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序(2)

有自己的父亲作为榜样，他很早就立志要扮演大家长的角色，并且乐于承担随之而来的责任。他是个人自由主义理想的先行者，是路易斯安那购地案的决策人，是刘易斯和克拉克远征队的派遣者，是美国西进运动的先驱。为了制衡权力和联邦军队的影响，他领导了这个新生共和国的第一次民主运动。而至关重要的或许是他赋予这个国家“美国人不断进步”的理念——一种明天会比今天和昨天更加美好的精神。自此以后，美国最伟大的政治家都会因为构筑了“美好前程指日可待”这一杰斐逊式的愿景而飞黄腾达。

杰斐逊的人生经历之所以引人入胜，某种程度上还在于，在面对极端的政党偏见、经济不确定性以及外来威胁时，他总有办法坚持下来，而且多半还能占据上风。杰斐逊的政治领导力颇具启发性，他为我们树立了一个榜样。作为总统，他可以在两个不同的层面上运筹帷幄：一方面，营造未来会更好的希望；另一方面，运用政治的灵活性和技巧，最大限度地把理想转化为现实。

他通常被视为美国的缔造者和设计师：一位能清晰描述国家未来的人，但也是一个不切实际的梦想家。虽然杰斐逊曾写过不少振奋人心的经典语录，他的诸多理念也广为流传，然而，杰斐逊并没有因此而止步不前。他是一位建造者，一名斗士。在担任总统期间，他曾说过，“现实性优先于纯理论”，而且，“现实性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被统治者的习惯决定的”。

杰斐逊为了最伟大的事业而战斗，然而他却很少关注被迫害者和被奴役者的公平与正义。最终，对所有的争论、分歧、学术研究以及研讨会而言，关于杰斐逊大概也只有一件事是毫无争议的：这个生活和工作于1743~1826年的人同绝大多数凡人一样，会被激情、偏见、骄傲、爱情、抱负、希望和恐惧所左右。在接下来的几章，我要做的就是让人们重新意识到，杰斐逊——那个谋求公职、为新时代定义了人权、探索不断拓展的科学和哲学前沿领域的人，那个爱女人、养奴隶、参与缔造了一个国家的人——也是一个凡人。

他不属于我们这个时代，有其自身的历史背景，是18~19世纪的背景下所塑造出的人物。因此，必须将他放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看待。诚然，他所关注的诸多方面具有普遍性，这也是客观事实。他独特的人生经历具有深远影响。

全世界，或者说这个世界上大多数人都深知，杰斐逊是一位魅力非凡、卓越高雅的人。无论是谁，哪怕你是碰巧出现在他面前，他都会不遗余力地利用这片刻时光展现他的魅力。无论男女，他都会调侃打趣，让你对他产生好感。“被喜爱是一件令人陶醉的事，”他对他的孙辈讲，“获得人们喜爱的方法就是：不要同人争吵，也不要发脾气。”他厌恶面对面的争辩，更喜欢圆融地化解言谈中的冲突与不快，这让一些人以为杰斐逊同他们的观点一致，但事实上，他只是在竭力避免冲突而已。正是由于他对一团和气如此痴迷，一些人将他的有所保留误解为表里不一，他也因此付出了代价。

然而，女士们却对他青睐有加。受华盛顿民主共和党《国民通讯员报》的发行人塞缪尔·哈里森·史密斯的邀请，杰斐逊造访了史密斯家。在会客厅，他同女主人、史密斯的妻子、作家玛格丽特仅仅独处了几分钟。起初，这位出身于联邦党人家庭的史密斯太太并不了解杰斐逊为何方神圣，但她发觉自己“有些被这位访客高贵稳重的气质所震慑”。然而，这种“战栗的感觉”只是一瞬间的体验。就座后，这位陌生的造访者“举手投足安然自若，还漫不经心地把胳膊搁在他座位旁的桌子上，他转过来对着我，神情流露出关爱，声音柔和，举止优雅，宛若女性一般”。他还有“唤醒别人”的天赋，“开始会聊点儿日常生活的话题，”史密斯太太说道，“我还没反应过来，就已经开始在观察这个人了，相当有趣。”

杰斐逊的非凡魅力让她不由自主讲了一些她原本不打算讲的事，她也不明白为什么。“他的言行、神情都散发出一种气质，瞬间就能让我敞开心扉。”这位到访者有些许的控制欲。“我发觉自己可以很坦诚地告诉他，我喜欢什么、讨厌什么，”史密斯太太说，“我并不了解他，但他饶有兴趣地听我说些家长里短，让我感到安然自在；他神情举止温和友善、抚慰人心，甚至让我忘了他不是我的朋友。”

