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国学入门
第一节 国学概述
一、国学的内涵
国学，顾名思义就是中国学术的简称，也称“旧学”或“中学”。旧版词源上说：“国学，一国固有之学术也。”在新版的《应用汉语词典》中对国学是这样解释的：“名词，研究中国传统哲学、历史、考古、文学、语言文字等方面的学问。”并提出注意事项：“这里仅指中国人自己对这些问题的研究；若是外国人对这些学问的研究，则称为‘汉学’或‘国际汉学’”。这样的诠释虽然还有一些笼统，但基本给出了一个较为适宜的解释。也有观点认为“国学”概念应该这样诠释：“名词，是研究中国文化典籍的学问，内容包括中国的哲学、历史、文学和相关文化艺术的学问。‘典籍’实际上包含了‘经、子、史、集’，同时也涵盖了优秀的文学作品，譬如唐、宋、元的经典诗词。‘相关文化艺术’可涉及古典艺术，比如中国画和中国民间音乐等，甚至是中医和中国古建筑。”这样的解释包含的内容稍广，不过大体上还是属于狭义国学的范畴。
关于“国学”的提法，兴起于清末民初，当时欧美学术进入中国，号为“新学”、“西学”等，与之相对，人们便把中国固有的学问统称为“旧学”、“中学”或“国学”。“国学”盛于上世纪20 年代，早前有张之洞等洋务派官僚提出“中学”，但张之洞的“中学”主要指中国传统儒家的伦理道德学说，而由章太炎提倡的“国学”则包括中国古代哲学、文学、文字学、音韵学等各种学术门类，在哲学中也包括中国古代儒、释、道和诸子百家的各种不同的思想学说，是中国古代学术的总称。章太炎把中国古代文化分成了三个系统：一是哲学，章太炎把先秦诸子学说、佛学整理在一起，以佛学为基础，以佛学文化的视点来看先秦诸子学说，指出先秦诸子学说是中国文化的基础；二是文学，章太炎的看法也与别人差别很大，他重视广义的文学，说文学就是“文章学”，强调必须回归自我、表达自我，不能人云亦云。他把魏晋文学奉为中国文学的最高楷模，在这之前从未有人这样提过，而这一观点为鲁迅所继承；三是语言学，章太炎反对白话文，强调音韵学是中国文化的载体，中国语言以音韵学为轴心，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语言、文学、哲学三者构成了一个系统，与西方文化一样，是非常独立的系统。在章太炎的影响下，我国学术界一直把中国古代文化研究简称为“国学”。关于国学的研究在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曾经中断了一个时期，到了80年代有“寻根”热，一直到90 年代“国学”热再次掀起，延续至今。而关于国学的定义，严格意义上，到目前为止，学术界还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界定。关于是否应该提“国学”这样的概念，不同学者的观点也不尽相同。朱自清先生在1946 年文光书店刊行的《经典常谈·序》曾写道：“‘国学’这名字，和西洋人所谓‘汉学’一般，都未免笼统的毛病。国立中央研究院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分别标明历史和语言，不再浑称‘国学’，确是正办。”可见，朱先生不赞成“国学”这“笼统”的“浑称”；当代学者、北京大学教授李零也不赞成提倡国学，他在他的《丧家狗——我读论语》这部书的附录《孔子的遗产：从乌托邦到意识形态》一文中说，所谓国学就是“国将不国之学”；现代作家舒芜称国学不过是“清朝末年、一直到‘五四’以来，有些保守的人抵制西方‘科学’与‘民主’文化的一种借口，是一个狭隘、保守、笼统、含糊而且顽固透顶的口号”；当代散文家、上海戏剧学院教授余秋雨在他的博文《无网生活又一年》里面也提出，国学这个概念要慎用。当然也有学者主张要大力提倡国学，1923 年，胡适曾大力提倡研究国学；当代学者、汕头大学教授王富仁近年来也一直致力于倡导现代中国“新国学”的理念。关于是否该提倡“国学”的争议仍在继续，但这不应该影响我们对中国传统文化了解的热情。
总体来说，关于“国学”概念的界定，有“狭义国学”和“广义国学”之说。“狭义国学”认为国学是研究中国古典学术“经、子、史、集”的学问，更有甚者认为国学就是以研究“儒学”为中心的学问。众所周知，中国古典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涉及面非常广，既有诸子百家、儒释道、三教九流，又有文学艺术、民间信仰、地域文明，乃至以中医为代表的科技文化等，可以说是包罗万象，不胜枚举。胡适1923 年在《国学季刊·发刊词宣言》中曾提出，“国故学”的使命就是整理一切中国文化历史，而他当时所指的“国故学”等同于“国学”，属于“狭义国学”的范畴。1925 年吴宓主持清华国学院，把国学研究从狭义发展扩大为广义，即国学研究的对象与内容不但包括中国历史、文化、人文领域，还包括自然与科技领域甚至外国学人研究汉学的成果。21 世纪初期，北大教授、著名学者季羡林也主张“大国学”的概念，主张“国学”就是中国的学问，传统文化就是“国学”，国内各地域的文化和五十六个民族的文化，都应该包含在“国学”的范畴内。
