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谊长存

“三人同照一张相”中的三人是胡风、聂绀弩、萧军。胡风和绀弩已去世两三年了，孑存的萧军也不幸于今年追他们去了。回想他们三人从认识到告别人间，交往计五十余年，而他们的命运又是同样的曲折不顺，坎坷半生。我曾一再请萧军为先死者写点回忆文字，但他每次都苦着脸，说不愿去触动过去的苦痛。我只好期待着他有一天会改变主意，怀着愉快的心情将往事写出来。可惜，他走得太快了，没能为这两位朋友留下只字，而现在我却不得不来翻这些旧事。

最近翻阅了胡风留下的一些文字，从他1942年写的日记中重读到萧军从延安寄给胡风的一首诗，那是我们从沦陷的香港脱险到桂林不久后收到的。胡风的日记上是这样写的：得萧军信，香港沦陷后他听说我已罹难，当时悲怆所激曾写下一首诗：

一夜昊天殒大星，还将樽酒奠长空。

正当玉露连白日，何事鹃花委地红。

万里狼山终喋血，卅年人海了成冰。

年来故友飘零尽，待赋招魂转未成。

1942年7月27日

胡风看后感慨得很，第二天夜里写成《秋夜读诗志感答萧军》：

昊天无泪流囚返，尘世多艰鬼道横。

记得刀光磨大剑，惯将铁证问《良心》。

恩仇愧对千秋镜，歌哭难过万里城，

午夜徘徊闻犬吠，荒郊阒寂有人行。

这是四十年前的一段互道怀念的唱和。这之后，我们回到了重庆，只从他短短的来信中得知他不怎么顺心，并不知道他已成了延安“四怪”之一。再以后，书信来往更少了，我们对他的情况几乎是一无所知。

直到抗战胜利后，才知道他早已回到东北老家。我们在上海收到他的来信，说是在办鲁迅文化出版社要出《鲁迅全集》，并寄来了他编的《文化报》。知道他工作很顺利，得到家乡人的重视，胡风很高兴，马上给他回了信。

解放后，起先一直没有见到他，不久，忽然听说他成了“三反”分子。批评他的文章和他自己惹祸的文章，可能是他亲自寄给胡风的。对这类问题，我们这些国统区的文化人开始并没有感到有多么严重，甚至当作笑谈：一向要求进步，在作品里表现的都是爱国爱民向往共产主义的新思想，怎能和“三反”连得起来？他没有屈服写检讨，结果是出版社和报纸都被停办了，他的生活怎样我们无从知道。

直到1953年夏我们全家搬到北京后才见面。那时，他也从东北举家迁到北京来了，并且住得离我们还很近。于是，我们就像过去一样常相往来。我和胡风常在晚饭后去什刹海散步，只要看到他楼上有灯光，就上去聊聊闲天。当时他一大家人分两处住，这一间楼面是他个人的书房。他说，“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孩子哭和闹。我只有在这里才能安心写作。”

这时，看去他的心情似乎很平静。他正在写《五月的矿山》，但有时和我们谈到回家乡后的情况尤其是后来受批判的情况，虽然在叙说中不乏风趣的自嘲，但那无形的压力和一些人情冷暖风云变幻的辛酸，使这个硬汉子在谈到伤心处，眼里噙满了泪水。他当时并没有被击垮，而是坚决地主动要求下了矿井，和工人一起挖煤，真正地向工人阶级学习。到北京后，他就写了《五月的矿山》，并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很快出版了。

记得那天，他给我们送来刚出版的新书，其喜悦心情不亚于当年《八月的乡村》出版时。那时，《八月的乡村》在上海没有出版社肯出，只好自费出版。有鲁迅先生的支持和朋友们的相帮，一下子就打开了销路，因为它是抗议日本帝国主义残酷统治东三省和歌颂爱国爱人民有民族气节的第一部作品。这次，他又写了歌颂工人阶级的《五月的矿山》，是应该受到欢迎的。我们衷心地祝贺他，他却不胜感慨地说，“真不容易啊，冯雪峰不肯出我的书，还是我去信给毛主席，他直接批示下来，他们才答应的。并且，以后再有书也可以出了。”言下有点舒了一口气的自得之意。

