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4章 一个自由战士的诞生(6)
我们把马伦拒绝我们的要求看作是一种宣战。现在，我们没有别的路可走，只能诉诸公民抑制、抗议。我们开始竭尽全力准备发动群众运动。招募和训练志愿者是组织这场运动的基础工作之一，这在很大程度上关系到这场运动的成败。4月6日，在约翰内斯堡、比勒陀利亚、伊丽莎白港、德班、开普敦举行了初步的示威活动。当莫罗卡在对约翰内斯堡自由广场的人群发表讲话的同时，我正在服装工人工会向准备担当志愿者的人群讲话。我向几百名非洲人、印度人和有色人解释说，由于政府当局可能会恐吓、拘禁，甚至袭击志愿者，因此，志愿者运动是一个困难的甚至危险的任务。无论政府当局采取什么手段，志愿者不能以牙还牙，不然，我们的整个计划就会遭到破坏。志愿者必须用非暴力对付暴力，必须不惜一切代价维持纪律。
5月31号，非洲人国民大会和南非印度人大会的执行委员们在伊丽莎白港召开了会议，宣布抗议活动将在6月26日开始，这天是全国抗议日活动一周年纪念日。他们还组建了一个全国行动委员会指导运动，建立了一个全国志愿者委员会招募和培训志愿者。我被任命为全国运动志愿者统帅和行动委员会与志愿委员会主席。我的职责是组织运动、协调各地区分支机构的关系、动员志愿者和筹集资金。
我们还就运动是否遵循非暴力的甘地原则或“不合作主义”展开了讨论。不合作主义是一种设法通过转化来征服对方的斗争方法。有的人站在纯道德的立场上赞成非暴力原则，并认为从道德上讲，非暴力原则比其他任何原则都优越。马尼拉·甘地十分赞成这个思想。他是圣雄甘地的儿子，也是《印度舆论》（Indian Opinion）的编辑和南非印度人大会的著名成员。
马尼拉·甘地举止文雅，俨然就是非暴力主义的化身。他坚持认为，抗议运动要遵循其父亲在印度举行抗议活动时所采取的路线。其他人则认为，我们不应从原则的观点，而应该从战略战术的角度来探讨这个问题，应该根据情况选择斗争方式。如果某种斗争方法或战略战术能够让我们打败我们的敌人，那么，我们就应该采用这种斗争方法或战略战术。在当前情况下，政府远比我们强大，我们任何使用暴力的企图都会遭到毁灭性的镇压。这种情况使非暴力成为实践的必然，而不是一种选择。
这是我的观点，我按照甘地的模式看待非暴力。不能把非暴力看作一种神圣不可违背的原则，而应当把它看作一种根据形势需要而使用的战略战术。正如甘地本人认为的那样，这个原则并没重要到即使它已在妨碍我们的目的时，仍需坚持不变。我们主张非暴力抵抗，但前提是它是有效的。尽管马尼拉·甘地坚决反对，但是这种观点仍然占了上风。
联合计划委员会同意根据情况灵活运用不合作和非暴力战略战术，并建议采取两个阶段进行抗争。第一阶段，少量训练有素的志愿者将在几个市区违反要求废除的法律。他们不经允许就进入前面讲过的区域，使用只有白人才允许使用的设施，例如卫生间、火车厢、会客室和邮局入口。他们将故意在宵禁后滞留在市区。每批反抗人员都有一个领导人，由他提前把这些不服从行为告诉警察，这样，小范围的骚乱就会导致逮捕行动的发生。第二阶段，按预想的谋划采取大规模反抗活动，同时在全国举行大罢工和其他大规模行动。
在开始发动反抗行动前，我们于6月22日在德班召开了一个大会，并取名“志愿者日”。
纳塔尔非洲人国民大会主席鲁图利酋长、纳塔尔南非印度人大会主席奈克医生都在会上讲了话，表示全力以赴地参加这个运动。我在那天前就驾车来到了德班，而且是这次德班会议的主要发言人。大约有一万人出席了会议，我告诉大家，这次反抗运动将是南非被压迫群众采取的最大的行动。在此之前，我从来没有在那么多人面前发表过讲话，这是一次令人兴奋不已的经历。一个人面对广大的听众发表讲话不可能像面对少数人发表讲话一样，但是，我总是试图做得就像面对少数人发表讲话一样。我告诉大家他们将创造历史，要求他们密切注意南非的种族歧视政策。我强调，黑人，其中包括非洲人、有色人和印度人，要加强团结。在南非，这一点终将成为现实。
