴是受皇太极感召而降，并得到重用）。
洪承畴在清朝为官二十多年，佐理机务，招抚江南，经略五省；他建议满族官员“习汉文，晓汉语”；倡导儒家学说，淡化满汉隔阂；主张对抗清武装采取“抚为主、剿为辅”的策略，减轻百姓负担、刺激经济发展，尽量避免过多的武装冲突和流血等，为促使清廷迅速完成统一和安定社会秩序起到积极作用。
洪承畴作为明朝的叛逆诚然要接受后人的唾骂，但从人才争夺的角度看，皇太极的所作所为也无可厚非。皇太极能开出优厚的条件和远大的前途，而当时的大明帝国已经病入膏肓。
孔子云“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虽然如此，为了争夺人才，待以真诚，许以厚利，常常使人无法拒绝。在企业竞争中，那些被挖走“背叛”原来企业的人，也只能说是一种优势资源的“合理分配”了。
和光同尘：李泌一身事三朝
老子《道德经》第四章说了几句非常深奥的话：“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解读这几句话，不应从道家的角度要得道成仙，驾鹤西行；而是要从入世的角度，把老子之道变成生活之道、生存之道、发展之道乃至晋升之道。
所谓“和其光，同其尘”，就是要你不要自以为是，高高在上，总认为自己就是那光亮、光明、光辉，而别人都是草芥、犬彘、尘土，都该在你脚下俯伏。如果这样，你离道就远了，离晋升也远了，而离祸害却近了。
孙与刘同时担任公司的项目协调员，两人的项目设计均思维缜密，考虑周到，按理说在水平上旗鼓相当，但结果却偏偏是孙被提拔为项目经理。
刘想不通，每次讨论他设计的项目，大伙儿都提不出什么意见来。偶尔有人说点什么，刘则据理力争，一二三四，说得对方无言以对。虽然大家都认为他说得有道理，但总觉得有点得理不让人，清高自傲。特别是有时候领导极有风度地点拨其项目的某些缺陷，刘则显得欠沉稳，急于抢白，有时弄得领导很难堪。
孙则不然，讨论他的项目时，尽可以畅所欲言，每个到会的人，不管水平高低，都愿意提出自己的一家之言。孙谦虚豁达，从善如流，对每个人的话，都认真记录，即使有个别的极不对自己思路的意见，他也做出一副洗耳恭听的样子。特别是领导的指示，他十分认真地聆听，一个劲儿点头。最后修改过的项目书，融汇百川，又能贯彻领导的指示精神。
平心而论，刘的确是有水平的，但大家总觉得他缺少气量，所以，在一次人事调整中，讨论提拔谁担任项目经理职务时，几乎所有的人都一致推荐了孙。而刘则“食之有味，弃之可惜”，遭遇冷落。
此后，刘仍然不加反省，反觉怀才不遇，愤而跳槽。过了两年，听说又跳槽了，而孙则春风得意，并且即将走马上任，担任公司主管工程项目的副总经理了。
“宁与人共醉，而不唯我独醒”。倘若众人皆醉，与之同醉又何妨？如若独自清醒，便容易被人视为自高自大，遭致孤立，失去支援。因此，要懂得适时随波逐流，和光同尘。要知道，我们必须与他人共同生存，就算他们都是无知之徒。更何况，他人并非总是醉着的呢！
李泌是唐朝中期历史上一个非常突出的人物，他几乎和郭子仪相终始，身经四朝，运筹帷幄，决策千里，是肃宗、代宗、德宗三朝的重要人物。
两京收复后，唐明皇做太上皇，肃宗在位，重用奸臣李辅国。李泌一看政局不对，怕有祸害，忽然间变得和百官一样庸庸碌碌，并请求隐退到衡山修道。肃宗认为天下已定，恩准退隐，赏赐他隐士的服装和住宅，颁予三品禄位。