不久，我们却读到了对《五月的矿山》的批判文章，言辞非常严厉武断，说他歪曲了工人阶级：“难道我们的工人阶级是这样的吗？”到底工人阶级应该是怎样的可没说明。工人阶级不应该有个人感情？作品不准用悲剧的结尾？……这些都使萧军感到迷惑。他仍然没有按批判的调子写文章检讨，一律不予理睬。他说：“大不了不让发表我的作品不让出书！我照样写我的。”

他被安排在北京市文史馆工作，似乎是研究戏曲。他兴趣很高，常常在天不亮就去逛晓街的夜市，搜回不少古文物。我们夜访他时，他就高兴地拿出来，一面向我们介绍，一面再欣赏一番。我们对文物一窍不通，胡风还对他的得意收获表示了怀疑。他也不予争辩，只说，“反正我花钱也不多，我自己喜欢它，就是真东西。”慢慢的，他的鉴赏水平越来越提高了。

到1955年时，他从报上看到胡风受批判的调子越来越高，很为胡风担心，有时夜晚来看胡风。而胡风一向不愿和他谈文艺理论方面的话，尤其不愿告诉他个人的不顺情况。胡风说，“他是搞创作的，让他专心地按自己的创作方法去写作吧。”但到最后一次来时，萧军对胡风说了一些延安的情况和他的经验教训，并批评了胡风的一些做法，胡风这才决定将《意见书》（“三十万言”）中的《经过部分》和《事实举例》拿给他看。他还没来得及送还我们，报纸上已经大张旗鼓地讨伐上“胡风集团”了，并赫然安上了“反革命”三个字。我们是茫茫然，昏昏然，一切只有听天由命了。胡风想到了萧军，怕他会由于看了“三十万言”而被牵累，他说，“要是把萧军牵了进来，我才真是造了罪！他好不容易生活刚安定下来，他那一大家子……”

我们不敢叫人去取，也不敢给他去信，就决定由我抽一天晚上去取回来。但是，我还没来得及去取，我和胡风就双双被捕了。在我第一次受审时，他们就问道：“怎么你家的底稿还缺两章？”我只好如实说了，并特别申明，他仅仅是出于对老朋友的关心，事先并不知道，更没有参与过意见。后来知道胡风也是这么说的。十年后见到萧军，我说，“你好险啊！”他说，“我准备好了。他们如果因此来抓我，我是要用武力对抗的。我在书桌上放好一把刀子，我要告诉他们，你们杀了我全家才能抓走我。不过他们没来，只是由市委通知我将那两部分稿子交市委转呈中央。”后来只要他写了一份交代经过，就没事了。

自1955年后，我和他再见面已是1965年了。在这之前，周颖大姐曾告诉我：“老萧听说你住在烧酒胡同，因此他只要走到东城，总要在烧酒胡同那一带徘徊，希望能遇见你呢。”我知道，他是想了解胡风的近况，这种真诚的友情令我感动。

在胡风回家前，他一共到我家来过三次，每次都急切地问我胡风在狱中的情况，然后叹气道：“只要身体好，精神挺得住，就没问题。千万不要弄得心灰意懒，精神不振啊！”我说：“那倒不会。他读书写诗，精神旺着呢。”

他从包里取出了一本皮面书，那是一本英文版《圣经》。他告诉我，他正向一位圣约翰大学毕业的老先生学英文，同时也向这人了解程派艺术的一些情况，因这人年轻时曾拜程砚秋为师。他说着说着，加重了语气，两眼闪着光芒：“我在学习，我在收集研究资料，我还要写小说，哈，十年八年后再看吧！”虽被压十余年，但仍能有这种气魄和博大的胸襟，真叫我佩服。

胡风1965年年底出狱后，老聂来看胡风，告诉他萧军也想来，并且还提议三人同照一张相，“他说我们三人是鲁迅先生身边的最后三人了。照张相留个纪念吧。”胡风考虑后没有同意。因为他觉得自己是判了刑的，目前还有人监视着，可不要连累了他。因此，这张像当时就没能照成，后来成了老聂的回忆写进了诗句里。

