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阴谋》：张作霖之死，是关东军谋占东北的险棋
20世纪三四十年代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战争，是日本历来已久的对外扩张政策、当时日中两国国力的对比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中国人习称“八年抗战”，是从1937年七七事变后国民政府发表《告全体将士书》至1945年9月9日日本签订投降书结束，历时8年。而中国与日本的这场战争其实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就已经拉开帷幕了。国力急剧膨胀而国土狭小的日本早就觊觎近邻中国，1890年内阁首相山县有朋在施政演说中宣称：“盖国家独立自卫之道有二：一曰防守主权线，不容他人侵害；二曰保护利益线，不失形胜地位。何谓主权线？国家之疆土是也；何谓利益线？同我主权线安全紧密相关之区域是也。”山县有朋的理论是日本“大陆政策”形成的重要标志。据此，山县有朋提出要夺取朝鲜，进而进犯中国。
此后日本政府不断把“大陆政策”付诸战争。1895年甲午战争就是其中一例，《马关条约》的获利使日本国力大大增长，也助长了它们进一步掠取的野心。日本于1927年东方会议上确定“征服满蒙”计划，皇姑屯事件是这一计划的序幕，九一八事变是日本新的侵华战争开端，伪满洲国建立则是日本殖民中国的新尝试。
由于“东北王”张作霖未完全应允日本提出在中国东北享有的种种特权，日本方面非常不满。关东军私自策划谋杀张作霖，意图使东北陷入混乱，以便出兵占领。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作制定了谋杀张作霖的详细计划，奉天特务机关长秦真次、土肥原贤二参与了策划。
1928年6月4日，张作霖从关内返回奉天（沈阳），途经皇姑屯时所乘列车遭关东军预设炸药的袭击，其重伤不治于当日去世。
关东军谋杀张作霖属私自行动，未得日本政府批准，当时引起了极大争论，却不得不含糊结案。政府对军队的失控，使得日本军国主义愈发嚣张。面对日本人的进一步威胁利诱，12月29日张作霖之子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服从国民政府。日本谋占中国东北计划遭遇挫折，为九一八事变留下伏笔。皇姑屯事件及其衍生出来的争端，最终引发了后来日本全面侵华战争。
按说张作霖是当时中国的国家元首（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又称安国军大元帅，行使大总统职权），谋杀他国元首是战争罪。1946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理日本战犯时，将皇姑屯事件视为日本侵华的起点。
张作霖（1875～1928），辽宁海城人。参加过中日甲午战争，曾投身绿林，后受招安，历任奉天督军、东三省巡阅使等，成为奉系首领，号称“东北王”。1927年6月在北京就任陆海军大元帅，行使大总统职权。1928年，北伐军进攻，奉军全线崩溃。6月2日张作霖声言退出北京，返回东北。4日张作霖遭遇皇姑屯事件，重伤致死。
河本大作（1883～1955），日本兵库县人，曾到中国东北参加日俄战争。1919年加入少壮派军人组织“二叶会”，与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等共事。1926年任关东军司令部高级参谋，曾以“参谋旅行”名义进行了五次军事侦察谍报活动。1928年部署谋杀张作霖，后因此被解职。此后他又参与九一八事变及日本人在东北的经济掠夺活动。1941年受邀任“山西产业会社”社长。日本投降后又积极参与日军在山西的“残留”活动。
