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战与和谐

统一战线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法宝

在我们党的历史上，统一战线主要经历了“大革命”时期的民主联合阵线、抗日战争时期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解放战争时期直至新中国成立后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和改革开放新时期的爱国统一战线等几个重要的历史阶段。在波澜壮阔的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中，统一战线都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是我们党从胜利走向胜利的重要保证，党的三代领导核心都反复强调统一战线的“法宝”作用。联系统一战线工作的历史和现实，重点谈三个问题：（一）什么是统一战线；（二）统一战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三）新世纪新阶段的统一战线。

一、什么是统一战线

早在1950年，邓小平同志就指出：“统一战线是一个重大的原则问题，如果在共产党员中不弄清楚这个问题，我们的工作将受到很大损失。”然而直至今天，仍然有人搞不清楚这个问题。社会上不少人对统一战线的性质、职能、作用，特别是新时期统一战线的本质、特点等都不十分了解，甚至存在一定的误解。比如，有位海外朋友给一位省委统战部部长写信时，居然在信封上写了“某某司令员收”，把“统一战线工作部”当成了“统一作战指挥部”。如果说某些海外朋友对统一战线了解不多，尚不足为怪的话，而党内有些党员干部也存在一些不正确的认识，就不能不引起重视了。这里，给大家讲个小故事。

1995年2月，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信访局接到浙江省一位基层干部写给江泽民同志的一封信，信的主要内容是建议更改“统战部”的名称。信中说，“统战”作为部名，其战斗和阶级斗争色彩太浓，台湾方面对此比较敏感，常常把我们党的政策称作“统战宣传”“统战手段”。来信建议，为表达党和政府与台湾当局合作的诚意，应在适当时机改“统战部”为“合作部”（或其他适当名称），会更有利于我党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爱国人士的团结与合作，有利于早日实现统一战线大业。江泽民同志将这封信批转给了中央统战部，要求深入研究，并在批示中指出：“这个词用了几十年，岂能任意改动。”中央统战部随即在研究的基础上向江泽民、李瑞环同志呈送了《关于统战部名称问题的报告》。江泽民同志在报告上作了重要批示：“统战部这个报告所表述的意思是对的。从中可以发现不少党的基层领导对中国革命历史缺乏应有的知识……绝不能恐‘战’字，以为一有‘战’字，就是大搞阶级斗争。这至少在政治上是一种天真幼稚的表现，关键在于我们的教育。在各级干部中还要加强政治教育。”

那么究竟什么是统一战线呢？从比较严格的意义上讲，统一战线是一些不同的阶级、阶层、政党、集团为了实现一定的共同目标，在具有共同利益的基础上组成的政治联盟。简要地讲，统一战线就是一定社会政治力量的联合。在延安时，毛泽东同志曾同党内一位高级干部说过什么是政治。所谓政治，就是把拥护我们的人搞得多多的，把反对我们的人搞得少少的。毛泽东同志的讲话非常简要地阐明了统一战线在一切政治活动中的重要性。

自从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来，就开始自觉地运用统战谋略实现自己的政治目的。在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史上，各种政治力量运用统战谋略克敌制胜的事例数不胜数。早在春秋时期，孙子就将统战谋略上升到理论的高度，称“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战国时期，六国用“合纵”的谋略抗击强大的秦国，秦国则针锋相对地提出“连横”的谋略，“远交近攻，各个击破”，逐一吞并六国，一统天下。三国时代，诸葛亮采用“东联孙权，北拒曹操，西和诸戎，南抚夷越”的谋略，协助刘备三分天下。四川武侯祠有一幅清人赵藩撰写的楹联：“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生动地反映了中国古代的联合盟友而取胜的谋略思想。清朝统治者没有像秦皇汉武那样修长城抵御其他民族的进犯，而是在承德修造了外八庙将其他民族团结起来。结果是“修起一座庙，胜过十万兵”。毛泽东同志就曾经讲过，清朝的封建统治者能统治中国，离不开正确的谋略。

在世界历史上，运用联合盟友谋略取胜的事例比比皆是。比如，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彻底胜利，就是法国资产阶级联合农民、工人和城市平民的结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苏美英各国联合一切爱好和平的力量建立了“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最终战胜了德意日等法西斯国家组成的“轴心国”集团。在当今国际政治舞台上，不同国家之间为了一定的目的而结成联盟的情况也很多。比如，一些国家为了在国际竞争中占有一席之地或成为一级，结合了诸多的联盟，在欧洲有“欧盟”，在东亚有“东盟”，在中东有“阿盟”，在非洲有“非盟”，等等。

通过上述我们可以看出，统一战线的本质就是团结和联合。这种团结和联合，从其主体看，有国家间的联合，民族之间的联合，阶级、阶层之间的联合，党派、团体、组织之间的联合等；从联合内容看，有军事上的联合、政治上的联合、经济上的联合、文化上的联合等等；从联合的力量看，有强强联合、弱弱联合、强弱联合等；从联合的时间看，有长期联合、短期联合。这种联合的功能表现为改变力量上的对比，取得力量上的比较优势或相对优势。但是，综观历史，能够真正长期实现大团结大联合的，只有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统一战线才能做到。

我们今天所讲的统一战线，是指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统一战线，特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由于无产阶级政党的历史使命是解放全人类，因此无产阶级政党不同于以往任何阶级的政党，代表了绝大多数人民的意志、利益和愿望，因而它所领导的统一战线不同于历史上和其他国家的统战谋略，具有自己的鲜明特征：

（一）有稳固的领导核心

中国共产党是统一战线的领导者和组织者，主要是通过正确的政治主张、行动纲领和方针政策团结并影响同盟者，以自身的模范行动带领广大同盟者共同前进，且在统一战线中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中国共产党始终是党的统一战线的领导与核心。而过去历史上的一切联盟则是比较松散的联合，内部往往各自为政，没有也不可能有长期稳固的领导核心。

（二）有科学的理论指导

马克思主义的创立，为无产阶级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和行动指南。从党领导的统一战线建立之日起，就始终坚持以科学的理论指导具体的实践，以实践的发展丰富和完善理论，关于统一战线的理论和原则也成为我们党科学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有广泛的群众基础

中国共产党是为大多数人谋利益的，它是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忠实代表，它所领导的统一战线能够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参与，这决定了它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而历史上各种形式的联盟都具有阶级的局限性，是为少数人的利益服务的，不可能有广泛的群众基础。

