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九一八事变，日本武力征服中国的开始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授意炸毁沈阳柳条湖附近的南满铁路，栽赃中国军队，以此为借口炮轰沈阳北大营，是为“九一八事变”。境内东北军有16.5万人，但受张学良不准抵抗的命令，除少数自发抵抗，其余不战而退。至1932年2月，日军占领东北全境。
九一八事变是日本推行对华侵略扩张政策的必然结果。1927年日本召开“东方会议”，制定《对华政策纲要》，并由田中义一起草秘密奏折给天皇（即“田中奏折”），称“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确立了“把满洲从中国本土分裂出来，自成一区，置日本势力之下”的侵略方针。1931年3月，关东军参谋板垣征四郎发表《从军事上所见到的满蒙》，宣称中国东北是日本“国防的第一线”，“对帝国的国防和国民的经济生活有很深的特殊关系”。6月日本陆军省和参谋本部联合拟订《解决满洲问题方策大纲》，确定了武装侵略中国东北的原则和步骤……
蓄谋已久，箭在弦上，九一八事变的发生是必然的，日本妄图从此起步以称霸亚洲。
城野宏（九一八事变是由板垣和石原两参谋密谋的）：
大多数日侨已经尝到侵略大陆的甜头……他们不断制造各种口实，以使侵略行为合法化。在国内进行煽动鼓吹，同时促使关东就动用武力进行侵略。而关东军则由于外国，尤其是美国在虎视眈眈地注视着日本，很难以微不足道的理由行使武力。
这时，随着抗日气势的高涨，奉天军乘满铁警备力量薄弱之机，曾有在柳条沟附近的铁路上放石头，拔枕木道钉之类的恶作剧行为，以破坏铁路运行。恰好在九一八当夜出现一次规模稍大的破坏列车运行的事故，关东军以此为借口采取军事行动。
此次九一八事变，是由板垣和石原两参谋密谋的，除他们二人外，在关东军内部则无一人知晓。只有在中东路事件[谋炸张作霖的皇姑屯事件]上充当主角的河本大作，当时已成为浪人，让他在事变中充当配角，即担任与配合制造事件的满铁当局、出兵援助的朝鲜军进行联系等工作。此次事变共用经费350万元，其中200万元由满铁负担，其余150万元由哈尔滨[吉林]的熙洽付出。
事变发生当时，以本庄司令官为首的大部幕僚都在旅顺，在奉天的只有板垣和花谷参谋，此外还有中央派来制止关东军行动的建川少将，但当他到达之前关东军已经开始行动。当时，由岛本独立大队夜袭北大营，平田联队奇袭督军公署。事前曾以演习的名义用火车从旅顺运来的重炮设在日军练兵场内，用以掩护上述平田联队和岛本大队的进攻。另一方面，第二师团主力由多门中将率领从辽阳赶到奉天集中；以关东军司令官为首的幕僚也急忙从旅顺赶到。驻长春的第二师团所属长谷部旅团进攻宽城子的吉林军，公主岭独立守备队主力（约一个半大队）奇袭南岭的吉林军，借以支援关东军主力对奉天军的攻击。
张学良与宋哲元[王以哲]等急忙退至锦州。东边道的于芷山军（约3万）犹豫不决，迟迟不积极行动。只有黑龙江的马占山军沿洮昂线发起攻击，于是，关东军以部分兵力进攻吉林，以主力沿满铁线和洮昂线向哈尔滨、齐齐哈尔方面进攻，在双城子和昂昂溪附近展开交战，很快就将马占山逐出齐齐哈尔；吉林方面的天野旅团在未遇到任何抵抗的情况下占领了吉林。关东军的第一阶段侵略行动至此告一段落。时值1931年10月末。继而关东军获得来自日本国内的增援，便开始转入第二阶段的作战。在此之前，日本认为在政治、经济和财政方面的侵略基础已经奠定，便从国内派来驹井德三和坂谷希一，分别担任关东军统治部长和副部长，并配备了以满铁[经济]调查会为中心的大批满铁社员，以充实其阵容。此外，还命令大连税关长福本顺三郎接收大连、营口及安东税关，以便为将来伪满洲国的独立打下基础。
