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风和我共同的朋友楼适夷同志
提起楼适夷来，他可真算是我和胡风的老朋友了，我们两人和他的友谊早在20世纪30年代初就已开始。
1932年冬，在东京留学的胡风曾回国一次，主要是向文总（中国文化总同盟）汇报日本反战同盟准备召开远东反战会议的事以及他和聂绀弩等人组织的新兴文化研究会的情况。那次在上海，他见到了冯雪峰、丁玲、周扬等人，相处极好。临回东京前，组织上决定派同志和胡风一路去东京参加远东反战会议。这位同志就是适夷。由于适夷不懂日语，一路皆由胡风暗中照顾。这一段的旅途生活，就是他俩结识和合作的开始。
到了东京，日本反战同盟将会议改成了预备会，胡风和适夷一起参加了会议。后来，适夷又帮助调解了新兴文化研究会和另一个留学生组织社会科学研究会之间的矛盾。一次，日共作家江口涣特请胡风将适夷带至了家中，亲热地请吃晚饭，并由适夷介绍了中央苏区的情况。适夷讲述，胡风口译成日文，江口做了笔记。看来，江口很重视中国在这方面的经验。几天后，所有这些任务完成了，又是胡风等人将适夷送上船安全返回到上海。
我和适夷的认识是在我参加左联后。因为他当时的女友王祖芸曾和我在一个小组，所以我见过他。而我第一次见到胡风（他当时叫谷非），那更是和适夷有关了。
那是在1933年夏天的一天下午，因为帮助我加入左联的友人钟潜九被捕入狱需要经济援助，所以，我来到了左联盟员韩起家中。在大门外，正巧与来看望韩起的适夷相遇，我们便一同进了屋。而刚回国不久的胡风正住在韩起家中，这时已任左联书记。他也认识钟的，所以，我一说明来因，他当场便拿出五元钱要我寄给钟。自这第一次见面后，他对我产生了好感，以至发展成婚姻。到了20世纪80年代，我们平反后与楼适夷重逢时，他曾开玩笑地对我说，我还是你们的红娘，你们应该请我吃酒呢。只是，还没等我请他喝酒，胡风就离开了人世，过了若干年，他又病卧床榻，以至也离开了我们。
再回过头来说30年代。大概是在1935年吧，当马莱反战调查团来上海时，又是适夷和胡风在一起做接待工作。在我们家中，由冯雪峰领导，他俩共同做了些书面工作。
抗战初在武汉，我们与他重见。此时，他刚从国民党的监狱中出来，正在为《新华日报》编副刊《团结》，他热情地邀胡风编星期天的文艺版，名为《星期文艺》，主要着重文艺评论，特别是批评文艺上的不良倾向。胡风认为，这一立意虽好，但在抗战初起的当时，很难做到。可是报馆仍坚持要胡风编这一版。于是，从1937年12月起，他又与适夷合作，编了四期的《星期文艺》。最后，终因它与《团结》没有显著的性质上的区别，这才停版了。
日本投降后，我们从重庆回到上海。胡风继续编《希望》并出版《七月文丛》等。这时，适夷在《时代日报》社工作，在当时那样恶劣的政治环境下，又是他大胆地发表了不少胡风和他的朋友们抨击国民党黑暗统治的文章。
到解放后，虽然胡风不断受到批判，但楼适夷对胡风还是友好和信任的。胡风曾对我说过，在第一次文代会期间，适夷和他谈天时，因会议开得不顺利，责怪他不积极提意见帮助会议开好，说着说着，竟失声痛哭了起来。殊不知，胡风当时已处于很尴尬的处境，并无权对会议提什么意见。尽管如此，胡风被他的真诚所感动，不禁也掉下了眼泪。他与我谈到这情况时，我俩不由得又一次发出了感叹：多么单纯的一个好人哪！
后来，我们家搬到了北京。适夷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对胡风仍很关心。一次，他和雪峰来我们家做客时，胡风提到了日本某处乡下小学出的一本小学生文集，虽然没有一句政治用语，但却能使人感到潜伏着的革命含义和斗争情愫，只是中文译者没有感觉到这点，译文没有传达出来。适夷马上恳切地说，要找到原文来让胡风重译，也还可找别的好书交胡风翻译，译书都可由他们社出版。胡风理解他的好意，因为胡风写的文章屡遭批判，还不如搞翻译更安全些，也可以此为生。他虽然没有接受这建议，但他的内心对适夷还是十分感激的。
这之后，我们过了“非常”的二十多年。在胡风刚恢复自由的1979年，首先与他通信的老友中就有适夷。那年的9月13日，他曾写给适夷一封两千字的长信，谈及对雪峰应尽快恢复名誉并公正评价以及对即将召开的第四次文代会的看法等问题，希望适夷能向中央反映他的意见。适夷后来在《记胡风》
中这样写道：
好家伙，这不依然是上书三十万言的胡风吗？二十五年的烈火焚烧，严冰冻结，好像孙行者关进老君炉，一点也没有损伤了他精神上的毫毛。他一句话也不提自己，满腔满脑还是想的文艺建设的大事业。读着这样的信，我全身的细胞都感到激动。当然，我是没有来完成嘱咐的，我只附了一个短简，把原信送交给一位中央的领导同志了。
当时，有心的适夷夫妇将原信抄了一份留存。多年后，适夷夫妇将抄件提供给我们，收入了《胡风全集》的第9卷书信卷中。
我们回到北京后，适夷也是最早来看望我们的老朋友之一。到我因离休问题需要同代人的证明时，有人明明能证明我的资格却不予理睬，还是他急人所难，自告奋勇证明了我是1932年的左联盟员。这又一次体现了他的正直和善良。
这时，虽然他只担任着《新文学史料》的顾问，但由于他坚持原则，不为权势所屈，这刊物在国内同类刊物中赢得了极高的评价。
后来，由于胡风的重病和去世，以及为彻底平反面临的各种阻难，使得我的心情很坏，很少出门看望朋友。好在，我女儿的家与他家住得很近，我们出了新书，往往交她送上，并带去我的问候。他也总是将新出的书交她带给我。
没想到，后来他竟一病不起，再后来，他不再能认得朋友，我也就没去看望他，可是我一直都惦记着他。
现在，他离开我们已有一年，每当我回首往事时，我总会忆起这位真诚善良的好人，胡风和我共同的朋友楼适夷，我们间交往的情况历历如在眼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