（四）有长期的战略原则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是与党的政治路线相始终的战略方针，它虽然也具有一定的策略性，但更主要的是它的战略性。只要阶级和阶级差别还存在，只要中国共产党本身还存在，只要它的历史使命和最高目标还没有完成，它所领导的统一战线就会存在并发挥作用。而历史上其他形式的统一战线只是一种策略，是权宜之计，这种统一战线往往视各自利益的需要而建立，并随着各自利益的尖锐冲突而瓦解。

（五）有照顾利益的合作诚意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通过坚持和完善党的方针政策、国家法律法规和相应措施，使同盟者的具体利益得到切实的维护。同时，特别注意照顾同盟者的政治利益，确保同盟者在共产党执政的政权机构中占有适当的比例，并保证党外领导干部有职有权，充分发挥好他们的作用。

二、统一战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统一战线是中国革命的三大法宝之一，这个称号不是统战工作者自封的，是毛泽东同志讲的。1939年，毛泽东同志在欢送一批青年从延安奔赴抗战前线的集会上说过这样一段脍炙人口的话：“当年姜子牙下昆仑山，元始天尊赠了他杏黄旗、四不象、打神鞭三样法宝，现在你们要出发上前线，我也赠你们三样法宝，这就是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在这里毛泽东同志把“统一战线”列为三大法宝之首。后来邓小平同志也指出：“在历史上，统一战线是决定中国革命胜利的三大因素之一。没有统一战线，任何一件事情都是办不好的。”“在这三个问题中的任何一个问题上发生错误，都会使革命遭受失败。这就是说，如果仗打得好，党也很团结，但统一战线搞不好，革命也要失败。中国革命之所以胜利，是三个问题都解决得好。”可见统一战线的地位之突出、作用之重要。统一战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在我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进程中，究竟怎样发挥了法宝作用？我们可以简单回顾一下我们党80多年的统一战线历史。

（一）建立民主联合阵线、实行第一次国共合作，中国共产党迅速成为政治舞台上的一支重要力量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只是一个由少数具有进步思想的知识分子组成的小党。由于从一开始就旗帜鲜明地以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观点来观察和分析中国问题，有明确的反帝、反封建的纲领，并且深入工人当中积极开展群众工作，表现出了与以往中国任何政党不同的特点，因而立刻引起了社会上一切腐朽势力的恐慌，被北洋政府视为“过激党”严禁公开活动。在如此困难的客观环境中，如何尽快地摆脱被动局面，迅速走向全国的政治中心，就成为关系新生的中国共产党存在和发展的重大战略问题。

“一大”前后，我们党主要从事组织上的建党工作，同时积极在产业工人当中开展罢工运动，并明确规定只“联合第三国际”，而“不同其他党派建立任何相互关系”。从1922年1月的香港海员罢工至1923年2月的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在短短的一年零一个月时间里，由我们党领导和支持的大小罢工就达100多次，参加人数在30多万人。虽然罢工运动在全国造成了巨大的声势，提高了党在工人群众以及社会其他阶层中的影响，但终因革命力量的薄弱，结果都遭到了反动军阀的血腥镇压，工人运动被迫转入低潮。严酷的现实给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人上了深刻的一课：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要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势力，战胜强大的敌人，仅仅依靠工人阶级自身孤军奋战是不够的，必须争取一切可能的机会，联合一切可能的同盟者，组成强大的革命统一战线。恰在这个时期，孙中山先生在革命屡遭失败之后，深感国民党正在“堕落中死亡”，下决心要寻找新的力量和新的出路，提出要改组国民党。由于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工人运动中表现出了卓越的组织才能并取得了突出的成绩，引起了孙中山先生的高度重视，使他产生了与中国共产党合作的愿望。

能否抓住这个历史机遇，迅速实现由地下到公开、由边缘到中心的政治地位转变，对年轻的中国共产党来说是一次重大的考验。虽然作为当时共产国际的远东支部，在建立与国民党合作的问题上，我们党已经得到了共产国际的明确指示，但是在具体怎样合作的问题上，还是经过了党内反复的争论、权衡之后才形成的。1922年6月，中共中央发表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对时局的主张》，提出“要邀请国民党等革命民主派及革命的社会各团体”，进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这表明中国共产党对现阶段革命任务和应该采取的革命策略开始有了初步的认识。这种认识在1922年7月召开的党的“二大”上更趋明确，大会不仅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而且同时通过了关于建立民主联合阵线的决议案，提出无产阶级必须联合资产阶级民主派，组织民主联合阵线，共同进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这是中国共产党提出建立统一战线的伟大开端。

1924年1月，国民党召开“一大”，孙中山对国民党进行改组。23名共产党员当选国民党“一大”代表，李大钊、谭平山、毛泽东、林伯渠、瞿秋白等10名共产党员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或候补执行委员，标志着我们党与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国民党正式建立了民主联合阵线。民主联合阵线的建立，不仅为国民党注入了新的活力，也使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得到了迅速发展壮大。在这期间，中国共产党党员由“三大”时的400多人，增加到“五大”时的5.7万人；党领导的有组织的工人发展到283.8万人，有组织的农民发展到982.9万人；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还直接掌握了一部分武装力量。比如黄埔军校的建立，就是国共合作的重要成果。我们党还派一部分干部到黄埔军校任职，并建立特别支部，培养了一大批优秀军事指挥人才。所有这一切，都显示了统一战线的巨大威力，使作为一支新生政治力量的中国共产党，迅速进入全国的政治中心。

