休闲与生活世界重建

——上海都市休闲调查研究

陆小聪 张修枫

（上海大学社会学系）

1 问题的提出

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休闲成为一个日益重要的话题。大约从10年前开始，“休闲”进入了中国公众的生活里。1995年，我国实行每周5天工作制后，休闲研究逐步进入中国学者的视野（马惠娣、张景安，2004）。时至今日，休闲研究在理论和经验的层面都有了大量的积累，但是据笔者的检索和阅读，目前国内的研究一般局限于休闲和生活方式本身，缺乏将休闲放在更广阔的学术背景或理论框架下的探讨。

同时，在现代化和全球化的双重影响下，社会结构在时间和空间的纬度上被不断地解构和重现，都市在空间意义上成为社会关系集中存在的容器（包亚明，2005），都市研究在当代学术领域中具有重要的意义。那么，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对于都市的休闲活动进行调查研究，并且放置在理论的脉络中进行思考和分析就显得尤为重要。因此，本研究不仅仅是对于上海的都市休闲进行实证调查，还希望能够通过实证资料，从社会学的视角来分析休闲活动在都市中对于人们的意义，以及其可能产生的社会功能。

2 研究假设和方法

2.1 已有的研究

西方社会学对休闲问题早有涉及，无论是马克思，还是涂尔干、韦伯和齐美尔等经典理论家都曾对此有专门的论述，而后凡勃伦的《有闲阶级论》恐怕要算是最为著名的休闲社会学的研究著作了。纵览西方社会学的研究，休闲似乎成了城市的“专利品”（田翠琴，2005），例如：林德夫妇在《中镇》中也对休闲的生活方式予以的关注那样，现代社会的“休闲”概念是伴随着城市生活的，这一点也验证了本研究将“都市休闲”作为研究对象，具有传承性，并非笔者的个人想象。

但是，对于本研究更具有参考价值的，应该是国内学者所作的实证研究。从1980年起，王雅林教授多年来一直持续进行城镇居民时间分配的实证调查；1982年起，国家统计局分别在北京、上海、天津、大连、重庆等地进行了城市居民生活时间分配方面的抽样调查；1987年起王琪延教授为首的课题组每5年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一次生活时间分配的抽样调查；上世纪90年代初，上海社科院运用时间预算的方法对上海市居民的生活质量进行了较大规模的抽样调查；1998年，田翠琴等人完成“中国北方农民闲暇生活方式差异研究”；2004年，科技部课题组正式出版《中国公众休闲状况调查》报告。此外，在《中国中产阶层调查》等社会学研究中，也涉及关于闲暇生活的调查。综合这些研究，有以下这些共同性的结论。

首先，闲暇时间越来越多，休闲活动的需求性日益增多。根据《中国公众休闲状况调查》，除去必要的生理需要时间，在业者花费在休闲活动上的时间占据所有时间的34.5%，仅次于工作时间的48.8%。也就是说，人们有约三分之一的时间花费在休闲活动中。空闲时间的增多，就必然带来休闲活动需求性的增加；其次，休闲活动中非物质形态的因素增加。人们对于休闲的认识不仅在于“如何去利用”或是“花费了多少时间”，而更关注究竟能够从中获取什么（马惠娣，2004）。这种精神层面价值观念上面的变化，与社会大环境的变迁也是有关的。值得本研究重视，需要进一步地分析和解释这种变化，以及其背后的社会逻辑；最后，社交、娱乐、健身设施场地缺乏，大众参与意识淡薄，社区建设不能充分适应人们新的生活方式和休闲活动的需要（王雅林，2003；马惠娣、张景安，2004）。说明当今社会，有许多对于休闲的需求性得不到满足，不仅缺乏适当的硬件条件，也没有被很好地组织，人与人之间缺乏联系和沟通。

以上这些研究及其结论，都是本研究的参照和起点，在此基础上提出我们的假设和测量指标。

2.2 研究假设与测量指标

以已有的研究结论为基础，并围绕社会学研究“个人与社会”关系的元问题，提出“休闲不仅仅是出于个人的需求，同时是联系人与人情感的重要途径，能够起到黏连个人与社会，重新建立和谐生活世界”的理论假设，进一步来说具体的研究假设和测量指标。