在九一八事件发生前后，3月和10月在东京相继发生两起阴谋事件。这两次事件都未曾表面化而暗中了结，社会上一般不了解其真相。然而，它却是不久发生“五一五”、“二二六”事件的预演，是使人们意识到日本正处于暴风雨前夕的事件。
在从1930年末到翌年初召开的日本帝国国会上，政友和民政两党仍然为了争夺政权而相持不下。国会中的斗争早已从口头辩论发展为喧嚣吵闹，最后甚至将活蛇抛进会场，简直是丑态百出。这使一般国民感到震惊，使有识之士无比愤慨。
这时，野心勃勃意欲跻身政界的宇垣一成，目睹国会腐败堕落之现况，认为有机可乘，便妄想以整顿国会为借口，发动政变，解散国会，天皇授命自己组阁。除宇垣之外，还有在陆军部内身居要职的人也怀有同样野心。陆军次官杉山元、军务局长小矶国昭、参谋次长二宫治重（宇垣同乡、冈山人）以及参谋本部第二部长建川美次等四人暗中集会，密谋行动方案。他们策划首先唆使右翼暴徒闯入国会，制造混乱，其见军队发布戒严令予以镇压，然后以收拾时局为借口，煽起舆论，从而使天皇授命重新组阁，组成军部内阁。
为实现这一计划，原定由右翼法西斯浪人的巨头头山满作为肇事的带头人，但他毕竟已年近九十，无力担此重任。因此，又选定由满铁东京事务所[东京支社]所属[东亚]经济调查局局长、法学博士大川周明担任这一角色。小矶国昭将大川召至官邸进行密谈，委以重任。
大川周明一向同情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自己也经常身着黑衬衫而洋洋自得。其手下还拥有狩野、松波等拓殖大学出身的勇士型青年。当大川听到这一建议后，毫无异议，立即承诺。同时，除自己同伙之外，还要纠集右翼团体大行会清水行之助一派，和以九州福冈为根据的水平社的松本某。
经过秘密策划确定了行动方案。即在位于东京南北两端的品川、上野和中央的银座三处的百货商店、松坂屋和三越点燃假炮，将警视厅的大步警官和警察吸引过来。利用这一时机，将袭击国会队伍的主力一分为二，扮作送葬行列，从山手和下町两方面涌向国会。行动时间初步确定为3月上旬。
然而，小矶国昭对于大川周明的上述计划稍感不安，因此便向河本大佐透露了这一阴谋，就关于大川能否完成任务问题征求河本的意见。于是，河本立即拜访大川，了解其准备情况，大川竟是得意洋洋，大言不惭，似乎宇垣即将奉命组成法西斯内阁，自己也将入阁占有重要的一席，语言轻率，一副如醉如痴的样子。河本发现他完全是一个书呆子，一个书斋中的幻想家的形象，因而深感不安。几天之后，河本在筑地的某酒馆中进餐，忽然听到隔壁有人酒醉后口吐狂言：“最近东京要发生一起大事件。”经查询，河本发现该人就是大川周明。河本更加认为此人不可委以重任。而且，河本后来又得知当时大川每晚从一个酒馆喝到另一个酒馆，酒醉之后必定胡言乱语。河本继而走访了大川的门徒狩野敏等人，详细了解实现阴谋的准备情况，当问到有无信心时，狩野等人虽然一向崇拜大川，但认为若要委以如此重任尚需考虑。同时，让大行会一类的臭名昭著的右翼团队参加这一行动更为不妥。狩野等甚至请求河本劝告大川放弃这一计划。于是河本便拜访小矶，反映了这一期间所获得的消息。正值此时，宇垣从元老西园寺的心腹原田熊夫处得知，不久天皇即将下达组阁命令，所以最好不要采取世间传说的那种非常手段。宇垣闻听喜讯，心满意足，已无意再将阴谋付诸实施。另一方面，执政党自民党内的安达谦藏虽任内相，但自知不负众望，曾同宇垣暗中勾结。他以内相的职务之便，也获得上述情报。所以大川等人的阴谋活动在社会上的部分人中早已成为公开的秘密，已经失去了实现的可能性。然而一旦要停止活动，大川等人又以已经着手准备为理由，坚决反对放弃计划，这使小矶等人感到非常棘手。结果付给违约罚款，才遏止了这次阴谋。大川在日本战败后，曾作为甲级战犯被送上国际军事法庭，最后在法庭上发作精神病。
所谓10月事件虽同上述事件没有直接关系，却同九一八事件有关联，是东京参谋本部的少壮军官煽动东京卫戍地各部队的青年军官制造的一次事件。后来发生的“二二六事件”可以说就是这次10月事件失败后再次发动的。