关于国学是否应该包含“今学”，也就是当代学者对传统文化的研究到底应不应包含在国学的内涵里，学界仍存在争议。一种观点认为应该包含，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不应该包含。还有一种观点认为不包含“今学”，并建立在约定俗成基础上的国学还是改称为传统国学，或者传统文化研究比较恰当。从这个层面上看，就“国学”研究的时代宽窄上分，国学亦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俗话说：“真理越辩越明”，相关的争议应该会促进国学的发展。作为初入国学之门的学子，我们对相关的争议可以有所了解，也可以置之不顾。
二、国学的外延
先秦的六经与诸子是国学的源头，此后各代在国学上均有发展，其中比较突出的，两汉有经学，魏晋有玄学，宋有理学，清有考据学。
国学的范围比较广，以不同的标准分，会有不同的结果。
中国学术的分类，起源于我国最古的经典《六经》及诸子的分类。《六经》相传为孔子删定，指《诗经》、《尚书》、《礼记》、《周易》、《乐经》、《春秋》，简称为“诗、书、礼、易、乐、春秋”，后《乐经》亡于秦末战火，便只剩下五经。五经中有哲学，如《周易》；有文学，如《诗经》；有历史，如《尚书》、《礼记》、《春秋》。而先秦诸子散文所体现出来的学术，主要体现在文学和哲学两方面。
汉代的刘歆在其父刘向编纂《别录》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工，编成了一部综合性的图书分类目录《七略》，为中国第一部图书分类目录，是具有学术史价值的著作。《七略》计七卷，其《辑略》为全书的叙录，其余六卷，有《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术数略》、《方技略》，将著录的图书分为6 个大类，38 种，603 家，13219 卷。《七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对每种每类都加小序，说明其学术源流、类别含义等，不仅对当时的学术发展有很大的推动作用，对后世的目录学更有着深远的影响，成为中国目录书的典范。其中六艺略为经部（包括《易》、《书》、《诗》、《礼》、《乐》、《春秋》、《论语》、《孝经》、《小学》）；诸子略、兵书略、数术略（四库全书总目称为“术数略”）、方技略为子部（诸子是哲学政治学，兵书是军事学，数术是天文历法，方技即医学）；诗赋略为集部（文学）。后班固自称对《七略》“今删其要，以备篇籍”而成《汉书·艺文志》，成为我国最早的目录学文献。
《隋书·经籍志》是继《汉书·艺文志》后一部重要的史志目录，它主要依据隋代、唐初的政府藏书，并参考以前的有关目录书编纂而成，编撰者魏徵等。《隋书·经籍志》共分四卷，原是唐贞观年间《五代史志》的原稿，后并入隋书，按经、史、子、集四部四十类著录，既反映隋朝一代藏书，又记录六朝时代图书变动情况，并最终确立了四分法在目录学中的地位，也是现存最早的四分法目录书。值得注意的是，《隋书·经籍志》在经、史、子、集后附入了道、佛二部，合为六部；但道、佛二录均有类无书，仅记总部、卷数而无具体书目，与四部的编制方法有所不同。因此，《隋书·经籍志》基本上是一部四分法目录，但仍残留着六分法的痕迹。
《隋书·经籍志》之后，历朝历代多以此为序编辑书目。
清代的乾嘉学派已将国学整理出一个系统，乾隆皇帝则在“文字狱”的背景下亲自组织《四库全书》丛书的编写，1772 年开始，经十年编成。丛书分经、史、子、集四部，故名四库。据文津阁藏本，该书共收录古籍3503 种、79337 卷、装订成三万六千余册，保存了丰富的文献资料，但编纂过程毁书则更多。“四库”之名，是初唐官方藏书分为经、史、子、集四个书库，号称“四部库书”，或“四库之书”。经、史、子、集四分法是古代图书分类的主要方法，编撰者又自认为他们所编基本上囊括了古代所有图书，故称“全书”。清代乾隆初年，学者周永年提出“儒藏说”，主张把儒家著作集中在一起，供人借阅。
古代图书文献经、史、子、集的四部分类，大致包含了国学的范围。
清代桐城派的代表人物姚鼐首次系统地提出和阐述了义理、考据、辞章三者相统一的观点，树立了桐城派文论的纲领和旗帜。“义理之学”即性理之学，思想政治、道德修养、宗教哲学等均属义理之学，包括经学、史学、玄学、佛学、理学；“考据之学”属于工具性的学问，包含语言学、训诂学、目录学、校勘学、考古学、金石学等；“辞章之学”泛指文学艺术，包含了文章学、文法学、修辞学、诗学、戏剧学、小说学、文学批评等。
晚清曾国藩又在姚鼐义理、考据、辞章的基础上增添了经世之学，其内容包括天文学、地理学、医学、兵学、政学、历算学、博物学及自然科学等。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试着来给传统意义的国学确定一下外延：
（一）义理之学
义理之学即性理之学，主要指哲学。包括诸子百家之学，如孔子的儒家学说、庄子的道家学说、韩非子的法家学说、孙武孙膑的兵家学说等。与哲学相关联的还有宗教（在中国主要是佛道两教）。
（二）考据之学
考据学又称考证学或朴学，主要的工作是对古籍加以整理、校勘、注疏、辑佚等。
（三）辞章之学
辞章之学主要指文学，与文学相联系的是书法、绘画、雕刻、舞蹈等其他艺术门类。
（四）经世之学
经世之学主要指政治经济学，与之相联系的还有兵法、科技，包括天文地理、数学、医学、工艺、农学等。
三、为什么要学习国学