假设1：

现代都市人对于休闲活动的需求性仍在不断提高。通过对于闲暇时间、休闲内容和数量等指标的测量，将所得到的数据与前人的相同资料进行比较研究，在纵向的时间纬度和横向的地域纬度两个方面比较今天上海的休闲发展趋势。

假设2：

现代人趋向于参与人数较多的休闲活动，且活动越多的人生活满意程度越高。休闲活动的内容和休闲活动的伙伴群体能够反映休闲与人际沟通的联系。同时，通过生活质量满意度的测量，能够寻求休闲内容和数量，以及伙伴群体之间的关系，从而验证休闲活动与生活质量是否具有正相关关系。

假设3：

休闲活动中存在社会分层现象，休闲具有现代社会的普遍特征。本研究假设休闲也是现代社会分层的标志之一，与职业、收入等个人基本条件有密切的联系，不同阶层的人群在活动内容和休闲观念方面具有显著的区别。由此，可以证明，休闲和其他社会事实相同，同样是现代理性安排的社会结果。

假设4：

休闲活动是现代都市人的普遍追求，需求性上不存在社会差异。如果研究假设3成立，即休闲活动中确实存在不同的社会分层，但是不管原先的休闲活动内容和休闲观念差异多大，对于休闲的理性需求和期待是相同的。如果这样，就能够说明休闲能够成为跨越社会设置，成为人们重构“生活世界”的普遍需求。

2.3 研究方法

本调查采用抽样调查的方法。上海是我国最具代表性的都市，加之研究的可操作性因素，因此，本研究确定以上海市民为抽样研究的总体。统计学上，经过将样本结构和人口普查的数据进行对比，发现采用“精确分层”抽样方法的样本更接近人口分布结构的整体特征（范海鸥、梁小筠，2004）。因此，考虑到传统的“老上海”居民、城市扩大过程中的动迁居民和直面改革开放的市民，分别选取了卢湾、普陀和浦东三个比较具有典型性的行政区作为抽样框。然后在这三个区内，各抽取一个街道，按照该街道内的居委会，进行第二层次的抽样。

为了使样本更符合本研究的需要，在“精确分层”抽样时，首先以在业/非在业的因素抽取样本，其次是年龄和性别变量，尽量将样本控制在18至60岁，有工作的居民，并控制男女数量的平衡。

调查的问卷根据前面的研究假设和测量指标设计而成，采用SPSS13.0软件进行数据的统计分析。

3 调查结果

3.1 样本情况

本调查一共发放问卷550份，回收有效问卷498份，回收率为90.55%，符合抽样调查的要求。在498名被访者中，男性有233名（46.8%），女性265名（53.2%）；年龄呈正态分布，平均年龄为43.6岁。这些基本样本特征都在正常的范围内，符合推论统计的要求。而样本来源的区域分布如下（表1），具备了一定的上海城市的代表意义。

3.2 休闲时间

经统计，上海人在工作日的休闲时间，平均每天是3.93个小时；休息日的休闲时间是8.04个小时。根据王雅林1998年在上海所做的调查，工作日的平均闲暇时间是5.4小时，休息日是7.15小时。除去概念界定和抽样方案上的差别，对比两次调查出来的数据的不同，可能说明，近年来上海作为国际都市的工作压力和生活节奏在日益加快，所以工作日的休闲时间减少。但是，休息日的空闲时间在增多，符合近20年来发展的趋势，闲暇时间日益增多，占据了生活中的大部分，因此，闲暇生活怎样渡过，直接关系到现代人的生活质量。

在回答“如果完全按照您的想法来安排休息日，您希望是怎样的”这个问题时，人们理想的平均工作时间是3.78个小时，休闲时间是5.28个小时。对照前面的数据，可以说明，现代人并非追求无休止的休闲时间，或者可以理解为，已有的休息日平均8.04个小时的空闲时间过多了，说明现有的休闲生活令人感觉“没有意思、意义不大”，才会认为不必要有那么多空闲时间。那么，现代都市人的休闲质量怎样呢？

3.3 休闲活动内容

在平时的休闲活动中，娱乐活动是占首位的，其次学习阅读是平时休闲活动中的第二选择。但是在假期（例如“五一”、“十一”和春节等长假）中的闲暇生活中，社交活动和旅行游玩较平时有了明显的增多（表2、表3）。这些区别的主要原因，可能是因为社交活动和旅行游玩都需要花费较多的时间和精力，而平时就更适合学习阅读等可以随时随地进行的活动。但是，假期中社交活动和旅游游玩的大幅度上升，还是说明这两种活动的需求是人们所渴望的。

