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的笑容

——怀念许广平先生

1927年北伐胜利后，我正在边远的赣县二女中读书。我们的夏校长是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毕业生，似乎和许广平先生同届。我们正议论怎么还没来教务主任的时候，在纪念周会上，夏校长就宣布了，她已聘请了女师大的高材生许广平来校任教务主任，可能很快就到。同时，校长的丈夫、我们师范科的主任欧阳兰（即那个被鲁迅先生嘲笑过的）也怡然自得地在课堂上给我们大讲许广平的情况。

当时我们正处在新潮时期，多么盼望能有一位进步的导师啊！但我们无福，没能等到她来。她已去了广州，后随鲁迅先生在上海安了家。

我到上海参加左联后，很希望能有机会见这位鲁迅夫人一面。先生本人，我倒是很快就有机会见到了。那是在虹口千爱里开木刻展览会时，我一眼就认出他来了。我一直尾随着他，听他和别人讲话，就是不敢抢上前去，可以回头望上一眼。那天，没有看到夫人陪着他。

一次，胡风带回一本书，说是送我的，后又笑着加了一句，是送我们俩的。那就是先生和许广平恋爱时的通信《两地书》。这太使我高兴了。我和胡风共同读着，它使我不但了解了许广平先生，也从心里对她产生了尊敬。因为她是一个大勇者，不但敢于和先生自由恋爱，并且还献出了她的全部爱心。从这部书中，我才懂得了什么是恋爱和应该怎样爱自己爱的人。

我第一次见到她已是第二年的年底。一天，已很晚了，胡风打电话来要我带孩子到大马路的大三元酒家去，说是朋友们想看看孩子。我就冒着大风抱着孩子去了。进到那大厅时，我发现里面有许多客人，大多都不认识，但一眼就看见了鲁迅先生。有一中年妇女第一个走到我面前，不用介绍我就认出来了，从她那甜甜的和蔼的笑容，我感到那一定是许先生。她从我手中将孩子接过，并要我快点去吃他们为我留下的饭菜。这时，我根本无心品味菜肴，只是望着他们围在孩子身边，有的说像老胡，有的说像妈妈。鲁迅先生走过来细细观察了之后说了一句：“太幼稚了，太幼稚了。”于是，哄堂大笑。而他老人家早已踱到一边去欣赏他们的笑声了。

孩子在许先生的怀里似乎也感到是在一位慈祥的婆婆怀里，不但不哭，在逗他时还发出了笑声。海婴很高兴地在一边叫着要抱小弟弟，被妈妈轻声劝说着。我赶快放下筷子来接孩子，许先生却一定要我多吃点，硬要我喝完她特意给我留下的汤，说这是最能下奶的。

该散席了，我很不好意思地将孩子的大包被打开，为他换尿布。他快四个月了，我没给他穿棉衣棉裤，只穿一件毛衣，光着屁股在包被里。这使我很不好意思。许先生却没有取笑我，她轻轻地抚摸着孩子的胖腿，说，长得很不错，你很会带孩子。她的夸奖和真诚的笑容使我比喝那碗汤更感到美滋滋的。

回到家，我向胡风说了我对许先生的印象。他说，她对周先生的日常生活无微不至地照顾，并帮忙做了许多杂事，更重要的是，她和海婴使先生有了一个欢乐的温馨的家。

后来，我们和先生一家来往渐多，尤其是我，常到先生家去。在我，是被胡风安排去受教育的。往往是，我俩意见不合，我感到受了委屈，他就提出，到虹口去看看周先生吧。

一次，我和胡风到楼上，他俩在谈天，我就端坐一旁似懂非懂地听着。许先生亲自送热茶来了，有一个可能是她自己做得很漂亮的茶包，将茶壶放在里面，可以保温。她一杯杯倒给我们。胡风忽然向她说，我今天是受人之托向你约稿的。她显得有点惊奇。胡风解释说，《妇女生活》的沈兹九向他说过多次，要他帮忙向许先生约稿，不论长短，不论题材，只要许先生能给她们写稿就行。

许先生愣了一下，后来笑着说，我哪能写什么文章，写不出了。鲁迅先生跟着说，密司许是能写的，可能是我们父子俩影响了她。这时，正好海婴从学校里回来，“爸爸”、“妈妈”地叫着要吃东西，又问这问那的十分热闹。许先生将他制止住并陪他下楼去了。

周先生望着她们下楼就说，孩子是要大人照顾的，很费了我们一些心力。从那以后，胡风再不敢答应为人向许先生约稿了。似乎，后来沈兹九亲自给许先生写信约稿，但也未能得着稿子。

又有一次，我和胡风到先生家去。那时，雪峰已从瓦窑堡来到上海，胡风常在先生家中和他相会，我则主要是去看许先生。我们在大门那儿见到了海婴，于是就由大门进去了。许先生正好在那里，照常是用和蔼亲切的笑容迎接我们。但在胡风一人上楼后，她却为难地低声向我说，你在这里帮我陪陪萧红，我还有事呢，脸上显出一副无可奈何的神色，并指指楼上。我完全明白，她是要我阻止萧红上楼去。我表示很理解地点点头。于是，我和萧红谈闲天，和海婴讲故事，直到萧红告辞，胡风也下楼来了，我们才告别离去。