20 世纪40 年代，朱自清在他《经典常谈》一书的序言中写道：“在中等以上的教育里，经典训练应该是一个必要的项目。经典训练的价值不在实用，而在文化。有一位外国教授说过，阅读经典的用处，就在教人见识经典一番。这是很明达的议论。再说做一个有相当教育的国民，至少对于本国的经典，也有接触的义务。”朱自清这段话非常有名，应该是切中了大学教育要害的中肯之论。他指出大学教育里经典训练的价值在于文化，也就是说，接受了一定的经典训练的人，更容易成为一个有文化的人。
那么什么是文化呢？字典里是这样解释的：“文化的含义有三点，①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特指意识形态所创造的精神财富，包括宗教、信仰、风俗习惯、道德情操、学术思想、文学艺术、科学技术、各种制度等等。②考古学用语，指同一历史时期的不依分布特点为转移的遗迹、遗物的综合体。同样的工具、用具、同样的制造技术等，是同一种文化的特征，如仰韶文化、龙山文化。③指运用文字的能力及一般知识，如文化水平。”很显然，朱自清所说的文化主要包含第一点和第三点含义。
而对于一个人来说，怎样才能称得上有文化呢？台湾文化学者龙应台在《文化是什么》（《中国青年报》2005-10-19）这篇文章中写道：“文化？它是随便一个人迎面走来，他的举手投足，他的一颦一笑，他的整体气质。文化其实体现在一个人如何对待他人、对待自己和对待自己所处的自然环境。在一个文化厚实深沉的社会里，人懂得尊重自己——他不苟且，因为不苟且所以有品位；人懂得尊重别人——他不霸道，因为不霸道所以有道德；人懂得尊重自然——他不掠夺，因为不掠夺所以有永续的智能。”这段话应该可以引发我们关于自身文化素质的思考。文化是对价值和秩序的坚守，以及对破坏价值和秩序的思想和行动的抵抗。从个人层面来看，文化应该是深深渗入一个人的内在而在他的言行举止精神气质中流露出来的神韵。
中国是屹立于世界东方的文明古国，她之所以千年不倒，自有她文化血脉上的根源。经过历朝历代的转换更迭，中国文化的血脉从未间断，数千年的磨砺、冲击、融合，发展的过程中又吸收了外来文化的精粹，中国文化已无可争议地博大而精深。借用朱自清的说法，作为大学生，真有了解本国文化、阅读经典的义务。而对自己所处的国家、民族的历史、文化有较深入的了解，应该是一条通往高素质人才目标的有效通道。
我国近代著名学者、思想家章太炎先生有一句话：“夫国学者，国家所以成立之源泉也。”中国之所以能成立，它背后的精神性的东西就是国学。如果没有国学，这个国家就不能自立，“吾未闻国学不兴而国能自立者也”就是这个意思。可以说，文化是立国兴邦的重要条件。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立足于世界，一定有她立国兴邦的基础。这个基础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当中所形成的共同的民族文化心理和凝聚力，所以有的学者又把国学叫做国魂，一个国家的灵魂。一个民族如果失去了这种文化认同、这种凝聚力、这种自尊心，那会是国将不国。从这个意义上说，每个中国人都有义务对自己的国家和文化进行了解，并根据新时期的历史演进而取其精华，用自己的行动来践行美好的一生。作为大学生自然更应该身体力行，做传承文化文明的先行者。
（一）学习国学可以明白人的根本存在。
我国新儒家早期代表人物之一，有“中国最后一位儒家”之称的梁漱溟在他的晚年自述《这个世界会好吗》（天津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中有以下这样一段话：
人类不是渺小，是悲惨；悲惨在受制于他自己（制与受制是一）。渺小是最错误的见解。几时你超脱了自私，几时你超脱了渺小。不可战胜的是谁？是生命。被战胜的是什么？是特质。生命是心，是心表现在物上的，是心物之争。历史（宇宙史）一直是心对物之争，一次一次无数次，一步一步无数步，征服了物，凭借物，利用物，表演出来的。深深地进入了解自己，而对自己有办法，才得避免和超出了不智与下等。——这是最深渊的学问，最高明最伟大的能力或本领。……今日世界问题之形成由于西方文化。要避免人性之毁灭只有转向中国文化。中国问题之陷于今日局面正为盲目学西洋之结果。欲把僵局化归缓和而达于统一必须矫正划界限与用武力之两点错误，而超脱于世界两大壁垒则为其入手。着急贪求，表现了人类的卑微；歆羡涎流，显露了人类的丑陋；忍耐不下，烦恼苦愁，见出了人类的无用。学问是解决问题的，而且真的学问是解决自己的问题。
古希腊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苏格拉底曾有“未经省察的人生根本不值得过”这一激愤之语，常人自然不能像他那样的大智者如此待己苛刻，但任何人来到这世上，都非己选择。“我是谁？我在干什么？我要到哪里去？”哲学要解决的关于人的存在的三大命题，古今中外多少哲学家为之深思探究、呕心沥血，对这三个问题也已有浩如烟海卷帙浩繁的解答。但正如佛教经典《六祖坛经·行由品第一》中和尚慧明听闻六祖慧能明示顿悟之后所说的“如人饮水，冷暖自知”，每个人都是单个的孤零零地被甩到这个世界的孤儿，要探究自己在世界中的位置，寻求生命的意义和价值，没人能够代替你，你只有自己不断地精进、探求，才能让自己的人生圆融无悔。
总体来说，东方文化重经验、重感悟、重归纳，最后指向天人合一的境界，与西方文化重逻辑、重演绎，偏向天人两分截然不同。中国文化适应起源于大块陆地的平原文化、农耕文明，引导人类追求真善美，适应自然天时，合乎人情，与时俱进，其中多有思想义理、人生真谛，不仅古已有之，至今也仍有永不磨灭的巨大价值。