在全国各地，那些参加6月26日反抗运动的人们就是带着勇气、热情和历史感这样做的。当天一大清早，反抗运动在伊丽莎白港开始。在那里，33名反抗者在雷蒙德·穆拉巴的带领下，从只允许白人进入的一个入口进入火车站并遭到逮捕。他们高唱着自由歌曲，在朋友和亲属的喝彩声中往前行进着。反抗者和聚集的群众一唱一和地高声呼喊：“MayibuyeAfrika！”（让非洲再回来！）
26日上午，我在非洲人国民大会办公室里密切关注着当天的示威活动。德兰士瓦的志愿者计划中午在约翰内斯堡东面一个靠近非洲人居住区的城镇上采取反抗行动。在N.B.坦茨的带领下，他们将由于未经允许而进入博克斯堡市区而被法院拘留。坦茨是一位上了年纪的人，他是非洲卫理公会英国教堂的牧师，也是德兰士瓦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执行主席。
那是快到中午的时候，我正在等待坦茨牧师从比勒陀利亚过来，他从办公室给我打来了电话。他声音中带着遗憾告诉我，他的医生反对他参加反抗运动和去坐牢。我向他保证，我们将为他提供暖和的衣服，并且保证他只在监狱里住一个晚上。但是，我的努力没有起作用。
这使我很失望，因为坦茨牧师是一个著名人物，我们选择他的目的是向政府表明我们并不是一伙年轻的闹事者。
我们很快找到了一个同样德高望重的人代替坦茨牧师——德兰士瓦南非印度人大会的主席纳纳·西塔。他在1946年的抗议运动中因为消极反抗而在监狱里待了一个月。尽管他年龄偏大，而且患有关节炎，但是，西塔是一个斗士，他愿意带领我们的反抗者进行抗议。
下午，正当我们准备去博克斯堡的时候，我发现德兰士瓦非洲人国民大会的书记不知去向，我们本来打算让他陪着纳纳·西塔去博克斯堡。这是又一个紧急事件，我转身对瓦尔特说：“你必须去。”这是我们在德兰士瓦的第一件大事，必须有著名的人物带领反抗者，不然，当群众遭受惩罚的时候，领导人倒显得畏缩不前。尽管瓦尔特是组织者之一，并且按计划是在运动的后期参加反抗，但是他还是欣然同意了。我主要担心他正穿着的西装不适合监狱，但我们设法给他另弄到了一些旧衣服让他换上了。
然后，我们动身去博克斯堡。在那里，玉苏福·凯查利亚和我打算给博克斯堡的市长发一封信，告诉他，我们50名志愿者将在那天不经允许进入他辖区里的非洲城镇。当我们到达市长办公的地方时，我发现有大批的新闻记者聚集在那里。当我把信递给市长的时候，摄影记者纷纷拍照。市长躲开照相机的闪光灯，然后邀请玉苏福和我到他的办公室里私下进行商谈。他是一个通情达理的人，他说，他的办公室总是对我们敞开的，但是过多的公开将只能使问题进一步恶化。
我们从市长办公室直接去了市区，那里正在进行着示威活动，即使是在半英里以外，也能听见我们的志愿者和前来鼓励他们的大批支持者的高昂歌声。到了现场，我们看见进入市区的大铁门被上了锁，我们的志愿者耐心地在门外等候着，要求进入市区。总共有52名志愿者，其中有非洲人，也有印度人，另外还有几百名热情的围观者和记者。瓦尔特站在志愿者的最前列，他的存在显然起到了预期的作用。但是，示威者的精神领袖是纳纳·西塔，尽管他患有关节炎，但他仍然精神饱满地在示威者中间走动，用他的自信鼓励示威者，使他们增强了胜利的信心。
不到一个小时便出现了僵局，警察从来没有那么克制，他们的行为使我们感到困惑。难道他们的克制是一种消耗志愿者斗志的策略？难道他们等候记者们散去后再在黑暗的掩护下采取大屠杀？难道由于逮捕我们将会面临进退两难的局面，因此他们将按我们的要求去做？
就在我们捉摸不定的时候，形势突然发生了变化——警察命令把门打开。志愿者立即跨过大门，这样志愿者们就违反了法律。一个警察中尉吹了声口哨，几秒钟后，警察就包围了志愿者，并开始逮捕他们。运动正在按计划进行，示威者被用车送到当地的警察局并被提起公诉。
同一天晚上，行动委员会的几个领导人，其中包括奥利佛·塔博、玉苏福·凯查利亚和我本人，在市内出席了一个会议，讨论白天要采取的行动，并计划下一周要采取的措施。开会的地点就在由非洲人国民大会中心支部主席弗拉格·博西亚罗带领的第二批反抗者被司法拘留的场所附近。晚上11点过后不久，我们发现他们整齐地行进在大街上。按规定，宵禁在晚上11点钟开始，此时非洲人在外面活动需持有许可证。