李泌在衡山的隐士生活没过多久，身为太上皇的唐明皇死了，肃宗跟着也死了，继位的便是李泌当年特别加以保护的广平王李豫，号代宗。代宗登上帝位，马上就召李泌回来，起先让他住在宫内蓬莱殿书阁，跟着就赐他府第，又强迫他娶妻吃肉，这个时候，李泌却奉命照做了。但是宰相元载非常忌妒他，硬是找机会外放他去做地方官。代宗暗地对他说，先生将就一点，外出走走也好。没多久，元载犯罪伏诛，代宗立即召他还京，准备重用。但又为奸臣常衰所忌，怕他在皇帝身边对自己不利，又再三设法外放他出任澧郎峡团练使，后再迁任杭州刺史。他虽贬任地方行政长官，所到之处仍有很好的政绩。
后来德宗李适即位，授李泌以左散骑常侍。德宗继位后的第三年，李泌正式出任宰相，后又被封为邺侯。他勤修内政，充裕军政费用；内保功臣李晟、马燧，调和将相；外结回纥、大食，以困吐蕃而安定边陲，政绩斐然。
李泌熟读诗书，深通老子《道德经》的道理，而且能灵活地应用于为官之道。他进退有据，进则建功立业，退则隐居山林，又能和光同尘，自保其身，的确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人士。
“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说的是群体、团队的力量。作为团队中的一员，一定不能脱离团队站到自己团队的对立面，而是要融入其中；需要高高在上的只是个人的眼光，而不是卓尔不群的性格。唯其如此，才能既看得高远，又不失群体的帮助，像红衫林一样，在整体中发挥出自己的力量。
患难不舍：刘备不失民众心
企业的管理者无不希望自己的员工同心同德，不辞辛苦地为企业做事情；很多老板也学会了企业文化、管理理念一套东西，希望借以笼络人心。但是，他们是真的想这么做，还是仅仅将其作为一种手段使用而经不起时间的检验呢？
一些人，一旦走上领导岗位就学会了玩弄权术，视员工为指尖的棋子，以为可以随心教化、随意使用，只管假惺惺作态，而不管所谓“德化之术”是否出于本心。因此，一旦事件到了危急关头，就会露出自私自利的本来面目。这种经不起考验的道德是换不来真情回报的；要换得真心，只有以真情来交易。
沈是一家航空公司的乘务员。2007年刚踏入职场，2008年就碰上全球性金融危机，这让沈十分担心是否可以保住自己的“饭碗”。
2009年1月底，已近年关。每天看着见诸报端的危机、减薪、裁员、失业、找工、示威等金融危机下的负面新闻，心里实在不能轻松，不经意间，一种无形的危机感和紧迫感已经悄然萦绕心头。身边的同事们都在询问这样的问题：“今年我们大家的年终奖还有没有？能有多少？工资能全额发放吗？”在春节前的最后时刻，随着那一声声如同喜鹊叫声般的短信提示音，沈和同事们的工资和奖金到账了，是全额的，一分没少！
在如此严酷的经营环境之下给员工发足额工资和奖金，没有人还敢如此奢求。因此，当那一声短信铃声响起时，沈和他的同事们非常惊喜和感动。这动听的铃声有力地撞击着每一位员工的心，激励着大家斗志昂扬地与企业的决策者同呼吸、共命运。
2009年2月6日新华网浙江频道报道，杭州市200家企业发出倡议，号召全市企业家2009年不裁员、不减少一线员工的薪水。倡议书承诺一发出，全市很快有716家企业向社会发出不裁员承诺，覆盖员工30余万人。在寒冷的金融危机下，一声不裁员、不减薪的承诺如同“不抛弃，不放弃”的军旅精神，必定让员工油然而生暖意，换来员工真诚的回报。