《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并称为三大国学启蒙读物，《三字经》有曰：“详训诂，明句读，小学终，至四书。”古时候孩子学习，先学蒙学，跟着先生背三字经或者是百家姓，然后学小学，就是读书认字，之后再开始读各种经史子集。我国现代的教育已跟古代截然不同，不过作为大学生，同学们应该都已具备基础的语言文字、历史地理等相关基础知识，一些国学经典也在之前接触过，在这样的基础上来再来研习一些国学经典，应该会对解决人生困惑有益，按梁漱溟的说法是“能解决自己的问题”。孔子在七十岁后回顾自己的人生曾经说过这样几句话：“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这段话很有名，谁都可以用它，有人还把他当成自己人生的指导原则，但同学们读这段话要注意，这是孔子讲自己，他谈的是自己的人生体验，不是讲别人活到某个年龄该怎样；也不是泛泛总结，说大家到了某个年龄应该怎么样。但毫无疑问，智者的人生体验能给普通人正面的人生指引。近代国学大师王国维在他的名著《人间词话》中有“三境界”之说，我们可拿它与孔子对自己人生的回顾做一个对照：
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
三境界原文均来自宋词，第一句出自北宋晏殊的《蝶恋花》，原句写的是登高怀人，王国维借之为“第一境界”，指执着地寻找目标；第二句出自北宋柳永的《蝶恋花》，原意写自誓甘愿为思念伊人而日渐消瘦与憔悴，王国维借之为“第二境界”，指心甘情愿锲而不舍地付出与坚持；第三句出自南宋辛弃疾《青玉案·元夕》，原意似难用语言描述，大体上写的是在热闹繁华的背景之上，并无自己的意中人，正在失望落寞之时，蓦然回首，在那一角残灯旁侧，却分明看见自己的意中人还未归去，似也有所期待。王国维借之为“第三境界”，也是人生的最高境界，可以理解为历经千辛万苦后的如愿以偿。而王国维的人生又是如何？1927 年6 月2 日，51 岁的王国维纵身跃入北京颐和园昆明湖而自尽。我们可以说，他的人生结局是不圆满的，但他在接受了西洋美学思想之洗礼后，以崭新的眼光对中国旧文学有所思考而作的《人间词话》，一直以来被学界冠以极高评价，从此意义上说，他的人生也未尝不圆满。
（二）学习国学可以认识人生，了解历史
所谓“认识人生、了解历史”，按司马迁《报任安书》里的说法就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司马迁的原意乃欲靠前两方面的积累而“以成一家之言”，结果他真的忍辱负重完成了《史记》。我们不是史学家，不一定要追求像司马迁一样做到“成一家之言”，但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他人不可代替的人生要去经历。天人之际真是人生的大智慧，世间万物，宇宙无穷，人在宇宙间的位置如何？人如何在自然和人世间求得和谐与发展？这是古今中外的圣哲一直在思考的问题。
司马迁写《史记·孔子世家》，专门引《诗经》里的句子表达对孔子的尊崇之情，原句如下：
《诗》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乡（向）往之。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
这段话从不同的侧面看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在这儿，我们可以说，从这句话里我们可以看出孔子对司马迁的人生的影响。关于此句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汉郑玄注解说：“古人有高德者则慕仰之，有明行者则而行之。”郑把“高山”比喻成崇高的道德，“仰”是慕仰；“景行”是明行，即光明正大的行为，是人们行动的准则。宋朱熹则解释说：“仰，瞻望也。景行，大道也。高山则可仰，景行则可行。”朱熹的“高山”，就说是人们平时仰望的高山，没有什么喻义；而“景行”是大道、大路，“景行行止”是说大道可供人们行走。以上解释，一个偏向崇高，一个略显直白；对“止”，倒都解释为语助词，看来没什么异义。但不管郑玄还是朱熹的解释，皆指向品德崇高、行为光明正大，这样的人即使放在今天，也是值得我们崇敬之人。人生几十年，其实很短，按照庄子的说法，乃如“白驹过隙”，我们能真正经历的事情、看到的人和风景都极其有限，聪明的人会在别人的人生经验中看到自己的人生。如果我们能从先贤的思考中有所感悟，自然也会给我们的生命带来正面的力量和影响。
文艺复兴时期英国重要的文学家、哲学家培根说过：“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灵秀，数学使人精细，物理使人深沉，伦理使人庄重，逻辑修辞使人善辩。”此句中，“读史使人明智”一句为大家所熟知。唐太宗李世民在吊唁他深信的直谏大臣魏徵时也说过：“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可见了解历史真的非常重要而且有用。