会议一直开到午夜，我感到疲惫不堪，此时我正在想的不是反抗，而是吃一顿热饭并睡上一觉。就在这时，一个警察走到玉苏福和我的面前。很明显，当时我们正准备回家，而不是准备去参加反抗。“不，曼德拉，”那个警察说，“你跑不掉了。”他用警棍指了指停在附近的警车说：“上车。”我想向他解释，我负责抗议运动的日常组织运行，而不打算这么早就自己参加反抗并受到逮捕。当然，这有点对牛弹琴。我看着他逮捕了玉苏福。面对这具有讽刺意味的一切，玉苏福突然大笑起来。他笑着被警察带走的情景简直就是一幅生动的图画。
不大工夫，玉苏福和我来到了弗拉格·博西亚罗带领的那50多位志愿者面前，他们正在被用卡车送到被称作马歇尔广场的红砖警察局。作为行动委员会的领导人，我们担心别人不知道我们的去向，我也关心谁将领导下一步的行动。但是，我们的精神是振奋的。就是在走向监狱的路上，警车在反抗者高唱的《上帝保佑非洲》（Nkosi Sikelel’iAfrika）的歌声中摇晃着向前行驶，那是一曲曲调优美的南非国歌。
第一天晚上，我们有位同志在军队操练大院里被一位白人狱警野蛮地推倒在几步之外，扭伤了脚脖子。我对那个狱警的野蛮行径提出了抗议，他一脚踢在我的胫骨上。我要求给受伤的人治疗，发动了一个规模不大但却声势强烈的示威活动。我们被告知，如果受伤的人希望去治疗，第二天可以申请找医生。那天，我们听见他痛苦地呻吟了一整夜。
当时，我虽然只在监狱里度过了很短的时间，但是，这却是使我第一次具有强烈仇恨的一次经历。马歇尔广场是肮脏而黑暗的地方，但是，我们大家在一起情绪十分高涨，因而似乎没有注意到周围的环境。反抗战士之间的友谊使我们感到那两天的监狱生活过得十分快乐。
在举行反抗运动的第一天，全国有250多名志愿者因违反不公平法律而被投进了监狱。
这是一个好的开端。我们的队伍是一支整齐的、守纪律的、充满信心的队伍。
在随后5个月的时间里，共有8500人参加了反抗运动。医生、工人、律师、教师、学生、牧师中都有人因参加反抗运动而走进了监狱。他们唱着：“嗨，马伦！打开监狱门，我们要进去。”运动不仅蔓延到威特沃特斯兰德、德班、伊丽莎白港、东伦敦和开普敦等大城市，也蔓延到了东开普和西开普等地区的小城镇，甚至渗透到了农村地区。多数人所犯的“罪”都比较小，受的惩罚从监禁几天到最多监禁几周，罚款很少超过10英镑。反抗运动得到了广泛的支持，非洲人国民大会的会员从2万人左右猛增到10万人。会员数量增长最快的地区是东开普，有一半新会员来自那里。在历时6个月的反抗运动期间，我在全国走了很多地方。我一般都是驾驶汽车天不亮就出发。我去了开普、纳塔尔和德兰士瓦，向一个个小型的社团宣传反抗运动，有时只能在一个城镇内挨家挨户地宣传。我的任务大多是为了消除准备发起运动与当时刚刚发起过运动的地区间的分歧。那时候，非洲人的群众通信手段是原始的，或者说是根本不存在的，在政治方面也是目光短浅的。我们必须一个人一个人地去争取人民的支持。
有一次，我开车去东开普，解决与艾尔克特·格温奇有关的争端。当时，艾尔克特·格温奇正在东伦敦开展活动。他是一个成功的商店店主，曾在两年前组织“6·26东伦敦罢工”中起到过重要作用。这次反抗运动一开始，他就毅然走进了监狱。他是一个能力很强的人，但是，他又是一个个人主义很严重的人，他无视执行委员的劝告，单独作出决定。现在，他与执行委员又发生了争执。这种问题主要发生在知识分子之间。
格温奇明白如何利用特定的问题对付他的对手。他会在当地工人会员而不是知识分子会员面前演讲，而且用的是科萨语，他从来就不用英语，因为英语是知识分子使用的语言。他说：“同志们，我想你们知道，我在这次斗争中遭受了很大的损失。我本来有一份好工作，但是在反抗运动一开始我就进了监狱并丢了工作。现在我虽然出了监狱，但这些知识分子来了，他们对我说，‘格温奇，我们受的教育比你好，也比你有能力，应该让我们领导这次反抗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