如果对比魏蜀吴三国的领袖人物曹操、刘备、孙权的精神感召力量，显然以刘备宽厚仁义最得人心。他对朋友讲信义，对百姓重仁慈。无论走到哪里，关羽与张飞总跟着他；赵云、糜竺、徐庶、诸葛亮也是如此；其后，庞统、黄忠、张松、法正、严颜、马超等文武人才，只要加入了他的团队，极少有中途退出的。
《三国志》载：曹公南征表，会表卒，子琮代立，遣使请降。先主屯樊，不知曹公卒至，至宛乃闻之，遂将其众去。过襄阳，诸葛亮说先主攻琮，荆州可有。先主曰：“吾不忍也。”乃驻马呼琮，琮惧不能起。琮左右及荆州人多归先主，此到当阳，众十余万，辎重数千辆，日行十余里，别遣关羽乘船数百艘，使会江陵。或谓先主曰：“宜速行保江陵，今虽拥大众，被甲者少，若曹公兵至，何以拒之？”先主曰：夫济大事必以人为本，今人归吾，吾何忍弃去！
刘备不取荆州，一方面是对时势的考虑，更重要的是发自仁义之心。有人说刘备虚伪，如果刘备果真是此等沽名钓誉的小人，怎么敢冒这么大的风险呢？他就是要让百姓们知道，他刘备不会放弃相信他的人，就算是死，也要和这些人死在一起。所谓患难见真情，他的仁义是经历考验，值得信赖的。
刘备有一句经典的语录：“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惟贤惟德，能服于人。”刘备之所以能使人愿为他肝脑涂地，舍命追随，正是因为他有宁死不渝的骨气，临难不改的坚持。在乱世之中，桃园结义之时，曹操、孙权都已经有雄厚的基业，而他资历浅薄，只能以人为本，以德服人，这也正是刘备的魅力所在。
俗话说，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欲得人心，必用真心。可以一日欺骗人心，不可使人心永远蒙在鼓里。因此，无论“怀柔”也好，“德化”也罢，要自己真的有此心才行，否则还是“法制”为上，选择那种冷峻的管理风格吧。
刚直不阿：郅恽拒为刘秀开门
强调以德服人，并不排斥建立完善的规章制度。道德的力量诚然如春风化雨，但是不能取代制度作为管理和赏罚的依据。道德的教育的力量体现在领导者的人格和制度的执行方式、方法上，体现在为人处事风格上，在制度之外和制度的疏漏之处，才是德化教育的广阔天地。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职场中，在各种规则制度面前也应该人人平等。有再好的制度，如果执法者无良偏私，就失去了制度应有的严肃性，制度将不再得到大家的信任。制度的执行只有做到公正无私才能令人心悦诚服，无论赏罚都是如此。
三天前，餐饮部服务员小红中午忙了一阵子，到了下午一点半客人才渐渐离去，她服务的区域已没有客人，看样子一时也不会有客人来用餐了。她舒了一口气，走到厨房通道附近休息了一会儿，忽然想起，上午来饭店前读的最新一期的《读者》还在外衣的口袋里。“现在正好有空，去更衣室取出杂志偷偷读几篇文摘吧。”没想到小红刚刚翻开杂志就被餐厅主管看见了。
主管是一位管理颇为严厉的中年人，他要求员工不折不扣地执行饭店的一切规章制度。他对谁都一样铁面无私，但对谁都是百般关怀。要是谁违反店规，他不仅照章办事，按条例罚款，还要狠批一顿。几个初出茅庐的女孩常常背着他哭鼻子。然而，谁要是有困难，他知道后也会努力帮助解决；谁要是做了一件好事，他不仅按规定奖励，还当众表扬。
此次小红上岗期间违反规定偷看杂志被主管发现，自知少不了一顿狠狠的批评，还要扣去80元工资。尽管十分心痛，但她毫无怨言。她明白，这是饭店的纪律，该责怪的是自己。她对主管心服口服。一个多月前，两位台胞客人进餐厅用餐，由于小红的殷勤接待，还帮助他们安排第二天市内一日游活动，受到客人的称赞。主管得知后，当即奖励100元。因此这次受罚她甘心领受。