历史的含义主要有两种，一是指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一指对过去事实的记载。除非亲身经历，否则我们往往得通过第二个含义的历史来了解第一个含义的历史。当然，我们也可以通过影视、语言文学、民俗、历史遗迹遗物等来了解历史。不过值得提醒的是，历史的真相有时候会被一些迷雾蒙蔽，作为接受了高等教育的大学生，我们应该尽自己所能拨开历史的迷雾，看到历史的真相，在历史中总结出对自己的人生、对中华民族的发展有益的智慧，这样，我们的人生一定有希望，我们中华民族也一定能长久地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读史当然可以使人明智，但这个明智还是有条件的，那就是需要我们自己本身具备一定的判断力。《孟子·尽心下》中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仁人无敌于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孟子》这句话的原意，是说《尚书·武成》一篇的纪事不可尽信，他的理由是仁者是天下无敌的，凭借最仁慈的人（周武王）去讨伐最不仁慈的人（商纣王），怎么会血流漂杵呢？中国古语有“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之说，我们自然可根据孟子的言论来反驳他的观点，不相信他所说的话。不过我们也可以举一反三，推导出一个结论，那就是：历史不一定都可信，或者说历史只是大体可信。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说的：“因为年代长了，做史的是本朝人，当然恭维本朝的人物；年代短了，做史的是别朝人，便很自由地贬斥其异朝的人物，所以在秦朝，差不多在史的记载上半个好人也没有。”此话不可全当真（鲁迅当时说这话是为曹操翻案），但似乎也有一定的道理。如此可见，历史的记载里会天然地加进记录者的主观成分，这些主观成分也许会导致我们在历史书里看到的历史并非真实的历史，但我们也不能因此而完全否定历史的记载，果真如此，那就成了历史虚无主义了。
另外，对于同一个历史事实（事实判断），不同的人会推导出不同的结论（价值判断）。例如，同样一个李鸿章，有人说他是卖国求荣的投降派，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而有人说他周旋于列强坚船利炮的夹缝中，最大限度地维护了中国的利益，是衰世中的功臣。同样一个岳飞被杀，有人说他惨遭奸臣陷害但气壮山河；而有人说他糊涂不明时势，认识不到和平才是大宋的理智选择。中华民族自清朝起，逐渐沦为列强刀俎下之鱼肉，有人说是因为帝国主义的侵略欺侮才使巍巍中国变得积弱贫穷；有人说是中国自身的制度病入膏肓才是根本原因。近代以来西方国家领先于世界，有人说是科学技术革命使然；而有人说是社会政治制度使然。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提高自己分析问题、明辨是非的能力，以此来做出中肯的评价。
想要提升对历史的分析问题、明辨是非的能力，没有“一针就灵”的妙药，但对各门类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的学习与积累，一定会大有裨益。面对大自然的风云雷电、草木万物、春夏秋冬、日月轮回，一个学习过数、理、化、天、地、生各门自然科学的现代高中学生，可能会比穷其一生钻研历史的司马迁有更加清晰准确的认识。为什么？是自然科学知识给了他这种能力。同样的道理应用于社会领域，面对历史与现实社会的凌乱人物、复杂事件、时光流逝、世事变迁，一个系统学习过政治、经济、法律、哲学、心理、社会、宗教等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同时再做历史研究的人，应该比仅仅学习历史事实的人，能够有更加清晰准确的认识。为什么？是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给了他这种能力。所以，仅仅“读史”还不够，还要学习各类自然科学知识和人文社会科学知识，从而提高面对历史现实社会时分析问题、明辨是非的能力，这样“读史”，才能最终真正的“明智”。
（三）学习国学可以获得知识、知行合一
之前关于国学外延的部分我们说过，国学包含了经世之学，即天文地理、医学、兵学、历算学等等，这些方面的自然科学经典自然能让我们获得相关的科技知识。另外，即使是那些被归类在哲学、辞章中的经典，同样能给予我们知识的滋养。因为知识是人们在改造世界的事件中所获得的认识和体验的总和，它的外延极广。我们获取知识可以直接通过亲身体验，也可以通过间接地学习别人的体验，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应该说，间接的学习更普遍。根据传统知识分析，知识具备三个特征：被证实的、真的和被相信的，这其中，“被证实”可以是间接地被证实。
《易经·系辞传》中说：“古者包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从这段文字我们可以了解到古代伏羲氏（即引文中“包羲氏”）统治天下时，通过观察自然，再根据自己的经验，参考各种事物的实际情况，着手制作八卦。从伏羲氏统治天下，到着手制作八卦，中间的过程就是仔细观察。中国“天人合一”、“观察天道安排人道”的传统我们可以从中瞥见一二。所谓“天人合一”，当然先要对“天”也就是自然有一定的了解，了解之后才能够选择一种更好的方式，配合天时、地利，好好地生存下去。后来我们的祖先在农业生产的过程中总结出的春耕、夏耘、秋收、冬藏的规律，也有类似的道理。