河本大作（决定暗杀张作霖的方案，我是领导者）：
1928年5月上旬，在关内的奉天军受到国民党军的压迫，逐渐向北方退却，已经呈现不能留在关内的状态。在北京的芳泽公使根据东方会议的决议发表声明说，国民党军若跟随奉天军进入关外，对满蒙有特种权益的日本是不能默视的，警告了国民党军。于是，关东军也于5月9日以后向奉天集结兵力，从朝鲜派遣的混成旅团也逐次向奉天集中。
接着关东军根据东方会议的决议，为解除关内败归的奉天军武装，准备向锦州方面转进。关东军在满铁之外地方行动时，必待奉勅命令。关东军司令官通过参谋总长督促该命令的下达，内阁总理田中义一却左推右托，不履行奉勅命令的发出手续，延误很久。此时在关内的奉天军每天由铁路运输或步行回到关外，5月20日前后已到奉天省者有5万余人，继续败退的兵力约25万人。
如是，关东军为等待勅令空过了宝贵时日，再向锦州方面转进，是腹背受敌的不利态势，结果失掉了转进机会，陷于进退维谷之窘境。相反奉天军方面连日增加兵力，呈现优势，侮日气氛与日俱增，日本军将兵及日侨一般愤懑达于极点，呈现一触即发的局势。于此，关东军司令官村冈长太郎日夜焦虑如何脱此困境？在奉天中日两军的冲突虽不足惧，但难于保护散在各地的日侨及满铁防卫的安全。因此，只有将奉天军的统帅张作霖弄死，打乱其指挥系统，暂时避免彼我的冲突，此外别无良策。并且认为尽可能在关内暗杀张作霖最好，所以拟派军司令部附竹下中佐到北京会见北京公使馆武官建川美次及天津驻屯司令部铃木一马，委托其协力解决；并决定竹下于5月25日出发前往平津。
竹下中佐出发时到参谋部谈了他的使命。关东军参谋部各参谋得知军司令官有暗杀张作霖的企图后认为，自己不做此事情，而使他人火中取栗，并且认为在北京及天津大概也无法实行。全体参谋认为，村冈司令官既然有暗杀张作霖的意图，我们幕僚不能袖手旁观，应以全力实现其企图。结果一致意见排除依靠北京天津的主张，自己来干，且期其必成。开始时决定在新民府东方巨流河铁桥附近安装爆破装置，但侦察结果，奉天军的警戒很严，所以又变更了计划，决定于皇姑屯东方约1000米的奉山线和满铁线的交接点，此外无适当地点。
可是，该交接点的警备是由独立守备第四中队长东宫铁男大尉担任，因而有得到他谅解的必要，如果可能，委托东宫大尉实施，是为最良之策。为此，把东宫大尉叫到参谋部向他说明一切，并希望得其协助。东宫大尉则主动应允，并且誓言一定满足军司令官以下各位的希望。他希望派神田大尉及桐野工兵中尉辅助。关东军参谋部使菅野工兵少佐准备电气工具及炸药，交给东宫大尉。
如是，东宫大尉于5月28日一切准备就绪，即于皇姑屯东方与满铁交接点装置了炸药，于该交接点的南方约500米的瞭望台上装置了电气机，又于奉山线上装置了脱线器两条。准备完了，静待张作霖的列车到来。据北京建川的情报，张作霖原预定6月1日到奉天，后变更为6月2日自北京出发，3日在锦州受到吴俊陞（黑龙江督军）的迎接，于同日夜自锦州出发，预定6月4日拂晓到奉天。当时关东军参谋部认为有必要确知张到达奉天附近新民府的时间，遂派驻奉天独立守备第二中队附武田丈夫（中尉）到新民府（6月2日），使用当地军用电话与军参谋部联络。
6月4日将近拂晓时，武田中尉通知说张作霖列车已通过新民府，于是立即与东宫大尉联络，命其准备完全。6月4日黎明（午前五时半）张作霖的列车到了皇姑屯，接近交接点。他坐的车（天蓝色铁甲车）到达交接点上时，东宫大尉押了电门，交接点发生大爆炸，满铁的压道车炸得粉碎，张作霖坐的车炸飞车盖，连接的餐车起了大火。这时，警戒交接处的奉天宪兵将受重伤的张作霖抬入汽车，送往督军署。吴俊陞当即死亡，其他死伤者约五六名。奉天则对张作霖的死保持秘密，宣传说他还活着。