1925年1月在上海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四大”，第一次提出了无产阶级的革命领导权和农民同盟军问题，明确指出无产阶级必须取得领导地位，民族革命运动才能取得胜利；农民问题是中国民主革命的根本性问题，工农联盟是国共两党联合阵线的基础。这表明，中国共产党在总结建党以来特别是国共合作一年来的历史经验后，已经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要点，标志着党对中国革命的认识有了新的进展。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组织工农民主统一战线，组建了反抗国民党的武装力量工农红军，建立了苏维埃政权。但不幸的是，我们党在纠正一种错误倾向的同时，又出现了另一种错误的倾向，片面强调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忽视了统一战线。特别是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者，采取关门主义，提出了“一切斗争，否认联合”的错误政策，把工农两大阶级看作是革命的唯一动力，完全否定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有革命的可能性。在这种错误的政策指导下，1933年，曾在上海对日军进行英勇抵抗的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将领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人发动福建事变，中国共产党没有积极与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合作，拒绝同福建政府在军事上配合。当蒋介石进攻十九路军时，红军主力却向西调离，结果福建人民政府失败，蒋介石也完成了对中央苏区的四面合围。这种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的关门主义错误，用毛泽东同志的话说就是：“‘为渊驱鱼，为丝驱雀’，把‘千千万万’和‘浩浩荡荡’都赶到敌人那一边去，只博得敌人的喝彩。”与此同时，错误路线对内片面强调纯洁革命队伍，在根据地搞大清洗，打击所谓“AB团”“社会民主党”和“第三党”，使许多优秀的同志被批判，被斗争，被清洗，甚至从肉体上被消灭。对外，则把一切中间力量都看作是“最危险的敌人”。结果使中国共产党陷于孤军作战、孤立无援的境地，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使革命根据地丧失90%，红军由30万人降到3万人，中国共产党党员由30万人降到4万人，国民党统治区的党组织几乎全部损失，红军被迫进行了震惊世界的两万五千里长征。毛泽东同志一生中曾多次总结瑞金时代的“左”倾错误，说“瑞金时代最纯洁，最‘清一色’了，但那时我们的事情特别困难，结果失败了。所以真理不在于‘清一色’。”

（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了全民族的抗战，取得了中华民族反对帝国主义的第一次伟大胜利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侵华战争，中华民族处于危亡的关头。蒋介石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实行不抵抗政策，继续对红军进行反革命围剿。为了打破国民党的封锁和围剿，中国共产党高举抗日旗帜，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口号，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1935年8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第一次比较完整地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战略思想。

1935年10月，红军经过艰苦卓绝的万里长征到达陕北。当时三支主力红军会合时，兵力已不足3万人，却被10多万敌军包围，形势十分险恶，处境非常困难。红军在陕北刚刚站稳脚跟就召开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著名的“瓦窑堡会议”。在这次政治局会议上，党内个别主要领导人对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坚定拥护的，但对于因日本帝国主义扩大侵略而引起的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认识不深刻，对民族资产阶级参加统一战线、从大资产阶级营垒中分化的可能性表示怀疑，并引经据典过分强调要贯彻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路线。毛泽东同志当时非常生气，他在发言中说：“难道我对老祖宗不忠？！”他还论证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参加统一战线的可能性，批判了党内存在的关门主义倾向。经过激烈讨论，党内同志的思想完全统一到了毛泽东的正确路线上。事实证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在党和民族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作出的一个英明的重大战略决策。

当时，党的几乎所有工作都是围绕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进行的。正如邓小平同志曾经讲过的那样，刚到陕北时，“党把一些最好的干部派去做统战工作，加上其他方面的工作，在‘双十二’事变后形成抗日救国的新局面。抗日战争时期，部队到达华北、华中后，人人都感到需要统战工作，因为我们有了朋友就可以站住脚跟。那时甚至对一个碉堡的伪军，都拼命地去做统战工作。”为什么对统一战线工作重视到这种程度？关键是因为当时我们的力量还不够强大，不重视统一战线就要吃很大的苦头，不做统战工作马上就要面临生死存亡的考验。

瓦窑堡会议确立了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原则，并且确定了“上层统战工作和下层统战工作相结合、以上层统战工作为主”的工作方针。下层统一战线主要是在城市各行业组织救国会和在西北战场上通过释放俘虏、阵前喊话、联欢等形式开展争取国民党士兵的工作。上层统战工作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争取各界爱国领袖。像宋庆龄、沈钧儒、邹韬奋、章乃器、何香凝、许德珩、蔡元培等，毛泽东同志代表党中央曾先后给他们写信，支持他们的抗日爱国主张与活动。二是争取地方实力派。如陕西张学良、杨虎城、邓宝珊，两广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山西阎锡山，华北冯玉祥、傅作义、宋哲元，西南刘湘、龙云等。“两广事变”发生后，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对蒋介石不抵抗政策不满，打出“北上抗日”的旗帜，出兵湖南，同南京政府对立，赞成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派人到陕北商谈联合事宜，并向中共中央提交了拟请双方订立的《抗日救国协定草案》。毛泽东同志致函他们，从此他们与我党建立了合作关系。毛泽东同志还亲自给傅作义、阎锡山、宋哲元写信，争取他们合作抗日。比如阎锡山同意地下党成立的“牺盟会”，就是我们党在山西建立的民族统一战线组织。三是直接做蒋介石的工作。周恩来同志分别致函蒋介石、陈果夫、陈立夫和张伯苓，希望他们“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特别是把争取张学良、杨虎城作为统战工作的重要一环。为了促成统一战线局面的逐步形成，中共中央首先成立了东北军工作委员会。红军对东北军采取了团结和帮助的政策，还将俘虏的东北军619团团长高福源放回去做争取张学良的工作。高福源在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感召下，自愿承担起促成红军与东北军合作的重大使命。1936年1月初，高福源从苏区回到东北军后，沟通了红军与东北军的联系。此后，我们党又先后派李克农和刘鼎同志与张学良、王以哲等人进行联络。1936年4月，应张学良的邀请，周恩来同志在延安与张学良进行会谈，双方就停止内战等问题达成了初步协议，并签订了《停战协定》。在做东北军工作的同时，争取杨虎城的工作也通过三条线积极进行：一条是北方局的地下党；一条是中央直接派人去西北军；再一条是共产国际，并最终使杨虎城接受了我们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1936年9月26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彭德怀等46人以红军将领的名义，联名写信给国民党在西北的高级将领，提出红军誓与东北军、西北军合作到底。1936年秋，红军和东北军、十七路军终于在西北地区形成了“三位一体”。在这种情况下，当蒋介石于1936年12月飞抵西安，督促张、杨进攻红军时，张、杨在对其劝说无效的情况下被迫对蒋实行了兵谏，遂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发生后，国内外局势异常复杂，如何处理事变成为决定时局走向的枢纽。党内也有不同的认识，起初许多人提出杀蒋的要求。中国共产党从国家民族利益的大局出发，提出和平解决事变的方针，并委派周恩来为中共代表，以第三者的身份，赴西安进行斡旋，迫使蒋介石作出“只要我生存一天，中国决不致再发生反共的内战”的承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结束了10年内战，促成了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成为时局的根本转折点。党中央对发动事变的张、杨两位爱国将军给予了高度的评价，称他们为“千古功臣”。周恩来同志逝世前曾专门向罗青长同志交代，“不要忘记为中国革命作过贡献的在台湾的老朋友”，指的就是张学良将军。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后，中国共产党获得了公开活动的条件，积极领导、支持和开展国统区的爱国民主运动。使中国共产党在武汉、重庆等地都成立了中共代表团或八路军办事处，并创办了《新华日报》，在国统区宣传党的主张，揭露国民党的黑暗统治，有力地鼓舞了中国人民和军队的抗战斗志。

