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识人之智:只有掌握了识别人才的方法才能更有效地使用人才(2)
刘邦到高阳驿站寓所,派人召郦生,郦生人见,这时,刘邦正坐在床上让两个美女为他洗脚。郦生仅作揖,而不跪拜,说:“足下欲助秦攻诸侯乎?且欲率诸侯破秦也?”刘邦发火骂道:“竖儒!夫天下同苦秦久矣,故诸侯相率而攻秦,何谓助秦攻诸侯乎?”郦生说:“必聚徒合义兵诛无道秦,不宜倨见长者。”刘邦立即停止洗脚;起来穿戴好衣帽,请郦生上坐,向他道歉。郦生就跟刘邦讲六国合纵抗秦的故事,刘邦听了很高兴,问:“计将安出?”郦生说:“足下起纠合之众,收散乱之兵,不满万人,欲以径入强秦,此所谓探虎口者也。夫陈留,天下之冲,四通五达之郊也,今其城又多积粟,臣善其令,请得使之,令下足下。即不听,足下举兵攻之,臣为内应。”刘邦采纳其计,立即派他去说陈留县令,率兵随其后。陈留县令果听郦生而归附刘邦。刘邦封郦生为“广野君”。郦生是个很有才智的儒士。在逐鹿中原的乱世,不只主择臣,臣也择主,郦生观察起义众将,察其言行,都不能成气候,没有一个值得为之效力,于是深自藏匿。他后来主动要求人传话使能投在刘邦的麾下,主要是因刘邦平易近人、能采纳计谋。因平易近人,则能团结人,可以与之相处。能采纳计谋,自己的才智才能发挥,辅佐他以成大事。郦生并没有知错人,择错主,尽管一见面,刘邦傲态毕露,又破口骂他是竖儒,可是当他批评其错误后,刘邦能知错改错,向他道歉,以礼相待,虚心请教。郦生一献取陈留之计,刘邦立即采纳执行。后来刘邦能图天下,也正因他有这两个超人的优点,即能团结和用五湖四海的各种各样的人,尤其是有众才智之士为之出谋献策,而他能采纳;能“懈衣衣人”,慷慨分上封官使众多的猛将为之奋战沙场,终于打败项羽而创建西汉王朝。
郦生在刘邦初起时便赏识其人,不计较他傲慢骂人,能从大处看人,可说善于知主。
5.识人应兼听众论
从一个角度看人,往往陷于片面;从各个角度看人,则了解得较全面。正如俗语所说,众人眼睛是雪亮的,谁好谁坏,将一目了然。
孟子是主张“民贵君轻”的,他将“贤不贤”交给人民来审查,便是这种思想的发挥,也说明他十分尊重人民的意见。从国君的左右,诸大夫说“贤、不贤”还不行,只有人民说“贤、不贤”才可考虑,即使如此,还不能决定取舍,要经过考察后,确是贤则用之;如“见不可”则去之。由此观之,孟子对择贤是持极其慎重的态度,因为国君要进的贤不是一般的人,是辅佐国君治国的人才,贤不贤对于国家治乱兴亡都有关系,有的甚至有决定性的作用,所以,他提出知人要经过国君左右、诸大夫、人民和考察四个程序审查。虽然孟子是尊重人民的意见,但是在个别情况下,国君左右、诸大夫、人民都说“贤、不贤”,不一定对,而最能决定“贤、不贤”还是经过认真考察后,用事实做出的结论。可见,孟子的“知人四程序”,是实事求是的。
明太祖朱元璋也主张知人要兼听众论。他认为要能“辨邪正”,必须明于知“毁誉”的真伪,不然,将会以贤为佞,以佞为贤,他对侍臣说:“毁誉之言不可不辨也。人固然有卓然自立,不同于俗而得毁者。夫毁者未必真不贤,而誉者未必真贤也,有所遇有幸、不幸尔。”
所以,他说人主要善于知“毁誉”的真伪,他说:“人主能知其毁者果然为贤,则诬谤之言可息,而大亦不至于受抑矣。知其誉者为不肖。则偏颇之私可绝,而人亦不至于侥幸进矣。”这是说,人主如能辨“毁誉”的真伪,则贤者不受压抑,不肖者不能侥幸得进。接着他说:“问君子于小人,小人未必知君子,鲜不为所毁。问小人于小人,其朋党营私,所誉者必多矣。惟君子则处心公正,然后能得毁誉之正,故取人为难,而知言尤为难也。”(《明太祖实录》卷232)在这里,朱元璋特别强调:征求对所要用的人的意见,选择所问的人很重要,如问于小人,对君子必多毁谤,对小人必私其党而誉之;只有问于君子,君子出于公心,必作出正确的回答。
朱元璋“辨邪正”的观点,颇有点“二分法”,对知人很有参考价值。