事件发生后，奉天军参谋长臧式毅采用极端不抵抗主义，严令无论有任何理由不许与日本军生事，事态是非常平静稳定的。日本方面则由总领事林久治郎于6月4日午前主持召开军官民联合会议，在会议席上林总领事说：关于今天早晨在奉天发生的事件应速调查，使内外（指英美）能明了真相是最紧要的。全场反对，其中宪兵和警察官断然反对调查，说问题是在中国领土上发生的，将惹起国际上的很大注意，日本单独自动调查，有百害而无一利。结果，请示关东军司令官及关东厅长官，而关东军司令官和关东厅长官会商结果，决定对本事件采取不调查的方针，并将此方针指示给宪兵司令官及警察局长。其后从日本内地派遣了调查团体，现地宪兵、警察拒绝协助调查。还有北京的英国人特务毛利逊来调查时，也毫无所获。这样，经过一些时日就成了“谜”。
1928年末，在日本国议会中的民政党议员中野政刚和永井柳太郎，向陆军大臣白川义则大将质问说：本年6月间在关东军警备区内发生了皇姑屯事件，关东军任何人都应负责，而至今竟无一人负责，这不能不认为是军纪弛缓，请当局大臣回答。白川说：现正调查中，判明后即可发表。于是关东军为指定谁为责任者而焦思苦虑，结果是铁道警备的责任者独立守备队司令官水町竹三（少将）及关东军担任警备的高级参谋河本大作二人，受到行政处分而公布了。至此，皇姑屯事件的行政处置告一段落。
关于皇姑屯事件的罪恶行为：我察知村冈司令官有暗杀张作霖的企图后，并未冷静考虑该企图的是非曲直，只是认为司令官的意图完全正当，故而未选择其他合法合理的手段，盲目的规定了实行方案。我认为司令部的高级幕僚应该完全辅佐司令官，因而采取了此种轻举妄动的办法。听到竹下中佐的报告后，即召开参谋部会议，决定暗杀张作霖的方案，我是该次会议的领导者。据报暗杀地点巨流河铁桥不很适当，我即在图上选定皇姑屯东方南满线和奉山线的交叉点为爆炸地点。我又亲自乘汽车往现地考察，认为该处的交接点最为适宜。东宫大尉，我于1923年在广东与他相识，认为他是刚毅果断的人物，即选定他为本事件的实行者。为了探知张作霖所乘火车由北京出发后的情况，即和北京、天津、山海关、锦州各地的谍报人员取得联系，并根据我的意图派武田丈夫中尉到新民府，又在皇姑屯车站布置密探，计划使密探待张作霖所乘火车到站或开出时发射信号（花火），但该密探未执行。我事前取得宪兵队长三谷清中佐的充分谅解，约定调派东宫大尉以下神田、桐野、武田等担任该项任务。因为参谋长齐藤恒少将言语不够谨慎，恐其泄露秘密，所以我未将重要问题告知他，多系我自己独断独行。并且村冈司令官也不相信斋藤参谋长，所以重要案件多直接命令我执行。总之，皇姑屯事件的重大问题，其全部责任应归我担负。
（摘自《日本帝国主义侵华资料档案选编》卷一《九一八事变》第46—50页）
河本大作（我自从担任关东军高级参谋后，便以侵略满洲为目的）：
根据东方会议决议，为解除奉军武装，朝鲜军于1928年5月15日前后到达奉天，与关东军一同等待下达奉敕命令，以便进至锦州一线，解除撤回满洲的奉军武装。一切准备均告完毕，但田中义一迟迟不下达奉敕命令，奉军已有六万余人撤回奉天，关东军失去了进军锦州的时机。
关东军的有生力量为一个师团，约1万人，和独立守备队4个大队，约4000人。但从一个师团中还抽调一个旅团派往济南。因此，关东军的实际总兵力为一个旅团和独立守备队4个大队，共约9000人。当时朝鲜的有生力量为2个师团，约2万人。从中抽调一个旅团，约5000人派往奉天，支援关东军解除奉军武装。这样，为解除奉军武装而准备的有生力量，包括关东军和朝鲜军，总兵力共有1万余名。
由于奉敕命令不下达，关东军面临危机，但是利用奉军撤回满洲的机会，也是杀死张作霖的好时机。因此，关东军司令官村冈长太郎为了摆脱危机，便决心利用上述时机杀死张作霖。由于是仓促之间作出的决定，因此并没有制定具体的政治谋略计划。