中国古代儒家思想中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格物致知”。“格物致知”最早出自《礼记·大学》中提出的大学教育的八目，即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开头两目即格物和致知，原文为“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但在其中只是提及“格物致知”，却并未对“格物致知”做出任何解释，之前其他的先秦古籍中也未能发现“格物”与“致知”这两个词汇而可供参照解释意涵。东汉郑玄最早为“格物致知”作出注解，而自从宋儒将《大学》由《礼记》独立出来成为《四书》的一部后，“格物致知”的意义也就逐渐成为后世儒者争论不休的热点议题，以至于今。现在社会上关于“格物致知”的流行诠释是根据南宋朱熹学说的部分观点，认为“格物致知”就是研究事物而获得知识、道理。《现代汉语词典》将其解释为：“穷究事物的原理法则而总结为理性知识”。现今流行观点和朱熹观点的差异，乃是在关于“致知”的解释。朱熹所谓的“知”是知性，此知性包含了智慧与知识，而现代流行观点的“知”只是指知识。但不管如何争议，我国古代大学教育就非常重视学生知识的积累，而且将此当成了大学教育的基础，这应该是不争的事实。
知行观是中国哲学史上的重要命题，中国文化关于知行关系的争论里，有“知行孰难易”的讨论，也有“知行孰先后”的讨论。最早明确论述知行对应关系的是《左传·昭公十年》的“非知之实难，将在行之”和《古文尚书·说命》中的“知之非艰，行之惟艰”。它们表达出来的都是一种朴素的知行观，是以知易行难的方式来表达的，强调行比知难，认为在改造自然和改造社会的过程中，行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以此为开端，孔子、孟子、荀子等先秦诸子，西汉的董仲舒，东汉的王充，宋代的张载、程颢、程颐，明代的王阳明，清代的王夫之以及近现代的魏源、孙中山等，从自己不同的思想路线出发对知行关系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和针锋相对的争论，提出了不同的知行观。总体说来，中国传统的知行观里还是知易行难占了上风，也有强调“知行合一的”，比较有影响的是明代的王阳明。应该说，中国文化是知文化，也是行文化，正如《周易·象》中所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孙中山研究了中国古代哲学家们所论述的知行关系，将它联系到几千年来对中国人民的影响，认为“知之非艰，行之惟艰”的传统观念束缚了人们奋进革新的思想，而使人民畏难于革命实践，只图苟安于乱世。必须打破这种传统观念，反其道而提出“行之非艰，知之惟艰”的新观念。中山先生唯物主义的知行观，为他所领导的中国民主革命提供了理论根据，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把知行关系与革命事业联系起来的先驱，达到了空前的历史高度。
1995年国际大专辩论赛决赛，辩题即为知行关系，正方南京大学代表队的观点为知难行易，反方台湾辅仁大学代表队的观点是知易行难，虽然最后获得冠军的是南京大学代表队，但台湾辅仁大学的表现也很精彩。应该说，关于知行关系的争论，一直延续到今天。
而关于“知”与“行”关系的先后，究竟是先知后行还是知行统一，也很难有必然的答案。我们应该辩证地来看待两者之间的关系，因地制宜。应该说，对于日常中的大部分事情，知先行后是较为合适的，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理论指导实践”。举个例子说明，旧时文人参加科举考试，当然首先要知道考试的内容和要求、形式，然后根据相关的要求或研读四书五经，或了解时局、练习制策，最后“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满怀信心去科考，这就是“行”。通过先知后行的办法，必将事半功倍。若顺序颠倒，恐怕结果就是“名落孙山”了。也有一些事情只能先行后知，因为事先无法知晓，或者知之甚少。就好比古代的行军打仗。虽然自己有所准备，但是对于敌人却无法探得很多有用信息。面对敌人的兵临城下，只能奋勇迎敌，在“行”的过程中，尽可能地多“知”一些，做因时而异的调整，力争取胜。若此时仍偏执于“知”彼前不“行”，恐怕就沦为阶下囚了。事情往往不止正反两面，还有一些是要两者结合而看的。在这种情况下，“知”指导“行”，而“行”又获得新“知”。知行结合，相互促进。综上所述，“知”与“行”的关系是需要辩证看待的，在注重理论指导实践的同时，也应该理论结合实践。