在争取民主和坚持抗战的共同斗争中，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内与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建立了风雨同舟、团结合作的关系。以宋庆龄、张澜、沈钧儒、章伯钧、史良、马寅初、黄炎培、冯玉祥等人为代表的民主人士通过各种形式，抨击国民党大敌当前仍然在政治上顽固坚持一党专政，在经济上因“四大家族”搞垄断经营而导致民生凋敝，在军事上毫无斗志、丧权失地，要求坚决抗日、加强团结、结束党治、革除弊端，建立各党派联合政权，实行抗日的民主政治。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下，“国统区”形成了一支由邹韬奋、柳亚子、曹禺、张申府等著名学者和进步知识分子组成的抗日文化人士大军。他们提出“抗战、团结、民主”的文艺创作目标，使“国统区”出现了进步力量进一步团结，中间派在政治上日益活跃并趋向进步的新局面。同时，广大知识分子、青年学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推动下，同全国人民一道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大批知识分子奔赴延安等抗日根据地，为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党明确提出了“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政治主张，正确处理了统一战线、武装斗争与党的建设三者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及时防止了“左”倾关门主义和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制定了“又团结又斗争”“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统一战线策略。正如毛泽东同志在《论持久战》中科学预测的那样：“如能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和坚持持久战，中国将在此阶段获得转弱为强的力量。”“只有坚持统一战线，才能坚持战争。只有坚持统一战线和坚持战争，才能有最后的胜利。”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不但以自己正确的路线、方针和策略促进了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和发展，为最终赢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且通过成功地运用统一战线，获得了从未有过的大发展，进一步壮大了人民革命力量。到抗日战争后期，中国共产党党员从3万发展到120多万，军队也从3万发展到100万，民兵发展到220万，抗日根据地的面积达到100万平方公里，人口达1亿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在抗日战争时期展示了前所未有的辉煌历史画卷。

（三）建立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推翻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国

抗日战争胜利之后，中国社会面临着两种命运、两种前途的大决战。和平还是战争、民主还是独裁，不可避免地成为国内各种政治势力斗争的焦点。为了争取和平与民主，中国共产党做了大量的工作。1945年8月28日，国共两党开始重庆谈判。毛泽东同志来到国统区的心脏，使我们党的统战工作有了一个发展。在重庆的40多天里，毛泽东同志广泛接触了各党派、各阶层和社会各界人士。当时与毛泽东同志会面谈话的仅知名人士就不下几十个，政治上左、中、右都有。用毛泽东同志自己的话说：“拜客，什么人那里我都去。”比如国民党CC派头子陈立夫在抗战胜利后，曾力主乘势消灭共产党。毛泽东同志就专门登门造访与之交谈，回忆当年国共合作的往事，批评时下国民党祸国殃民的政策，并风趣地说：共产党上山打游击是国民党“剿共”逼出来的，就像孙悟空大闹天宫，玉皇大帝封他为弼马温，孙悟空不服气，自称“齐天大圣”。可你们连弼马温都不让我们做，我们只好扛枪上山了。毛泽东同志就这样在轻松谈话的气氛中，最终使陈立夫动摇了坚决反共的立场，表示愿意为此次国共和谈“尽心效力”。我党的这些工作，令蒋介石大为恐慌，惊呼“毛泽东把统战工作做到我家里来了。”经过43天艰苦的谈判，国共两党签订了“双十协定”。国民党当局被迫承认共产党提出的“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承认中共的合法地位，同意“长期合作，坚决避免内战，建设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同意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承认人民的某些民主权利，等等。1946年1月，在重庆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上，通过了政府组织案、国民大会案、和平建国纲领、军事问题案、宪法草案等五项协议。这一切激起了亿万善良的中国人民对于实现全国的和平、民主、团结、统一的热烈期望。

但是，国民党根本不可能放弃独裁统治和反人民反民主的立场，国民党政权也不打算接受任何的民主改革，在完成了战争准备之后，蒋介石撕毁了《停战协定》和政协协议，不仅把枪口对准共产党，而且对准一切要求和平民主的善良人士，对国统区的和平民主运动进行了血腥镇压，先后制造了“沧白堂事件”“校场口事件”“下关惨案”和“李公朴、闻一多惨案”。1946年6月，国民党悍然向解放区发起进攻，挑起了全面内战。11月，国民党又召开了一手包办的所谓“国民大会”，遭到了共产党和民主党派的坚决抵制，中共代表团愤然从南京撤回延安，国共和谈彻底破裂，第二次国共合作结束。

国民党反动派的倒行逆施，使各民主党派和广大民主人士抱有的通过和平、合法的改良运动，实现民主政治的愿望变成了不切实际的幻想。中国共产党为争取民主与和平所进行的一系列努力，所制定的一系列政策和措施，提出的建立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正确主张，使他们在争取民主与和平斗争中，坚定地与共产党走到了一起，并且建立起了团结合作、风雨同舟的密切关系。与此同时，在我党领导下的国统区各城市青年学生的反美抗暴运动、“反饥饿、反迫害”运动以及国统区市民职员罢市、罢工的斗争等，汇成了国统区声势浩大的反蒋民主运动的浪潮，形成了配合人民解放军正面战场的“第二条战线”。

1947年10月，人民解放战争进入战略进攻阶段之后，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行动纲领。为了实现这一纲领，迅速建立和壮大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我们党坚决贯彻执行民主革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纲领，主要采取了三项措施：第一是进行土地改革，进一步巩固工农联盟，极大地调动了广大翻身农民投身解放战争的积极性，为取得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足以战胜一切敌人的最基本的条件”；同时制定了保护民族工商业的政策和措施，充分照顾同盟者的政治、经济利益，使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逐步打消了对蒋介石集团的幻想，开始把希望寄托在中国共产党身上。第二是在政治上发出“联合工农兵学商各被压迫阶级、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各少数民族、各地华侨和其他爱国分子，组成民族统一战线，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第三是通过各种形式，积极开展争取各民主党派和广大知识分子的工作，在国民党统治区积极开展爱国民主运动。