就在这时，客厅的门开了，史密斯先生走了进来。一听到这位到访者就是“杰斐逊先生”时，史密斯太太立刻变得异常兴奋，同时也觉得颇为尴尬。“我感到脸颊一阵灼热，心跳急剧加速，在他离开之前，我没敢再多说一句话。”她被杰斐逊的公众形象和他本人之间的巨大差异所迷惑。“难道这就是我平日里听到的、被联邦党人大肆抨击的那个激进的民主主义者？那个粗鄙的蛊惑民心的政客？那个狂妄的无神论者？那个生活放荡的男人？”她不禁问道，“眼前的这个男人优雅谦恭，举手投足透露着高贵，声音柔和谦卑，面容和善而不乏智慧，难道他就是那个胆识过人的一党之首？那个和平生活的破坏者？那个所有阶层的公敌？”在起身离开的时候，杰斐逊“真诚地跟我们握手道别……以一种再平常不过的方式说道：‘我是您二位的朋友。’”

杰斐逊敏锐的感官不仅局限于欣赏艺术的优美、音乐的力量和自然的瑰丽。他曾追求过两个女人，而后他的妻子带给了他十多年的幸福生活，而妻子的亡故让他一蹶不振，他变得冷漠麻木，悲恸地徘徊在蒙蒂塞洛的树林中，甚至想到了自杀。

妻子临终前，杰斐逊曾许下诺言，有生之年绝不再娶。而他也信守诺言，不过他确曾与一个女人——美丽（但已婚）的玛丽亚·科斯韦——有过一段情。最终，杰斐逊还是同帮他打理蒙蒂塞洛庄园的萨莉·海明斯维持了长达数十年的关系，而萨莉·海明斯是他亡妻的黑人奴仆，更是她同父异母的妹妹。他们生育了6个子女（其中两个夭折），而这引发了长达两个世纪的猜想：这段风流韵事的实质是爱情，是权力，还是兼而有之？如果是兼而有之，那么到底有几分真情，又有几分不得已？杰斐逊跟萨莉·海明斯的关系大约始于1787年，一直持续到1826年杰斐逊去世，前后将近40年。

美国的建国堪称传奇——当然，你也可以把它拆解为17世纪詹姆斯敦和普利茅斯的故事和18世纪的革命故事，这种传奇的力量之大，让人难以预测后来在这片国土上真实发生的故事。两个半世纪以来，我们习惯性地将历史看作一系列必然事件，这一系列事件最终导致不可避免的结局。然而，以美国的经验为例，没有什么是命中注定的。如果将其视为一场精心设计的行动，让英国人的邪恶帝国和高贵的美国人对抗，那这种看法对英美双方都不公平，因为它不但以漫画的方式挖苦了英国人，而且也低估了杰斐逊和他的同僚们在选择妥协还是背叛时面临的复杂局势。

毕竟，大部分美国人都是英国人的后裔，因此独立革命前数十年的美国文化都对君主政体恭敬有余，甚至达到拥护的程度。杰斐逊的美国先祖及其同辈们生活的环境使民众习惯于身为大英帝国的成员。对于英王乔治三世的憎恨标志着革命进入活跃期，但许多美国人对此并不习惯，对他们来说，这只是个特例。

杰斐逊生活和工作在一个一切都是未知的年代。他知道，也能感觉到，美国的敌人无处不在。最强大的敌人是英国，不仅在争取独立的战争期间。我并不想以传统的方式回顾独立战争，比如从1775年在列克星敦和康科德爆发武装斗争开始，到1781年英军在约克镇败北结束，我想做的是谈一谈杰斐逊的看法，这样也许更有启发性。在杰斐逊看来，与大英帝国的抗争及其对美国人生活的影响从1764年就开始了，直到“1812年战争”中美军的新奥尔良大捷、1815年签订《根特条约》，抗争方才结束。

通过讲述杰斐逊怎样看待这场斗争——至少是他不为人知的经历——不难看出，杰斐逊生活和担任总统的年代属于“50年战争”时期。这场战争时而紧迫、时而缓和，但一直在推进，并以不同的形式呈现。1775~1783年和1812~1815年，对抗发生在传统战场上，也有以支持者代理人与英国和印第安人结盟的形式进行的对抗，还有商业打击和反击。需要担心的是加拿大新斯科舍或英国西部顽固势力（独立战争后，拒绝投降的顽固势力）借助英国军事运动对美国进行政治入侵。还有对新英格兰和纽约分离主义情绪的忧虑，以及对美国政府与社会中君主政治复苏的恐惧。