九一八事件是由板垣和石原二个极其秘密策划的，因此关于这次事件的对策毫无定见，当事件发生后也始终无所作为，使关东军一度陷于孤立境地。在这一情况下，以参谋本部的课长重藤千秋为首，有桥本欣五郎少佐、和知鹰次少佐、影佐祯一[昭]大尉、长勇少佐、根本博少佐等骨干军官秘密结党，并纠集驻京各部队的青年军官，此外还吸收千叶县和霞关的海军航空队司令小林省三郎少将作为其党羽。扬言如果陆军中央对于满洲问题仍继续采取消极态度，就要坚决在东京发动政变，用以威胁陆军大臣南次郎和闲院宫载仁。
最初，上述以大川周明为首的右翼青年也曾经参加这一阴谋，但板垣和石原二人避讳军部以外的人参加，因此完全由军人结党开始着手这一运动。其中，以桥本欣五郎和长勇二人最为偏激。他们主张无论中央是否支持关东军，都要断然实行革新。另一方面，关东军内的板垣和石原等人建议，中央军部已经援助我等，就无需再采取非常手段。但桥本等人拒不接受，强调坚决采取行动。他们连日在新桥、牛込等地的酒馆中，昼夜狂饮，气焰嚣张。安达内相同参与这一活动的同乡青年军官有秘密联系，从中得知这一消息。安达认为即便将此情况报告给警视厅，只靠警官队恐怕也无能为力。正在他犹豫时，党羽之一的根本博（战败时任蒙疆军司令）偶然将这一秘密泄露给陆军省人事局长冈村宁次，冈村立即向陆军次官杉山元汇报。由于事关重大，陆军首脑召开紧急会议，命令宪兵司令部将主要人物桥本、长、和知、影佐、重藤等人拘留，软禁在箱根和千叶，从而使运动自消自灭了，但它却构成了后来“二二六事件”的起因。
（摘自《日本帝国主义侵华资料档案选编》卷一《九一八事变》第100—105页）
河本大作（少壮军官们对华盛顿会议日本所获利不满，伺机侵略满蒙）：
在华盛顿会议上，英美无视日本的“独立与生存”，强迫使日本签订协约。同时，币原的软弱外交甘心接受这一协约，甚至连满蒙权益也置于不顾。对此，日本不少国民表示不满。尤其是热衷于军国主义的少壮军官们，对于满蒙这一“国防生命线”的被侵犯，忍无可忍，甚至有人认为不如伺机侵略满蒙，将其纳入我国的势力范围，以树国家的百年大计。而持有上述思想者，多是日本国内参谋本部第二部（处理情报事务）的少壮军官。其中有重藤千秋（大佐）、长勇（大尉）等人。在满洲则有以关东军参谋板垣征四郎（大佐）、石原莞尔（中佐）为首，包括奉天特务机关长花谷正（少佐），以及所属独立守备队的大部分青年军官。而其中最有力者为板垣与石原二人，他们早已志同道合。首先，为了做好准备，他们指责当时的关东军勒令关菱刈隆（中将）对满洲问题态度冷淡，鼓动东京中央军部以本庄繁取而代之，然后一心等待时机的到来。由于万宝山事件和中村大尉事件的发生，导致日本国内舆论沸腾，他们认为时机已经成熟。在此之前，位于奉天北郊附近北大营的柳条沟道口，多次由北大营的奉天军士兵或堆石块，或拔道钉，屡屡制造破坏南满铁路运行的事故。因此便选中了这一地点，于9月18日夜，派虎台（奉天以北8公里）守备中队破坏柳条沟的桥梁[铁路]，就如同奉天军士兵干的一样。另外，还计划利用中国人的密探炸毁太子河铁桥，但被日本军哨兵赶走，未能达到目的。结果，只破坏了柳条沟的一座小桥，然而，它却成为九一八的直接导火线，使事变发展扩大。而这一夜日本军突然袭击的部署是极薄弱的。计划以一部分力（岛本中佐率领的独立守备第二大队）袭击北大营；以主力（由平田大佐指挥的步兵一联队）袭击奉天城内的督军公署。如果当时奉天军敢于试图公然抵抗，则敌我兵力相差悬殊，日本方面的夜袭必败无疑。只有等待次日即19日由辽阳赶来的第二师团主力的到来，再次发起攻击，那样战局就将再起波澜，陷于复杂的状态，决不会有几天之内便相继占领奉天、长春以及吉林的结果。当夜日本军的唯一依靠就是两门24cm榴弹炮，企图以这两门巨炮的炮火威吓奉天军。重炮是在约一个月以前从旅顺要塞取下的备炮，通过铁路运到奉天，待炮座、备附等完成后，便以奉天城内的督军公署和北大营为目标进行瞄准演习，经过反复练习，掌握了在夜间看不到目标时进行射击的各项必要的要领，达到了第一发可命中目标的程度。