无论在什么时候，娱乐活动都是人们在休闲中的首选。但是，人们具体参加哪些娱乐活动？包括参加其他一些休闲活动的频率又有多高？表4是关于人们首先的娱乐活动内容，而表5统计的是“您在过去的一年参加过下列活动的次数是多少”的回答数据。

通过表4和表5，我们发现都市人的娱乐休闲活动的内容十分单一，大部分人（70.9%）的首选娱乐活动都是看电视，而且比例如此之大，说明人们在实际的活动选择中相当简单，并没有丰富的内容。在参加各类休闲活动的次数统计中，人们也多是从未参加或者仅仅在一年内参加过1～2次的具体活动。可见，即使今天的都市中有很多休闲活动可以选择，但是都市人的休闲活动内容还是太过于单一，休闲生活质量不高。

3.4 体育休闲的分析

本研究以体育休闲为例，进一步来了解人们在休闲活动中的消费、场地和组织等情况，并将它们与个人收入因素做相关分析。统计出来的结论可能不仅仅为了更好地了解体育休闲，在一定程度上，也作为休闲活动的一种，以此为例进一步分析有关的休闲活动的基本特征。（表6、表7）

研究发现，体育休闲活动与其他休闲活动一样，反映出都市人休闲生活的单一性特点。大部分人的体育活动集中于跑步和散步这样简单的、成本低的活动项目，活动的地点也自然多集中于社区健身苑和公园绿地中。当然，这其中肯定受到个人的经济条件的约束，那么，个人收入与体育消费的关系究竟如何？是否还有些其他因素制约了体育休闲活动的丰富？

经过相关分析（表8），低收入者花费在体育上面的消费确实越低；但是，高收入者在体育消费方面并没有显示出正相关，也就是说，收入越多的人并不一定体育消费就越高。说明，收入并非是决定体育活动的主要因素。

通过表9我们发现，虽然政府目前正在大力倡导和组织群众体育活动，但是组织化程度很低，大部分体育活动（66.3%）都是自发组织的。这可能反映出了上海这个都市的一定特征，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散的，缺乏联系的纽带，所以，体育活动也缺乏组织，无法将不同群体的人们联结起来。因此，也难怪休闲活动内容单一和质量低，归根结底是人与人无法结合起来，休闲活动的选择自然也就少了。

3.5 休闲与生活态度的相关分析

问卷中测量了被访者对于休闲的满意程度，以及对于人际关系、精神状态和生活质量等各方面的态度。经过相反分析（表10、表11、表12），人们对于休闲生活的态度与生活其他方面的态度，是十分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的，即对于休闲生活越满意的人，对于生活的其他方面也越满意。这说明，休闲并不仅仅是满足了人们玩乐、放松的需求，实际上会对“生活世界”的各个方面都产生影响，这一点，在后文会从理论层面进行进一步解释。

3.6 休闲观念与态度

本研究在问卷中设置了一些大众对于休闲的观念，让被访者选择最为认同的一条（图1）。同时，也问了被访者“如果有足够的钱和时间，您最想做的事情是什么”？（图2）。将这两个答案比较，会发现一些有意思的现象。

图1显示了大众已经基本形成了休闲观念，很多人已经认识到了“有劳有逸，是人生规律”和“多参加闲暇活动，可放松精神，提高生活质量”等态度，认识到了休闲的重要性和益处。但是，后一个问题（图2）又显示出了人们还是希望追求更好的物质，是一种比较初级的生活观念。为什么会存在都市人中存在这样的差异？

此外，经过相关检验，个人收入、家庭条件等因素与休闲活动内容、时间安排和态度观念等没有显著的相关关系，而并非像社会学理论所描述的那样，不同的阶层在消费和闲暇活动中显示出不同的“格调”和“品味”（周晓虹，2005）。那么，我们又该如何来解释像上海这样一个都市中的休闲活动的实际情况？下文将展开讨论。

