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寻找一张照片说起

——忆冯大海与胡风

事情是这样的：一天，中国作协的小秦同志忽然问我知不知道冯大海这个人。我脑中一闪而过一个高个子青年的形象，这就是我曾见过的冯大海。我问：“怎么了？有什么未了的问题吗？”因为我知道冯大海早已死于非命！“不是的，是他的女儿想要一张她爸爸的照片。”

这个女儿的要求可使我吃惊了。在今天，我常听到的是探问父母的遗产和抚恤金的，她居然是只想要父亲的一张毫无经济价值的照片。我想，这女孩子大约还未成人，还依稀记得父亲过去对她的疼爱，才一往情深地想要永远记住父亲的形象吧。

这美丽纯真的感情打动了我，于是我问了几个认识冯大海的朋友，回答都说是没有照片。可能是在“文革”中被抄走了或是自己毁掉了。后来，我想起作协的阎望同志曾问过我知不知道冯大海的家属在哪里，似乎是有一笔抚恤金应该给她们。我将这些情况告诉了小秦，并让她到作协人事处去查问，看档案里是不是会有冯大海的照片。

大约半年之后，我收到友人寄我的一册广州新出的《浪潮》，里面有黄秋耘写的《中国作协的几番风雨》，提到他曾参加审问被“胡案”株连的冯大海。这使我了解到一些情况。黄秋耘写道：

胡风一伙既然被打成“反革命集团”，冯就被怀疑有意向他的老同学（一个海军中尉军官——梅志注）套取我海军内部机要情报，秘密向胡风汇报……冯大海是由公安部直接下令逮捕……

在冯大海被隔离的一年零四个月期间……冯自己写了近十万字的书面交代材料……我们还派出专案组人员内查外调，收集了二三十份旁证材料。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冯大海一共见过胡风三次，每次都有许多人在场，胡风从来没有单独接见过他。他没有参与过任何有组织、有预谋的活动，也没有遵照胡风的指示去办过什么事情，他们谈话的内容只限于文艺界的一般情况，没有涉及党内机密，更谈不上有什么军事机密。

根据这样的案情……冯大海还够不上是“胡风分子”，也没有什么犯罪行为，不必给予刑事处分和行政处分。

于是，黄秋耘就写了一个定案结论，呈报公安部，很快地就批复下来，同意不给予冯大海刑事处分和行政处分，不记过也不降级。

但是认为像他这样跟胡风有过直接联系的人，毕竟是不可靠的，不适宜留在党内，要开除党籍。工作也要调动一下，不能留在北京。……

当我们把这个定案结论拿给他本人看的时候，他却喜出望外，不但没有异议，反而欣然签字表示同意。听说后来他的爱人抱着孩子来接他回家的时候，一家三口都高兴得跳起来，好像是得到特赦。

黄秋耘还告诉我们，冯大海后来调离了作协，到张家口地区的河北梆子剧团担任文化教员，曾写了点小戏等。

我从黄秋耘的回忆中才知道，“冯大海的最后的命运是十分悲惨的”，仅仅因为他见过胡风三次，而付出了多么大的代价！

冯大海和胡风的见面，我记得很清楚，是只有三次。

第一次大约是在1954年初春或夏末，他是和芦甸，可能还有鲁藜，一道来我们家的。听芦甸说起过，他也是从天津调至北京中国作协工作的。介绍后，他表示了对胡风的敬意，就和大家一起随便谈话。一开始他并不大说话，只是闪着两只聪明的大眼睛在旁边听着。后来路翎来了，他非常高兴，和路翎谈小说谈得挺起劲，并对路翎表示十分佩服。我想，他大概是写小说的。

午饭时，他和大家留下来了。当时，我家的客人经常是随便留下吃饭的。我没有准备什么菜，但由于胡风和路翎都爱喝几杯，所以有几样下酒的菜和一瓶好酒。当他端起酒杯喝酒时，我注意到了他显得很兴奋喜悦，没有来时那样的拘谨了，而是随便地谈笑、喝酒。一瓶酒喝完了，大家兴犹未尽，我又拿出了一瓶。最后，他们都喝得满脸通红，这才罢休。

胡风去午睡了，路翎也在沙发上合眼假寐，别的朋友有的走了，有的也在沙发上休息。只有冯大海一人精神十足，他向我说：“这久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痛快过。酒饮得痛快，聊天聊得痛快。”又特别向我申明，“我不是爱唠叨的人，但今天我觉得有许多话要说，要同你说。本来，我由于童年的遭遇，一向心情抑郁，很少敞开心和人说话，今天可忍不住说多了。”可能是他真的忍不住，也可能是酒使他兴奋了，他和我谈了很多很多。