此外，9月18日傍晚，东京参谋本部第二部长建川美次少将带着陆军大臣和参谋总长的训令来到满洲。训令的内容可能是告诫关东军不可轻举妄动。当时为了参加检阅正在奉天的板垣参谋，早已从国内参谋本部的同伙那里得知建川少将出差的密报。掌握这一情况后，他认为最好是在接到训令之前采取行动。于是，当建川少将到达奉天时，由花谷少佐出迎，然后将建川带到菊文饭店，劝他喝了烈性酒威士忌，使建川烂醉如泥。传说建川是被上述24cm榴弹炮的炮声惊醒的。本庄军司令官等关东军幕僚在辽阳结束了对第二师团司令部的检阅（9月17日），暂时返回旅顺。18日夜便得到奉天事件的报告，立即赶赴奉天，担任全军的指挥。在此之前，板垣参谋早已同石原议妥，以军司令官的名义自行处理善后。军参谋长三宅光治（少将）毫无主张、定见，是一个只适合作副官的人，所以，在此次事变中，一切都由板垣和石原二人裁断。石原头脑缜密，是一位出色的参谋，这是人所公认的。但是他为人狷介，非统率之材。而板垣较之石原，浑厚大度，善于接纳他人意见，秉性笃实，长于统御之术，具有足以弥补石原之不足的素质。两人结合起来，共同处理九一八事变，因而取得了卓越的成果（从帝国主义立场而言）。如上所述，就满洲当地而言，确实取得很大进展，但其拥有的兵力除第二师团和独立守备队（四个大队）之外，只有从朝鲜赶来增援的一个混成旅团。随着展现的不断扩大，兵力及军需物资宣告不足，势必要请求国内支援，这也是必然的结果。然而，陆相南次郎和参谋总长铃木操六对于关东军的擅自行动深感不快，更谈不到给予支援了。在这一形势下，上述重藤、桥本等参谋本部的少壮军官等，便策划以10月18日为期在东京举行政变，占领陆军省、参谋本部和警视厅，向宫城也派出一支部队，拥戴天皇，发动“锦旗革命”。号召以东京卫戍部队为首的静冈、甲府、宇都宫等地军队参加革命，酿成事态严重的形势。但上述计划被同伙中的根本博泄露给人事局长冈村宁次，冈村又向次官杉山元高密。因此，在行动之前，以重藤为首的桥本、和知、长等人全部遭到宪兵逮捕，被监禁在箱根和千叶两地。举事计划终成画饼。但是，由于这一事件的发生，陆军省和参谋本部的上层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使关东军陷于孤立无援的境地似乎不妥。这时，荒木贞夫已代替南次郎任陆相，荒木给予关东军以积极的支持和增援，使关东军摆脱了后顾之忧，更加积极地从事侵略活动了。石原曾留学德国，研究国家社会主义，反对自由资本主义。满洲建国初期，曾拒绝日本财阀涉足满洲。日本财阀认为石原在满洲，对他们大为不便，于是并唆使有关当局将石原调回国内，其后任安排了便于资本家操纵的小矶和冈村等人。尤其是满洲国的高级职员都是由日本大臧、商工、内务等省的官吏担任，他们认为只要是为了日本，就一切都好，不顾满洲国人民的利益和幸福，引来日本财阀，使满洲成为其口中的猎物，成为名副其实的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
（摘自《日本帝国主义侵华资料档案选编》卷一《九一八事变》第95—100页）
河本大作（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占领东北的军事作战准备，是以参谋旅行的形式进行的）：
（我）任关东军情报参谋期间进行特务旅行的地点及其目的（1926年4月至1929年4月）：
第一次旅行地点及旅行目的
1.旅行时间：1926年6月开始约一个月时间。
2.旅行地点：从旅顺至长春满铁沿线的各主要地区，包括大连、普兰店、瓦房店、盖平、大石桥、鞍山、辽阳、奉天、虎石台、开原、铁岭、公主岭、长春、本溪湖、连山关、凤凰城、汤山城、安东、大东港。
