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寻找阿庆嫂想起

——忆文牧及其他

去年，我在《随笔》杂志上，读到了牧惠先生的《文人的安全》，在文中提到了寻找阿庆嫂原型的情况。由于阿庆嫂在《沙家浜》现代革命京剧中出了名，成了英雄人物，我想记者去寻找她，是想根据她的惊人事迹写成纪实文学，那是能有轰动效应的。因此多方寻访，访问了三位，但她们都绝口否认自己是阿庆嫂，甚至有的骂人了，说什么“不要扯淡”（即瞎说之意）。

那被寻访的三位，可能是为了安全，所谓“人怕出名”，她们才逃避这光荣的英雄称号吧！

但我想，阿庆嫂的原型或创作典型，不会跑得很远，多半仍在常熟、松江和昆山一带，这是说她真有原型的话。因为我认识创作这原始剧本的文牧同志，我所以敢于称呼他为同志（广义的），因为在解放初期，我曾和他一道参加了一个工厂的民主改革工作。但后来我由于长期地失去了自由，失去了与他的联系，我就再也听不到他的情况了。

60年代初，我从看守所释放回家，有一次从报上看到现代题材各剧种的汇演，沪剧《芦荡火种》的编剧正是文牧。我很高兴，他终于做出了成绩。但不久《芦荡火种》改名为《沙家浜》，开始他的名字还被列为编剧，后来在“文化大革命”时，就不见他的名字了。我曾为此纳闷，为此担忧！我担忧的是他会不会由于与我相识而受了牵累？我没有看到过对他的《芦荡火种》的批评介绍文章，也没有看到对他有什么揭发材料，但我一直在为他的安全担心，希望他平安地度过“文化大革命”这一关！

我认识文牧大约在1952年，为了提高工人的阶级觉悟，工厂开展民主改革工作，文艺界组织同志们参加宣传工作，同时也加强自己的思想改造和对工人阶级有些具体的认识，了解他们的工作和生活，并和他们交上朋友。我也欣然报名参加了。

我记得地点是在沪西梵皇渡路那一带的一家国棉五厂，共有六人参加，杨波同志要我负责与他们联系。其中有三人是剧协的，只有一个是作协的，另两人不是文艺单位的。有两个男同志，一个就是沪剧团的文牧，另一个是江淮剧团的赵某（记不起他的名字了）。还有一个女同志是过去演话剧的孙毅。

我们进厂之后，才知道原来这厂的前身是日本人开的丰田纱厂，是有名的压榨工人、残酷对待工人的纱厂。我们感到在这里体验生活一定有很丰富的内容。当时我们的工作是了解工人在旧社会受资本家及工头（拿摩温）的种种残酷的剥削和压迫。我们主要的工作是宣传民主改革，树立他们当家做主的思想，发动工人群众诉苦，我们先和他们交朋友，打消他们的顾虑。

文牧可能是常熟或松江一带的人，个子不高，瘦骨嶙峋的，外表显得比岁数大些，人很稳重，言语不多，但他说起话来却很有吸引力。厂里女工知道他是沪剧团的，就和他有说有笑，问个没完。厂里的女工尤其是青工，多半是戏迷，第一喜欢越剧，第二就是沪剧了，江淮剧只有苏北老乡爱看。她们与文牧谈有关沪剧演出的戏，尤其是喜欢打听他（她）们的生活，如丁是娥、解洪元这些名角。似乎文牧的爱人也是名角，她们更喜欢寻根刨底地问了。可是文牧只是笑嘻嘻地很风趣地回答她们。好像有一次丁是娥演出什么戏，名字我忘了，票不好买，还是通过文牧给解决买票困难的。因为这戏就是文牧写的，这样，我这间屋里就常有沪剧迷来玩，这倒帮助我们在女工方面了解不少情况。同时，文牧也尽可能在男工方面做工作，我认为他是一个很踏实的人。

有一次我们厂休，刚回到住处，大家见面就随便闲聊，说到在家想吃大闸蟹，一问一元钱还只能称到两三只，就只能买些小毛蟹吃了。他听后哈哈大笑地说：“这在我们乡下是不吃的，我们阳澄湖的大蟹要吃就要吃半斤来重的。”

这样，我才有机会听文牧谈到他自己的身世和经历。原来，他在十几岁的时候从农村出来，被荐到镇上一家米铺当学徒工。由于个子矮小扛不起一百来斤的米包，常被老板骂着：“饭能吃几大碗，一袋米都扛不起，饭桶！”他气愤不过就学练武功，这样总算能扛得起米包了。“可是这一百多斤的米包压在我的肩头上，也就将我压得再也长不高了，成了现在这副矮小身架。”说到这里他苦笑了。