历史发展到21 世纪，人类的文明已经进入一个新的时期。学习国学知识可以让我们对自己的文化传统有更多的了解，对自己所处的内在和外在环境有自己的思考，对于大学生来说，我们可以以“知”来指导自己的人生，来实践人生的价值，来辨别世界的秩序。现在这个时代被称为消费时代，世界太浮躁，人的欲望膨胀，很多时候我们无法停止自己的脚步，无法静下心来寻找一个合适的位置安放自己的灵魂，正如老子所说：“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稍微放慢一下我们的脚步，让我们的身体等一等我们的灵魂，也许我们的生命会更圆满。
四、学习国学应该注意的问题
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发展史，留下来的典籍卷帙浩繁，数不胜数，在浩如烟海的典籍中，我们作为初学国者，应该注意些什么问题呢？
（一）学习国学首先要有批判继承的态度
中国有五千年的文明，也有两千多年的专制主义，如何看待传统文化，以什么样的态度、立场、观点看待国学，是关涉到国学发展的重大理论问题。毋庸讳言，中国传统思想中的确有许多非常睿智的内容，诸如对待自然、人生以及他人、社会的态度等，这些思想也的确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成为疗救当下时弊的良方。然而，过于强调传统思想对当下的巨大作用，并不可取。中国文化与其他民族文化一样也有自身的局限与不足，民主传统缺乏、权利意识淡薄使我们在向现代社会的转型中步履维艰，困难重重。随着对传统文化的弘扬与提倡，人们在讲“同情理解”的同时，很多时候会自觉不自觉地忽略对传统文化负面内容的检讨与反省，从这一点出发，我们应该提倡在学习国学的过程中批判地继承。
鲁迅在1925年应《京报副刊》之约所做的《青年必读书》中写道：
青年必读书：
从来没有留心过，所以现在说不出。
附注：
但我要珍惜机会，略说自己的经验，以供若干读者的参考——
我看中国书时，总觉得就沉静下去，与实人生离开；读外国书——但除了印度——时，往往就与人生接触，想做点事。
中国书虽有劝人入世的话，也多是僵尸的乐观；外国书即使是颓唐和厌世的，但却是活人的颓唐和厌世。
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
少看中国书，其结果不过不能作文而已。
但现在的青年最要紧的是“行”，不是“言”。只要是活人，不能作文算什么大不了的事。
（二月十日）
鲁迅所答自然是激愤之词，代表的是那个时代先进知识分子对传统文化的激烈批判，我们不可能由此而得出没必要读中国传统典籍的结论。实际上，我们也都知道，鲁迅本人有非常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积淀，章太炎在日本讲国学，鲁迅也曾去听课，不过我们还是可以从鲁迅的激愤之词中看到他对传统文化重在批判的态度。所谓“片面的深刻”，“尽信书不如无书”，我想我们应该以现代的眼光来看待传统文化，吸收真正有益于现代社会的知识。应该尽自己的能力在接触传统文化的时候思考其中的思想理念等与现代自由、平等、民主、法制、天赋人权等普世价值是否相符，以此来做出自己对国学的批判继承。1914年冬，梁启超先生到清华大学演讲，引了《周易》里的一句话：“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其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八个字逐步演变成清华校训；1929年，我国现代著名学者，被称为近代清华“四大国学大师”之一的陈寅恪在为王国维所作纪念碑铭中提出“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两句也逐渐演变成清华大学的精神。其实，所有的大学都应该有这样的精神，作为时代精英，所有的大学生都应该具有独立的对社会的判断及对自由精神的追求。上世纪三十年代，胡适曾对年轻学生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今天，这样的话仍有意义，所谓“人人独秀，秀木成林”，值得每一个大学生深思。
（二）学习国学要根据实际情况循序渐进
任何学习都应该循序渐进，由浅入深，学习国学自然也不例外。
学习国学，我们可以首先凭借自己的兴趣在学习生活的过程中积累传统文化的点点滴滴。当代大学生活节奏紧张、学业繁重，但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可凭借兴趣先易后难、广泛涉猎，先选择通俗易懂、趣味性强的《孙子兵法》、《论语》、《弟子规》、《三字经》等来学习，这些都是国学的基础性读物，引人入胜、容易接受。其次，在积累了相应的基础后，我们可以根据知识结构的需要，根据工作生活的需要，重点学习一些经典，如相对深奥但又深藏大智慧的《道德经》、《庄子》等；最后，如果我们在前两个阶段积累的基础上还想深入地学习国学，我们可以借助《易经》、《山海经》等源头之作，把经、史、子、集、及经世之学的经典作品都找来好好地阅读思考，从而把国学精华内化为自己的方法论、世界观和价值观，最终借助国学实现灵感的超越、灵魂的超脱。
