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诱惑和考验(2)

自从《印花税法案》引起广泛不满并被废除后，1767年，英国议会通过了以英国财政大臣查尔斯·唐森德名字而命名的《唐森德税法》，对输入殖民地的玻璃、纸张、颜料、茶叶等商品征收很重的进口税，并在波士顿设立海关税务司总署。13个殖民地中，马萨诸塞州率先起来反抗。1768年2月，波士顿马萨诸塞州的立法机构发出了一封抗议法案的通告信，并号召其他殖民地也起来进行反抗。这就是杰斐逊于1769年5月8日星期一首次当选议员时所面临的政治气氛。

威廉斯堡弥漫着一种紧迫感。英国当局已经下令：若弗吉尼亚州议会加入马萨诸塞州反抗《唐森德税法》的行动，博特托尔特将就地解散议会。不出几日，这里就上演了一幕解散议会的大戏。

弗吉尼亚州议会立法者通过了一项支持马萨诸塞州的决议。因此，1769年5月17日星期三中午，博特托尔特召集议员们在议会大厅开会。“我听说了刚通过的决议，但这个决议会带来极其恶劣的影响，”博特托尔特对议员们说道，“你们逼着我行使权力解散议会，那么我现在宣布议会解散。”

杰斐逊当选议员还不足10天。在他选任生涯刚刚开启的时候，就面临着纷争、危机，面临着为美洲殖民民众探索出一条摆脱宗主国的控制、实行自治的创新之路。

他随着同僚离开了议会厅，走进了雷利酒馆的阿波罗大厅，杰斐逊就是在这里首次遭受了失恋的打击。酒馆正门上方的二楼悬挂着领袖沃尔特·雷利爵士半身像，议员们依次从正门进入。正如《议院期刊》上所说的，他们决定“在这种不利情况下，要采取一定的措施从而保护殖民地真正的、基本的利益”。第二天，弗吉尼亚州的议员们制订出了计划：他们决定不进口或购买任何大英帝国的货品。

随后，就职会议结束后，杰斐逊就离开了威廉斯堡回到蒙蒂塞洛。此刻，他完全沉浸在权力和对抗中。

1770年2月1日星期四，习惯了当一家之主的杰斐逊和母亲正在接待一位来访的邻居，这时传来了灾难的消息：沙德维尔失火了。

杰斐逊大惊失色。不过他询问送信奴隶的第一个问题是：他的图书馆是否还在。所有书都被烧毁了，这位奴隶答复道：“不过啊，我们保住了您的小提琴。”

杰斐逊是注重实物的人，他有收集物品的癖好，这种癖好其实就是他好奇心的一个具体表现。物品被烧毁或损毁令他极其烦恼和沮丧，但火灾同时也提醒人们，有很多事物并非人力可控。杰斐逊耗费了近10年学习法律和从事法律工作。法律这项事业基于一个前提：尽管人是有局限性的，但还是可以构造出一种秩序，让他们可以对世界事务行使权力。沙德维尔的烧毁就是一例：杰斐逊或其他任何人都是有局限性的，不是无所不能的。

几乎所有东西都被烧毁了。杰斐逊猜测被毁掉的图书应该价值200英镑。但这种想法并没有困扰他很久。他在写给约翰·佩吉的信中感慨道：“如果烧毁的只是200英镑的钱币……还真没什么可惜的！”

真正的痛楚源于失去了书籍和法律文件，其中包括为开庭期精心准备好的工作笔记。没有这些笔记，他就不能掌握手头的工作。杰斐逊陷入了绝望，甚至有些躁狂，四处告知亲友沙德维尔失火的消息获取建议和安慰。他在考虑是否需要重新选址修建家园——这对故土观念很强的人来说真是个非凡的想法。

火灾焚毁笔记带给杰斐逊的伤痛让他想起了莎士比亚戏剧《暴风雨》里的普洛斯彼洛，莎翁笔下一位里程碑式的悲剧人物。杰斐逊第一次看到这本书是在父亲的图书馆里，也就是现在被烧毁的这座。他凄凉地影射自己遭受了与剧中人相同的命运：

我们的狂欢已经结束。我们的这些演员，

我曾经告诉过你，原是一群精灵，

他们都已经化为轻烟消散了。

如同这虚无缥缈的幻境，

入云的阁楼，恢宏的宫殿，

庄严的庙堂，甚至地球自身，

以及地球上所有的一切，都将同样消散，

如同这一场幻境，连一点儿烟云的影子都不会留下。

构成我们的材料也就是构成梦幻的材料，我们短暂的一生，

前后都被沉睡包围。

对于杰斐逊这样一位年轻的学者和有抱负的政治家来说，这是一段饱受考验的时间。在温暖的壁炉旁手持红酒，阅读悲剧作品、挖掘其中的哲理、体味精神内核及探索事物的本质并非难事，难的是有能力将脑中的想法转化成内在的感受。托马斯·杰斐逊就具有这种能力：他的头脑、心灵和开放的个性仿佛是一个完整的整体。很多哲学人士生活在抽象地带，总是在争论象征和幻象，能看到全局的读者和思想者很少。站在沙德维尔灰烬上的杰斐逊就在设法放眼全局。

