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革命的根源(1)

服从宗主国是我们的职责，这一由来已久的信念局限了我们的思维，使它变得狭隘。

——托马斯·杰斐逊

对于杰斐逊来说，政治是无处不在的，就好像每天呼吸的空气一样。杰斐逊曾为自己写下这样的日记：“我们要比敌人活得更长久。”在备忘录的同一页上，记录着他派人去伦敦为奴仆朱庇特购买夏装，还有给自己做背心的鲜红布料，此外还有一句警句：“不自由，毋宁死。”

让我们跟随杰斐逊回到18世纪60~70年代初，去看看美国独立战争的形成及其原因。自由的定义及代议制政府的性质——基本的人权问题——在美国引起了像杰斐逊这样年轻人的注意。在那几十年里，伦敦掌控着美国的殖民地。英国《航海条例》控制着贸易运输；费城的商人或阿尔伯马尔县的农夫都受制于当时的经济体制，没有政治发言权；英国总督可以召集如弗吉尼亚下议院这样的殖民地议会，也可以否决任何立法，并有权随意解散会议；北美直接选出的英国代表没有资格参加英国议会。

在杰斐逊成长的年代，这些争端的范围和重要性逐渐扩大。1754年，杰斐逊还不满12岁，纽约举行了奥尔巴尼会议。在会议上，北美殖民地居民制订了一个提案，即大众熟知的“奥尔巴尼联盟计划”，目的是要建立一个联邦皇家总督管理下的庞大自治省。计划的起草人本杰明·富兰克林特别指出：因为北美殖民地居民认为计划太专制，而英国方面又认为它太民主，计划最后流产了。

当杰斐逊14岁时，他得到了父亲留给他的波·德·索尔亚斯·拉平的《英格兰史》，一本揭示了美国革命根源的书，因为美国18~19世纪的历史与英国17世纪的历史密不可分。

因为大多数美国人都来自英国各地，他们大多也熟悉英国历史，这些人明白政治生活就是与统治阶级不断做抗争以维护个人的自由。

受到英国政治家、博林布鲁克子爵亨利·圣约翰的影响，杰斐逊认为历史是“哲学教学的实例”。因此，历史是极其重要的，可能在任何时间任何一代重新上演。哪里有暴政，哪里就会有不惜一切代价的反抗。

拉平的历史书于1723年首次出版，这本书里讲述了英国的历史故事（英国人民对暴政进行的反抗，如今在美国再度重演），其中包括君主政权与（相对来说）人民主权之间的抗争：辉格党倾向于议会及人民，托利党则倾向于国王。杰斐逊对此进行了严肃、认真的思考，之后他得出结论：任何社会都会分裂成相互对立的两个阵营。

英国内战、王朝复辟及光荣革命影响了美国人对生活和政治的看法。在拉平、博林布鲁克和其他人的著作中，历史被描写成少数派与多数派之间的博弈。在17世纪的英国，民众起来反抗斯图亚特王朝国王的专治暴政，其中不乏贵族，引起了骚乱。奥利佛·克伦威尔为首的当权的共和国将查理一世送上了断头台，斯图亚特王朝之后复辟（这引起了更多政治和宗教的斗争），最后于1688年爆发了光荣革命，迎立玛丽和其夫荷兰执政奥兰治亲王威廉为英国女王和国王，确立了君主立宪制。坐上王位的一个条件是：威廉和玛丽支持通过《权利法案》，限制君主滥用个人和议会的权力。通过1689~1701年出台的宪法条款，英格兰建立了新秩序并限定君权，从而保护自由。

与杰斐逊同时代的美国人被笼罩在这样一种气氛中：17世纪宗主国因暴政曾引起了民众及贵族的抗争。安全只存在于混合政府，行政机构对英国来说就是君主，应该由上下议院组成的两院制立法机构制衡（独立的司法系统也起到了关键作用）。美国人想要的是一种互相制衡的体制，他们开战要反抗的是缺乏公平和民主的政府。

由于自己的出身和所受的教育，杰斐逊支持美国进行抗争。彼得·杰斐逊图书馆收藏了拉平所著的多卷《英格兰史》，体现了祖辈们的世界观，而托马斯·杰斐逊将把这种世界观推向大西洋世界的中心。早期杰斐逊传记的作者亨利·兰德尔在书中描述杰斐逊是“坚定的辉格派，他遵循某种民主的（取‘民主’一词广为人知的含义）概念和准则，并将其传给子孙”。

