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往事

——悼念雪苇同志

从报上得知雪苇同志逝世的消息时，已过了告别的日子，很遗憾没有能见他最后一面。近日，重读他在1987年第4期《新文学史料》上发表的《我和胡风关系的始末》，也就忆起了与他有关的一些往事。

我知道雪苇是在30年代的左联时期，他主要写点有关文艺理论的文章和小杂文等。他所在的小组由聂绀弩任组长，胡风有时去他们那里一起谈谈。在“两个口号”问题的论争时，雪苇又写了反对“国防文学”口号的文章，因此，和胡风的关系也就亲近多了。但是，胡风没有在家里招待过他，因为，当时我们住的地方是雪峰租下的，由他的家属、周建人和我们三家合住。他知道我们经济困难，所以不要我们的房钱，但不能做招待客人的场所。现在从这篇文章中才得知，这件事竟造成了雪苇对胡风很大的不满。

我记得，胡风对他还是很关心的。一次，将要入冬时，胡风要我找出了一件他穿已嫌小的人字呢大衣，拿去送给雪苇。那大衣是胡风临去日本前在南昌订做的，呢料很不错。实际上，在上海时，胡风可一点也没感到雪苇对他有什么不高兴不愉快。

“八一三”上海抗战开始后，雪苇要动身去解放区，胡风送了他三十元钱做路费。全国解放后，他回到上海，却专程来我家归还这笔钱。当时胡风不在家，我不知情，也就收下了。后来，胡风知道了，觉得很奇怪，不过，也没有再和他谈起此事。

第一次文代会开过后，胡风感到压力很大，文艺界中显然有宗派情绪在作祟，他很感苦恼，想找老区来的同志谈谈，听听意见。于是，就有了1950年9月的苏州之行。说是去看贾植芳夫妇的，结果是，我留在贾家，他却冒雨去找了雪苇。当时，雪苇正在华东人民革命大学工作。胡风主要想听他谈谈老区在文艺方面的情况，并得到自己今后应如何工作的意见。这次，胡风从他那里知道了一些整风、抢救运动的情况。是否谈到了周扬的情况，胡风没有跟我说过。

从雪苇的文章中，我得知，他后来在筹组华东文联时，曾口头上提过方案：“我对舒主任（舒同）说，如果夏衍不调华东工作（当时他是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并据他说身兼二十六职），是否可考虑胡风做主席，巴金做副主席的候选人？……但不久他便告诉我，夏要来华东局任宣传部副部长，胡风的工作由北京（中央）安排……”大概是，这一口头建议到1955年便成了他的特等大罪，以致被隔离审查十余年，再也忘记不了！

虽然说起来荒唐，但对我们当事人来说已是见怪不怪，何况胡风一案说它是瓜蔓抄也不为过，看来这是无法逃避也无法追悔的。

1955年5月17日凌晨，我被公安部押送到东四×条的一个大院里，由几个女同志轮流监守。屋内的窗户糊得严严的，有一女看守坐在另一沙发上陪我。端来的早餐我哪里吃得下！后来，我说要上厕所，看守陪我走出了这禁闭室，来到在另一小院内的厕所。这一走动，使我有机会观察到全院的情况。

这是一个大四合院，正厅有五大间，一律雕花大玻璃窗，宽走廊。西面有一排三间的偏屋，奇怪的是，也用白纸糊严了。我想，一定有一位和我一样身份的人住在这里了。

几天之后，开始审讯我，同时，对面那偏屋里也传出了审问声。这声音很熟，是雪苇的。我想，他大约是调来做主审的。可是，有一天，我正出门去厕所，他却从对面那条路上走了过来，并有人陪着他。虽然女看守赶紧拉我走进厕所，但我还是看清了的确是他，也明白了，他和我一样，是关在屋里受审问的“犯人”。

我心里一阵揪心的疼，怎么把他也牵连进来了？可怕啊，真不知道连累了多少人啊！

天气渐渐热了，他可能感到热得难耐，竟然和看守谈起到西山避暑的事情。他们说不知道西山，他就说，鲁迅和周作人的文章中都写到去西山避暑的事。在这种场合说避暑，我不禁觉得好笑了。又有一天夜里，我听到大声怪叫，看守惊了起来，问他什么事，他又没声了。我想，他大概是做了一个噩梦。

秋天快完了，听不到他的声音了。我估计，他的问题大约是谈清了，解决了。我为他感到高兴。同时，我在想，自己的问题也该差不多了吧。

可是，在一个深夜，我却被转移了地方，仍然是在看守所，地址不清楚，似乎是在南池子。

一两年后，我又一次被转移到了史家胡同的一个深宅大院。

这是一个新式的四合院。外院是前厅，有老人和小孩的声音，可能住的是家属。我们住在后院，看守人员住正房，我住在厢房。其余的房间一律用黑布遮上，那自然是还关得有别人了。

我这次住的房间很大，共有两间。一间做我的卧室，一间是平常起居，女看守放了一张小床，中间一小桌是给我吃饭和写材料用的。平时坐在桌旁，女看守坐在我对面，两人谈些闲话或打打毛衣，俨然是两个和气的家人在过着幸福平静的生活。