诸葛亮《便宜十六策·赏罚篇》说：“赏罚不曲，则人死服。”即赏罚如果公平，不冤枉人的话，那么受罚者即使受到再大的处罚，也会心悦诚服。制度可以规定赏罚的情况和额度，但是制度执行的公正性却依赖于制度的执行者。制度本身只是一则条文，制度的执行者才是制度的化身。从这个角度讲，能服人者，不是制度，乃是公正无私的制度执行者。
郅恽，字君章，东汉人。光武帝刘秀时，郅恽客居江夏（今汉口），被江夏郡守举荐为孝廉，后被封为看守城门的小官。
有一次，汉光武帝带了一队人马，到洛阳郊外打了一天猎，回城的时候，已经是晚上，城门早关闭了。
随同打猎的侍从叫管城门的郅恽开门，郅恽拒绝了。汉光武帝亲自来到城下，吩咐郅恽开门。不料郅恽说：“夜里看不清楚，不能随便开门。”
汉光武帝碰了个钉子，只好绕道到东中门进城。
第二天，汉光武帝正想找郅恽责问，不想郅恽的奏章已经送上来了。奏章上说：“从前文王不敢玩乐游猎，处处想着百姓，而陛下打猎却夜以继日，对江山社稷会产生什么影响呢？如果陛下不能以此为戒，实在是令臣下担忧。”
汉光武帝看了奏章，就赏给郅恽一百匹布，还把那个管东中门的官员降了职；并且不再让郅恽看守城门，而是让他教太子读书。
郅恽秉性刚直不阿，无论是做人做官，都令人佩服。因此史书赞曰：“郅恽讥莽（王莽）窃位，收系诏狱而不易其辞。光武猎还，拒关极谏，真强毅耿直之臣哉！”郅恽执法严明公正，就是皇帝也不例外，所以就连光武帝也没话可说。
很多公司，制度制定了很多，有的甚至是抄袭过来的，看起来十分完善，但内容恐怕连制定者自己都不清楚，更遑论制度能得到很好的执行了。不能得到执行的制度，等于没有制度；制度执行得不彻底、不公正，等于损害制度；制度可以用来约束人，却不能用来服人。要能服人，归根结底还是要求制度的执行者具有公正无私的品德。
刚毅不拔：雍正行事坚决彻底
有一个故事叫“愚公移山”，说的是一个顽固的老人，却具有撼动天地的力量。这种力量不是来自于人格、道德的魅力，而是来自于坚韧不拔的精神。具有这种精神的人，他的坚持能力，他的坚决用心，总是包含一股使人畏惧的力量。
毛泽东说过：“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这里所说的精神，是指崇高的理想、坚定的信念、顽强的斗志、高尚的情操、自觉的组织性、纪律性，以及大公无私的集体主义精神和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在职场上，就是一种奋勇拼搏、坚韧不拔、永不放弃的劲头。这种劲头，不仅可以折服下属，而且会令上司感到佩服。
毕业不过5年，毅已是一家外企营销部经理了，拥有高额的薪水和不错的发展空间。毅说，他成功的秘诀其实很简单，那就是“坚持、执着”。
毅毕业后就瞄准现在这家外企，不过，第一次面试时，公司拒绝了他。毅没有气馁，他给该企业人力资源经理发了一封电子邮件，阐述了自己在应聘中的收获，对自己的不足，他希望人力资源经理指出以便改进，并说如果下次有机会还会来公司应聘。几天后，人力资源经理给毅回了一封邮件，很欣赏毅的执着精神，认为毅其他条件都不错，唯有经验不足、外语水平差些。