3.旅行目的：当时我刚刚从日本小仓步兵第十四联队长调任关东军高级参谋，此行的目的是为了了解各地驻军的勤务情况，并以情报参谋的身份对各地驻军的情报业务进行视察。
4.视察的结论：各地驻军士气不振，我认为有必要采取措施，鼓舞士气。决定对奉天、长春、大石桥、连山关等各主要地区驻军进行特别教育。时间：1926年8月。地点：奉天满铁俱乐部。参加人员：驻奉天步兵第三十三联队，独立守备队第二大队（四个中队）准尉以上军官，约50余人。主讲人：河本大作（情报参谋、大佐）、后宫淳（满铁嘱托、关东军司令部中佐）、尾崎义春（关东军参谋、少佐）。讲话内容：日俄战争后，在满蒙问题上，日本的外交毫无进展。美国的哈里曼曾企图收买日本在满洲的权益——满铁，经外务大臣小村寿太郎的努力而予以制止。当时的参谋次长儿玉源太郎曾向第一届满铁总裁后藤新平作如下指示：“日本在财政极度困难的情况下，以英国贷款向满铁投资一亿日元。满铁是特殊会社，是日本开发满洲的基础，与印度的东印度公司具有同样的性质。必须在对此有充分理解的基础上从事经营。同时，这也是明治天皇的意图。”因此，满铁不仅是日俄战争中军队流血牺牲换来的成果，也是多年来保全下来的日本权益，所以必须决心守卫满铁。进行上述讲话，说明铁道警备的重要性。
第二次旅行地点及旅行目的
1.旅行时间：从1926年9月下旬起约一个月期间。
2.旅行地点：哈尔滨、掖河、绥芬河、东宁、宁古塔。
3.参加人员：河本大作、川越守二（关东军参谋部部员、大尉）。
4.旅行目的：（1）现地调查对苏谍报网的部署是否合理，是否发挥作用。（2）现地调查该地区驻军及日本侨民的实际生活状况。
5.旅行后的结论：对苏谍报网的配置虽不充分，但尚可完成当前任务。惟有谍报人员及经费均嫌不足。例如，绥芬河谍报机关等竟将香烟转卖到苏联境内，以所得充作谍报经费。
6.主要谍报机关的情况：哈尔滨特务机关的机关长安藤鳞三大佐和神田正隆少佐反映：对苏谍报网的人员不足，请求增加。这里很容易招收白俄谍报员，他们可以进入苏联境内。其次，谍报经费不足，也请求增加。当时谍报费为每年10万日元，我根据该机关的要求，决定将谍报费增至每年12万元。哈尔滨机关的主要任务是统辖绥芬河机关、海兰泡机关和满洲里机关等；直接指导海参崴谍报站和伯力谍报站。哈尔滨特务机关搜集到的情报有：海参崴新建航空仓库；伯力设苏联黑龙江舰队司令部。我指示哈尔滨特务机关，对东宁须严加警戒。掖河第一方面监视队司令官上村中将反映，东宁地区的苏联对日作战准备有变化，苏联在东宁地区设置兵营并增加兵员。在视察宁古塔地区过程中，根据我的亲身调查，发现这里是粮食和木材的集散地，尤其在战略上其地位更为重要。绥芬河谍报机关根据派往比金、伊曼、海参崴、奥克扬斯卡等地谍报员的报告得知，苏联在伊曼地区正在修复乌苏里铁路；比金地区正在修建兵营；在奥克扬斯卡预定修建航空队仓库。此外，还派人调查苏联飞机在零下30度时，仍能从该地区起飞的原因。后经查明，这并非由于飞机库拥有保温装置，而是飞机自身具有电导保温装置，因此在零下30度的情况下也能起飞。
第三次旅行地点及旅行目的
1.旅行时间：1926年11月至1927年1月中旬。
2.旅行地点：齐齐哈尔、布哈图、海拉尔、满洲里、洮南、昂昂溪、郑家屯、白音他拉、兴安岭。
3.参加人员：河本大作、后宫淳。
4.旅行目的：调查对苏谍报网的情况。调查哈尔滨至满洲里的北满铁路西部沿线各地驻军及日本侨民的生活情况，对零下40度的该地区进行现地调查（供战略研究）。
5.旅行情况：
（1）齐齐哈尔地区 第二方面监察队司令部，司令神崎少将。一般情况：黑河及孙吴对岸的苏联境内，专心开发森林，铺设铁路，对军事作战考虑不多。从对气候风土的调查中发现，夏季蚊虫甚多，严重妨碍军事行动，作为对策，应准备防蚊用具，如蚊帐，防蚊面罩和手套等。
（2）布尔图地区（苏联境内） 该地区为苏联避暑胜地，有温泉。
（3）兴安岭地区 关于兴安岭作为对苏作战防御阵地价值的实际调查。……从地形而言，是在平地上山峰屹立，当敌军进攻时，可以居高俯瞰。由于地势险峻，虽步兵亦难以攀登，但防守一方同后方联系时，地势平缓。
