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硬纸盒(2)

“我们上火车的时候，会顺路拜访你的。”福尔摩斯回答说。片刻之后，我们走进前屋时，那位外表冷淡的女士仍然静静地在绣她的椅套。我们走进屋时，她把椅套放到膝上，用她那双坦率、询问的蓝眼睛看着我们。“先生，我深信，”她说，“这件事是一个误会，包裹原来就是想寄给我的，这一点我已经对苏格兰场那位先生重申过多次，可是他总是一副不以为然的样子。据我所知，我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仇家，到底是什么人要如此捉弄我呢？”

“我也在想这个问题，库欣小姐，”福尔摩斯说，一边在她旁边的椅子上坐了下来，“我想更可能的是——”他停住了，我不禁吃惊，只见他紧紧地盯住这位小姐的侧面。一刹那间，他脸上显出惊奇和满意的神色，但当她抬起头查询他不语的原因时，他已经又恢复了原来平静而认真的神情。我仔细打量着她那光滑而灰白的头发，整洁的便帽，金色的小耳环和她那温和的面容，但是使我同样激动的原因我却丝毫未察觉到。“有一两个问题——”

“啊，您的问题已经令我十分厌烦！”库欣小姐显得不耐烦地说。“我想，你有两个妹妹。”“你如何得知？”“进屋的那一瞬间，我发现壁炉架上放着一张三位女士的合影照片。一位是你本人，另外两位同你长得十分相像，你们之间的关系是无须多说的。”“对，你说得对。她们是我的两个妹妹，萨拉和玛丽。”“在我旁边还有一张照片，是你妹妹在利物浦拍的。合影的男子从服装上看可能是海轮上的工作人员，我看当时她还没结婚。”

“你的观察力真是敏锐得很。”“这是我的职业。”“唔，你说得很对。但后来没过几天她就同布朗纳先生结婚了，拍照时他正在南美洲航线上工作。他如此爱她，以致不愿长期同她分开，于是就调到利物浦——伦敦这条航线的船上工作。”

“哦，可能是‘征服者’号吧？”“不是。我上次听说是在‘五朔节’号。吉姆曾经来看过我一次，那时他在戒酒。后来他开了戒，一上岸就喝酒，喝一点酒就耍酒疯，嗨！自从他重犯酒瘾后，日子就每况愈下了。起初，他不跟我来往，接着跟萨拉吵嘴，现在不知为什么连玛丽也不给我们写信了，我们不知道他们的情况怎么样了。”

显而易见，库欣小姐谈到了一个极为敏感的话题，如大多数过单身生活的人一样，开始时她有些害羞，后来就变得滔滔不绝了。然后又把话题扯到了她原先的几个学医的学生房客身上，关于他们的情况，她谈了许久，还告诉我们他们的姓名，在什么医院工作。福尔摩斯聚精会神地听着，时而提出问题。

“关于你的第二个妹妹萨拉，”他说，“既然你们两位都是未婚妇女，我很奇怪你们为什么不住在一起。”“哎呀！如果你了解萨拉的脾气后，你就不会感到惊讶了。来到克罗伊登以后，我曾尝试过和她一起住，直到大约两个月前才不得不分手。我并不想说我的亲妹妹半句坏话，可是她老爱多管闲事。这个萨拉很难侍候。”“你说她跟你在利物浦的妹夫吵过架。”

“对，可是一段时间内他们曾是非常要好的朋友，她搬过去住原本是想多亲近他们一些。现在倒好，她对吉姆·布朗纳满腹牢骚。她在这儿住的最后半年里，除了叨咕他喝酒和爱耍各种手段外不说别的。我猜想，他发现她在多管闲事，就大骂了她一顿，这一下事情就开了头了。”“谢谢你，库欣小姐，”福尔摩斯说完，站起来点了点头。“我想，你刚才说你妹妹是住在瓦林顿的新街，是不是？再见。正如你所讲的，你被一件同你无关紧要的事情搞得烦恼不已，我对此感到不安。”