是呀，我仔细地看着，不但个子不高，背还微驼，走路又有明显的八字步。

文牧继续说下去：“我们这些小伙计都爱热闹，尽管整天累得伸不直腰，只要一听到锣鼓响，戏班子来了，就会连饭都顾不上吃，一窝蜂地跑去看戏了。那时我们能看到的就是草台班的摊簧，是我们那一带老百姓最喜欢看的，它说的是本地话，听得懂，因此我们那里的人差不多都能哼上几句。而我可迷上它，还放不下来，我有时还追着他们到几十里外去看。这样一来我就被老板发觉，他很不高兴，当年底就把我辞退了。我却没有回家，夹着小铺盖跳上戏班船，一路就帮他们荡船，并做些挑戏箱的杂事。目的就是从头到尾看完这台戏，一个正月我就这么跟着他们。最后班主找到我，问我愿不愿留在他们班里搭伙，我哪能不愿意，简直高兴死了！这样就开始了我的戏剧生涯。”

我很奇怪地问：“你没学过戏能演戏？”

“当然能，除了演小生我不太相配外，可以说缺什么我都能上去应付应付的。不过班主主要是要我管账，我还算是班里能书会算的角色呢！就这么的，我们到上海来开码头，常要演新戏。有时让我写个小戏，这已经是带唱的文明戏了，所以还能弄得来。”

我又问：“那么要古代题材的戏呢？”

“那也有办法，去找老辈子帮忙，他那里有几箱古戏本，你只要说动了他，他就用手一指，告诉你到哪个箱里找那一套戏本子，能用的唱词就照抄好了。”

这样，文牧就成了沪剧团的编剧，从他谈剧团的情况来看，他已是个有威信的得力的编剧。

不久，我们三个月的工作时间已到了，厂里开了控诉大会，当众揪出了好几个过去据说有罪行的工头（拿摩温），这么一宣布，就被公安局来人将他们押走了。我们也就在这胜利的大会后分手了，但我从那以后就没有再见到他们了。后来，我成了“胡风集团”冤案的一员大配角，我以为他们可能会写我的揭发材料。倒使我很奇怪，没有发现这方面揭发我的材料，也没有问起过有关我认识的这几个共同工作三个月的人。我很高兴没有使他们受到牵连。

直到后来我和胡风一起在四川和看到已改为《沙家浜》的现代京剧，那时已没有文牧编剧两个字了。但我从那几句唱词中，如“垒起七星灶，铜壶煮三江，来的都是客，全凭嘴一张……”猜想这可能是文牧从老辈子的旧戏本子那里引用来的。我喜欢这段唱词，我更加怀念他。

当“文化大革命”进行到轰轰烈烈的白热化阶段，八个样板戏也就成了广大群众唯一学习和受教育的可看的革命现代京剧。

这时，我已经在川西一个山区的劳改队就业，与一些刑满释放的犯人在一起劳动。记得1972年的初春，有一天队部通知全体人员都回队，不必劳动，而是将我们统统地用运煤的大卡车送到下面的一处“大礼堂”——即劳改队的大草棚，看革命现代京剧《沙家浜》。我看到那宽银幕上打出三个大字——沙家浜，还标有“革命现代京剧”，就什么也没有了。但在阿庆嫂一出场，一开唱时，那段唱腔：“垒起七星灶，铜壶煮三江……”顿然响彻空间，这偌大的一个礼堂就显得更静了。我听了更有一种特别亲切的感受，后来的胡传魁、刁德一等的三人斗智也感到韵味无穷。要说受教育应该是沙奶奶说家史的那一大段的控诉的二黄唱腔了。我听得几乎泪下，这可能是我这个从旧社会来的老妇和她的苦难有些联系。奇怪的是那位精心创作出来的负伤的连长，他虽是领导“沙家浜”的农民和革命队伍配合，一举消灭了胡传魁、刁德一的“忠义救国军”，为人民立下了很大的功劳，我却没有被感动，听后也记不起他说过什么，更不要说他唱的是什么了。不过在写思想汇报写从看戏受到的教育时，我还是说在这个革命英雄人物身上，我受到了革命英雄主义的很大教育。

1973年，我被调到胡风身边，得到可以请求上街的自由，我曾花两角五分钱买到了彩色的印刷精美的《沙家浜》和另外几个样板戏的小册子。但我最喜欢看的甚至学着唱的是《沙家浜》。我常在思念家人，胡风正在病中，心情十分痛苦时，一个人躲在对面院子的储藏室里，坐在杂物堆中，看着简谱学唱沙奶奶的说家史那一大段唱腔。当然是唱的不成腔，但我可借此抒发了郁结心中的痛苦。先是流泪，后来就抱着书痛哭一场，最后我感到解脱了，也好像真是受了一场革命教育！这是我永远不会忘记的，那时也使我记起了文牧。

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拨乱反正的情况下，我和胡风才获释出狱，后来重返了北京。《沙家浜》早已不演了，但我却从来没有从报刊上看到文牧的名字，沪剧也没有来北京演出过。我想他不会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迫害吧？祝愿他平安，他才是真正创作了阿庆嫂这个鲜明生动的英雄形象的作者。如要寻找阿庆嫂应该去向他打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