（4）海拉尔地区 第三方面监察队司令部，司令为笠井大佐。笠井大佐曾乘坐汽车，从海拉尔出发调查兴安岭一带地形，根据调查情况判断，苏联军的机械化部队，即坦壳群不可能攀登兴安岭。在军事行动中，燃料供应有困难。当地一般以牛马粪充当燃料，而在军事行动中须使用扎赉诺尔的煤，这种煤含炭质水分较高，不适于机车使用，所以不能横穿兴安岭。因此，从满洲后方供应煤炭，就成为绝对必要的条件。
（5）满洲里地区 满洲里情报机关机关长五岛大尉。赤塔和伊尔库茨克方面容易搜集情况，内勒琴斯克方面由于地理的原因，无法进行调查。该情报机关还对苏联境内反革命分子的活动情况进行调查。根据满洲里日侨提供的情报和来自三河的奶油和奶酪数量增加，判断苏联境内三河地区的移民正在增多。我指出该机关须对三河地区加强警戒和调查。
（6）昂昂溪地区 昂昂溪谍报站是由一对日本人夫妇经营的旅馆，主要任务是搜集有关苏联军队调动的情况。该旅馆的主人是一日本退役曹长，是齐齐哈尔情报机关派遣的谍报员，后来随同中村震太郎（特务大尉）横穿兴安岭进行调查。
（7）洮南地区 洮南满铁事务所（情报机关），事务所长为预备役陆军大尉村田熊三。根据地质调查表明，由于当地为盐碱地，所以降雨后也能采取军事行动。
（8）郑家屯地区 郑家屯满铁事务所（情报机关），事务所长菊田某。根据一般地形和地质调查，该地区土地肥沃，水质良好，宜于兴修水利，农业有发展前途。大仓组在当地从张作霖租借土地，栽培麻类。
（9）白音他拉[通辽]地区 从视察大仓组农场中发现，该地土地平坦，土质肥沃，水利发达，宜于发展农业。
第三次旅行调查的结论：1.增加对苏谍报人员和经费，以加强对苏谍报网；进一步加强对苏联境内三河地区产业及建设的急剧发展进行调查。2.通过对兴安岭地区的现场考察，掌握了该地区作为对苏作战防御阵地的实际价值，以及该地区兵要地志的实际状况。3.日本军为准备对苏作战的防寒被服和防寒设备必须齐备并加以改进。
第四次旅行地点及旅行目的
1.旅行时间：1927年2月初至2月中旬。
2.旅行地点：公主岭、四平街、开原、铁岭。
3.参加人员：河本大作（关东军司令部高级参谋）、奥村慎次（满铁经济调查局经济部部长）、谷川善二郎（满铁本社铁道部次长）、宇佐美宽尔（满铁本社铁道部部长）。
4.旅行目的：调查张作霖当局对满铁货运的破坏情况。
5.发现的问题：公主岭地区：张作霖当局在接近满铁站前附属地的自己领土上，设税务署，对满铁购进的土产品等物资课以重税。因此，中国老百姓不得不拒绝向满铁提供物资。对四平街、开原、铁岭等地区视察的结果，情况与公主岭相同。关于物资运输的情况，同上一年同期相比，满铁的运输总额减少60%。大郑铁路沿线地区：大郑路（原称打通路），是张作霖为了对抗满铁，修建的与满铁平行的铁路。从大虎山车站至通辽车站间，乘火车视察了物资的集积情况。发现张作霖方面物资的集积和运输同上一年同期相比增加一倍。沈海铁路沿线地区：根据沈阳至海龙间的调查，张作霖方面同前一年同期相比，物资的运输量增加30%。
调查后的对策：向满铁总裁山本条太郎报告调查情况，今后满铁方面不再依靠中国方面运输物资，决定将煤炭的年产量600万吨增加到1000万吨（扩大抚顺矿的采煤计划），从大连的甘井子运往日本，解决满铁的运输问题，从而突破了由于张作霖妨碍而造成的运输僵局。在1000万吨煤炭中有400万吨运往日本。日本投降时煤炭产量为2000万吨，其中700万吨运往日本。
我在此次调查中身着便服，自称满铁员工，隐瞒真正身份。
第五次旅行地点及旅行目的
1.旅行时间：1927年8月上旬（约三天）。
2.旅行地点：锦州以西50公里的高桥镇。
3.参加人员：河本大作、石原莞尔、川越守二。
4.旅行目的：根据东方会议决议解除张作霖军队武装实行地点现场调查。