明白自己的弱项后，毅开始制订针对性计划并付诸实施；为了积累工作经验，他来到另一家企业实习，尽管是实习，但他从不错过任何一个向同事学习和求教的机会，同时还报名参加了一家英语培训班。他把自己的实习经历、感受及学习情况，一一发邮件给那家外企人力资源经理。2个月后，实习企业对毅非常满意，愿意将他招为正式员工。毅为此甚至专门登门拜访那位外企人力资源经理，希望听到他对自己职场规划的建议。
毅的进步，人力资源经理看在眼里，毅的诚意更是让他感动。半年后他主动找到毅，询问他是否有意担任公司的某一空缺职位，就这样毅凭借那股永不放弃的精神获得了心仪的职位。后来，经过不懈的努力，他被提拔为营销部经理。
在困难的顽石面前，智慧的水流会绕道而过；而永恒的岁月风雨选择的是直接面对。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顽石松解崩溃，化为泥土。一个人，如果抱着一个目的不放，认准一件事情做下去，总会有成功的一天。这种精神，就像岁月，在它的车轮下，有什么是坚不可摧的呢？
雍正皇帝性格刚毅。他教导臣下的一句话非常能表现他的性格：“世间事，要当审择一是处，力行之，其余利害是非，概弗左盼右顾，一切扰乱阻挠，不为纤毫动摇，操此坚韧不拔之志以往，庶几有成。”他是这样倡言的，自己也是这样实践的。
雍正具有勤于政务、认真求实的思想作风。他相信自己多年生活实践和调查研究得出的结果。对于臣工建议，他要经过自己的思考，不会为臣属的议论所左右。一旦衡量利弊，有了把握，他就会果断地做出决策。诸如“摊丁入亩”政策的推行，“火耗归公”制度的实施，“改土归流”决策的制定，都是他看到时机成熟，当机立断，做出的裁决。当然，他有时也会做出轻举妄动的事情，但是，对于国家重大的方针决策，他决不优柔寡断，而是认准了就坚持到底，直至产生成效。
作为一代君主，他也有一套笼络人心的手段。但由于个性的原因，他常常恩威并重，一方面严格要求，一方面苦心劝勉。对于那些刚方公正和深明大义的大臣，雍正信任之，重用之，留下了君臣相宜的佳话。
雍正是康乾之间一位承先启后的君主。他在位期间，励精图治，整顿吏治，清理钱粮，摊丁入亩，扩大垦田，创设军机，革除旗主，平定青海，安定西藏，改土归流，使生产发展，经济繁荣，国库充盈，政局稳定，为乾隆创建“大清全盛之势”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如果留心成功者谈成功的体会，总会提到几个词：坚定不移，坚韧不拔，坚持，坚强，坚决……其实就是很简单的那句话：坚持就是胜利。具有坚韧不拔精神的人是值得追随的，因为他终究会获得胜利。
事实说话：康熙帝的治水策略
人心难服。但是在铁的事实面前，就算有十分的不愿意，对事实也是要承认的。这个道理在司法上的应用自不必说，铁证如山，不招也会定罪；在职场上，用事实说话，自然会令上司和下属心服口服。
虽然如此，用事实说话也是有技巧的。因为要拿出事实，必须创造事实，在此之前不能采取强硬手段，纵然拥有强势的手段，也不宜如此。可采取渐进的办法或试点的办法，取得初步成果后再扩大战果，往往可以减少工作阻力，收到显著效果。
辉是一家知名软件公司的销售总监，他的顶头上司王总是搞学术、技术出身，工作重点长期局限于研究和开发领域，而对销售知识一知半解。虽然如此，王总却经常呼东喝西地插手销售的事。不久，销售部的体系被折腾得乱七八糟，销售业绩也一跌再跌。一时间，高层批判，属下埋怨，让圈子里曾经赫赫有名的销售大王辉有苦难言。