杰斐逊摆脱了火灾所带来的痛楚，准备着手建造蒙蒂塞洛。阳光倾洒在小山山顶。在小山东南坡，杰斐逊打算建一座果园：里面种上梨子、苹果、油桃、石榴和无花果。“生活的不幸没有击倒你，”乔治·威勒在给学生的信中写道，“因此我确信，今后你一定能克服所面临的困难。这次磨难反而让你得到了多方面的锤炼。”威勒还附上了一则古罗马诗人维吉尔的格言：“忍辱求生，寄望将来。”

1769年，杰斐逊在《弗吉尼亚州公报》刊登了一则告示寻找一名逃跑的奴隶，全文如下：

该奴隶从阿尔伯马尔县的主人家中逃跑，

名叫桑迪，是一名黑白混血儿。

约35岁，身材矮小，有点儿肥胖，肤色较浅。

桑迪是鞋匠，

左撇子，可以做点粗浅的木匠活儿，

还懂点儿驯马和骑术。

有酗酒嗜好，喝酒时举止无礼、语言粗鲁；

行为狡猾、无赖。逃跑时骑着一匹伤痕累累的白马，希望他获得应有的处罚。

他还随身带着修鞋的工具，因此可能会重操旧业。

若有发现者请与我联系。

发现者若在本县发现该名奴隶，将获得40先令的报酬；

在弗吉尼亚州其他县发现该名奴隶，将获得4镑的报酬；

在其他州发现该名奴隶，将获得10镑的报酬。

托马斯·杰斐逊

从这个时期开始，直到杰斐逊逝世，历史学家卢西亚·斯坦顿搜集的相关资料证明：托马斯·杰斐逊拥有600多名奴隶，150名是从父亲和岳父那里继承的，20名是自己购买的，其余大多数都是自家庄园家奴的后代。1774~1826年的这段时间，杰斐逊拥有约200名奴隶（最少时165名，最多时225名）。当他跻身于最高权力阶层，身为一名外交家、乔治·华盛顿内阁成员、副总统、总统，赋闲在蒙蒂塞洛、成为美国圣贤时，杰斐逊一直体现着蓄奴者的利益。

比起后来的数十年，在杰斐逊刚刚进入公共事业领域时，他是努力改革奴隶制的。在1769年的下议院，杰斐逊回忆：“我那时提出了一项有关奴隶解放运动的决议，并努力使之通过，但最终遭到了否决。”杰斐逊所说的话里有两个关键词：他正努力使解放运动“获得通过”，这种运动不是广泛的解放运动，并不像90年后亚伯拉罕·林肯那样废除了奴隶制。

对于杰斐逊来说，这是一个权力问题。在1769年第一次议会会议上，他起草了一份议案：将解放运动的控制权从普通法院转移到奴隶主身上，法律将赋予弗吉尼亚奴隶主个人单方解放奴隶的权力。

在杰斐逊的脑海中浮现出，在弗吉尼亚州，他和其他像他这样的人不再受总督和议会的控制；在现有的法律下，由他们来裁决解放运动的请求，这些请求基于他们如何（不是庄园主，而是法官）选择定义“功劳”。杰斐逊请他的表亲，理查德·布兰德带头提议这项立法。议会对此的反应是迅速又坚定的。杰斐逊回忆：“布兰德受到了最无礼的对待。”

此后不久，杰斐逊接手了塞缪尔·豪厄尔诉韦德·尼德兰的案件。整个案件的关键是长期受到关注的种植园阶级问题：混血儿（父母一方为白人、一方为黑人）是否仍被视作奴隶？杰斐逊为自己的代理人塞缪尔·豪厄尔（其母为白人、父亲为黑人）争辩：法律应归还豪厄尔自由，但弗吉尼亚法令规定，豪厄尔应劳役至31岁才可获得自由。

杰斐逊就此进行了一场自然法的辩论，根据相关记录，“人生来自由，这世上的每个人都应该拥有自己的权利和意志”。杰斐逊辩论道，“这就是所谓的个人自由，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权利，因为这对他的生存来说是必要的”。但杰斐逊输掉了这场官司。

在他参与立法和公共生活的不同时刻，杰斐逊谈论和推行的做法最后都不言而喻地归结到奴隶制。豪厄尔案件最终失败了。但法庭上，杰斐逊的无私坦白却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对于杰斐逊来说，废除相关的法令是下几代人的事情了，他有生之年可能看不到了。议会对布兰德的提案及法院对豪厄尔案件的反应不可能不给这样一位如此渴望成功的年轻律师和立法者留下深刻的印象。奴隶制改革尝试的失败带给杰斐逊的打击让他最终退回更加保守的立场。

为了逃避沙德维尔火灾带来的焦虑、审判工作的失败和奴隶逃跑所增添的烦恼，杰斐逊用一种惯常的方式来排解：调情。“我经常愉快地回顾最后几次拜访罗斯维尔府邸所度过的充满哲思的夜晚，”这是他写给好友及同学约翰·佩吉的夫人信中的一段，“我喜欢从事物中寻找哲理，形式乏味的事物也一样。尽管如此，我不得不承认当我亲吻戴着红宝石戒指的纤纤玉指时，那感觉实在销魂。”提到另一位正在恋爱中的朋友，杰斐逊说道：“亲爱的女士，我并不是建议他放弃这段感情。相反，我很支持他，因为我太震惊。”

杰斐逊似乎也陷入了一场恋爱。

[8]1蒲式耳≈35.238升。——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