不久，从我卧室里为冬天安烟囱留下的孔眼里传来了说话的声音，很熟悉，像是雪苇的，但听不大清，我不敢相信是他。终于有一天，他大声和看守人员吵了起来，这使我确定是他了。原来，他不满看守人员没替他买到他要的东西，最后说道，你们这儿不是有棋子腐乳吗，替我买一罐不就行了。看守人员一直在解释。看来，雪苇还不失做首长的气派。

后来，我还有机会瞧见了他一眼。一次，他剃头以后到前院的水池来洗衣服，我在厕所后窗正巧看到了他。看去他比过去胖了些。

从知道他在我隔墙住着有一两年之后，一天下午，窗外的人声忽然多了起来，我从窗缝往外看，只见台阶上放有一大包衣服，有一个红苹果从里面滚了出来，看守们大笑着去追，在那包袱里可以看到有一件黑呢大衣。

第二天，就见雪苇穿着这呢大衣由看守陪着出门去了。我想，他大概是被释放了吧。谁知，到我们吃饭时，他又回来了。

直到几个月后，我才完全听不见他的动静，看守也明显少了许多。大概，这次他是真的离开这里，被释放出去了。当然，这对我也意味着是好的兆头，我心里充满了希望。

不过，我的希望可让我等了近一年。那时整个大院就只我一个犯人。后来，放宽到可以让我自由地出房门在院里走走，呼吸一下新鲜空气。此外对我是不闻不问，连女看守都撤了。但直到我母亲去世，才放我回家料理后事，也就没有再把我关进看守所，算是“自由”了。

回到家中，我对外部世界还是一无所知，雪苇的下落我也不知道。直到胡风被判刑后我们双双去了四川，也不知道他在哪里。我总觉得，他一定是恢复了工作，因为我知道，除了早期的交往外，他与“胡案”实在是没有多大的关系。再说，他有着相当光荣的革命史，我曾听他的同乡们说他1935年曾任贵州地下党省工委常委，是许多青年的崇拜者。

记得胡风抗战时在武汉编的《七月》上，常发雪苇的消息，贵州的湄潭中学曾寄来一大块布，要胡风为他们题写校名，给宣传队用。后来，我们从武汉撤退到重庆，也是由雪苇的同乡、《新民报》的记者关伯庸来接，并将我们领到一家旅馆里住下。当时重庆的旅馆爆满，很不容易找到空房，还是关从做买卖的贵州同乡那里挤出来的。可见雪苇在同乡的青年中间是有不小威信的。

粉碎“四人帮”后过了一年多，我们回到北京。这时才知道雪苇也刚落实政策，在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任副总编辑。我们当时想，他一定能在新的岗位上发挥余热，干出一番事业来的。但不久，听说他已办了离休，不工作了。

由于胡风在病中，我经常要在医院陪床，也就一直没能抽出时间去看他和冯韧，只从周颖那里知道他的一些情况。在一次会上我遇见了他，我告诉他，我们曾两次被监禁在同一大院呢！他大为吃惊，说他可一点也没感觉到。当时因时间短促，我没能和他细谈。

那几年中，雪苇和胡风一直没有见面。胡风由于有病，不能出外拜会朋友，只好让女儿晓风去雪苇家看望并送上新出的《胡风评论集》。雪苇没有去看他的原因在自己的文章中是这样说的：“可是，我一直没有去看他，这个‘没有’，是内含深意的。‘君子防未然，不处嫌疑间。’ 既然我不曾改变我对胡风的看法，既然我与胡风关系的性质无任何暧昧之处，加以又因此付出过高昂的代价，特别是我还要在这件事上发言，使对他有公正的认识和澄清我们之间过去关系的真相，是应该注意‘纯化’ 形象的，再不可幼稚，混淆视听了。‘没有经验，会是不幸’；既已不幸，‘往事不可谏，来者犹可追’，理应聪明一点。”

直到胡风病重住医院时，他才由周颖陪同去看望胡风。他在文章中最后写道：“他（胡风）确实说话费劲，吐字不清了。他紧握住我的手，吃力地说：‘我对不起你……’ 时至今日，还有什么话好说呢？而且连理论点什么的力气也没有了。于是我只能这样回答：‘现在不说这个了，你要把心放宽，好好养病。’ ……”

他的这篇文章写得很坦率，没有任何套话，写出了他多年来藏在心底里的老实话。若不是他自己写出来，我真不知道他对胡风有这么大的不满，并对由于那段交往“付出过高昂的代价”而耿耿于怀。因此，我深感不安。

我更感到的是惋惜。不是因为他对胡风的不满，而是为他自己。他和胡风间充其量不过是些个人恩怨，何况又是算不上大事的恩怨。再说，这“高昂的代价”难道应该由胡风来负责吗？可是，他自己却在这样狭隘的心态中度过了他的晚年，丢不开，放不下。他本应该将这些心思用于夺回自己失去的时间，写出一些高水平的文章来的。他是写过《鲁迅散论》和《文学的工农兵方向》的作家啊，他是有这个能力的。哪怕是写评论胡风的文章也好啊！可惜，真是可惜！

愿雪苇在天之灵能得到安宁和解脱！

1999年4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