经过思考，辉决定用自己的销售智慧把不懂销售的王总给“兼并”了，让王总在销售方面跟着自己的思路走。为了照顾王总的面子，李辉首先把过去的失败写成总结，并检讨自己过于懒散，不够努力，然后提出挽救和解决的办法。为了得到王总支持，他还特意列举了现在的市场背景及同行业公司的成功案例。同时他主动出击，在王总还没有开始指挥的时候，他就把事情的处理及处理事情的几种方式、路径，每一种方式和路径的利弊等都详细列出后再去虚心地请教王总。王总再不懂销售，也知道采用成本最低赚钱最多的那套销售方案。
一段时间之后，公司销售业绩开始持续攀升，得到了董事会的认可与赞赏。王总也渐渐退后，把更多的时间用在自己的专业及人事、财务的管理上，辉的各项工作渐入佳境。
人是有思维成见的。改变上司的立场，不能直接否定，因为要考虑上司的权威地位；其次，要注意说话方式，争取一个缓冲的余地，从而能让自己拿出用来说话的“事实”。用事实说话是一种策略，实施这种策略的关键就是争取试点，然后逐步扩大战果，不可急于求成。
康熙皇帝是一位酷爱学习、求知欲很强的皇帝。他学习刻苦，但决不迷信；不耻下问，但决不盲从。凡事都要问一个为什么，能动手实践的，一定亲自试一下。
当时京城天花肆虐，夺取了不少人的生命，人们谈痘色变，供奉痘神，希图得到保佑。康熙不信这套，他听说西洋种牛痘的方法可以预防天花，立即在宫中实验，取得成功后，便在更大的范围内实验。实验的成功说服了大臣和民众，种痘方法的推广挽救了很多人的生命。
为了解决黄河泥沙淤垫、壅塞河道的问题，康熙在北京附近的永定河进行试验。他把一些与群臣议定的设想在永定河试行，把河道裁弯取直，浚直河身，以直流冲沙，效果很明显。此后，当负责黄河河工的大臣请示把黄河的两处急湾浚直时，康熙成竹在胸，告诉他说：“我看永定河治理试验的办法很好，河身直，河底深，所以淤沙都被冲走了。现在治理黄河也用这种方法，才有效果。”
为了解决河水冲刷堤岸的威胁，康熙派人用树枝、秫秸、石头捆成“埽”，用来加固堤岸。在永定河试验后，康熙命在黄河施行。冶河大臣不同意，认为永定河水可以用埽，而黄河水势大，难以用埽。面对臣下的反对意见，康熙并没有以势压人，只是说“姑试用之”。治河大臣试用后，“河堤果然坚固”，从此心服口服。
康熙皇帝是清朝诸帝中比较有为的一个，其好学的精神和注重实践的作风使其能够接受西方传教士带来的一些新思想，从而扩展了思路，眼光也较为开阔。
列宁曾说过：“如果从事实的全部总和，从历史的联系去掌握事实，那么，事实不仅是‘胜于雄辩的东西’，而且是证据确凿的东西。”在这样的高度下，有谁还不服气呢？一种顽固的观念、一个欺人的巧辩，在事实面前，只会瞬间崩溃。所以，我们在职场中，一定要注意，从事实出发，以事实为依据来讲述自己的处理之道，才能屹立于不败之地。
网罗天下：康熙笼络知识分子
人才是一种可流动资源，人才“跳槽”现象就是人才动态分配的真实反映。哪里的政策对人才最具吸引力，哪里的环境最适宜人才充分发挥才干，哪里就是人才荟萃的地方。
要招揽并留住人才，必须建立有利于人才成长和发挥作用的平台，建立有效的人才激励机制。在人才的竞争中，谁的资源雄厚，资金充沛，机制灵活，发展空间广阔，谁就能赢得人才。单纯地依靠个人品德吸引天下人才归附的做法，在某些集团雄厚的资金面前已经显得单薄无力了。
在一些实力雄厚的公司，真的可以说是花钱如流水，举手投足都堪称“大手笔”。在网络游戏行业，陈天桥就是这样一个人物。他的人才战略不是单个的招募，可称是连锅端的形式。