调查情况：高桥镇在地形上作为解除张作霖军武装的地点最为有利。这里可以面向铁路修筑侧面阵地；同时在设置炮兵阵地和进行联络等方面也都具备有利条件。负责解除张作霖军武装的第十师团长白井二郎陆军中将和第十师团旅团长福岛恪次陆军少将也同时到该地视察，并向他们传达了根据关东军作战计划制定的具体实施计划。
（摘自《日本帝国主义侵华资料档案选编》卷十七《河本大作与日军山西“残留”》第46—52页）
河本大作（决定在未来的“满洲问题”上起用溥仪）：
1929年10月，我因张作霖事件受到停职处分，住在日本京都稻荷的自己家中时，溥仪的翻译墨田七郎带着溥仪的亲笔信和奉天张学良军的模范团团长荒木五郎的介绍信，以溥仪代理人的身份前来拜访我，并转达了溥仪的要求。溥仪希望同我就满洲问题的前途共同商讨。为此，要求我能去天津和他研究今后双方的联系问题。
于是我便前往东京同军务局长小矶国昭取得联系。经他批准，决定由我前往旅顺，同板垣征四郎（关东军参谋）和石原莞尔（关东军参谋）共同研究将来在处理满洲问题时是否起用溥仪的问题。然后，我便以民间人的身份随同墨田七郎一同前往天津。途中，在旅顺同板垣征四郎和石原莞尔进行了会谈。通过会谈，我们在以下三个问题上取得了一致意见：1.就溥仪的性格而言，不可能再投靠别人；2.由于溥仪曾经是清朝皇帝，因此在对外政策上阻力较小，有可能比较自然地对外进行伪装；3.满蒙的老百姓对溥仪怀有厚意和亲密的感情。
根据以上三点，结论是决定在未来的“满洲问题”上起用溥仪。但是我们三人又一致认为暂时只能让溥仪做执政，而不能做皇帝。其理由是，如果让溥仪从开始就做皇帝，那是皇族旧臣所求之不得的，但必将弊端百出。例如溥仪当上皇帝，他的妻子就是皇后，而皇后的弟弟必然成为皇族。同时，宫中的设备也需要耗费大量经费，谒见皇帝还需要有许多繁文缛节，为了省去这些麻烦，我同板垣征四郎和石原莞尔共同研究决定，还是先做二三年执政为好。
到达天津后，在英租界的溥仪亲戚家中会见了溥仪。参加会见的除溥仪和我以外，还有翻译墨田七郎和溥仪的财政管理人朱某。会谈的主要内容有：
1.关于打倒张学良问题。溥仪的意见是，希望能像打倒张作霖那样打倒张学良，如果东北的实力派被推翻，对于自己去东北可能更为有利。我说：日本是否要打倒张学良，占领东北，还不清楚。能否按照你的愿望实现，也还是疑问。日本当局自有日本的满洲问题处理方针。这一点希望你能清楚。
2.关于溥仪要求向日本提供机密费问题。溥仪提出，如果在东北举事，想必需要大量机密费，自己有许多珍宝和毛皮，可以卖掉充当机密费。另外，你现在已从军队退出，恐怕在经济上也有困难。我回答说，我是按着日本自身的想法和打算行事的，能否满足你的希望与要求还是个问题。经费是需要的，但这是个很麻烦的问题。这样，我拒绝了他关于提供机密费的要求。
3.关于将来日本解决满蒙问题后，溥仪是否有意去满洲问题。我说：将来日本如能顺利地占领满洲，你是否有意前往？溥仪说：我早已想去东北，正因为如此，我才派人去日本同你联系的。
如上所述，溥仪进入伪满洲国政权是由他主动同日本联系的，而第一次交涉是由我进行的。
这次旅行我是由旅顺到大连，再乘船到天津，住在天津市日本租界曙町的扶桑馆。1929年10月，我从天津乘船返回大连，再乘火车去旅顺，在车中恰好同前去旅顺的板垣征四郎和石原莞尔相遇，我向他们汇报了在天津同溥仪会谈的情况。回到东京后，又向小矶国昭汇报了同溥仪以及同板垣、石原会谈的情况。
（摘自《日本帝国主义侵华资料档案选编》卷十七《河本大作与日军山西“残留”》第54—57页）
河本大作（关东军为制造九一八事变进行的准备工作）：
在政治方面，利用中村震太郎事件和万宝山事件，在满洲问题上大造舆论。关东军要求满铁经济调查局拍摄中村事件和万宝山事件的现场照片；又派满铁总务部长平岛敏夫组织宣传班，进行调查，利用调查资料在国内大肆宣传，使舆论沸腾。当时的满铁经济调查局长是田所恭次，满铁经济调查局委员长是十河信二[十河在九一八事变后任满铁经调会委员长，当时无此调查机关]。同时，关东军还和参谋部本部部员取得联系，并约定，当满洲事变爆发后，如果陆军省和参谋本部对关东军采取消极态度，便共同发动政变。