我们离京去成都后，和萧军保持通信，他给我们寄过诗来，还寄来了新出的书《过去的年代》。我读后很感动，写了一封读后感式的信给他。他很高兴，要我再写详细点。可是，就我那点水平，要想说出高深的评论来是不行的，我没敢再发议论。不久，我们被押解去了劳改茶场，胡风不敢给他写信了，只在给老聂的信中互相问候一下。

“文化大革命”一再升级后，我们同外界断绝了音讯，一直到1979年胡风出狱。不久就收到了他寄来的《人民文学》和《新文学史料》，那里面有他对鲁迅和萧红书简的注释。胡风不但马上回了信，还将在狱中怀念他的一首长诗抄给了他。他回信表示很高兴，说是要装订成册，留作永久的纪念。

再见面已是1980年春，胡风旧病复发住进北京友谊医院的时候了。胡风被病折磨得思想迟钝，言语木讷，但是见到萧军时还能相对谈话，最后露出了难得的笑容。

我们在北京这多年，虽然近在咫尺，见面却并不容易，因为胡风是不能去看他的。还是由萧军弄了一辆车，带着他的子女们将胡风扶上了车，一直开到了老聂养病的医院。30年代的三个朋友这次终于聚会了，同照一张相的夙愿也达到了，但是中间坐着的胡风只是茫然地望着前面说不出一句话来，过去那么潇洒的老聂虽然精神看上去还好，却已是弯腰曲背，只有萧军仍不减当年的豪迈气概，但也已满头白发了。

想想吧，这三个人的岁数加起来差不多够二百三十岁了，几次大难不死，好像冥冥中有谁在保护他们，让他们活下来过上几天能开口说话的好日子！这时的萧军以“出土文物”自诩，充分显示出他的光芒，仆仆风尘于国内外参观访问的途中。胡风和老聂都病困在家，老聂哪儿也不去，只是用笔写下了不少令人赞赏不已的好文章。胡风病稍好即着手整理和总结他的文艺理论和回忆录，可惜这段时间太短了，平反后只来得及写下了二三十万字的文章。

在这短短的几年里，萧军是由于忙，胡风、老聂是由于病，三个朋友想在一起聚首就再也没有了可能。只是每年春节，萧军一定会弄个车子带着老伴和孩子来看老朋友。这是他们一年一度的见面。每到那天胡风是高兴的，他睁大了眼睛望着萧军，声音虽低沉但话说得清楚有力。有时还指指他的肚子，“又胖了！”萧军拍拍肚子哈哈大笑，他也就笑了起来。

就在这种情况下，1984年3月北京市文联为萧军创作五十年开了纪念会。那天胡风抱病参加了，并亲自写了祝贺的文章，最后写道：“只有凭着诚实的追求和辛勤的劳动才能走过了这么长的五十年的道路。”

1985年4月，胡风住院后确诊是胃癌，萧军知道了又带着老伴和孩子去看他。那天我没在医院，是我女儿晓风接待的。从那次的照片上看，胡风是很安详的（因为我们一直没有将病情告诉他）。两个月后，胡风去世了。

在迟迟不能开追悼会的日子里，我曾请萧军写点纪念文章，他没有写。追悼会开过后，一次见到他，我顺便说了一句：“在作家书画展上看到你的特大的字，想不到你还是个书法家。送我一幅字吧！”他说：“好啊！你还能看得上！”我心想，这不过是说说而已。谁知不久他叫孙子真的送来了，不但写了还裱好了。是他自己的一首诗：

何期此日赋重逢，白发萧疏泪眼明。

似是似非疑隔世，为真为幻乍难清。

刀兵水火余唯死，雨露风霜两自经。

七十行年欣宛在，同声一唱大江东。

诗前题着：“得老友胡风来京消息，别垂二十五年矣，今得重逢，喜何如之，感而赋此。”可惜写作的时间没有注明。

看了这条幅后，我的心情久久不得安宁。我理解他之所以送我这幅字，是有意给我看这首诗的。这里面有着他对老友胡风的深情厚谊，也就是对我要他写纪念文章的回答吧！

不幸的是，老聂仅后胡风一年就去世了；过了三年，萧军也得了和胡风一样的病：胃癌，与世长辞了！

“三人同照一张相”已成为友谊长存的令人潸然泪下的回忆！

特写此文以表对萧军兄的悼念之情。

1988年9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