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朱微明

小莲从今年年初起，就一再要求我为她母亲朱微明同志的遗著《往事札记》写篇序文。写序，我从未写过，也不会写，再说，这半年来，我的身体一直不大好，精神大不如前，因此我没有答应，希望她能另托更合适的人。但小莲同她母亲一样的固执，一直在等着我，还说是随便写点就行。这可真让我为难了。

我又一次仔细地阅读了一遍这部书稿，微明同志对革命的坚贞不屈和对同志的热情似火，她那风风火火的性格和同样风风火火的工作作风，一下子在我的脑海里涌现了出来，勾起了我的记忆。那么，我就把这些记忆写下来吧。不过，不是作为序文，而是作为对这位老友的纪念，以表达我对她深深的思念。

我和微明同志的首次见面是很戏剧性的。20世纪50年代初的一天，她大概是因为由松江来上海，并顺便到我家看看。我一开门，只见一位穿军服的女兵，向我立正行了个军礼，并说：“你是梅志同志吧，我是朱微明，彭柏山的老婆。”于是，哈哈大笑，我也跟着大笑。本来，胡风早已向我介绍过微明同志开朗洒脱的性格，看来的确如此。就这样，我们算是认识了，但因她和柏山住在驻地松江，不常来上海，所以那时见面很少。

后来，柏山调任华东文化部副部长和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举家迁至上海，我们的来往才稍微密切了些。不过，也只限于一些生活上的琐事，并没有深谈。那时，她虽贵为部长夫人，却没有部长夫人的架子和排场，而是日夜忙碌着。外面有自己的工作，家里还有家务和孩子。尽管这样，她还要给自己加码，又考上了上海俄专学俄文。对一个中年家庭主妇来说，这辛苦是可想而知的。在上学期间，她的女儿小梅有病住院，她都照顾不了，特意托我去看望。医院的院长以为我是孩子的母亲，要和我谈孩子的病情，我赶快告诉他，我不是孩子的妈妈，是孩子妈妈的朋友，当妈妈的在上学呢。那位老医生流露出的不仅是惊讶，还有点不高兴，意思是她怎么能不管孩子自己去上学呢？现在想起来，多亏她有了俄文这项专业，才能在最困难的时候靠做俄文翻译，挣得生活费，把几个孩子培养成人。这也算是有点先见之明吧。

1955年“胡风案件”发生，彭柏山也因和胡风的友谊受到牵连，他们一家的生活自然有了根本的变化。我和胡风都失去了自由，无从知道他们一家的命运。直到1979年年初，我们从深山里走出来到成都后，才从友人信中得知柏山早已不在人间，后来与微明同志通了信，了解到一些他们家破人亡的情况，那可真是令人伤痛啊！胡风和我都不由得流下了热泪。

随着落实一切冤假错案的工作，上海给柏山开了追悼会，后来又在骨灰盒上加盖了党旗。再往后，又出版了柏山的遗著。每做成一件事，都靠着微明同志不懈的努力。

为了给胡风医治心因性精神病，微明同志在上海多方寻医求药，帮我们与上海精神病总院联系，让胡风住了进去。多亏了周玉常医生的精心治疗，胡风的病情得到了控制，有了好转。这段时间，我女儿在医院里照顾病人，我就暂住在微明同志家中。就这样，我对她有了更深的认识和了解。

我曾亲见她在一个很漂亮的小笔记本上，抄写她精选的唐诗。用她刚劲有力的字迹，每天认真地抄上几页。我很奇怪地问她，她告诉我这是为小莲抄的，使她在工作之余能增加些古典文学修养。我默默地赞叹着这做母亲的感情。

在上海住了两个月后，我们回到北京。以后就只有在她偶然到北京来时才见到她了。我知道她仍在为柏山遗著的出版而努力着。

1993年夏末，为了在上海展出“胡风文学生活图片”，我又一次来到上海。这时，微明同志已因严重的类风湿病发作躺倒在床上。我看到她那么憔悴，那么痛苦，几乎落下了眼泪！老天呀，你太不公了，她受过的精神折磨还少吗？现在还要加上难耐的肉体痛苦，太不该了！

在《往事札记》中有一篇《女囚》，写的是她在日本人监狱里的情景，她所受的折磨令人发指。但她坚强地挺过来了，她在敌人面前，没有低头，但这一段遭遇却种下了风湿的病根。后来在“文革”期间，又再一次被勒令在不但没有日照而且下雨还往里灌水的防空洞里隔离审查。这更加剧了她的风湿病。她本来是应该安享晚年的，但年轻时所受种种非人的折磨严重地损坏了她的健康，使本该过好日子的她还是没能过上好日子！她原来写得一手好钢笔字，现在，双手疼痛得几乎抽成一团，无法拿笔了。我看着她的手，差点儿又掉下了眼泪，但我不敢哭，我知道她是不喜欢悲泣的。

这次见面成了永别。几年后，当我得到她去世的噩耗时，虽然十分哀悼，但也感到了欣慰，因为她已从病痛中得到了永恒的解脱。

对于这位坚强的热情的女性，我由衷地敬佩，我更希望大家都能从这本书中了解她不平凡的一生。

2000年8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