朱元璋不仅在理论上探讨“辨邪正”之法,在实践上,他对官吏的升迁多因民之情。据《明史·循吏传》记载:兴化丞周舟经过考察以政绩最优,朱元璋立即升为吏部主事。当地人民舍不得他离任,上表乞留,朱元璋就派他回去。朱元璋以重典御臣,而法不完善,不少官吏被错捕,但经其所治人民为之申辩和请求,朱元璋也因此而赦免,有的因知其为官有惠政反得升迁。洪武二十九年(139年),永州知府余亭城、齐东知府郑敏、仪真知县康彦民、岳池知县王佐、安宁知县范志远、当涂知县孟廉等因事被捕,其所治人民派代表上京申辩,列举他们的善政,朱元璋立即纠正,赐袭衣宝钞放回、他们复任后,努力工作,政绩更著。同一年,灵璧知县周荣、宜春知县沈昌、昌乐知县于子云、新化县丞叶宗因事被捕、其所治人民也派代表去京上表申辩,朱元璋知他们为官廉正,都升任知府,分别派到河南。南安、登州、黄州去任职。
官吏的好坏,其治下的群众是最清楚的,如能让群众监督,倾听群众的意见,就可使官吏不敢为非,并能鉴别官吏的好坏。这样就不致冤枉好官,错用坏官。
6.切忌以貌取人
通过相貌和表情来了解人,是“识人”的一种辅助手段。但是,把它绝对化,把“识人”变成以貌取人,就会错识人才,乃至失去人才。
三国时,东吴的国君孙权号称是善识人才的明君,但却曾“相马失于瘦,遂遗千里足”。周瑜死后,鲁肃向孙权力荐庞统。孙权听后先是大喜,但见面后却心中不悦。因为庞统生得浓眉掀鼻、黑面短髯、形容古怪,加之庞统不推崇孙权一向器重的周瑜,孙权便错误地认为庞统只不过是一介狂士,没有什么大用。于是,鲁肃提醒孙权,庞统在赤壁大战时曾献连环计,立下奇功,以期说服孙权。而孙权却固执己见,最终把庞统从江南逼走。鲁肃见事已至此,转而把庞统推荐给刘备。谁知,爱才心切的刘备,也犯了同样的错误。他见庞统相貌丑陋,心中也不高兴,只让他当了个小小的县令。有匡世之才的庞统,只因相貌长相不俊,竟然几处遭到冷落,报国无门,不得重用。后来,还是张飞了解了他的真才后极力举荐。刘备才委以副军师的职务。
晋代学者葛洪在《抱朴子·外篇》中深有感触地说:看一个人的外表是无法识察其本质的,凭一个人的相貌是不可衡量其能力的。有的人其貌不扬,甚至丑陋,但却是千古奇才;有的人虽堂堂仪表,却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草包,倘以貌取人,就会造成取者非才或才者非取的后果。
一向慧眼识珠的曹操,也有以貌取人的错举。益州张松过目不忘,乃天下奇才,只是生得额窄头尖,鼻塌齿露,身短不满五尺。当张松暗携四川十一州地图,千里迢迢来到许昌打算进献给曹操时,曹操见张松“人物猥琐”,从而产生厌烦之感;加之张松言词激烈,揭了自己的短处,便将张松赶出国门。刘备乘机而人,争取到了张松,从而取得了进取四川军事上的优势。如果曹操不是以貌取人,而是礼待张松,充分发挥其才识,那样恐怕会是另一种结果。
同样,现代企业的领导者,要真正识别人才,就需要对个人进行全方位的审察,看其是否具有相当的能力,是否有发展前途。如果不注重一个人的学识、智慧、能力等方面的培养与使用,不注重其专长的发挥,只是通过其对某些问题的看法来衡量他的判断能力、表达能力、驾驭语言的能力,只是仅凭一个人的相貌如何来判断其能力的大小,甚至由此来决定人才的取舍,那么,必将导致人才被埋没。
据传,夏桀商纣长相姣美,身材魁梧,堪称美男子,而且勇武超群,智慧过人。若仅观其外表,不啻“天下之杰”。然而,他们却是残虐众民的暴君。与此相反,历史上其貌不扬的奇才却大有人在。楚国的孙叔敖,头发短且稀疏,左手长,右手短,五短身材,立于车上还没有辕前横本高,却能辅佐楚霸王,使其执政的楚国成为战国时期实力强盛的国家之一。
可见,相貌美丑与人的思想善恶和能力大小并没有必然的联系。人虽貌丑却有德有才,则不失为君子;人虽貌美而无德无才,却只能是小人。联系到目前有些企业的领导者,在人才招聘会上,还没有跟人家谈几句话,就显得极不耐烦,原因是嫌对方相貌不好,即使不是抛头露面的职业,录取时也犹豫再三。在招生问题上,更有令人费解的事,1995年一名河南考生高考总分数超过了录取线,他所选择的志愿是与相貌无关的专业,并表示愿服从分配,即使这样,居然没有一所高等学府肯录取他,原因是嫌他长相不好。此事经《东方时空》纪实报道后,国人哗然;中央电视台还专门对此作了评论。在迈向21世纪的今天,还有此种事情发生,实在令人深思。所谓人才,是由德识才学体等基本要素组成的有机的统一体。