4 研究结论

经过了上文的统计分析，我们可以用来检验之前提出的那些研究假设。

4.1 对于假设1“现代都市人对于休闲活动的需求性仍在不断提高”，经过休闲时间、数量和态度等指标的测量和比较检验，这条假设可以成立。尤其是人们已经基本建立起了休闲的观念，越来越重视休闲的重要性。而且，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人们在工作外的空闲时间越来越多，所以，休闲已经和人们的生活质量有了密切相关。但是，通过对于理想状态下的时间安排的测量，也可以看出，人们也并非是无止境地追求空闲时间的增多，已经呈现出对于休闲活动内容和休闲质量的重视，这也与已有的研究中“休闲活动中非物质形态的因素增加”的结论相对应。

4.2 “现代人趋向于参与人数较多的休闲活动，且活动越多的人生活满意程度越高”，是本研究的假设2。经过统计分析，我们发现这个假设并非完全成立，对于假设的前半部分，现有的统计数据似乎并不能证明人们更趋向于参加多人的休闲活动。但是，笔者并不认为这就说明这个假设不正确，而是在以体育休闲活动为例的进一步分析中，我们可以发现现实社会中缺乏将人们结合起来的方式，人们一般都只能自发组织活动，那么人数较多的休闲活动就不太可能实现。但是，人总是有与人交流沟通的欲望的，尤其是当代都市中的人们更加需求归属感和认同感，所以，这个假设在现有的调查中并不成立，正是说明了当前社会缺乏组织和结合个人的机制，政府和其他社会团体在这方面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做。然而，本研究假设的后半部分，经过统计分析，获得了验证，即人们在休闲中还具有社交等其他需求，对于休闲生活越满意的人，人际关系、精神状态和生活质量等方面的态度也越满意（表10、表11、表12）。因此，休闲不仅仅满足个人的需求，同时具有很重要的社会意义。

4.3 假设3是“休闲活动中存在社会分层现象，休闲具有现代社会的普遍特征”。经过相关指标与个人收入、家庭条件和地域情况等因素的检验，并没有发现显著相关。而在个人月收入和体育花费的统计（表8）中，也无法找到很明显的休闲活动与社会分层的证明。当然，这并不能够说明我国的休闲中并不能够体现出阶层分化的倾向，例如高尔夫、欧洲游等休闲活动就不是所有大众都能够承受得起的；但是，在更广泛的层面上，分层现象在休闲中的表现并不明显，与西方的“阶层标签理论”（周晓虹， 2005）并不一致。可是，无论是西方学者的研究，还是中国社科院关于“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的调查，都已经证明，中国在市场转型过程中已经出现了阶层的分化和流动的社会事实。那么休闲活动中为什么没有像西方社会那样体现出“阶层标签”呢？笔者认为，这是缘于我国社会还不过成熟，社会结构不稳定导致了个人在现代都市中缺乏足够的保障，因此就无法表现出更为丰富的“标签”。这种情况与我国社会的发展逻辑相一致的，本研究会在下面的理论讨论部分进一步展开叙述。

4.4 在研究设计中已经说明了，假设4“休闲活动是现代都市人的普遍追求，需求性上不存在社会差异”是与假设3密切相关的，都是现代理性安排的社会结果。由于研究假设3不成立，那么假设4的测量结果就无从比较。现有的数据只能证明，对于休闲的需求是人们普遍的追求，但是表现形式上并没有分层的差异，也就无法比较检验需求性是否存在社会差异。但是，这确实值得反思，休闲作为社会生活的一个方面，所表现出来的这种情况，是否说明当今社会并非完全按照现代理性的逻辑发展的？关于一般社会理论的讨论，会在第五部分展开。

综上所述，现代都市的休闲需求确实在持续提高，但是并不仅仅表现在空闲时间上，而是重视休闲活动的内容和质量。然而，现有的调查显示，虽然现在休闲活动的选择很多，人们实际参与的活动还是很单一，似乎除了看电视和简单运动等活动之外，每年参加其他活动的次数也相当贫乏。相应的，在这些简单的休闲活动中，分层等社会现象表现得也不明显。人们虽然形成了休闲的观念，但是并没有形成实际的休闲行动。这种观念与行动的间离，休闲特征与社会事实的不符，说明了在上海这样建设发达的都市中，休闲活动还处于一个初级的阶段。

