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革命的根源(2)
第二天早晨——1765年5月31日星期五，杰斐逊迫不及待地返回下议院。昨天的激战深深地吸引着他，他早早抵达了会议厅。然而他发现了更早到来的另一位伦道夫表兄——彼得·伦道夫，他已经开始工作了。伦道夫正在查阅下议院的记录，想找到在议会会议期间如果议员发生分歧时应该如何处理的先例：他想要以此为借口废除“第五号决议”，击败亨利，重新夺回下议院的控制权。
于是，杰斐逊无意中成了有人要推翻前一日决议结果的见证人。约一个小时后，下议院又重议了该项决议，并撤销了前一日的决定。亨利的离开留给了对手可乘之机。虽然有关下议院5月31日《印花税法案》的重议结果静静地躺在记录本里，但这场内讧的惊心动魄却让人心有余悸。总督弗朗西斯·费尔法克斯在写给商务部的信中将它形容为“下议院一个小小的修改”——想必是因为亨利的离开——“有人想要攻击他人的决议……‘第五号决议’是最具冒犯性的，因此予以撤销。”
这件事引发了杰斐逊的思考：亨利究竟该被视为伟大民主的自由捍卫者，还是精英管理阶层的瘟疫？杰斐逊认为应该永不放弃政治斗争，也不回避使用任何手段获得胜利。仅仅22岁生日的6个星期后，杰斐逊就进入弗吉尼亚下议院这个权力错综复杂的地方开始了实习工作。这个星期四，亨利荷马史诗风格般的演讲振聋发聩，唤起他内心对辉煌自由的渴望，并让他断定交予国会任何控制弗吉尼亚和其他殖民地区的权力都无异于“摧毁美国的自由”。
于是星期五，他就亲眼看到了前一天落败的温和派抓住机遇，灵活机变地反败为胜。决不放弃，亨利的政敌既警觉又足智多谋，趁亨利离开之机，查阅记录寻找先例，为扳回败局找到了堂皇却确凿的理由。选择适当的手段也同等重要（在这种情况下，选择了立法程序），这样才能具备充足的能力获得期望的结果。在此后的岁月里，杰斐逊无论何时都能抓住意外的政治机遇而扭转乾坤，全是拜这次经历所赐。在威廉斯堡的5月末，他亲身经历了整个内讧夺权事件。
福基尔也感觉到局势在发生着变化。在随后的星期二，1765年6月4日，福基尔举办了一年一度的诞辰晚宴，借此向乔治三世致敬，这是威廉斯堡一大壮观场景。然而今年却盛况不再。“去那里本想能看到不少显贵，”一个无名的法国旅行者写道，“但让我失望的是那里总共就没多少人。在晚餐前我便索然离去了。”
因《印花税法案》下议院展开的内讧夺权事件，是杰斐逊亲身经历的第一个重大公共事件，他十分珍惜这次经历，从中懂得了精心的谋划可以反转乾坤、转败为胜。他知道精心的谋划不仅需要头脑，还需要安定从容的说服力。
里瓦纳河段不可通航，船只无法将满载的粮食从阿尔伯马尔县运到集市上。登上一条小舟，杰斐逊开始寻找可以运输的航线。
杰斐逊和朋友玛格丽特·贝亚德·史密斯沿着河岸划行，河边的景色“自然又美妙”。杰斐逊发现移除弥尔顿瀑布下的岩石可以改变里瓦纳河的流向，这样满载粮食的船只就可以通行到集市。除了个人出资，杰斐逊还成功地募集到散户资金实行这个计划。1765年10月，殖民议会赞扬杰斐逊做了一项“值得称赞的、有益的”工作，并授权其“清理詹姆士河段的瀑布、奇克哈默尼河段及詹姆士北部支流”。
杰斐逊兴奋不已。他效仿父亲留下的传统，在杂乱中创造了秩序。他所做的不是一件默默无闻的小事，还因此受到了肯定和嘉奖。
对于杰斐逊来说，威廉斯堡《印花税法案》斗争的11年间，里瓦纳河段通航工作及1776年费城《独立宣言》，是他走向稳定成熟的阶段，无论是在智力、政治还是情感上。像大多数美国人一样，他曾经并不是一个革命者。从忠诚的拥护者转变为革命者，这揭示了杰斐逊不仅是个实用主义者，同样也是理想主义者。他明白，利用哲学和历史创造情感诉求影响公众情绪是很重要的。