估计奉军可能由于张作霖被炸死，向满铁附属地和各日本人居住地区采取报复和反击行动。为此，命令各部队加强警戒，做好应战准备。
奉天特务机关通过张作霖的日本人顾问团，调查张作霖被炸死后的反映。据奉天特务机关报告称，张作霖被炸死后，奉天军尚未决定由谁指挥，内部极为混乱，莫衷一是，结论是奉天军并无报复意图。当时奉天特务机关的机关长为秦真次少将，副机关长为森冈中佐。
关于张作霖被炸死后的奉天军继承人问题，据奉天特务机关的情报，张作霖与张学良尽管是父子关系，但并不融洽，张学良对其父张作霖之死并不特别悲伤。而我个人的观察恰好同奉天特务机关的情报相反。据我判断，张学良对其父张作霖之死是有报复思想的。关东军参谋部及我个人计划以奉天军总参议杨宇霆作为张作霖的继承人指挥奉军。而奉天特务机关长秦真次则接受了张学良军模范团长荒木五郎的意见，建议关东军司令官村冈长太郎，立张学良为张作霖的继承人。于是，村冈长太郎接受了秦真次的建议，决定以张学良代替张作霖。
1928年8月中旬，张学良驻山海关，杨宇霆驻秦皇岛，奉军北方派与国民党军南方派在天津一线相对峙。这时，奉天特务机关长秦真次与张学良军的荒木五郎前往山海关，将张学良迎回奉天，作为张作霖的继承人。
日本外务省的林权助，为了实现除掉杨宇霆的阴谋而赴奉天，在奉天领事馆向张学良讲述了日本外史中大阪夏季战役的故事，说服张学良杀死杨宇霆。1929年1月，张学良将杨宇霆（东三省兵工厂督办）和常荫槐（黑龙江省省长）二人召至其会客室，命卫士长举枪将二人击毙。
我当时任关东军参谋部高级参谋，负责情报工作。从1928年5月中旬至10月中旬，为执行东方会议决议，从旅顺的关东军司令部来到奉天，关东军临时司令部设在奉天中央广场东拓大厦内。
我自从担任关东军高级参谋后，便以侵略满洲为目的，大力宣传武力解决满蒙问题。1927年7月1日我以随员身份参加了东方会议。此后，关东军一方面制造舆论，另一方面为解除东北军武装，制定进军锦州，破坏公路，扰乱后方的计划，并发给各部队进行研究。1928年6月军司令官村冈长太郎有意将张作霖杀死，我便盲目地策划炸死张作霖。事后我也曾想过，不炸死张作霖，以其他方式也有可能解决问题。杀死不该杀的人，我更是罪上加罪。
事件发生后蒙骗一般人，使其相信不是日本军所为。并宣传说：事情发生在中国领土上，弄不清谁是凶手。不过从现场的尸体来看，有可能是南方派来的特务干的。还有的中国人认为，这是中国人自己策划，自己动手干的。
关于张作霖炸死事件的善后处理，曾采取如下的政治谋略。
在爆炸事件的前一天晚上，驻大石桥的伊藤谦二郎曾到军司令部访问我，当时恰巧我去军司令官处有事而未遇，他又去拜访东宫铁男大尉。相见后，伊藤说，如果在皇姑屯的满铁与奉山线的交叉点动手，很自然被认为是日本军干的，是否可以伪装成是由南方派动手搞的。如果同意，我可以带来几个南方人，让他们带上信件，就可以装成是南方派干的。东宫表示同意，并让伊藤将扮南方派的特务带来。伊藤原说有五六人，实际带来的只有三个人。这时东宫给我打电话，并说准备利用这些人。当时我表示同意，并委托东宫办理此事。东宫准备将这三人留在现场，当第二天列车爆炸时，将他们同时炸死。这三个人预感杀机，企图逃跑被东宫用刺刀杀死，将尸体运至现场，盖上帐篷，并在这些人身上放好伪造的南方派发出的杀死张作霖的书面命令。虽然采取了上述措施，企图蒙蔽世人耳目，但并未收到明显效果。