德,是指人才表现出来的意志、兴趣、情感、性格和专注力等品德。优良的心理品德应表现为高度的事业心、吃苦耐劳的精神、坚忍不拔的毅力、百折不挠的意志以及高尚的情操。
识,指的是人才的见识,即观察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与见解,表现出与众不同的见识能力。具有见识能力的人能够入木三分地把握和认识事物的本质;能一针见血地抓住事物的发展关键环节;能得心应手地驾驭各种环境和条件;能在关键时刻坚定果断地拍板;能冲破习俗观念的束缚,大胆地另辟蹊径。
才,是指一个人认识客观和改造客观的能力,包括记忆能力、观察能力、实际操作能力、组织管理能力、表达能力和想像力。
学,即学问、知识,包括直接知识、间接知识、理论知识。经验知识等。人才的知识结构主要有两种:一种是由基础知识、专业知识和前沿知识组成的塔式结构;另一种是以专业知识为基点和骨干,以其他与之相邻相近的知识作补充交织而成的网络式结构。
体,指身体素质。身体是事业之本,历史上许多成功的人才都是得助于健康的体魄。
人才的德、识、才、学、体,五位一体,密不可分,互相制约,相辅相成。其中,德居首位,是人才的灵魂,是其他四者之根本;识具有决定性作用;才是必备条件;学是智能方面的基础要素;体是人才成长的物质基础。识别人才须兼而顾之,如果仅仅以貌取人,以外表的俊美与丑陋来识别人才,而放弃对人德、识、才、学、体的全面分析与观察,只能使领导者步人识才的误区。法国大作家雨果笔下的《巴黎圣母院》中有两个典型人物形象:一个是圣母院撞钟人加西莫多,虽奇丑无比,却心地善良;另一个是圣母院副主教克罗德·佛罗洛,虽相貌堂堂,内心却十分肮脏。这说明在识才时,千万不可被相貌所迷惑。
7.别以个人好恶识人
对人的看法,不能以个人的好恶来决定其好坏。因为人的兴趣、爱好、性格各有所异,不能只凭自己的爱好,以己之见来断定某人是否有用。有的领导往往以感情用事,看到某人的脾气和志趣与己相投,便不再注意这个人的其他方面,就把他当成了人才。这样,往往会出现只有情投意合才被重用,搞自己的“人才小圈子”,而埋没了很多为领导者所“不了解”的人才。
刘备在得到诸葛亮之前,只凭个人的喜好作为识人标准,凭个人的印象和臆测选识人才,并自认为自己已“文有孙乾、糜竺之辈,武有关、张、赵之流”。殊不知,天下之广,人外有人。只凭个人感情来评判人,结果往往会走入迷津。他常叹自己思贤若渴,身边无人才,以至于第一次见到司马徽时竟无端埋怨说,我刘备也经常只身探求深谷中的隐贤,却并没有遇到过什么真正的人才。司马徽引用孔子的一段话,批驳了刘备的错误观点,说:“孔子说过‘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怎么能说无人才呢?”继而又指出,荆襄一带就有奇才,你应该去访求,为三顾茅庐拉开了帷幕。所以,仅凭个人意志、个人印象来肯定或否定某个人,只能空怀爱才之心,不会得到真正的人才。
唐高宗时,大臣卢承庆专门负责对官员进行政绩考核。被考核人中有一名粮草督运官,一次在运粮途中突遇暴风,粮食几乎全被吹光了。
卢承庆便给这个运粮官以“监运损粮考中下”的鉴定。谁知这位运粮官神态恰然,一副无所谓的样子,脚步轻盈地出了官府。卢承庆见此认为这位运粮官有雅量,马上将他召回,随后将评语改为“非力所能及考中中”。可是,这位运粮官仍然不喜不愧,也不感恩致谢。原来这位运粮官早先是粮库的混事儿,对政绩毫不在意,做事本来就松懈涣散,恰好粮草督办缺一名主管,暂时将他做了替补。没想到卢承庆本人恰是感情用事之人,办事、为官没有原则,二人可谓“志趣、性格相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