在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后，在民主党派中间，仍然有一些人幻想在国民党和共产党之外寻求所谓“第三条道路”，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他们片面强调“国民党和共产党代表两个极端，都是少数”，只有“代表平民公意”的中间路线，“能代表一切处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的中间阶层”，有些人甚至要求中共“放下武器”，与国民党“彻底合作”。随着我党在军事战场上的节节胜利，国民党反动统治集团为了挽回彻底失败的命运，又发动了新一轮的“和平攻势”，企图“划江而治”。帝国主义在华势力也大肆鼓吹“中间道路”，并希望民主人士在国共之间“调停”。但此时的各民主党派已彻底否定了“中间路线”的主张，认清了中国革命的方向，曾经幻想“中间路线”政治主张的人也开始转而倾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张。1948年1月，民盟领导人沈钧儒等人在香港发表声明，宣布民盟“决不能在是非曲直之间，有中立的态度”，指出“中间路线”在中国是行不通的，表示今后要与共产党竭诚合作。民革、民建、民进、农工党、致公党、九三学社、台盟等民主党派，也纷纷表示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参加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立场。这一切充分说明，经过我党大量艰苦而又卓有成效的工作，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国共两党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有利于革命的变化，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日益陷入孤立，特别是人心向背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这种情况下，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郑重发布纪念“五一”口号，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中共中央“五一”口号发布后，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纷纷发表通电、宣言、谈话，表示竭诚拥护，并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邀请，从国民党统治区、香港及海外辗转奔赴解放区哈尔滨、河北平山县西柏坡，汇聚一堂，与中国共产党共商建国大计。当时情况，真可谓“众星拱北，万水朝东”。

各民主党派积极响应中共“五一”口号，是新民主主义革命进程中的一个重大事件，标志着各民主党派公开、自觉地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标志着各民主党派坚定地走上了新民主主义、进而走向社会主义道路，标志着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和政党制度建设拉开了序幕。积极响应“五一”口号的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和无党派爱国民主人士，同中国共产党真诚合作，共谋国事，为建立新中国献计出力，一起筹备召开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一起组建了广泛代表各方面利益、具有统一战线性质的中央人民政府，也正是在此过程中，一起缔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这一基本政治制度。

与此同时，为了配合军事打击，我党成功地在国民党军队中开展统一战线工作，通过各种渠道，在国民党军队中策动起义，促成了一批批蒋军官兵脱离国民党反动政权，投身革命阵营。北平、长沙、云南、新疆等地获得了和平解放。据统计，在整个解放战争期间，国民党军队师以上重大起义达60余起，起义兵力达114万余人（不含投诚人员），占国民党总兵力的1/7以上；驾机起义43架；大小舰艇73艘；地区性起义面积达553万平方公里，占全国总面积的1/2以上，充分显示了我党统一战线工作配合武装斗争所取得的巨大成果，也就是统一战线加武装斗争加党的建设所表现出来的强大威力。毛泽东同志在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时曾讲，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革命的三个基本问题。正确地理解了这三个问题及其相互关系，就等于正确地领导了全部中国革命。我们党就是凭着这三条，最后取得了政权，建立了新中国。

（四）发展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建立和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新政权

新中国成立后，统一战线已经成为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包括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等革命力量参加的极为广泛的政治联盟。如果说解放前统一战线的根本任务是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夺取政权服务的话，那么，解放后统一战线的主要任务就是为建立和巩固新型的人民民主专政政权服务。但是，当时党内一部分同志对统一战线在建立和巩固人民民主专政政权方面的重要作用，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他们片面认为统一战线只具有瓦解敌人的功能，在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之后，统一战线的历史任务已经完成。特别是一些人被迅速到来的胜利冲昏了头脑，滋长了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对于安排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担任政府的领导职务不服气。他们发牢骚说，早革命不如晚革命，晚革命不如不革命，不革命不如反革命。有些人甚至瞧不起民主党派，认为他们只不过是“一根头发的功劳”。对此，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领导人，对这些错误言论做了坚决的批评和纠正。毛泽东同志严肃指出：“今后从局部来看，不要他们可以；明日从整个来看，民主人士有其作用。这个问题必须闹清楚。”“蒋介石不懂，你不给人家饭吃，人家就要另起炉灶。”在1950年第一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毛泽东作了著名的“一根头发”和“一把头发”的讲话，强调我们绝不能忽视民主人士这“一根头发”，因为他们背后还有“一把头发”。

与党内的关门主义相对应，有的党外人士对新中国成立后统一战线的去留问题也心存疑虑。比如，1949年4月，当时任南京国民党政府和谈代表、解放后曾任民革中央副主席的刘斐先生，在和毛泽东同志闲谈时，曾试探性地问毛泽东同志：“你会打麻将吗？”毛泽东同志回答：“晓得些，晓得些。”刘斐先生又问：“你爱打清一色呢，还是喜欢打平和？”毛泽东听了，立即明白了提这问题的用意，笑着说：“平和，平和，只要和就行了。”这寓意弥深的回答打消了刘斐先生的疑虑，坚定了他选择新道路的决心。

中国共产党成为全国范围内的执政党后，民主党派在党派的发展问题上，出现了两种意见。一种认为民主革命任务完成了，民主党派就没有存在下去的必要了。因此，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一些党派纷纷酝酿解散。中国共产党对民主党派始终坚持极力保留的态度，强调与民主党派共同发展。毛泽东、周恩来同志指示中央统战部做好民主党派工作。1949年12月6日，周恩来同志亲自出席民盟四中全会扩大会议，他在讲话中针对民盟有些人感到没有前途，怕麻烦，不想再搞了等情况，指出“在整个中国革命中，民盟是发展的，前进的，是大有希望、大有前途的。”民主党派中存在的另外一种倾向是，一些人认为民主党派不仅要继续存在，还应该合并成一个大党。对此，1950年4月中央统战部邀请民建、民进等民主党派领导人进行座谈，周恩来同志明确指出：“在今天，如果搞单一的资产阶级政党，势必走欧美资产阶级的道路……反对共产党。但这条道路在中国是行不通的，是不被许可的。”他说民主党派是接受共产党领导的政党，共产党和民主党派“要长期合作，共同努力，建设新中国，完成历史所赋予的任务。”