此外，还警告各侨民团：“即使这件事是日本军干的，也不许议论，否则就是卖国贼。如果有关军官被追究逮捕，则决不放过各侨民团和全体独立守备队。”从而在全满大造舆论。同时，关东军司令官村冈长太郎和关东厅长官木下谦二郎还决定，关东宪兵司令部和关东厅警务局绝不插手这一事件。所以当陆军省和参谋本部向关东宪兵司令部下达命令时，该司令部根本不作任何汇报。于是，陆军大臣白川义则便派峰宪兵司令官到满洲调查事实真相。当峰到达满洲后，虽然会见了村冈、木下两巨头和小山关东宪兵司令官，但一向不得要领。企图对奉天的出事现场进行调查时，当地的宪兵又不肯忠实地为其服务，结果毫无所获。正值此时，朝鲜宪兵司令官报告称：在满洲虽无法调查，而我这里却获得了材料。原来是参加此次行动的来自朝鲜的桐野工兵中尉，在平壤的滩波队长（中佐）招待的宴会席上，有人问他：“皇姑屯这一手干得真漂亮！究竟是怎么干的？”这时，桐野已是三杯下肚，借着酒劲，便将全部计划合盘托出。于是峰宪兵司令官便带着这份材料回到日本，并向中央汇报。中央虽然基本上了解了事件的真相，但是，参谋本部和当时的内阁都不同意发表，因而不了了之。
在此之前，当事件发生几天之后，英国方面曾派当时在北京的著名特务莫里逊赶赴现场进行调查。事件发生后，现场到处都是日本军所用的黄色炸药，而满铁以恢复交通为名，立即修理了皇姑屯铁桥，结果，莫里逊没有拿到任何证据，空手返回北京去了。
在当年年底召开的国会上，民政党的中野正纲和永井柳太郎二人，向白川陆军大臣提出质问：皇姑屯事件发生在关东军的势力范围内，在国际上也是相当重大的问题，但却没有一个人被追究责任被调查，任何人也没有受到处罚，这一切都足以说明关东军的军纪松弛已极。我等议会不能坐视，请求白川大臣答辩。
白川大臣答道：一定调查，查出负责人。这样，陆军省要求关东军拿出事件的负责人，就必须有人做牺牲品，关东军司令官为确定这一人选而十分苦恼。于是我主动提出作为负责人之一。关东军便以当时警备参谋的名义，由于在其警备地区内发生事件，是失职行为，而将我作为事件的负责人之一，另一名是铁道警备的全面负责人、独立守备队司令官水町竹三少将，将我等二人上报中央。先将我调任金泽第九师团司令部附，一两个月之后，于1929午7月l日受到停职一年的处分。
（摘自《日本帝国主义侵华资料档案选编》卷十七《河本大作与日军山西“残留”》第39—43页）
河本大作（皇姑屯事件的当否，是个战略计划问题）：
关于皇姑屯事件，关东军应该负全部责任，我负主要责任。
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意图是由来已久的，而且也曾采取过同样手段。至于皇姑屯事件的当否，是个战略计划问题。当时发生了济南事件，满洲的空气也非常紧张，处于劣势的关东军如果一旦同优势的中国军队交战，则关东军将必败无疑。皇姑屯事件是非又当别论，但这次事件爆发后，紧张的空气顿趋缓和。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企图是从皇姑屯事件前后开始的，那是日本对中国的侵略计划。
皇姑屯事件是在中日两军处于非常危机的时刻，由军司令官策划的。今天冷静地回想起来，当时不发动皇姑屯事件，也可以通过其他途径解决双方冲突。然而，我受到军国主义者侨民的煽动，执行了军司令官的意图，这是错误的。只因为是军司令官的意图便盲目地服从，这是错误，是最大的罪恶。
日本军集结到奉天时，满蒙问题大有即将解决之势，但由于田中内阁的优柔寡断，奉敕命令迟迟不下达。在这期间，张作霖由关内退出的部队已有五万集中到奉天，在山海关还集中了25万人。这样一来，日军已无法采取行动。而另一方面，中国侮日的形势日益高涨，关东军却无所作为，因此，日军和侨民便认为必须发动战争。在这种情况下，中日两军便面临着一触即发的危机。
（摘自《日本帝国主义侵华资料档案选编》卷十七《河本大作与日军山西“残留”》第33—39页）
城野宏，日本熊本市人，1938年到中国，历任三十七师团司令部参谋部部附、山西陆军特务机关总务课政治课课附、太原陆军联络部嘱托兼山西省政府顾问辅佐官等职。日本投降后曾任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部合谋社上校军事组长、暂编独立第十总队少将总队附兼政工处长等职。1949年4月被俘。