这次，我感到许先生不仅是用笑容迎接客人，还要担负着更重要的任务，让周先生接待重要客人。

鲁迅先生的身体后来一直不太好，常在病中，因此，常常只是胡风一人去看望先生了。他回来告诉我，许先生是怎样地精心照看先生，怎样安排一家人的生活并接待来访者……后来，我们读了先生病愈后写的几篇谈病时的文章，如《这也是生活》和《死》，看后心中久久不得安宁。他那几条不算遗嘱的遗嘱，是多么铁骨铮铮啊！我当时想，不知许先生看后作何感想？恐怕只有偷偷地哭了。胡风却告诉我，许先生除了更精心地照料周先生外，她一点也没有表现出忧伤和颓唐的样儿。这种不被忧伤压倒、遇事不乱的坚强精神，真值得我好好学习。

也就在这一年，最大的不幸临到了许先生和我们的头上。鲁迅先生离开了我们，永远地走了！这在许先生真是晴天霹雳，我怕她支持不了，为她担心。但胡风告诉我，她很理智地忍住悲痛，因为她知道，还要为先生的后事操心。这时，我又一次感到，她不只是一个满脸笑容和蔼可亲的主妇，还是一位遇大事镇定冷静的女中豪杰。

记得出殡前，她和海婴来时，手里捧着镜框，里面是她亲自写的挽词：“你曾对我说：‘我好像是只牛，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牛奶和血’，你‘不晓得什么是休息，什么是娱乐’。……如今，希望我们大家锲而不舍，跟着你的足迹！”这个献词不仅表现出了她对先生的理解，也说明了她今后将锲而不舍地继续先生的遗志。大概就是这种精神支持着她才没有被悲伤所压倒吧！

丧事办完后，许先生仍住在虹口区那座房内，这使我们心里很不安，并为她的安全担心。胡风每次去看她，坐在那冷寂的客厅里，总有一种孤独的寒意，她在谈吐中也流露了出来。于是，大家为她在霞飞路霞飞坊找了一处住房。那儿离我们的住处很近，可以常相往来。尤其是海婴，有他三叔的几个女儿做伴，就又恢复了过去的活泼和调皮，不再像刚失去慈爱的父亲时那样寂寞和茫然了。这使我们大家见了都很高兴。

春节时，我们将她们母子请到我们和周建人先生合住的家里来过年，大家很热闹，还一同打麻将。这时，我不但又见着了许先生的笑容，还似乎看到了她在女师大被叫做“害马”时调皮机灵的形象。可惜，这时间不长，跟着就是生活问题，鲁迅先生著作的编辑出版问题，等等，使她常纠缠在与各色各样的人打交道中。由于现在她的地址基本是公开了，所以，也常有一些过去不熟的人来找她。

有一次，我去看她，已有三四个人在那里，似乎要谈什么事。我准备走开，她却拉着我坐下。那些人对她说着恭维话，最后提出希望将鲁迅先生的遗稿等资料交他们出版。许先生婉言谢绝了，并且仍是满脸笑容地送他们出去。后来，她对我说，这些不知底细的人，怎能相信他们？但又不能得罪他们，所以将你留下，我总担心怕有流氓瘪三找上门……当时，她带着只有八岁多的海婴，守着这个家，可真不易啊！

8月13日，上海打响了，大家纷纷离开上海。组织上本想让她母子俩到东南亚某国去工作，但未能成行。我是在“七七”事变前就随胡风去他老家看望他生病的父亲，以后就一直未能回上海。谁知，我与许先生一别就是好几年。

我们在大后方一直为许先生和海婴的生活和安全担心。好在雪峰有经验，早就让她将所有的银行存款取出买成了黄金，以免国民党中央银行的钞票贬值，变得一文不值。

后来，胡风从香港脱险到桂林，曾和茅盾一起，追查盗印鲁迅著作的版税，倒是追回了一笔不小的版税。徐伯昕经理路过桂林，胡风就请他将此款带给上海的许先生。徐答应一定换成黄金托人带去。但是，抗战胜利后，胡风和许先生见面问起此事，才发现这钱根本没有转给她，大概被用在更需要的地方了，胡风也就不好追问了。

从桂林回到重庆后，胡风又陆续追到一些鲁迅著作的版税，还有群众的捐款等。他都交给了沈钧儒先生保管，抗战胜利后托人带给了许先生。

我们于抗战胜利后的第二年春天回到上海，第一个去见的就是许先生。我们到家后提前吃了晚饭就去看她，这次见到的不仅是常使我怀念的亲切的笑容，而且还有叙不完的这八年来生活的艰辛。我们了解到，她现在热衷于政治，参加了民主党派，还曾被日本宪兵队捉去关了一些时，多亏内山才得以保释出来。