我们走出门外时，正好一辆马车驶过。福尔摩斯叫住了马车。

“到瓦林顿有多远？”福尔摩斯问。“只有半英里，先生。”“很好。上车，华生，我们要趁热打铁。案情虽然不复杂，但与此有关的还有一两个极其重要的细节。车夫，到了电报局门口请暂停一下。”发了一封简短的电报后，福尔摩斯就一直靠在车座上，并且把帽子戴上以遮住射过来的阳光。车夫把马车停在一所住宅前面，这座房子和我们刚才离开的那座十分相似。我的同伴吩咐车夫等候着，他刚要举手叩门环，门就打开了。一位年轻的绅士出现在台阶上，他头戴一顶有光泽的帽子，一身黑衣使他显得较为严肃。

“库欣小姐在家吗？”福尔摩斯问。“萨拉·库欣小姐病得很厉害，”他说，“自从昨天起她脑部就得了病，而且特别严重。作为她的医生，我不同意任何人同她见面。我建议你在十天后再来。”说完他戴上手套，关上门向街头大步流星地走去。“好吧，不见就不见。”福尔摩斯高兴地说。“或许她不能也不会告诉你多少事情。”

“我根本也没指望她能告诉我什么，我只想看看她。不过，我想此行的目的已经达到了。车夫，去吃午饭，最好到一家好一点的饭店去，然后再上警局拜访我们的朋友雷斯德。”

我们一起吃了一顿极其愉快的便餐，其间除了小提琴，福尔摩斯没谈什么。他兴高采烈地叙述他是怎样买到他那把斯特拉地瓦利斯提琴的。那把提琴至少值五百个畿尼，他花了五十五个先令就从托特纳姆宫廷路的一个犹太掮客手中买了下来。他从提琴又谈到帕格尼尼。我们在那里度过一个钟头左右的时光，边喝着红葡萄酒，他边不时对我谈起这位杰出人物的桩桩趣闻轶事。下午已经过去，炎热的阳光已经变成了非常柔和的晚霞，此时我们来到警局。雷斯德站在门口等着我们。

“你的电报，福尔摩斯先生。”他说。

“哈，回电来了！”他打开电报看了一下，然后团成一团塞进口袋，“这就对了。”他说。“你发现什么啦？”“一切都已水落石出！”

“什么！”雷斯德惊愕地望着他，“你不会在开玩笑吧？”“这是一件令人震惊的案件，而且我想我现在已弄清各个细枝末节。”“那么谁是罪犯呢？”福尔摩斯在他的一张名片后面随手写了几个字，扔给雷斯德。“这就是他的姓名，”他说，“你最快也要到明天晚上才能逮捕他。说到这个案件，我只希望你不要涉及到我，因为我只想介入那些在破案上尚有难度的案子。走吧，华生。”我们迈步向车站走去，留下了雷斯德。雷斯德满脸喜悦，仍在盯着福尔摩斯扔给他的那张纸片。

“这个案子，”当天晚上，我们在贝克街的住所里，一边抽着雪茄一边聊天，福尔摩斯说道，“正如你撰述的在《血字的研究》和《四签名》中所进行的侦查那样，我们不得不从结果推测原因。我已写信给雷斯德，让他为我们提供现在所需的详细材料，而这些情况只有在罪犯缉拿归案后才可得知。他做这种工作是安全可靠的，虽然他毫无逻辑思维能力，但他有哈巴狗一样的干劲。的确，也正是这种干劲，使他得以在苏格兰场身居高位。”

“这么说，这件案子尚未结束喽？”我问。“大体上已经告一段落了。我们已经知道这一罪恶事件的元凶是谁，虽然案中的一个受害者的情况我们尚无所知。当然，你开始有你自己的结论了。”“我猜想，你是怀疑利物浦海轮的水手吉姆·布朗纳吧？”“哦！岂止是怀疑。”“可是，我看不出来什么别的，除了一些似有似无的线索外。”

“恰恰相反，这个案子的线索再清楚不过了。让我简单地来谈一下主要的步骤。你记得，我们接触这个案子的时候，心中完全没有任何疑点。这往往是一个有利条件。我们没有形成一定的看法，只是去进行观察，并从观察中做出推断。首先，我们接触的是一位非常温和可敬的女士，她似乎无任何秘密而言，但后来我观察到姐妹三人的合影，我的心头立刻升起疑问：那只盒子是要寄给她们当中的一个。我把这个念头暂时放在一边，可以推翻它，也可以肯定它，都由我们自便。然后我们到花园里去，接下去便看到了黄纸盒子里的极其怪异的东西。”

