鼻子，鼻子

人到中年，尤其是老年，脸部总要起变化。缺牙瘪嘴、满脸皱纹和老人斑，在今天似乎都有办法整容，但是鼻子忽然变成红红的酒糟鼻或肥大的扁形鼻，恐怕就难医治了。

有两个熟人的鼻子，使我至今难忘。

音乐家盛家伦，40年代有许多电影的音乐都是他作曲、配音的。1941年在香港认识他，胡风和他很谈得来，主要是想请教他有关音乐方面的知识。香港突围出来，大家住在桂林，他常来我们家。我对他的印象是，戴一副无边的金架眼镜，短短的分头，经常修饰得很整齐，西服笔挺，都是上等毛料的（当时逃难出来的朋友中能有这种打扮的实在不多）。形态看去平常，但很潇洒，讲究饮食，是个美食家，年过而立还是孤身一人，似乎过得很自在。后来在重庆以及抗战胜利后在上海，只要他和胡风见面，都会坐下来侃侃而谈，不过已经不是专谈音乐了。

1953年我们搬到北京，一次胡风去看机关发票的电影，回家时带来两位客人，就是盛家伦和戴浩。我有六七年没有见到他们。戴浩依然如故，而盛家伦一眼就能看出，有着很大的变化。在衣着上虽然穿的仍是毛料裤，线条依然是直的，但那灰色卡其制服上衣，既没有扣上领扣，还显得皱巴巴空荡荡的，一点不合身，和他过去的笔挺西装是无法比了。尤其变化大的是整个面部。他戴的虽然仍是过去的无边金架眼镜，但两眼已没有过去那有点俏皮的自信目光，而是显得有点疲倦无神。最使我惊奇的是那鼻子不像过去那样的高鼻梁，很美观地贴在脸上。现在是鼻翼肥大，毛孔显露，和过去大不一样。听说他得了糖尿病，仍一个人生活，每天买一个面包、一节火腿肠当一日三餐。后来朋友发现，才邀他共同生活。还传出一个笑话，解放后，政府聘请他当什么主任或什么长，他没到职，也不领工资，没钱花就夹本书卖给旧书店，被人发现向上面汇报了。听说，周总理说过，我们还没有遇到像他这样的不就职的人呢（大意）。

现在这样一个老朋友来到我家，真使我们不知该怎样招待他才好。买菜已来不及了，只有委屈他随便吃一顿。谁知他吃得很香很满意，并在饭后一杯茶时还和过去一样和胡风夸夸其谈地聊了起来， 大家都感到很高兴。临别时我们送他到门口， 他忽然停下来， 指着前院说： 应该在通过道口那边， 立一个竹篱笆， 种上蔷薇或牵牛花， 那就使人对前院有深度莫测感。同时后院应有一架葡萄， 一来可以遮西晒， 二来可以在架下乘凉饮茶， 别有情趣。胡风十分赞赏他这建议， 还请他以后来葡萄架下饮茶。

回屋后，胡风感叹地说，他真是一个好人，他的建议是对我们请他吃饭的回报。他很懂生活，就是怕麻烦怕吃苦，连结婚都怕！

第二年，我们被批判被逮捕，后来听说他大约在我们问题发生前不久时因病去世了。这对他真是大幸，才没有因和胡风的交往遭受隔离审查。不知何故，我总记得他那变形的鼻子。

另外一个鼻子，议论的人很多，有关前后的情况可很少有人提到，连她的传记上都没有接触到。那就是30年代的著名女诗人关露。

我在30年代初就认识她，还同她在左联的小组开过好几次会。当时她的容貌和穿着都很平常，眼睛有点不对称，鼻子也不是理想的高鼻梁，经常穿一身蓝布旗袍，看去像个女教师或职员，不像女工。胡风认识她早一年，是他从日本回国交涉官费住在南京，由韩起介绍的。他们那时办了一个刊物，关露（胡楣）在那里写诗，也写小说，这只能算是试笔。朋友们都觉得她肯用功，有创作热情。但并不认为她是漂亮小姐，而是感到她在文雅中有学者风度。

可能是1935年吧，有一天我们正看《申报》，忽然发现在广告栏的下面登有四张小照片，仔细一看就认出来了，其中一个就是关露。原来这是某美容院的广告，是用来证明他们精巧的整容手术的。过去未动手术时的关露，照片上是一眼大一眼小，鼻子也偏低；手术后，不但成了双眼皮，眼睛大小也一样，尤其是鼻子变成了一个笔直的高鼻梁，是漂亮多了。

美容后的关露我没有看见过。胡风是见过的，只说和过去是不一样，同时服装也变了，十分时髦。因为她已开始成了名歌词家和名诗人。

一晃就八年，抗战胜利后我们回到上海，对关露的一些情况很有所闻，知道她在敌伪时期为党做了不少工作。周总理特批，对她要进行保护，送她到苏北解放区去。但同时也听到人们说她的鼻子变了样，有一根红丝在鼻子里，弄得鼻子像香肠似的贴在脸上。这传闻可能不假，因为解放后，我见到从苏北解放区出来的女同志就这样告诉我的。并且还说，由于这鼻子和她过去的工作，使一些老区女同志对她敬而远之，甚至产生了带侮辱性的怀疑，有的甚至不愿和她同坐一起，更不要说同住一屋了！

这些情况她本人是不是知道？无法想象她怎样承担了这么大的压力！当她对镜看到鼻子忽然塌陷变丑时，怎样忍受这飞来横祸！怎样忍受外界对她的歧视和误解！何况她本人还是一个爱美的人！当时她的思想情况恐怕没人知道，别人也很难想象她是怎样忍受过来的。她能抵挡这不幸的遭遇，除了有坚强的意志，恐怕还有忠于党的自信和自尊，还有就是靠她平日的修养和不屈的性格了，才吞噬得下这难言的痛苦！真可说是一个意志坚强的了不起的女性！

1953年我们搬到北京，一次得到团中央少儿部（？）的通知，要我去正义路开会。当时我人生地不熟，等找到时，他们已在开会，我只能坐在门边。但看到有一个中年妇女在讲话，似乎有点面熟，再一细看那鼻子里面正有一根红线般的东西。啊！那不是关露吗？我听她讲到编儿童剧的设想，那声音还有过去的余韵。后来知道她在电影厂工作，准备写一个儿童剧，找大家来谈谈的。散会时，我想挤到前面去和她谈谈别后情况，可惜没有能寻着她，并且以后也一直没有再见到她。我想她是不会为胡案受牵连的，谁知她却为潘案受尽了折磨，80年代后才得到平反。

等到我们从狱中出来回到北京时，听说她已卧病在床，而我也一直为看护胡风的病没时间去看她。但是她的鼻子和因鼻子所遭受的屈辱，我一直无法忘记！

啊，鼻子，鼻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