《三字经》里面有这样的句子：“为学者，必有初。小学终，至四书。”可以推论，古时候的教育先是蒙学，然后是小学，接着才是学习四书五经。蒙学属于启蒙教育；小学包括音韵学、训诂学、文字学——历来讲音韵的是音韵学，如《守温三十六字母》（已失传），讲字形的主要是许慎的《说文解字》，讲训诂的主要是类似现在词典的《尔雅》。因为古人用字，往往读音相同，要知道某字是某字的讹传，就得明白音韵学；古时训某字为某义，后人更引申某义为他义，就得明白训诂学；近体字中相像的，在篆文中未必相像，探求古书某字的本形，以求某字之某义，就得明白文字学。章太炎提出想要学习国学者必须先通小学，但今天一般人比较难做到。读四书也有顺序，朱熹说的是“先读《大学》，以定其规模；次读《论语》，以定其根本；次读《孟子》，以观其发越；次读《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处”，应该有一定的道理。五经《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一般都先读《诗经》，我们现在的中学语文教材的里五经中的选文亦以《诗经》为主，兼有《春秋》、《尚书》、《礼记》里的文章。《周易》位居十三经之首，年代悠远，内容深奥难解，按照台湾大学哲学系教授、学者傅佩荣的说法，学《易》不达三年以上根本称不上入门，故一般人很难深入学《易》。
总而言之，我们学习国学，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做安排，毕竟我们不是专门研究国学的专家。但作为一个中国人，对国学有所涉猎，有所了解，有所判断，有所感悟，肯定会对我们的人生大有裨益。例如，假若你的兴趣在文学，可由《诗经》、《楚辞》开始，再历览秦汉以后的文赋诗词；如果你志在哲学，可先读周秦诸子和《易经》，再研究汉以后哲学家的著作；如果志在历史，可先读《尚书》、《左传》、《国语》和《史记》。另外同学们也可根据自己的兴趣选择某一本经典长时间深入地研习，相信有一天你能读到经典里可能隐藏的人类智慧相通的那个“一”。但愿同学们在努力学习专业知识、培养专业技能的同时，能吸收传统文化的精华，成为“有知识也有文化，有技能也有素质，有文凭也有能力”的具有竞争力的大学毕业生。
（三）学习国学最终要归于研读原典
国学经典本身已是汗牛充栋，而后人后世关于国学原典的著述或者注疏、讲解更是浩如烟海，一个人终身皓首穷经也未必能够读得完，怪不得智若庄子都要感慨“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那么我们学习国学，到底应该如何选择？
初学国学之人，不妨先读一读适合初学者的现代人的著述，以免连一些基本的术语概念都不懂，造成根本无法阅读国学原典的问题。如上世纪九十年代“国学热”之后，2001 年7月起中央电视台开设了“百家讲坛”栏目，至今影响较大的节目不少，如“王立群读《史记》”、“易中天品《三国》”、“于丹《论语》心得”等，相应的书籍也有出版，我们可以从这些通俗性的涉及国学的著作或视频入手来了解国学。当然，圣人的著述确实有后人的注疏和讲解无法完全替代的作用，况且后人的注疏和讲解可能夹带了自己的“私货”，释义也许与原典原义有别。已故名中医林沛湘教授说过这样一句话：“《黄帝内经》的东西，只要有一句话你悟透了，那你一辈子都吃不完”；台湾大学哲学系教授傅佩荣提到自己研读论语的经历，说自己通过看历代两千多年一百多家注解来逐渐选择对于原典每句话的正确注解，以此来构成一个完整的对《论语》理解的系统。在智力水平和相关的积淀完全能够通读国学原典的情况下，我们建议大家还是根据自己的兴趣选读一些国学原典。
例如，我们要了解先秦诸子的思想，如果觉得原典难以理解，可以去找易中天的《先秦诸子百家争鸣》（上海文艺出版社，2009 年1 月第一版）来读，这本书的可读性很高。看这本书，你会发现，原来读孔孟、老庄可以如此轻松；原来诸子百家中有那么多有趣的小故事；原来“文化快男”、“粉丝”、“折腾”、“和谐”、“命运呼叫转移”等时下流行术语也都可以用在这些严肃的思想家身上。该书是央视10 频道百家讲坛播出的易中天的《先秦诸子百家争鸣》节目的原稿，但书稿比讲坛节目内容更丰富，有许多电视节目里没有的精彩论述。据易中天自己介绍，与以往不同，这次是先写了书再登讲坛，因为讲诸子百家不容易，学理性太强，要写完了才有信心去讲。易中天以儒家为线索贯穿《先秦诸子百家争鸣》一书，但他既不尊孔也不独尊儒术，只是通过儒家引出儒、道、墨、法几家学术。也正因为选择了以儒家为线索，其他与儒家没多大牵连的诸子就没进入这本书的讨论范围。但我们知道，先秦，也就是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学术百家争鸣的局面，称得上“百家”的绝不会只有这四大家而已。根据吕思勉先生在《先秦学术概论》一书中的划分，诸子百家可划分为：阴阳、儒、墨、名、法、道、纵横、杂、农、小说、兵、医十二家。书中主要提及的儒、道、墨、法也仅仅是诸子百家的三分之一家而已，如此说来，书名改作《先秦三分之一诸子争鸣》更为合适。不过从分量上考虑，儒、道、墨、法四家堪称先秦百家中的翘首，让他们代表诸子百家并不为过。易中天用了四两拨千斤的手法，拿儒家跟道、墨、法三家作对比，引出各家的思想版图，最后去其糟粕，留其精华，提出应该继往开来的精神，让我们大概了解了儒、道、墨、法四家的思想核心及其异同，不至于像阅读原著那样读了后面忘了前面，最后一头雾水，这是件好事。更是好事的是，我们看了该书之后会有看诸子作品的冲动，因为书中有许多点到即止、意犹未尽的地方，而且，就阅读趋向而言，我们也应该有越来越高的阅读追求。大概易中天本人也希望读者看了他的书之后回去找诸子原典来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