“绳是海轮上缝帆工人用的那一种，我当时还闻到一股海水的气味。包裹是从一个码头寄出的，绳结的打法是水手们通常习惯的打法，别忘了水手中穿耳环的人多于陆地上工作的人。因此我坚信，这场悲剧中的全部男演员必须从海员中间去找寻。当查看包裹上的地址时，我发现上面写着寄给S·库欣小姐，缩写字母S 既可代表老大也可代表老二萨拉。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调查不得不完全从一个新的基础上开始。于是我登门拜访，想弄清这一点。当我正要向库欣小姐担保，说我相信这里面一定有误会时，你是否还记得，当我看见某种令我大为吃惊的东西时突然住了口，同时它使我们把目标缩小到了一定的查询范围。”

“华生，你是医生，你应该知道，人的耳朵是千差万别的，这一点人体的任何其他部分都无可比拟。常理上说各人的耳朵都各有各自的特点。在去年的《人类学杂志》上，你可以看到我所写的关于这一问题的两篇短文。我以一个专家的眼光检查了纸盒里的两只耳朵，并仔细观察了这两只耳朵在解剖学上的特点。我仔细观察库欣小姐，发现她的耳朵同我检查过的那只女性耳朵极为相像，你可以想像我当时有多么惊愕了。这件事决非巧合。两只耳翼都很短，上耳的弯曲程度也都很大，内耳的旋转形状也很相似，从所有特征来看，可以说，那真像是同一只耳朵。”

“我当然立即就知道这一发现极其重要。受害者是库欣小姐的血缘亲属这一点是明显的，可能还是很近的关系。我开始同她谈起她的家庭，你记得吧，她立即就把一些极有价值的细情告诉了我。首先，她妹妹的名字叫萨拉，她们不久前住在一起，所以包裹是寄给谁的就一清二楚。其次，我们得知那个水手娶了老三，并且了解到他曾和萨拉十分交好，她还曾去利物浦和布朗纳家居住在一起。后来因争吵他们各奔东西，几个月来，他们断绝了一切联系，所以如果布朗纳要寄包裹给萨拉当然按她的旧址寄去。”

“现在，真相开始大白。我们已经知道有个水手，这个人富于感情，容易冲动——别忘了，为了和妻子在一起，他放弃了待遇优厚的差事——而且有时候嗜酒如命。我们完全可以相信，他的妻子已被谋害，还有一个男人——假定是一个海员——也同时被人杀害了。当然，这立刻就使人想到，这一罪行的动机就是妒忌。那么，为什么又把这次凶案的证据寄给萨拉·库欣小姐呢？或许是她在利物浦居住期间，曾经涉及到这一悲剧事件的起因。你知道，这条航线的船只在贝尔法斯特、都柏林和沃特福德等地停泊。因此，假定作案的是布朗纳，作案后马上上了‘五朔节’号，那么，贝尔法斯特则是他能够寄出他那个可怕的包裹的第一个码头。”

“这期间，非常有可能有第二种答案，而且，虽然我认为这根本不可能，可是我决定在继续调查下去之前把它说清楚。也许有一个失恋的情人谋杀了布朗纳夫妇，那只男人的耳朵可能就是布朗纳的。这一点可以想像，虽然这一说法遭到许多人的强烈反对。所以我拍了个电报给我在利物浦警界办事的朋友阿尔加，请他去查明布朗纳太太是否在家，布朗纳是否已乘‘五朔节’号走了。后来，我和你就去瓦林顿拜访萨拉小姐去了。首先，我想急于知道，这一家人耳朵相似的程度。至于她能否提供给我更重要的情报，我并不抱以太大的希望。她肯定在前一天已经听说过这个案子，因为克罗伊登已经满城风雨，而且只有她一个人知道这个包裹是寄给谁的。如果她愿意协助司法部门，她可能早已向警方报告。显然我们必须要见到她，于是我们就去了。我们发现有关包裹的消息给了她那么大的影响以致于得了脑病。我们进一步得知，她了解这件事的全部情况，但同样清楚的是，我们必须等待一段时间才能得到她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