抗战胜利了，她的工作更忙了，我不便和过去一样常去看她。后来，她去了香港，我就见不到她了。

全国解放后，她工作在北京。也曾回过上海，我去看她时，只见客厅里挤满了人，只好打个招呼问候一声，也就立刻告辞了。有一次，我去看她，她正准备出门，但希望我留下照看一下北京来的人，他们正在给周先生的藏书装箱，要运到北京去。厅堂里摆了几个大木箱，有两三个人在那里忙着，还有人从三楼将书搬下来。有一个六十来岁的人和一个中年人，据说是荣宝斋有经验的师傅，他们把一沓沓的线装古籍书放在早已用牛皮纸垫好的木箱内，盖上盖钉上钉，很快就装好一箱。后来又搬来许多洋文书及一些日文书，多半是画册。这两位大约够得上是古籍书的专家了，他们一面装一面惊叹说，这些古版本，现在是再难找到了。又说，日本的《浮世绘》这类画册和德国的一些古老版画都被战火烧毁了，现在在他们本国也是稀世珍宝呢，有的无论在中外都已绝版，这可真是好大一笔财富呀！

是的，这好大一笔财富，许先生并没有留给她的子孙，而是毫不犹豫地全部捐献给了国家。后来胡风告诉我，他到东北解放区后，就听说许先生曾将留存的黄金和版税命海婴送去银行，全部捐献给政府用以解放全中国。我听了真是感动，我想，这才是真正的爱国主义精神！

她在上海时，胡风曾有信给我，要我好好招待她一次，为她送行。我又一次到霞飞坊去看她，请她到附近一家广东酒家去吃午饭，并得意地说：“我已有稿费了，是我自己诚心诚意要请你的。”因为她曾赞赏过我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童话诗《小红帽脱险记》。这次，她很开心地笑了，又现出了过去的笑容，但最后可说，实在是太忙，我已约好了同人见面，只好等以后的机会了。

这以后的机会是，我们迁家北京后，胡风领我到她在大石作的住处。记得那天早晨我们去时，她刚在外客厅里吃完早饭。她已发福，可能是因怕热，只穿着一件绸子背心，怀里抱着孙子。她特意带我们参观她的房子。这是一个大的有回廊的四合院，后面有一间楼房，就做了海婴的住房。她说，这是全家用八百匹五福布价买下来的，现在海婴已有家小了，前面还有很大一块空地可盖房，哪位朋友愿利用它，她很欢迎。胡风说，可惜我已买了几间破屋子。

我们的住处离她不远，都是在北海后门附近。她曾多次到我们家，有时也说，工作不好干等话（她这时似乎是在政务院秘书处工作）。胡风当时正为文艺问题遭到各方面的攻击，她对他表示了安慰和关心。

1955年5月，我们被捕了。起先，外面的一切动态我都不知道，直到1958年后才让我看报纸。1961年，因我八十岁的老母去世，才让我离开看守所回家料理母亲的后事。这之后，也没再抓我进去。于是，我又成了北京市民，可以自由活动，可以和孩子们出入公园和剧院等场所。大约是在1964年的夏天，我们买票到首都剧场去看埃塞俄比亚歌舞团的表演。那天天特热，冷气几乎不起作用，中场休息时，大家都拥到下面大厅里去透风。我们坐的是楼座，在下来时，我忽然看见许先生一个人在大厅里，不停地扇着扇子。她穿的是长旗袍，身后也没人陪伴，我觉得很奇怪。这时，我闪出了一个念头，是不是上前去问候一声？可被孩子们制止了，他们说，你这样会使她为难的。我想，倒也是，在这人群中是不太合适。我只好远远地用眼睛尾随着她，一直到再开场。

她坐在正厅第七八排当中的位置。一会儿，周而复陪同刘少奇主席进来了，在她前面不远处和歌舞团的领导人见面，整个剧场的人都起立鼓掌。他们很快就到贵宾室去了。我看到许先生仍坐在那里看节目，等我从楼上下来时，她大约早已走了。这成了我见她的最后一面。

1965年年底，胡风判刑后立即监外执行回到家里。两三天后，某负责人忽然对他说，如果愿意去看老朋友，可以陪他去的。胡风说，我没有什么人要看。那人却提出，是不是去看看鲁迅夫人许广平？胡风赶快说，那我可更不想去。结果是，我们只到鲁迅博物馆参观了一次。

不久，我们到了成都，后来又转到劳改茶场。再后来，胡风又独自被押往他处。大约在1968年吧，我从大字报上（我还有行动自由）看到一处写着，鲁迅的儿子周海婴尊母命写信给周总理，请求帮助追回被戚本禹私自取走的鲁迅先生的信件。若干年后，我将此事告诉胡风，他听后感叹地说，幸好海婴已长大，能够出面保护父亲的遗物了！其实，这博物馆早就应由许先生来主持，国外都是由家属管理的。现在成了官方的，就谁都可以插手了。

可能就是海婴写信后不久，1968年的3月，我从报上看到，许先生因心脏病突发，送进医院抢救无效去世的消息。我感到震惊和悲痛，半天默默无言，只能在心里表示哀悼。这时，在我的眼前又闪现出了她的笑容，那我一直希望再见一面的笑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