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巴金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

各位女士们先生们：

我有机会来参加“巴金国际学术研讨会”，感到十分荣幸和高兴。在此我还要特别感谢大会组织者邀请了我，胡风的遗孀，使我能获得这宝贵的向各位专家和学者们学习的机会。

但要我在各位专家学者们面前发言，说实在的，我是惴惴然的。因为我仅是一个巴金作品的忠实读者，巴金的崇拜者，其他我就说不出什么了。我想在这方面我就不必班门弄斧了，我仅就巴金和胡风的交往说点我所知道的情况。

胡风和巴金互相知道姓名，是在1924年，在南京东大附中上学时。巴金那年是毕业班，而胡风是刚考进去的文科高一班的学生。不久，正逢孙中山先生逝世，南京各校师生都感到十分的悲痛和哀伤。那时胡风在校园墙报上发表了一首长诗悼念孙中山先生，题目是“死去的太阳”，后来有人在纪念会上朗诵过，这诗给同学们留下了印象。

胡风并且知道巴金曾以这诗的题目作为他一篇小说的名字。

1925年五卅惨案时，各学校组织了反帝示威运动。胡风那时满腔愤怒地热烈地参加了这一运动，并且到下关英商和记蛋厂进行宣传，鼓动工人们起来罢工，响应上海工人们的罢工。又赶回学校向同学们大声疾呼去下关参加对英商的示威。他的行为当时使巴金受到鼓舞，参加对英商的抗议示威。后来，巴金曾将这一活动写进了他的小说《死去的太阳》这本书中。

这些情况胡风是注意到了的，并且对巴金写的所有作品他都尽可能找来读的。

可能是在1934年或1935年他们开始真正成为朋友式的交往，具体的地点，具体的一些情况，我一时也说不清楚。正如巴金的回忆中写的是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但是一读下来，好像又早已相识了似的。

从此他们经常来往了。这当中，胡风曾起意写《巴金论》，并且得到了巴金本人的支持，将一些胡风无法找到的他的著作，捆了一大包送给胡风。胡风并已开始阅读，做了笔记，写了提纲。据我所知他计划写完《张天翼论》之后就动手写《巴金论》的。谁知《张天翼论》遭到了上海国民党的禁止刊载，后来只好投到北平的《文学季刊》上才得以发表出来。这打击了他继续写作家论的兴趣，《巴金论》就此搁了下来。

随后文坛上的一些琐事纷占了胡风的时间，只能赶着写一点换饭吃的文字，无心思坐下来写这类专论。这一拖就拖到抗日战争爆发，我们一家逃离上海。等到抗战后回到上海时，留在上海的那一捆书，及胡风的笔记、提纲等，都被我的怕事的哥哥连同我们其余留下的书一起焚毁了。这成了胡风的一件憾事！

在巴金的《怀念胡风》一文中有一处他忘了写。那是1942年3月，我们从沦陷了的香港脱险，平安回到大后方的桂林，那时巴金似乎早已到那里了。当时的桂林书商偷印作家的著作特别厉害，尤其是鲁迅先生的著作。

胡风和一些作家对这种情况感到气愤，觉得应该设法制止。因此组织了在桂林的作家调查组，记得有茅盾、巴金、胡风，还有桂林本地的作家（人名忘记）。在清查工作中，不但查门市售出的书，还有出版社和印刷厂。由于巴金和很多出版社、印刷厂有过交往，曾帮助查出了好几处偷印者。为鲁迅先生的遗著追回了他应得的版税，这表示了他们共同的对鲁迅先生的尊敬和爱戴，和对先生的仍在沦陷区的妻儿的关怀。

还有一件事我想趁此机会谈一谈，说说我心里的话。

也就是在1942年，当时的陈小姐（陈蕴珍，后来的肖珊）来到了桂林。一次，骆宾基请我们一家和巴金及肖珊到当时桂林的一处茶座饮茶（茶座名字忘了，似乎是一大棚，放有多张小圆桌和藤椅，当时文化人去的很多）。这次请客主要是骆宾基正酝酿写一中篇，找胡风和巴金谈他的设想。他们三人谈得很起劲，可把我们三人晾在一边，我只好和肖珊随便地谈谈，问了她关于昆明的情况。这种谈话是热烈不起来的。倒是我那八岁的大儿子拉着肖珊问长问短，因为他刚看了一些童话书和《水浒传》，肖珊向他提了些问题考他，这样两人就说个没完。我还怕孩子老唠叨没完使肖珊讨厌，就去制止他，谁知她不但不让我制止，还说，我们谈得正开心呢。我当时真没有想到肖珊不但不摆小姐架子，还这么朴素，对人亲切，我就放心地听着他们一大一小在笑中交谈。

直到巴金他们谈好了站起来准备走时，才发现肖珊正兴趣盎然地仍在说着。巴金显得很不好意思地说：“你、你……你怎么谈……”

胡风打趣地帮他接下去：“你简直是个可爱的大孩子。”

大家都笑了，肖珊的脸有点红，但很快就大方地很坦然地说：

“他是我的小朋友嘛。”

我的儿子高兴得蹦了起来说：“啊，我有了一个大朋友了！”

肖珊跟着说：“我们是大朋友和小朋友，一对好朋友！”

她会这样亲切地对我的孩子，我是想不到的！但同时我又深感到巴金将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后来在重庆，只要我们说去看巴金，我的大儿子是一定跟着去会见他的大朋友的。虽然那时肖珊已经是巴金夫人了，但对我的孩子仍像对小朋友似的交谈。

直到上海解放初期，一天，我想去看望巴金，因为那时胡风已秘密去了香港，临行时曾和我说，应该去告诉巴金一声。我大儿子知道了仍要跟我去，而他那时已是高中将毕业的学生，还愿意随我去看望他的大朋友。而当时肖珊不但自己有了小朋友小林，并且还正在为刚半个月的小棠换尿布。但她一见到我们儿子，仍像过去一样亲切地和他谈话，关心他的学业。谁知这次就是我们和肖珊的最后一面。

我在读着巴金写的怀念肖珊的文字时，眼泪止不住地落在书上，这不仅是因为巴金对肖珊的深情感动了我，更因为想到这么一位热爱生活，热爱工作，一心想上进的善良的女性，在“四人帮”时却遭受到这么不公平的待遇。我深深为她惋惜并哀伤！

我在读巴金的《怀念胡风》时，也同样地流了泪，那不是悲伤，那是感激。因为半个世纪来没有人这样写到胡风，并带着自我谴责地写到胡风。胡风几十年来一直被一些人认为是狡猾、挑拨离间、伪君子等等，后来更被定为是十恶不赦的“反革命”。

而巴金却在怀念胡风的文章里还他成为一个真正的人，不是两面派。他说假的就是假，真的也是真的，并没有什么假面具！

由于巴金的说真话、实话，胡风的真面目终于显露出来了。我感谢巴金为胡风平了一个实在的“人”的反。我觉得这比政治平反更实在。我及我全家都感谢你，巴金！

愿您继续写真话、实话，说出心里的话。并真诚地希望巴老健康长寿，更多地为“人”的新文艺作更多的贡献。完了，谢谢诸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