盛大有20亿特别的现金准备，专门用于收购市场检验成功、未来潜力大的游戏，甚至连同创作游戏的团体一并收购，这就是陈天桥的“风云计划”。这个计划的名称“风云”二字就来自于他收购的成都锦天科技所运营的一个游戏。
在用人理念上，陈天桥从前的口号是“工作即游戏”；而现在则推出了更为先进的“盛大为我打工”理念，彻底颠覆了人才和企业的关系，以此吸引优秀的游戏创作团队。在陈天桥的“20计划”中，将游戏收益与游戏运营团队的骨干分成，最高分成比例达到了20%。
陈天桥通过一种多元化的方式，建立游戏社区，凭借全民化战略，以资金和平台优势网罗人才和项目，为盛大帝国屹立不倒打下了坚实根基。
手中有钱天地宽。一些企业通过资本运作，手中掌握了大量现金储备，有了这些钱，就可以办大事情，运用“大手笔”。在这种金钱的风暴眼中，一些人才团体可能轻易被吸纳其中，真的非一般手段可比。而这些人才团体也乐于依附大树，使得自己的腰包转瞬之间获得充盈。
清朝传至康熙，虽然天下初定，但仍然人心未服，明朝遗老囿于传统观念，心怀故国，不愿同一个异民族的政权合作。如顾炎武、黄宗羲等一批仁人志士，虽有经天纬地之才，亦不为清朝所用。
为了安抚天下，同时笼络天下人才，康熙曾颁诏全国，敦请隐居而不出仕的大儒应诏，但应者寥寥。1678年正月，康熙又创设“博学鸿儒科”（科举取士之一种），诏令吏部：“凡有学行兼优，文词卓越之人，不论已仕、未仕，令在京三品以上及科道官员，在外督、抚、布（政使）、按（察使），各举所知，朕将亲试录用；其余内外各官，果有真知灼见，在内开送吏部，在外开报督抚，代为题荐。务令虚公延访，期得真才，以副朕求贤右文之意。”
诏令一下，大学士李霨等推荐原任副使道曹溶等人，共77人。各省接到此令，都遵旨积极物色本地名儒，向朝廷推荐。三月初一，内外诸臣荐举的博学鸿儒143人齐集体仁阁。康熙接见完毕，举行考试。考试结束，共50人被录取。取中之多，为唐宋两朝所不及。因为康熙本意是广招人才，取才不计其微陋之疵。
一时之间，天下人才荟萃，盛况空前。所取如朱彝尊、潘耒、冯、严绳孙、李笃、法若真、田雯、高层云、戴王纶诸人，皆为海内知名之士。这些名士，或征于博学鸿儒，或赴“殿试”，皆中榜首，成为一代名臣。
清初遗民史上，康熙十七年诏举的“博学鸿儒科”是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影响深远。乾隆时进士阮葵生遍阅内阁大库档案，当看到康熙己未博学鸿儒科选考详情，不禁盛赞：“康熙己未，鸿博之征，一时人才搜罗殆尽。”康熙通过这种方式网罗人才，收服人心，成效卓越。
这是个商业的时代，开放的时代，创新的时代，讲求效率的时代。中国古代的帝王、先哲网罗人才的手段如果不加改进就变成了落日黄花，不堪一击。要在人才的争夺战中胜出，不玩出些新花样，真的是落伍了。
仁心仁术：康熙治国的儒道
《论语》说：“仁者爱人”；《周语》说：“爱人能仁”。“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内容之一。相对于强调企业管理制度化，严格按章办事的思想，通过以“仁爱”为核心的企业文化建设感召员工的心灵，从而获得广大员工的拥护和支持，就是孔子儒家思想在管理中的应用。
