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人的反思

——怀念陈企霞同志

知道陈企霞同志的大名，是在20世纪30年代我参加左联时，听胡风说他常去参加叶紫、苏灵扬他们的左联小组会。后来我才知道，在我参加的一次小组会上，做报告的一个青年男子就是陈企霞同志。

我还知道他和叶紫他们一起在主办《无名文艺》，我虽然没有读过，但这刊物的影响我可是知道的。抗战初在武汉，我表妹来找到胡风，希望能帮助介绍到延安去学习。她说，前几年在上海，她就住在叶紫家的楼上，当时正是失学加失业，精神上十分苦恼，后来读了他们的刊物，他们又介绍她看了一些进步书籍，这才使她摆脱掉苦闷的情绪，一心参加革命。后来，胡风介绍她去延安，进了鲁艺音乐系学习。

抗战初，企霞同志带夫人郑重路过武汉去延安，特去看望过胡风。可惜我那时正在乡下，没能与他们见面，失去了一次机会。

解放后，由于种种原因，企霞同志和胡风很少来往，只在丁玲家见过几面，也仅是客气地打个招呼而已。

可是，在路翎的作品成为赞赏和批评的对象时，却听说由于陈企霞的一句话，路翎的《英雄母亲》就被否定了。本来，青艺早已为《英雄母亲》组成了剧组，不但选好了演员，还到上海去体验过生活，当时都认为一定能上演的。可是，后来却传出了这样的消息，说陈企霞同志（当时的《文艺报》主编之一）听了故事后说了，“英雄母亲”的儿子怎么可能在战场上死去（大意）？这话正投合了反对上演这剧的人们的心意，于是，这戏就被“枪毙”了。

这实在是有点不讲道理，对路翎的打击很大，因为这已是他的第二个剧本不能上演了。他和胡风虽然感到惊讶和不快，倒并没有去找企霞同志当面询问或争辩，这事就这么过去了。

但当路翎又写出一个剧本《祖国在前进》，正准备通过上演时，我们却真的见到了企霞同志的长文，指斥这剧“明目张胆地为资本家捧场”。这罪名可比上次大多了。不成问题，这剧又被扼杀了。

可是，在“胡风”一案后不久，又有了“丁陈事件”。不过，我们那时已失去了自由，对此事一无所知。直到1966年年初，胡风监外执行住在家中一两个月时，才从聂绀弩口中对这一公案略知一二。我们很关心丁陈二位的行踪和处境，但老聂对丁玲还知道一些，对陈企霞的情况就说不出来了。

1980年，胡风一案得到了初步平反，丁陈一案则已完全平反。我们回到了北京，也给胡风安排了工作，对我的工作安排则是以作家身份挂靠到中国作家协会机关。但涉及我参加工作的年限，却一时找不到人证明我是在1932年加入左联的。周扬虽然当面称我为老同志，但我不敢去惊动他；我托人去问苏灵扬，她可说是记不起了。当初，代表左联第一个和我谈话的是冯雪峰，不幸已去世；最早的领导人是叶以群，我曾和两个同学一起在他家开过几次小组会，但他早在“文革”时就自杀身亡了，连他的前妻梁文若后来也含冤死去；我和那两个同学又早已失去了联系。

因此，作协人事处和我都为找不到证明人而作难。此事被陈企霞的夫人、热心的郑重同志听到了，她回去向企霞同志提起，并为我不平。企霞同志却说，这有什么困难！他们知道的不说，我来说，我可以证明她参加过左联。就这样，我的政治身份问题才得到了解决。不过，开始我并不知道这一情况。

后来，我和郑重都调到了作协老干部处，常有机会见面。他们家也迁居到了虎坊路，为了贺新居，我特意去他家拜访。我这才第一次见到了企霞同志。他那时可能身体不适，正坐卧在沙发上，客气地打过招呼后，就不说话了。我只得和郑重聊了一会儿闲天就告辞了。

回到家，我和胡风谈起与企霞同志见面的情景，他叹了一口气说：“安排他编这种刊物，他的心情怎么好得起来啊。他可是全国少有的有影响的好编辑、好文艺理论家。其实他应该安下心来写文章，他一定有许多东西可写的。”

我将这话和郑重说了。她说，我们也是这样希望他的，可他灰心得很，只是一个人喝闷酒，高兴时搓搓麻将，我们劝不了他。这之后，我经常见到郑重忙于采购企霞同志爱吃的食物，细心调理他的生活。我们是多么希望他能够身体健康，心情愉快啊。

一年夏天，我们老干部去青岛疗养院住了七八天。知道企霞同志和郑重同志在另一家疗养院休养，就在一天晚饭后，几个老同志相约着去看他们。虽然还不到八点，他却已躺下了，听到我们的声音赶快起了床，我们很不好意思地说，你躺下好了，我们看看你就走的。

他可已经下地，并叫服务员将郑重找来。他很高兴地和我们大家谈笑着，我向他问好，顺便对他说了表示感谢的话。他却向我摆摆手，轻声说：“这是应该的。”就将话岔开了。

郑重回来后，他一定要她“杀”西瓜招待我们。我们虽然一再说坐坐就走，不必了，但还是被留下来吃了西瓜。看得出他那天心情很好，谈笑间还开了几句玩笑，使得大家都很高兴。走出门后有人说，陈企霞本来是一个性格开朗热情好客的人，这几年的磨难才使他寡言少语的，今晚他可真是难得的高兴！我当时就想，经过这次治疗，但愿他能够恢复过去的开朗性格，写出和编出像过去一样为广大读者所喜爱的好文章和好刊物来。

但事与愿违，他后来却患肺癌住进了医院。而我也正为胡风去世后的一些未了之事而烦恼，一直没能去医院看他。他走得太快了，我只得带着遗憾的心情参加了遗体告别仪式。

后来，鲁煤同志告诉我，企霞同志临终前曾和他谈到胡风和路翎，对胡风和路翎的评价很高，念及当年对路翎剧本的批评，尤其感到愧疚。企霞同志的这种态度可真让我感动，没想到这事竟一直深埋在他的心底，并为之不安。

其实，当年胡风和路翎虽然因为剧本一而再再而三地不能上演而感到失望和不满，但也知道这绝不是企霞同志一人所能左右的，而是另有原因。所以路翎并没有写文章反驳，也没有找企霞同志当面评理，而是打起背包上了朝鲜战场。谁知过了三十多年，企霞同志还记着这件事，那样的负疚，那样的自责，实在不是一般的文艺批评家所能有的。这是一种高尚的文艺良心的回归，表现出他严格地对待自己，勇于承担并不一定应该由他承担的责任。今天，某些个别人在回首往事时，面对自己当年所作所为对他人造成的损害，毫无道义上的反思和自责，反而是左躲右闪，上推下卸，以受害者自居，力图赚得不明真相的人的同情。相比起这种人，企霞同志在道德品质上不知要高出了多少倍！

我对陈企霞同志所知甚少，但我所知的这一点就使我对他十分敬重，谨以此短文纪念陈企霞同志逝世十周年，表达我的一点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