5 理论分析

5.1 现代理性的发展

关于现代理性的研究，最经典的研究要源于马克斯·韦伯。他花费了大量精力对人类历史的各个重要领域进行了梳理，论证了社会行动的发展依次经历和包含了传统、情感、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四个行动类型，而工具理性是四个行动模式的最终发展方向，也是人类理性发展的必然结果（韦伯，2005），市场经济就是现代社会中最具代表性的工具理性社会行动。因此，韦伯的宏大理论论证了资本主义发展和存在的必然性和合理性，无论是个体行动还是共同体秩序都是追求利益最大化和效率最优，宗教、科学和社会制度都是按照目的理性所被人类设计和利用的。这也是近百年来人类获得如此迅速发展的原因。同时，韦伯可能也是第一个明确对人类理性发展表示悲观的学者，“现代社会理性发展的最后结果，可能会是一个桎梏人类自身的 ‘铁的牢笼’”（韦伯，1997）。在他看来，目的理性或者说工具理性只能处理事实层面的事物，而不能处理人类所遇到的全部道德和政治等价值层面的问题。

安东尼·吉登斯延续了韦伯关于社会行动的思想，并且以“现代性”来概括宗教改革、工业革命和思想启蒙之后的现代社会发展的特征。现代性是一个相对的概念，相对于传统而言，当代社会的设置“不为习俗、习惯、惯例、期望和信念所禁锢”（吉登斯、皮尔森，2001）。按照吉登斯的观点，理性所推动的现代性的发展，使个人的生活越来越依赖于“象征符号”和“专家系统”，最终将个人从“地方生活”中剥离出来，直接面对各种抽象的、复杂的和庞大的社会制度。具体说来，就是在上海这样的现代都市中生活，我们个人的生存不再需要家庭家族、邻里乡亲或者同事朋友的支持，而是直接面对整体性的市场、法律和政治等社会制度。在个人的生活体验上，人与人的亲密关系遭到破坏。这就是现代理性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工业革命后，现代城市发展的必然特征。

当代另一位重要的思想大师，尤尔根·哈贝马斯也承认韦伯对理性化发展过程的睿见，但是他接着指出韦伯的分析只看到事实的一面，历史发展有其偶因的特质，我们不能以历史事实来判定目的理性是人类发展的必然产物（阮新邦、林瑞，2003）。对哈贝马斯来说，“如果我们选用了一个正确的分析架构，就会发现人类有可能有其他出路的”（哈贝马斯，1994）。他主张以“沟通理性”来代替狭义的“理性”，作为分析社会行动的框架。哈氏指出对于个体而言，只有基于“沟通行动”的“生活世界”也是有意义和约束力的。换句话说，人们是通过日常体验可以理解的生活世界来了解整体存在的客观社会的。因此，理性化的过程首先是生活世界理性化的过程，即人类越来越懂得使用不同的架构和演绎角度进行沟通，但是人与人的理性交往往往受到外在的制约，这种制约就是社会理性化的另一个层面，是“体制”层面的理性化过程及其对人类行为的控制。哈贝马斯认为，现代社会困境的一个主因就是体制控制了生活世界，即“生活世界殖民化”，原本属于私人领域和公共空间的非市场和非商品化的活动被市场机制和政治的权力侵蚀了（阮新邦、林瑞，2003）。

在现实社会中，我们可以把体制范围理解为市场上的经济事务和国家的行政机关，而生活世界就是以私人领域为核心的家庭单位，以及公共空间的各种传播和大众媒介。体制层面的理性化源于生活世界的理性化，金钱和权力本身也来源于个人行为的理性选择。但是，当商品的价值观通过市场侵入人类非商品化活动的时候，当权力资源通过科层制渗透到日常人际关系网络的时候，体制理性就割裂了生活世界的理性。因此，哈贝马斯指出，现代社会的整合准则，主要由经济和权力或行政组织此两种因素构成，而这也是导致现代社会里人际疏离，以及人类自由和生命意义的失落（哈贝马斯，2004）。

然而，哈氏虽然也看到了现代理性发展的悖论，但是他并没有像韦伯那样对未来表示悲观。哈贝马斯所分析的社会行动是基于沟通理性，同时体制源于生活世界的理性化，只是生活世界错误地将金钱和权力作为了理性发展的符号和标准（阮新邦、林瑞，2003）。因此，如果人们能够重视沟通理性，并在沟通行动中重新构建生活世界的理性，就能够阻止“生活世界殖民化”。