新中国成立前夕，我们党主持召开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与各民主党派协商制定了《共同纲领》，并在此基础上组成了联合政府，重新确立了中国社会各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形成了各革命阶级的统一战线政权。在中央政府的人事安排中，我们党吸收各党派、团体和无党派人士参加了人民政权工作。在这届政府的63位政府委员中，有党外人士30人，其中6位国家副主席中有党外人士3人，4位政务院副总理中有党外人士2人，15位政务委员中有党外人士9人，政务院所辖34个部、会、院、署、行中担任正职的党外人士有14人。在各地方人民政府中，也有许多党外人士担任重要领导职务，其中有54名党外人士担任了省区市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中国共产党的这些作法，既让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感动，又深受教育。黄炎培先生在政协会议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说我们已经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所新的大厦，它的台柱子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著名侨领司徒美堂先生在新中国建立后担任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全国政协委员等职，他曾经动情地对毛泽东同志说：“我响应共产党的号召到北平来，心里有一种想法，主要还是对共产党了解不深，以为共产党胜利了，现在要上台了，我们这些人是来给共产党‘抬轿子’的，捧共产党上台的。没想到，毛泽东同志这样平易近人，民主协商的精神对我教育很深。”毛泽东同志听后认真地说：“我们今后要长期一起共事，我们大家既是坐轿者，又都是抬轿者。每一个爱国的志士仁人，都可以自己的特长，参加人民政府的工作，不但要做到尽职尽责，还要做到有职有权。”新中国成立后，傅作义将军曾向毛泽东同志提出，要到河套地区治水。毛泽东同志说，河套地方太小了，我们推举你当水利部长，治理全国的水利。这些事充分说明，新中国成立后，成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没忘记在中国革命中共同奋斗的党外朋友们，没有放弃统一战线。

（五）运用统一战线方式方法，调整社会各方面关系，有力地促进了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的建立

在我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后，中国共产党应如何处理和民主党派的关系呢？1956年4月，毛泽东同志在《论十大关系》中明确提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究竟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我看还是几个党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从而确立了社会主义条件下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政治格局。与此相关，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上，中国共产党也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路子。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后，针对有些人提出人大已经召开，宪法已经公布，人民政协就没有存在必要的错误观点，毛泽东同志明确指出，“人大的代表性当然很大，但它不能包括所有的方面，所以政协仍有存在的必要。”“各党派、各民族、各团体的领导人物一起来协商新中国的大事非常重要。”这样，人民政协不仅成为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而且成为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一个鲜明特色。

在正确认识和处理国家整体与民族自治地方关系问题上，我们党正确运用了统一战线的思想，正确解决了民族自治、民族军队、民族政党问题。

在处理同宗教界教职人员和广大信教群众关系方面，我们党也采取了与前苏联不同的做法，注重并且尊重和保护宗教信仰自由，对我国主要存在的五大宗教，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前受外国教会控制、历史上曾充当过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工具的基督教、天主教，并没有采取严厉取缔和禁止的办法，而是运用统一战线的方法对绝大多数进行帮助、教育，对极少数顽固的反动分子坚决予以打击，从而使宗教界与党的爱国政治联盟在新中国成立后得到了巩固和扩大。1949年，基督教界的吴耀宗先生在《大公报》上发表文章指出：“在过去和现在，帝国主义者的确是利用宗教来侵略、欺骗、恶化中国人民的。”“首先基督教必须把自己从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系统中挣扎出来，摆脱出来。”1950年，周恩来同志三次与基督教界人士谈话，对基督教人士教育鼓舞很大，增强了他们“基督教应该自动地肃清帝国主义在它里面的影响”的决心。在党的方针政策的指引下，基督教、天主教爱国人士发表宣言，号召教徒割断教会与帝国主义的联系，建立自治、自养、自传的新教会。宣言得到了广大教徒和宗教界爱国人士的热烈拥护和响应，掀起了“三自”爱国运动，使我国的基督教、天主教摆脱了帝国主义的控制，走上了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道路，并改变了教派林立的现象，实行了联合办教。此后，随着以土地改革为中心的社会改革的不断深入，党引导宗教界逐步废除了宗教封建特权和压迫剥削制度，使佛教、道教和伊斯兰教摆脱了反动阶级的控制和利用，促进了社会安定和民族团结，调动了广大信教群众投身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性。

在处理同私人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问题上，中国共产党在坚持统一战线的情况下，制定了对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和平赎买的具体政策。通过统一战线的方式实行对资改造，既避免了苏联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剥夺带来的损失，又保持了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走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造的新路子。

经过上述一系列重大决策的实施，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顺利实现了中华民族5000年历史上最深刻的历史变革，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基础上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在如此剧烈的社会变革情况下，能够保持社会政治生活的相对稳定，统一战线功不可没。因此，在1956年8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八大”会议上，中央明确提出必须继续巩固和扩大人民民主统一战线，要求共产党员必须与党外人士建立起良好的合作共事关系。在同年2月毛泽东同志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著名讲话中，也全面系统地阐述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强调了社会主义时期统一战线存在和发展的理论依据与客观必然性。

（六）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全面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

经过“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文化大革命”那样一场浩劫，如何争取人心、凝聚力量，坚持发展统一战线，最大限度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把各方面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都凝聚到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上来，共同推进祖国的早日统一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成为新时期党和国家面临的一个重大历史课题。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同志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进行深入思考，明确提出在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消灭之后，中国社会依然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各个不同的阶级、阶层仍然存在。我们必须看到他们之间在社会主义一致性不断增强的同时，仍然存在着许多差异和不同，并且很多差异和不同的存在不仅是必然的，同时也是对社会主义总体有利的。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我们党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立足于承认和尊重不同点、努力扩大团结面的基础上，建立并不断发展了包括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的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

认真落实党的各项统战政策，重新恢复了人民政协、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工作。然后是甄别和平反了右派问题、落实了原工商业者政策，从原工商业者中区别出“三小（即小商、小贩、小手工业者）”、落实了原国民党起义人员政策等，解决了上亿人口的历史或政治遗留问题，极大地调动了广大统一战线成员投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与此同时，党中央认真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在大力推进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任务中，逐步进行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打破单一的所有制形态，引进外资，发展个体私营经济，最大限度地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在改革开放之初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要取得吸引港澳和海外资金，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如香港“船王”包玉刚先生，他家的祖坟在宁波，但“文化大革命”中遭到严重破坏。过去包先生从来不回宁波，主要是因为祖坟的问题伤透了心。宁波市委统战部积极会同有关部门落实了包家的房产，修好了祖坟，还帮他查寻到是包拯后代的家谱。包玉刚对此深受感动，也十分高兴，几次携家眷回故乡。特别是邓小平同志亲自做海外华侨华人的统战工作，多次接见包先生，希望他和海外华侨华人加强同祖国的合作，积极投身“四化”建设。包先生深受鼓舞，带动一大批“宁波帮”关心、支持家乡的建设和发展，也带动了海外华人华侨回国投资建设的热潮。据不完全统计，改革开放20多年以来，在我国引进的大量外资中，港澳台海外华人华侨所占比例就高达80%多。从这个意义上讲，港澳台资的成功引进，统战工作功不可没。