原来，他是湖南人，抗战后可能是由于长沙大火，他随同父亲和姐姐流落到了重庆，那时他只有八九岁。不久父亲病死，只有姐姐带着他。后来姐姐为了养活他不得不沦为私娼。他动情地叙述着：“姐姐对我说，为了冯家的后代，为了将来光耀冯家的门楣，一定要供我读书。我靠姐姐的卖身钱不但活了下来还进了学校。我承担了将来光耀冯家门楣的担子，一心发奋读书。你知道，重庆贫民窟的墙都是用竹篾编好再用泥巴糊上的，有时还露出一溜溜的缝隙。我就在桐油灯下，一面做着功课，一面听着隔壁客人们对姐姐猥亵的调笑。我那受屈辱的心情真是没法说了。有时真想跑出去扇那些人的耳光，喊他们滚出去！但是，生活，姐姐为了我的生活，才这样忍辱负重的呀！我怎能不知好歹地伤她的心！我也曾想到跳嘉陵江死去算了，让姐姐不再受我的连累。最后终于下决心为了将来出人头地，我只有加倍用功，以此来报答姐姐。我考取了重庆的名牌中学，姐姐很高兴地为我交了好几担米的学费。后来姐姐嫁给了一个浙江人，是开汽车的。当时跑运输很赚钱，姐姐的条件就是要他供我读大学，他答应了。

“我上了大学，有机会接近一些进步的同学，看到进步的书刊。胡先生的《七月》就是在那时看到的。后来，我又看了《七月丛书》，我对路翎笔下的人物，那些精神上受到压抑，那些被侮辱被损害，那些向往过好生活的下层人物有了深刻的体会，我真惊奇，他怎么懂得这么多写得这么好！”

他接着说：“由于我有着这样一段少年生活，使我有一种敏感的反抗情绪，对人对事常常会显得过分的暴躁。主要是怕人家看不起我。我只接近诚心爱护我的人。那些对我好的进步同学要到解放区去时，我就毫不犹豫地随他们走了。我和他们一样，向往着光明的理想的生活……”

他兴奋地、不停地说着，我感到他这人是热情的、真诚的。后来，他陪着朋友们又来过两次，都是和胡风随便谈谈他的工作和写作。除对胡风和路翎表示尊敬和同情外，并没有任何出格的地方，他们也没有向他谈什么秘密的话。他交代中所写的都是老实话，没有为了开脱自己，歪曲事实嫁祸于人。我认为他是真诚的正直的人，还是没有看错的。

于是，我将这本《浪潮》托小秦交给他女儿，希望她给作者去信，看能不能从那里得到点线索，找到她父亲的照片。

不久，她同着爱人看我来了。原来她不是一个小姑娘，而是年近三十，亭亭玉立的青年女子，体形和脸容与她父亲相似。但在性格上可没有父亲的豪迈和热情，却是温和朴实不言不语。这更使我感到了她对父亲的深切的感情。

她向我谈到她的父亲，可怜相处只有那么短的几年，只能描绘出那么短短的几幅记忆犹新的画面。

她告诉我，读幼儿园时，爸爸常常在星期六下午去接她。她老远看到爸爸那高高的身影，就飞快地跑过去。爸爸一把抱起她，将她举得高高的，她骄傲地拍着手向同伴们告别，随爸爸回家。星期天有时一家三口出去玩，去得最多的是动物园。爸爸总是将她举得高高的，让她看狮子、老虎……

她的声音很低沉很缓慢，似乎在细细回味那一幕幕场景。最后，带着哭声低下了头。

看得出，爸爸在她生活中占有重要的一角，可惜她知道得太少了。我忍不住将她爸爸告诉我的少年时的屈辱生活向她复述了一遍，最后对她说：“你爸爸是一个有志气的青年，没有被抚养他成长的姐姐的眼泪所动，毅然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你爸爸是一个值得你怀念的好爸爸。”说到这里，我的声音也嘶哑了。想到他为了追求光明，跟着党干革命，最后却成了“文化大革命”的牺牲品，我几乎掉下了眼泪。

她的爱人，一个大学中文系的毕业生，对未见过面的岳父表示了很大的敬意和热忱。他曾到过河北省的许多地方，想寻找他的踪迹，并了解他受迫害致死的原因。结果只找到了一位刘大海，他是冯大海的朋友。可他也说不出冯大海在哪个梆子剧团，又是怎样被迫害死的。

对于冯大海于1955年后的情况，我除了给他俩看那本《浪潮》外，再也没有一点新的资料可以帮助他俩了。望着那位很像父亲的女儿，想到要她来为父亲的含冤而死找出那个曾残酷殴打他的凶手，实在是太难了，连想找到他的遗物甚至微小的一张照片，恐怕都很难啊！

冯大海含冤而死已二十多年了，留下了许多未了的问题：为他平反开过追悼会吗？家属的抚恤金发了吗？他的遗物遗著至今寻找无门，根本谈不上整理出版。最可悲的是，难道连一张照片都没能留在人世吗？这一切怎能不使我们伤心感叹！

我再一次向他的朋友们呼吁：找一找吧，哪怕拇指大的一个头像让它留在人间也好啊！

附记：本文在《天津·文艺》1988年第6期上刊出后，已有好心的朋友向冯大海的女儿提供了她父亲的照片，满足了她的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