更为稀奇的是，托马斯·杰斐逊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更为深入的研究和探讨。他阅读了塔西佗的《日耳曼尼亚志》，并成为该书理论的追随者。该书阐述了英格兰起初是由热爱自由的撒克逊人迁移建立的，这群热爱自由的人不甘于“征服者”威廉的君主制封建势力的压迫。根据这一观点，美国人是撒克逊个人自由传统的继承者，只是这个传统长期受到压制。

杰斐逊和他的革命同僚站在相同立场，他们1775年领导了独立战争，1776年发表了《独立宣言》，这样做的部分原因是身为英国后裔却享受不到与英国居民相同的权利。在1764~1774年的10年间，也就是在抗税运动和革命前夕，杰斐逊和志同道合的人们保卫个人自由不受侵害，并反抗将光荣革命成果据为己有的英国代表。每一项来自伦敦的提案、每一项税收、每一个帝国权威的标志，都唤起美国人对暴政的恐惧，因为这些17世纪的提案、税收和皇权表现已经引发了内战和复辟时期的宗主国国内的暴政。

随着同法国与印第安战争（也被称为“七年战争”或“帝国伟大战争”）的结束，英国有关税收和代表权的争论获得了新的力量，当然，这其实是有关自由和管理权的争论。

战争争端于1759年在亚伯拉罕平原结束，然而结盟的法国与印第安一方和英国与美国的另一方在新旧世界又展开了一场有关金钱和权利的冷战。

帝国的花销是巨大的，“七年战争”结束后，伦敦统治的帝国疆土庞大得惊人。简言之，伦敦需要大量资金，所以认为北美殖民地应该承担更多英国领土的维护费用。有约一万英军驻守在北美，这就意味着普遍的威胁，军队既可以解放和保护，也可以攻占和征服。

英国殖民当局如今更加深入美国人的生活，影响着他们的命运。美国人谨慎地观察到这一切，担心专制近在咫尺。英国同法国与印第安战争之前，英国殖民当局并没有下令禁止北美人民到阿巴拉契亚山以西开荒；战后，俄亥俄山谷地区印第安部落起义反抗英国驻军，这之后，英国议会赋予国王随意处置阿巴拉契亚山以西土地的权力，此举尤其损害了弗吉尼亚土地投机家和南方种植园主的利益。战前，英国议会并没有很严格地执行《航海条例》管制贸易；战后，为了减少发生在美洲殖民地的走私活动，英国议会制定了“协助收缴走私物品令”，允许政府登上并搜查殖民地船只，此举尤其激怒了波士顿民众。

美国南部和西部民众因土地和印第安人感到愤怒，东北部民众因“协助收缴走私物品令”而感到担忧。1764年颁布的《食糖法》激怒了整个殖民地民众，其中包含了严格执行此法案的相关机构。尽管该法案实际上降低了糖浆的税收，但在其他物品上增收了关税（包括马德拉白葡萄酒，年轻的杰斐逊最钟爱的一种酒）。《食糖法》还试图在“七年战争”后建立一个原则和开创一个先例，用法律语言来描述的话，即“在大英帝国下辖的美洲地区提高税收是正当且必要的”。

1764年3月9日星期五，殖民当局下议院，英国首相乔治·格伦维尔，一位在1763~1765年担任英国政府首脑的辉格党派政治家，继宣布《食糖法》后，又提出了在殖民地实行《印花税法案》（规定凡殖民地的商业契约、广告、执照及新闻纸类甚至毕业证书都要缴纳印花税）。格伦维尔告诉下议院，他期望国会对辖地领土拥有绝对的主权和控制力，提高或征收任何税收，不希望遭到争议。

然而，争议是存在的，而且必然存在。美国民众都在争先恐后地阅读马萨诸塞州詹姆斯·奥蒂斯律师撰写的《英格兰殖民地宣称的和证实的权利》一书，这本1776年的小册子与托马斯·潘恩所著的《常识》类似，为美国提供了令人信服的理由。