城野宏（日本尝到了甜头，关东军也就无意再追究炸车事件的真相了）：
（奉军在北伐军的攻击下大批退回东北）关东军司令官村冈处心积虑地暗自策划解决办法。他认为，自己的幕僚河本参谋等从一开始就坚决主张按照东方会议决议执行，因而难于向他下达命令，便亲自向曾任吉林省军顾问的竹下义晴秘密下达命令，委托竹下潜入北京，在关东军管辖以外的地方，袭击张作霖返回奉天时所乘的列车。然而，竹下却将这一计划泄露给河本参谋。当时河本曾向竹下提出忠告，认为此举有可能以失败告终。因此，竹下虽然奉村冈司令官的密令赴京，但北京的建川少将却电告村冈司令官，此计划不能实现，因而作罢。
但是，置之不理也终非了局。日本不仅没有下达按东方会议决议而行动的奉勅命令，而且发现，根据惯例为了获得奉勅命令，在帷幄上奏时，必须有首相侍立，可是连这一程序也尚未进行。因此，归根结蒂，等于是停止执行东方会议的决议。
在上述情况下，河本参谋认为已经到了不采取非常手段不能打开僵局的地步了。为了在不付出重大牺牲而使奉天军屈服，只有铲除其首领，或可有成功的希望。因而决心采取消灭张作霖乘坐的列车。关于具体的执行办法曾作过多方面的考虑，结果认为采取行动的最好地点只有位于沈阳附近的皇姑屯之满铁线和奉山线的交叉点。这里是东宫大尉的警备地区。于是便将当地的负责人东宫大尉召至沈阳馆（当时的关东军宿舍），示之以密谋的要点。东宫大尉的回答是，除东宫外还有二三名青年军官，以及北陵的地主榊原某和伊达顺之助等人，早已酝酿这一计划，并已做好充分准备，随时可以行动。河本参谋听后十分满意，并询问了计划的具体内容，发现其用心十分周到：直接爆破由来自朝鲜派遣军的藤野中尉[河本所供述另一材料中为桐野]担任，他是东宫大尉的同期同学。采用工兵的专门技术，用电动装置进行爆破。万一失败，则使用事先备用的脱轨机。还考虑到若仍不成时，最后还准备了由神田安之助中尉集中精于剑术的勇士所组成的敢死队。同时，对于此次爆破还进行了细致的研究。两个月前，奉天军曾计划通过交叉点上方满铁线，从洮昂线向沈海线运输军用物资。当时为了防止对满铁线造成影响，为了保卫南满铁路，在交叉点附近利用沙袋筑成护路用的碉堡。修筑碉堡用的沙袋里装上炸药，用以代替沙子，这种炸药拥有极强的威力。正由于是两个月之前筑成的，就连满铁自身的员工对于这一用沙袋筑成的碉堡也没有任何怀疑。而且，是由不了解内情的士兵在其他地方将沙袋中的沙子换成炸药，又由另外一批士兵运至此处，所以他们是一无所知的。准备当张作霖的列车进入交叉点时，立即按动电气开关。为了监视列车到达时间，在皇姑屯的前一站有武田中尉负责侦察。在交叉点附近原来就有一座监视列车用的瞭望楼（二者之间相距150米），届时指挥者可以在瞭望楼上指挥。这可以说是一个无懈可击的计划。河本参谋听到东宫大尉等人已进行了上述准备和安排，深感满意，并鼓励他们将这一计划付诸行动，并亲手交付1000元作为行动经费。一切只待时机到来。
6月4日凌晨5时，沈阳的市街还在沉睡中，在皇姑屯方向发生一声轰然巨响，将沈阳城内城外的人们从睡梦中惊醒。该地附近硝烟弥漫，直冲云天。在满铁与奉山线的交叉点上，张作霖乘坐的天蓝色装甲车和连接在其前部的餐车，车体像刀削的一样被切断，颠覆在以外，熊熊燃烧。坐在这节车箱中的张作霖被抬进宪兵前来迎接的汽车中，似乎是负了重伤（实际是当场死亡）。同车的吴俊陞当场死亡，日本人顾问仪我诚也（少佐）也碰伤了面部和腰部，此外还有五名死亡。
事件发生时，为保卫张作霖而乘坐在该列车前部和后部的侍卫队，被这一意外事故所震惊，未及弄清原委，只是惊慌失措地向铁路附近正去上班途中的工人们架起机枪，滥行扫射，致使附近一带景象更加悲惨。