5.2 休闲的本质特征

不同的学科和理论对于休闲有不同的理解，休闲学一般都从时间、活动、存在状态、心态和制度等角度来定义休闲。有学者在综述了前人的研究后，抽象出休闲的两个最本质的特征：第一，休闲是一种自由活动，不存在任何强迫性；第二，休闲活动本身就是目的（李仲广、卢昌崇，2004）。也就是说，休闲是一种发生在个人的自由时间里，并在个人内心本能喜爱的心态下进行的活动。经过查阅其他相关的文献，基本都与上述的定义相似，因此笔者认为可以将这两点视为休闲的本质特征进行探讨。

1. 休闲的本质特征符合沟通行动的基本条件。人与人之间的语言交流并不能够达成沟通理性。哈贝马斯所指的能够达成沟通理性的沟通行动是指“行动者在没有内外制约之下大致相互理解的沟通，并由此而协调资源的运作，去满足各自的欲望”（哈贝马斯，2004）。虽然休闲的目的并不一定是为了沟通，但它是“不存在任何强迫性”的，即“没有内外制约”；同时休闲是为了满足个人的目的，也就是“去满足各自的欲望”。因此，休闲已经具备了进一步形成沟通行动的基础。

2. 进一步看，休闲活动容易形成沟通行动。从活动形式上来看，大部分的休闲活动要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个人参与，“个人休闲是休闲中较少的活动形式，在多数情况下，人们都是结伴而行，共同休闲娱乐”（田雨普，2005）。在交往过程之中，人们为了达成具有共同意义的语境，必然会进行沟通。那么，由于前面已经指出休闲满足了沟通行动的两个基本条件，所以，笔者提出这样的假设：当代社会的休闲活动，是一种可能的沟通行动，能够达成真正的沟通理性，从而重构个人的“生活世界”。

5.3 休闲与现代理性

吉登斯关于现代性的分析已经向我们揭示，全球化与风险性是现代社会发展的主要特征。全球化意味着时空分离与重组，风险性导致“信任”机制的缺失，日常生活的许多领域被符号化，个人直接面对着社会的各项制度，而缺乏必要的纽带。现代性的断裂在现代人身上所表现出来的主要特征就是焦虑（吉登斯，2000）。我国当前的现状同样如此。中国近代史上的几次大转变，将大部分的传统社会形态打破。尤其是随着城市化的进程，中国社会的“乡土性”已经不复存在。原先，连接个人和社会的纽带是家庭或者宗族，个人的行为是受到熟人社会所制约的；而在现代化的都市中，人们散居在城市的各个角落，除去一家三口，以及上班时所遇到的工作伙伴外，我们生活的环境中充满了冰冷的符号化的制度。

近年来，我国的市场改革使人们的利益意识越来越浓烈，而传统的价值观念逐渐淡化。从人类理性发展的角度来看，可以说中国人越来越理性化了。但是，当生活价值全部被转换成经济价格来衡量，当人际交往按照职位、资源大小来比较的时候，生活又似乎失去了本来的意义。尤其在都市中，连接个人的具有相同日常生活、价值观念和情感归属的共同体社会已经无法别修复，现代社会制度必然导致个人与社会的断裂。所谓的“都市病”，恐怕就是哈贝马斯所言的“生活世界殖民化”。这是当代中国社会最严重的问题。

基于上文的论述，当今都市社会缺乏沟通理性，而休闲在本质上是一种可能的沟通行动。因此，我们可以提出这样的设想，如果休闲活动在都市生活中得到了充分地开展、组织和发展，是弥补都市人沟通理性的有效途径，从而重建人们完整的“生活世界”。

6 结语

本研究的实证部分发现，以上海为例，我国的都市休闲还处在一个初级阶段。但是，人们对于休闲的需求、休闲与人际关系、休闲与生活质量等相关的测量统计，已经显示在初级阶段，休闲已经具备了一定的丰富个人生活世界的功能。

同时，经过理论讨论，我们将休闲放置在现代理性发展的脉络下，就发现休闲是一种可以形成“沟通理性”的沟通行动。如果都市休闲得到充分地发展，能够修补或重建理性意义上的“生活世界”，其重要价值在于通过“生活世界”的重建，能够完整地解决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从而就可能实现真正的和谐社会。因此，政府的各个部门、社会团体和学术界都应当重视休闲问题，从社会发展的宏观层面来研究和发展休闲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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