杰斐逊已具备非凡的领导能力，这意味着他懂得了怎样把复杂的事物提炼成易于理解的信息，从而传播到更广阔的世界，而且深入人心。1776年，杰斐逊帮助一个马里兰出版商，威廉·林德在威廉斯堡创办《弗吉尼亚州公报》，来制衡约瑟夫·罗伊尔、约翰·迪克逊和亚历山大·珀迪把控的报业。“直到革命斗争的初期，”杰斐逊回忆道，“我们都没有一家自己的报刊，所有的报刊都是政府控制的。如果我们没有公众的支持，就不能够发出自己的声音制衡政府的言论。”
杰斐逊着迷于御人之术，他不仅从书本上学习政治艺术，还在威廉斯堡和阿尔伯马尔县的具体工作中进行实践。他不善于公众演讲，但崇拜像帕特里克·亨利这样的天才演说家。沙德维尔对于来往威廉斯堡的各色行者来说，是个便利的落脚点。这些行者当中就包括切罗基族首领奥塔斯特，他1762年横渡大西洋是为参见乔治三世而来。“那是个月圆之夜，”杰斐逊回忆道，“渡轮上的奥塔斯特似乎在为此番航行进行祈祷，同时也祝福远在故乡的家人一切安好。他声音洪亮清晰，行动活跃，围坐在炉火旁的随从沉默不语。尽管我听不懂他的言语，但感受得到空气中弥漫着敬慕的气息。”
说到语言表达能力，杰斐逊知道他绝不可能与这样的人相媲美。正因为洞见了这一事实，他着重培养自己感化他人的能力。他深入研究了审议机构的套路，学习如何快速写出得体而又有说服力的信件，这在革命期间尤为重要。
杰斐逊专注于与他人愉悦沟通的微妙技巧，首要的是善于赞美他人，还要仔细聆听他人的愿景和观点。政治家经常说得太多，听得太少，这反而会弄巧成拙，因为太多例子证明：赢得朋友不是靠说服他们你的观点多正确，而是凭借你是否关心他们所想。每个人都愿意相信自己的言语令人着迷、富于启发性，甚至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最好的政客能够营造一种印象，就像阿比盖尔·亚当斯所形容的杰斐逊那样：让每个与他打交道的人都感到自己很独特。
杰斐逊的孙子这样描述祖父的人际交流策略：“他掌控谈话的能力超群，总是不动声色地将话题转向对方最擅长的领域，无论对方是劳动者、机修工或是其他职业人员。”
这样的习惯获取的不仅仅是信息。亨利·兰德尔讲述了这样一则故事。“一位受老式教育、既智慧又高贵的弗吉尼亚女士”经常在家款待杰斐逊。兰德尔记录道：“这位女士四处夸耀杰斐逊对自己的拿手菜很感兴趣，总是询问菜肴的具体做法。”尽管她怀疑杰斐逊的赞美甚至吹捧是出于礼貌，但她仍旧享受杰斐逊诚恳聆听她讲解的态度。“我知道这多半是想讨好我，”她承认道，“但他对菜肴真的很有鉴别力，这点是毫无疑问的，他不会放弃任何值得学习的东西。”不仅对这位女士，还有许多其他人，杰斐逊都可以从容应对。
1765年秋是一段令杰斐极其陶醉的日子。这年7月，他的妹妹玛莎和他的朋友达布尼·卡尔步入婚姻的殿堂，他们的结合让杰斐逊喜出望外。卡尔在古奇兰县一个名为春天森林的地方开办了一家客栈，是杰斐逊往返威廉斯堡的必经之地。
年轻、聪明的杰斐逊不仅在威廉斯堡很受老师的青睐，还在弗吉尼亚贵族社交圈备受欢迎。杰斐逊已渐渐走出丽贝卡·伯韦尔留给他失恋的阴影，发现这世界幸福远多于悲伤。
1765年10月1日星期二，他的大姐珍离开了人世。父亲的离世及伯韦尔带给他失恋的阴影又淹没了他的心。他痛苦地领悟到生命的脆弱。
珍是杰斐逊挚爱的姐姐。1765年这个灰暗、悲伤的秋天，他沉浸在痛苦里无法自拔。新年的悄悄临近，也没能给杰斐逊带来一丝喜悦，他仍陷在失去至亲的悲恸之中。他的玄孙这样写道：“失去这样一位知己姐姐，杰斐逊的心底留下了一道永不可弥合的伤口。”引用英国诗人威廉·申斯通作品中的诗句：一个作家通常具有悲悯、忧伤的天性和离群索居的品性。杰斐逊用拉丁文写了一段墓志铭悼念亡姐，将其翻译出来是：
啊，珍，你是最美好的姑娘。
啊，在青春绽放的最美时刻你悄然离去。
与你偶然邂逅，留下了许多美丽的记忆。
别了，永远别离。