有人论证儒学是使中国社会长期停滞在封建主义阶段，难以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重要原因，那是不公平的，毕竟儒家思想在为统治者的施政参考时掺杂了很多非“仁”的东西；日本、新加坡和韩国利用儒家文化创造经济奇迹的事实也成为这种论调的反证。东亚极富家族主义色彩的“集团意识”、“忠诚意识”不正是儒家管理思想中“整体主义”、“仁爱”、“贵和”和“修身”的具体体现吗？儒家所讲求的“仁、义、礼、智、信”以及自我克制、孝悌之道、忠恕之道等，对于当前的管理者和企业家构建自身企业文化仍具有很大的借鉴和启发作用。
日本企业界对孔子顶礼膜拜。日本“近代工业之父”涩泽荣一首先将《论语》运用到企业管理，他开设了“《论语》讲习所”，倡导“论语主义”、“道德经济合一说”、“义利两全说”、“论语加算盘说”。日本东芝公司总经理土光敏夫，丰田公司创始人丰田佐吉、丰田喜一郎等人都喜欢《论语》，丰田喜一郎还将“天地人知仁勇”用做自己的座右铭。
日立公司创始人小平浪平把儒家的“和”、“诚”列为社训（公司准则）。日立化成公司总经理横山亮次说：“日本人的终身就业制和年功序列制是礼的思想的体现，企业内工会是‘和为贵’思想的体现。”三菱综合研究所的中岛正树称“中庸之道”是最高的道德标准。住友生命的会长新井正明以“其身正，不令而行”为座右铭，住友的总理事小仓恒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是建立事业的头一个条件，即尽本分、尽责任。
松下幸之助更是孔子迷，其管理文集经常引用孔子的言论，处处体现儒家思想。
儒家思想作为一种古典而深刻的“人性化的范本”，其本质是崇高和中正的，只是这种思想因实践者和实践方法的不同会产生不同的后果。将一些历史灾难推诿到一种思想上，只能说是一种浅薄的论断。虽然正统儒家重义轻利、重农轻商，但儒家思想同样适用于商家，“十大商班”之徽商与晋商都将儒家思想用于经营指导，同样取得了辉煌的成功。
康熙自幼就对儒家学说充满浓厚兴趣，认为“殊觉义理无穷，乐此不倦”。康熙十六年十二月，他在御制《日讲四书解义序》中，明确宣布要将治统与道统（指导思想和理论）合一，以儒家学说为治国之本。康熙帝的这一态度为清朝内部持续数十年的文化之争（也是治国方略之争）画上一个句号。
在政治上，康熙进一步加强了皇权，表示“天下大权当统于一”。在加强皇权的同时，康熙也着手完善满清官僚政治制度。在经济上，继续采取一系列轻徭薄赋、休养生息的政策：其一是废止“圈田令”，即废止满清贵族圈近京州县田地的特权，将土地让与百姓耕种；其二是延长垦荒的免税时间，清初规定垦荒三年内免税，以后改为六年，康熙十二年又重申，新垦荒田十年后征税；其三是实行更名地政策，对于农民耕种的原先属于明朝宗室的土地，可以不必支付田价，照常耕种，永为世业。
康熙在位六十一年，期间平三藩、收台湾、定东北、收新疆、逐步恢复经济，使清朝成为当时世界上幅员最为辽阔、人口众多、经济最富庶的帝国。
百家争鸣，而最终儒家思想成为历朝历代的主流治国思想，绝非没有原因。欧洲“启蒙运动”中的著名人物“莱布尼茨”和“伏尔泰”等人都对孔子创始的儒家思想推崇备至；当今的诺贝尔奖获得者们也曾说过“人类如果要在21世纪生存，就要向中国的孔子学习”的话。
当然，我们也要看到，拥有自己的文化先哲和相对独立思想体系，对一个民族、国家来说诚然是一件幸事，但这种思想如果不加发展，或者错误运用，也会带来巨大灾难。仁学不应当被歪曲和曲解，而应当不断被发扬光大，成为现代文明发展的持久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