在党的改革开放政策指引下，我国的个体私营经济逐步发展起来。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党中央将教育引导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政治工作交给了统战部门。通过对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团结、帮助、引导、教育”，引导他们爱国、敬业、诚信、守法，既推动了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健康成长，又推动了非公有制经济的健康发展。目前，非公有制经济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新的增长点，在搞活流通、丰富市场、方便人民生活、增加税收、支援国家建设、支持国有企业改革和国家扶贫攻坚计划实施等方面，特别是在吸纳下岗职工再就业、维护社会稳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推进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中，统一战线也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邓小平同志指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要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制度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的作用。强调要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就必须重视和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以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在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主导作用。经过与各民主党派的充分协商，1989年制定了《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1993年又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写入《宪法》，把坚持和完善我国的政党制度上升为国家意志。

在我国的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多党合作的领域不断扩大，内容不断丰富，作用更加突出。对事关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坚持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工商联等进行协商。

聘请民主党派成员、无党派人士担任特约人员进行民主监督，是我国监督机制的一项创举。目前，全国省以上政府和司法机关聘请党外各类“特约人员”参与反腐倡廉、环境保护、土地管理等专项监督检查活动，进一步拓宽了民主监督的渠道。党外人士安排有了重大进展，在十一届全国政协2237名委员中，有党外人士1345名，占60.1%；298名常委中，有党外人士195名，占65.4%；25名副主席中，有党外人士13名。绝大多数的省区市政府都有民主党派或无党派人士担任副省长、副主席、副市长或省长助理、主席助理。

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需要保持团结稳定的社会环境。为了维护社会稳定特别是民族地区的稳定，党中央把民族关系始终作为党和国家工作全局的一个重大关系，牢牢把握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主题，充分发挥民族区域自治的优越性，始终不渝地坚持民族平等，加强民族团结，推动民族互助，促进民族和谐。

为了正确解决新的历史时期我国的宗教问题，中国共产党系统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宗教工作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于1982年制定下发了《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的文件，之后又颁布了《宗教事务条例》，巩固和发展了党同宗教界的爱国统一战线。随着对宗教自身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我们党又提出了全面把握宗教工作的基本方针、认真贯彻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依法管理宗教事务、坚持独立自主自办的原则，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把信教群众和不信教群众紧密团结起来，共同致力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

实现祖国和平统一，是新时期党和国家的历史性任务。邓小平同志根据国际形势和中美关系的变化，从祖国大陆和港澳台的实际出发，创造性地提出了“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构想。这一科学构想的提出，不仅为实现祖国和平统一大业提供了理论依据，而且开辟了海外统战工作新领域，使实现祖国和平统一大业成为最大的统一战线。在两岸交流交往中，许多台湾同胞亲眼目睹了祖国大陆在共产党领导下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进一步增强了对祖国的向心力。特别是充分发挥和平统一促进会、黄埔同学会、台胞联谊会、海外联谊会的作用，在港澳台及海外侨胞中深入宣传一个中国的原则，在世界60多个国家和地区成立了100多个反独促统组织，先后在日本、澳大利亚等地召开了全球华侨、华人反对“台独”、促进祖国统一大会，壮大了赞成祖国统一的爱国力量，形成了海内外中华儿女共同反分裂、反“台独”、促统一的新局面。在“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方针的指引下，统一战线高举爱国主义旗帜，广交朋友，联络感情，增进友谊，争取人心，围绕港澳平稳过渡和长期繁荣稳定，促进海峡两岸关系健康发展。港澳回归前，通过广泛宣传、广交朋友、联络感情、安排人士，增强了港澳同胞的民族荣誉感、历史责任感以及对祖国的认同感和向心力。

通过对以上历史的回顾，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基本结论：统一战线始终是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基本问题之一，事关党的领导和人民政权的巩固，事关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和领土完整，事关祖国和平统一大业。一部统一战线历史，从一个侧面充分反映了我们党不断发展壮大、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历史。什么时候我们党重视统战工作，制定并执行正确的统战方针政策，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线，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就胜利前进，就蓬勃发展；什么时候忽视统战工作，统一战线方针政策出现偏差，统一战线就会萎缩，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就会遭受挫折以致失败。

三、新世纪新阶段的统一战线

进入新世纪新阶段，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的主题，世界多极化趋势不可逆转，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科技革命加速推进，全球和区域合作方兴未艾，世界对我国的影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直接而广泛。国际环境中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仍然存在，国际恐怖主义活动猖獗，西方敌对势力加紧对我实施西化、分化图谋，在意识形态、政治发展道路、民族宗教等领域的渗透加剧，维护国家安全的任务更加繁重。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确立，我国改革发展进入关键阶段，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同时影响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依然存在，改革攻坚面临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国际国内形势发生的这些重大而深刻的变化，对我国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使统一战线的外部环境日益复杂，内部构成日益多样，工作方式方法日益社会化，统战工作在党和国家全局中的地位及作用更加突出。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深刻总结统一战线实践经验，着眼新的历史条件和时代发展潮流，提出一系列新的统一战线理论观点和政策思想，进一步回答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需不需要统一战线、需要什么样的统一战线以及怎样巩固和发展统一战线等重大理论政策问题。

（一）新世纪新阶段巩固和发展统一战线的极端重要性

针对新世纪新阶段的新形势新任务，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明确提出，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夺取革命建设改革事业胜利的重要法宝，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兴国的重要法宝，是实现祖国完全统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法宝。提出巩固和壮大统一战线，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是坚持“一国两制”方针、推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必然要求，是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为我国发展争取良好国际环境的必然要求，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完成党的执政使命的必然要求。同时强调，巩固和壮大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是我们党不断取得胜利的一条基本经验，是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也是新的历史条件下治国理政必须正确处理的一个基本问题。要把巩固和壮大统一战线作为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一项重要任务，作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一项重要任务，作为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一项重要任务，摆到全党的重要位置。这“三个重要法宝”“四个必然要求”“三项重要任务”充分说明新世纪新阶段统一战线的极端重要性。