1766年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珍离世约6个月后，杰斐逊开始了园艺记录，零零散散地记录了花朵和蔬菜的生长和凋落。他内心渴望着春天。1766年3月30日星期日，他这样记录道：“紫色的风信子开始吐蕊了。”4月6日，他又写下：“水仙和紫草也开始绽放了。”紫草又名血根草，存活期很短。一星期后，在他生日那天，“紫草凋谢了。”
杰斐逊仍旧沉浸在缅怀珍的悲伤里，对于留在家中还是远游难以抉择。数星期后，他计划去北方短途旅行。这是他第一次去弗吉尼亚之外的地方旅行，这次旅行预示着他今后的命运：他能用冷静的外表掩饰自己内心的焦虑，以及渴望融入世界政治舞台。杰斐逊于1766年春启程，他总是不忘防治和控制疾病，于是途中在费城逗留数日，前去看望威廉·希彭医生，并接种了天花疫苗。杰斐逊继续前往纽约，拜访了一位美国的精英朋友，食宿安排在朋友家里。在这位朋友家，他结识了马萨诸塞州的埃尔布里奇·格里——未来的革命战友和同盟伙伴。
这是一次危险之旅。行程的第一天，杰斐逊就被突然发足狂奔的马甩下去两次，“我的脖子都差点摔断了”。第二天又遭遇到了暴雨，可路上一个躲雨的地方也找不到。第三天，他涉渡一条溪流，差点被出乎意料的大水淹没。有生之年第一次，他的周围全都是陌生人，“连一张熟悉的面孔都找不到”。
杰斐逊在安纳波利斯逗留了几日，那里的景色极其优美，房屋也比威廉斯堡的优质很多。杰斐逊不自觉地被吸引到了马里兰殖民议会。他这样描述道：不知为何，这里的议会厅十分窄小；立法委员工作能力有限，多在做一些琐碎的事情。无论这里的设施或是委员的工作态度都没给杰斐逊留下深刻的印象。
他对马里兰议会的同事嗤之以鼻，在写给约翰·佩吉的信里说道：“当我靠近时，惊奇地发现会议现场一片嘈杂，就好像弗吉尼亚庄园主在开公开会议一样。”他注意到那里的发言人都戴着黄色的假发，这在年轻的弗吉尼亚人看来“一点儿发言人的架势都没有”。对议会的详细分析说明杰斐逊强烈的领导欲望。这对杰斐逊来说是很自然的，如今他是作为威廉斯堡的一名成员讲述邻近殖民地议员留给他的印象。相比之下，这里会场内精神高涨，声势浩大：“我要给你描述一下这里废除《印花税法案》后的欣喜气氛，不过你应该会在接到我的信之前就得知这个消息了。”
英国国会撤销了《印花税法案》，然而也意有所指地在1766年的《宣示法案》中声明，国会对殖民地拥有合法权力，“无论是何种事务”。对于杰斐逊来说，《印花税法案》的故事始于下议院的会议厅，终结于他第一次亲身体验这场以反对印花税为中心的群众运动的旅程中，这时殖民抗议的活动范围已远远超出了威廉斯堡和弗吉尼亚。在马里兰海岸人们为胜利举办的庆典及人群迸发出的欢快笑声中，美国作为一个国家的概念开始在杰斐逊的心中萌发。
杰斐逊师从乔治·威勒学习法律。1767年，杰斐逊获取了律师资格，在弗吉尼亚常设法院当了一名律师。他与母亲同住在沙德维尔，但经常外出。接手的案件使他经常穿梭在斯汤顿和温彻斯特法院之间。7月上旬，他收到了姐姐玛莎写给他的花园记录，告诉他：在栽种71天后，家里的康乃馨开花了。他对实用性的农场和观赏性的花园同样感兴趣。1767年11月下旬，他算计着需要储存多少干草才能让他的马群度过冬夜。
杰斐逊给同龄人的印象是一位聪明、热情，求知欲强的律师，代理各种不同的案件。一件案子是一个小偷偷了一瓶威士忌和一件衬衫；还有一件是诽谤案：一名叫作戴维·弗雷姆的已婚男人起诉有人诽谤他，说他和伊丽莎白·布尔金等女人通奸。
杰斐逊的朋友热爱他，委托人感激他，长辈欣赏他。他是那么优秀，让人不自觉就对他产生了信任，但他的一个朋友发现，杰斐逊的生活中多了一名已婚的美丽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