与英国的持续冲突犹如一面三棱镜，可以透过它解读美国国内外发生的任何政治事件。即使与英国有潜在的盟友关系，那也是为了与法国对抗，是国家利益的权衡，并非出自对英国人的喜爱。杰斐逊不信任曾经的宗主国，以及那些幻想维护，甚至依赖君主政体及其外在光环的美国人，这些外在光环包括贵族出身、世袭爵位、永久的立法机关、常备军、庞大的海军机构及中央集权财政体系等。一旦觉察到有可能发生上述情况时，他会立刻本能而迅捷地做出反应，以免革命工作和制宪会议陷于险境。大英帝国的海军力量如此强大，而其官员和军队又近在咫尺，这一切都使他忧心忡忡。

从杰斐逊当选总统至1809年卸任，在两届总统任期内——尤其是1783年在签署标志着独立战争结束的《巴黎和约》期间，面对诸多可能性，难道他都表现得过分偏执，像个妄想狂吗？或许吧。难道他在不遗余力地散播阴谋论么？是的！妄想狂有时会臆造出假想敌，而阴谋也只有在实施的过程中流产才变得荒唐可笑。杰斐逊对“君主复辟”怀着深深的不安与焦虑，因为在他看来，“君主复辟”只不过是恢复大英帝国影响的一个代名词而已。而且“君主复辟”也是对美国人谋求与众不同的自治事业的终结。幸运的是，杰斐逊的这种不安和焦虑被极少数人消除了，其中就包括乔治·华盛顿。在一个间谍活动猖獗、恐怖事件频发的革命年代，美利坚合众国可能会遭受多舛的命运，正如其他共和国所遭遇的那样。由此来看，杰斐逊凭借敏锐直觉将英国视为宿敌不足为奇，但我们有必要深入了解。杰斐逊认为自己已陷入一场持久战，如果我们能够了解他是怎样一个人，生活于他而言意味着什么，那么，我们就必须用他的视角看待这个世界，而不是按照我们所理解的。

在杰斐逊看来，美国没有安全可言，独立革命的胜利仅仅标志着这场浩大、长达半世纪的战争中一次战役的结束。从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财政计划到约翰·亚当斯的亲英立场，这些新英格兰的敌意明显对他的总统任期构成了威胁，他认为英国会威胁民主共和主义，他对政治生活正是放在这一历史背景下考量的。回顾历史，在对待英国的问题上，杰斐逊似乎是多虑了——对于经历过那些岁月且承受过同样压力的人来说——但这些焦虑对他而言是不容回避的。

杰斐逊渴望伟大，那个时代的这幕大戏为他提供了一个舞台，而他也从未真正离开过。1803年，在他给威廉与玛丽学院的校友、革命同僚约翰·佩吉（佩吉是杰斐逊总统任期时的弗吉尼亚州州长）的信中写道：“时代剥夺了我们选择自由的权利，从而抽空了我们对学习的激情和宁静，然而时代为我们撒播下了一颗种子，孕育一个公平政府、一个崭新的世界，而这将开创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因此，处在这个时代的人都应该义不容辞地放弃自己的追求，肩负起这个时代的重任。”

他退休后归隐蒙蒂塞洛，回首以往的岁月、战争的阴霾、艰难险阻以及不屈的抗争，他自认尽职尽责。他向一位来访者谈起：“当我将步入人生的大道时，面对国家当时的处境，每一个忠诚的人都会竭尽全力。”杰斐逊曾说过，独立革命不过是一场“大胆和未能确定的选举……对我们国家而言，要么投降，要么战争”，他别无选择。

理解杰斐逊的起点不在康拉德–麦克蒙，不在总统府邸，甚至不在位于山丘上的他心爱的蒙蒂塞洛庄园。在蒙蒂塞洛庄园之前，杰斐逊拥有另一座位于弗吉尼亚西南树林中的庄园。寻找托马斯·杰斐逊应该从那里开始，它位于詹姆斯河支流里瓦纳河两岸，是一座已经销声匿迹，被称为沙德维尔的庄园。

[1]1英尺≈0.305米。——编者注

[2]联邦党：美国共和党的前身。——译者注

[3]民主共和党：美国民主党的前身，由托马斯·杰斐逊和詹姆斯·麦迪逊于18世纪70年代创立。1752年，托马斯·杰斐逊的父亲彼得·杰斐逊公布了和测量员约书亚·弗莱合作的成果：为弗吉尼亚州划定边界，并绘制了一张该殖民地的地图。——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