1764年秋，奥蒂斯的观点在殖民地广为流传。这时，在威廉斯堡，乔治·威勒向下议院起草了一份抗议税收的请愿书。有些议员认为该请愿书言辞过于激烈，甚至有不忠之嫌，所以向威勒这个杰斐逊最亲近、最崇拜的人暗示，这一断然的看法可能会导致战争。

1764年弗吉尼亚决议总结了反英立场的精髓，并将其呈送给了英王及议会：“不经殖民地同意，不得擅自征税；非合法选定代表不得擅自征税。”弗吉尼亚决议在伦敦并未产生任何影响，英议会甚至没有仔细考虑过这一决议。《印花税法案》于1765年3月22日星期五通过。

遭遇戏剧性尴尬结局的弗吉尼亚决议风波是杰斐逊第一次亲历的政治争端。弗吉尼亚关于如何应对《印花税法案》的争论包罗万象：情绪化的言辞、帝国的压力、代际划分以及立法手段。

在这个利害攸关的时刻，将这些原则和想法改善并应用于现实世界，这其中就包含了最初的政治和人类的谋略。对于这场斗争来说，这正是一个完美的试验场所，而这场斗争又与杰斐逊息息相关。

弗吉尼亚下议院大多数成员想采取反对议会权力主张的立场。但美洲人究竟能将殖民地及个人的辉格党解释权利推行多远？1765年3月30日星期三，帕特里克·亨利在下议院慷慨陈词地抨击英国暴政的演说，引起了杰斐逊的关注。在1765年的关头，甚至对于帕特里克·亨利这样的激进人士来说，想向大英帝国宣传也是不切实际的。

下议院春季会议已进入晚期。许多议员已经离开威廉斯堡回家了。杰斐逊后来回忆道：“我那时还是个学生。”而当时，杰斐逊则在一旁观察他们的举动。共有7个人进行了反《印花税法案》决议的发言。在发言中，帕特里克·亨利，这名自学成为律师的人正在慷慨激昂地陈述自己大胆的举措。而杰斐逊第一次见到他是在纳撒尼尔·丹德里奇的府邸。

杰斐逊站在下议院门旁，惊奇地聆听亨利的演讲：实在是振聋发聩！哪里有暴政，哪里就会有不惜一切代价的反抗。根据留存下来唯一一份当时的会议记录，亨利激昂地讲道：“有塔克文和恺撒就有布鲁图，有查理一世就有克伦威尔，有乔治三世就有亨利！毫无疑问，一定会有可敬的美国人为祖国的荣誉而肝脑涂地！”杰斐逊听得热血沸腾，这样评价亨利：“他的讲演如荷马史诗般具有感染力，雄浑有力。”

一位和杰斐逊一同在场的法国旅游者记录道，当下议院议长听到亨利援引布鲁图和克伦威尔时，冲着亨利叫喊着“大逆不道”！

亨利让步了。根据这位法国旁观者的记述，亨利说道：“那么我请求各位的原谅，我会效忠英王乔治三世陛下，直至最后一滴血，但我之所以这样做，完全为的是保护祖国奄奄一息的自由精神。”

对于亨利的决议，下议院分裂成两派，彼此的对抗进入白热化阶段。杰斐逊形容现场“十分血腥”。有关审议的记录十分有限，但亨利的演说大致如此。显然，“第五号决议”的框架是亨利提出的：

弗吉尼亚议会表决通过，只有议会拥有对该地区征税的权利和权限，试图将此权利和权限授予上述议会外的其他人员的行为将被视为破坏英国及美国的自由。

然而，佩顿·伦道夫等人想暂时采取更温和的立场，但亨利激进的“第五号决议”竟以十分微弱的20票对19票通过了！伦道夫得知结果后说道：“我的上帝，我宁愿花500基尼买一张选票。”如果再有一张反对票就会成平局，而议会发言人约翰·罗宾逊应该会投反对票，让“第五号决议”搁浅。

然而，激进派赢得了胜利。针对伦敦的相关会议记录并没有烦扰到温和派，真正让他们感到不安的是失去了对局势的掌控。帕特里克·亨利已经建立起了成功的基石。

夜幕降临威廉斯堡，亨利离开了首府。他获胜了，或许他是这么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