（二）新世纪新阶段统一战线的指导思想和基本任务

统一战线作为团结各方面力量的广泛联盟，历来是党的总路线、总政策、总任务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党和国家工作全局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新世纪新阶段党对统一战线的基本要求是：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高举爱国主义、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为促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服务，为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和祖国和平统一服务，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服务。要把发展作为统一战线广大成员团结奋斗的第一要务，把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作为统一战线必须牢牢把握的政治方向，把维护团结稳定、促进社会和谐作为统一战线的突出任务，把保持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和促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作为统一战线的重要使命，把巩固党的阶级基础、扩大党的群众基础作为统一战线的重要职责，把争取良好的国际环境和周边环境作为统一战线的重大课题。这“三项基本任务”与新世纪中国共产党和国家的三大历史任务是相一致的，富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三）新世纪新阶段统一战线的性质

在新的历史时期，随着经济社会结构的深刻变革，我国社会各阶层发生了新的变化，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工人阶级队伍不断壮大、整体素质逐步提高、先进性进一步增强，农民日益成为社会主义的新型农民，他们是推动我国先进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根本力量。同时出现了大量新的社会阶层，他们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伟大征程中，需要统一战线在巩固工农联盟的基础上，把包括新的社会阶层在内的社会各方面智慧和力量都凝聚起来、调动起来、发挥出来。这一变化表明，新世纪新阶段统一战线已经进一步发展成为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的最广泛的联盟。这个统一战线将继续巩固和发展。新世纪新阶段爱国统一战线内部构成的发展变化，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在统一战线基本理论上的与时俱进。它从巩固党的阶级基础、扩大党的群众基础、维护党的执政地位的高度，着眼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突出了统一战线大团结大联合的鲜明主题，强化了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根本职能，对发展壮大新世纪新阶段爱国统一战线有着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四）新世纪新阶段统一战线的重要特征是具有空前的广泛性、巨大的包容性、鲜明的多样性和显著的社会性

广泛性，是指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新的社会阶层在我国出现，统战工作对象增多，同时由于“一国两制”方针的实施，团结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包容性，是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求同存异、体谅包容，把不同党派、不同民族、不同阶层、不同群体、不同信仰以及生活在不同社会制度下的全体中华儿女都团结起来、凝聚起来。多样性，是指社会各方面成员在根本利益一致性不断增强的同时，呈现出不同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行为方式和利益要求，选择性、自主性和差异性日益增强。社会性，是指统战工作已经由政治领域拓展到经济、文化、社会领域，由大城市拓展到中小城市，由公有制单位拓展到非公有制单位，参与统战工作的部门和组织日益增多。这个“四性”特征的概括，是中国共产党对新世纪新阶段统一战线的规律性认识，有助于准确把握统一战线的发展趋势，找准位置，明确方向。

（五）新世纪新阶段统一战线的工作范围

统一战线的工作范围由统一战线的性质所决定。在不同的历史阶段，由于统一战线性质和任务不同，统一战线的工作范围和对象也有所不同。1979年召开的第14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从8个方面确定了统战工作的范围和对象，1981年召开的第15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从10个方面确定了统战工作的范围和对象，2000年召开的第19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又把统战工作的范围确定为12个方面。当前，我国已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统一战线内部爱国主义、社会主义的一致性更为增强，统一战线的范围空前扩大，大陆范围内以社会主义为政治基础地团结全体劳动者、建设者与爱国者和大陆范围外以爱国和拥护祖国统一为政治基础地团结台湾同胞、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海外侨胞的广泛联盟更加巩固。2006年第20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根据统一战线性质及构成的变化，按照十六大报告关于新的社会阶层的表述，在统一战线工作范围中增加了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中介组织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3个方面，使工作范围由12个扩大到15个方面，主要包括：各民主党派成员，无党派人士，党外知识分子，少数民族人士，宗教界人士，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中介组织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原工商业者，起义和投诚的原国民党军政人员及眷属，香港同胞、澳门同胞，台湾同胞、去台湾人员留在大陆的亲属，出国和归国留学人员，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等。

（六）新世纪新阶段统一战线的发展目标

在我们党的历史上，中国共产党在各时期对统一战线的发展目标都有过论述。前面讲到，在建党初期，党的“二大”提出要建立一个联合全国一切革命党派、联合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民主的联合阵线。抗日战争时期，提出要建立一个全民族抗日的、长期性的、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解放战争时期，提出要建立一个联合工农兵学商各被压迫阶级、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各少数民族、各地华侨和其他爱国分子的、极其广泛的全民族的统一战线。新中国成立后，提出要建设一个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并且尽可能地将消极因素转变为积极因素、为建设社会主义社会这项伟大的事业服务的广泛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邓小平根据新的形势和任务，提出要建设一个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的广泛团结的爱国统一战线。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后，江泽民同志提出，要建设一个实现全国各民族、各党派、各阶层、各方面人民最广泛团结的爱国统一战线。这些都有力地推动了统一战线事业的蓬勃发展。新世纪新阶段统一战线的发展目标是：全面加强新阶段统一战线建设，努力把统一战线建设成为坚持以人为本、具有强大凝聚力的统一战线，使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团结更加巩固，社会主义民族关系更加和睦，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更加适应，社会各阶层关系更加协调，大陆同胞和港澳同胞、台湾同胞、海外侨胞联系更加密切，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最广泛的力量支持。明确提出，把“坚持以人为本、具有强大凝聚力”和“五个更加”作为统一战线建设的目标，使新世纪新阶段统一战线的发展方向更加明确、前景更加广阔，这是统战理论创新的新成果，是对马克思主义统战理论的新发展。

由以上得知，统一战线以大团结大联合为永恒主题，以凝聚人心、汇聚力量为根本任务，以一致性和多样性为重要基石，涉及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新阶层关系和海内外同胞关系等诸多领域和方面。可以说，统一战线本身就是和谐的象征，就是在做和谐的工作，统一战线的和谐是全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础。保持和促进这五个方面的重大关系和谐，事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全局，事关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事关党和国家的兴旺发达和长治久安，对于增进团结、凝聚力量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摘自2009年4月22日在宁夏回族自治区党校春季主体班次上的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