关东军司令部得知这一意外事件发生时，估计其后果不容乐观。但意外的是奉天军参谋长臧式毅从事件发生就采取极端不抵抗主义，没有任何行动。结果是未费一兵一卒，便消灭了张作霖，比执行东方会议决议还要简单，日本尝到了甜头，因此关东军也就无意再追究炸车事件的真相了，木下关东厅长官也同关东军持相同意见。因此，日本方面的宪兵、警察的行动都受到限制。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积极主张进行调查，以解除各外国的疑虑，但在会议席上遭到军部的批评而退缩。由于上述原因，使社会上颇有坠入五里云雾之感，任凭人们作为“迷”的事件而议论纷纷，谣言四起，而这正是军部求之不得的。正值此时，突然在日本国内的国会上，由在野党的民政党议员中野正刚、永井太郎抓住这一问题，向白川陆相进行指责：为了如此重大事件，态度暧昧。企图借以倒阁而穷追不舍。原来准备尽可能不了了之的田中首相，也感到事关内阁命运，因此，不久白川陆相便将铁道守备队司令官水町竹三少将和关东军警备主任参谋河本大作二人，作为当事人给予停职处分，继而编入预备役，借以敷衍了事，搪塞了国会，而军部始终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最后糊里糊涂地将事件掩盖过去了。事件发生后不久，田中首相可能是由于劳累过度，在青山家里，在睡眠中因心脏麻痹而猝死。
张作霖死后的东三省当然还需要一个统治者。但其子张学良对日本军阀的阴谋深感不可预测，有所警惕，因而留在保定[河本大作供词说张学良当时在秦皇岛]，不肯出关。这时，曾经同张学良有过密切交往的日本人荒木五郎进行策划，并向当时的奉天特务机关长秦真次少将说明，秦少将又说服村冈司令官，让张学良担任等于是被他们亲手杀死的其父张作霖的后任。可以说，日本侵略者们实在是掌握着生杀予夺的大权，为所欲为，将东北的政治完全控制在自己手中。
村冈司令官特派少将前往保定，按照秦的建议，迎接张学良出关。张学良对于秦少将提出的日本一定给予援助的诺言深信不疑，便化装成苦力回到奉天。进入督军公署后不久，便受了昔日的好友、以日本外交元老而知名的林权助的访问。林拿出《日本外史大阪之阵》一书，以丰臣家第二代将军丰臣秀赖为例，督促张学良自重。所谓自重，就是要求张学良切忌不要像乃父张作霖那样，为在中国称霸的野心所动。另一方面，还劝说张学良起用杨宇霆等“忠臣”。林的一席话中不包含日本军阀的野心，是发自内心的为张氏一家着想的个人忠告。
然而，张学良动辄认为杨宇霆及其亲信高纪毅[常荫槐]威信高，甚至可以夺取自己的地位，是不容忽视的人物。1929年5月[1月]，将杨、高[常]二人召至督军公署，在接待室里让卫兵[队]长将二人当场开枪打死。这样，张学良开始作为一个随心所欲的统治者而君临东三省。张学良按美国留学归来的青年的建议，开始接近美国总领事；美国总领事也认为机不可失，便投入张学良的怀抱。日本侵略者被排挤在一边，逐渐呈现出排日的色彩。期间南方的蒋介石政府也逐步开始同美国合作，抗日声势大振。最后，张学良终于同亡父之敌蒋介石联合，实行易帜，采取青天白日旗，放弃了其父在东三省实行的门罗主义，大胆实行排日政策。结果，万宝山事件、中村大尉被杀害事件相继发生，日本军阀和侵略者十分焦躁不安。然而，所谓中村大尉被惨杀事件，实际上是中国方面逮捕了为日本帝国主义充当爪牙的特务间谍，只不过其处分手段略嫌残酷而已。而日本军阀却巧妙地利用这两个事件煽动日本国内的爱国舆论。于是，张学良和日本军阀之间的气氛逐渐险恶。从这时起，日本部分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分子暗中大肆活动，主张已进入“非常时期”，并借“满蒙生命线”的题目大造舆论，伺机发动武装侵略。
（摘自《日本帝国主义侵华资料档案选编》卷一《九一八事变》第50—5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