在军事方面，1931年6月板垣征四郎说服陆军省人事局长冈村宁次，于1931年7月任本庄繁为关东军司令官，取代了菱刈隆。1931年8月，由旅顺要塞重炮兵队长川村奎三大佐将旅顺要塞炮，两门24厘米的榴弹炮运至奉天独立守备队的练兵场，瞄准奉天督军公署和北大营，做好射击准备，这对于九一八事变当时的战斗行动具有决定性意义。
我在东北也参预了九一八事变的准备活动。1931年9月3日，参谋本部第二课课长重藤千秋要求我给奉天特务机关送去机密费五万日元，并在奉天同板垣会见。1931年9月4日上午5时我从东京羽田机场出发，在朝鲜京城机场换乘，于当日下午5时抵达奉天。我立即赴奉天特务机关拜访机关长土肥原贤二，但他不在，我便将重藤千秋委托交付的5万日元给了副机关长花谷正，用以炸毁柳条沟和太子河铁桥。这5万日元是经重藤千秋从中斡旋，从东京赤坂区的一个股票商人藤田勇处借到的。藤田勇是重藤千秋的亲戚，一共借了10万日元，并约定日后侵略东北成功，以十倍的金额归还他。后来，经我同藤田交涉结果，只还给他60万元。
我在奉天期间，曾与板垣征四郎进行了会谈。会谈地点是奉天市琴平町的金六饭店。参加者有极垣征四郎、石原莞尔和我共三人。会谈决定，由我同满铁交涉，要求满铁在关东军侵略东北时，要全力配合；其次，由我同朝鲜军参谋神田正隆交涉，当关东军在东北采取军事行动时，朝鲜军应不失时机地越境支援。
会谈后，我于1931年9月8日下午从奉天机场出发，当天下午到达大连机场，下榻在大连大广场的大和旅馆。我在大连期间，曾到大连市星浦大和旅馆会见满铁经济调查局委员长十河信二，向他传达了我同板垣、石原会谈的结果，即关东军为了打破满蒙问题的僵局，决定以武力解决，这是为满铁寻找出路和打破满洲日侨僵局的唯一办法。而满铁的基层干部虽然对关东军的军事行动表示愿意积极配合，但上层干部态度消极，希望十河信二能争取满铁总裁内田康哉，在关东军采取军事行动时，能及时地给予积极的配合。
1931年9月9日上午5时，我从大连机场出发，当日上午7时抵朝鲜京城机场。由于关东军已于事前做好安排，朝鲜军参谋中山蕃代替神田正隆参谋前来迎接并同我会谈。我向他转达了关东军的意图，即关东军已决定以武力解决满蒙问题，希望当关东军采取军事行动时，朝鲜军能不失时机地越境出击，不使关东军处于孤立无援的地位。
1931年9月9日下午l时半，我从京城机场起飞，当天到达福冈，住在我的亲戚、开业医师高冈达也家中。9月10日乘火车从福冈返回东京，9月11日到达东京。当即赴参谋本部会见第二课课长重藤千秋，向他汇报了给奉天特务机关副机关长送去机密费五万日元，以及同板垣、石原等会谈决议等情况。
[中略]
我与参谋本部部员在东京共同策划的10月事件：
1931午9月19日奉天的日本浪人甘粕正彦和奉天宪兵队长三谷清，给东京的参谋本部第二课长重藤千秋发去电报，内容是：“我等已动手，东京同志健在否？”这封电报不是发给参谋本部的，而是发给九一八事件阴谋集团的一封私人电报。收到电报后，他们便在政友会议员三木武吉在东京牛込区若松町经营的松枝饭店举行集会。经过分析，认为陆军大臣南次郎和陆军省对关东军持反对态度，只有参谋本部第二部长建川美次对于关东军是同情和支持的。于是会议决定要观察和等待陆军省和参谋本部改变对九一八事件的态度。当时，桥本欣五郎和长勇等人主张为了建立一个能支持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的政府，应立即发动政变。
1931年9月末举行第二次集会，地点仍在松枝饭店，新参加者有海军航空司令小林省三郎。会议的内容是，由于九一八事变爆发后，陆军省和参谋本部对关东军一直持消极态度，所以决定于10月18日发动政变。会后四天，为了要爆炸陆军省、参谋本部、警视厅，我去霞浦拜访了航空队司令小林省三郎，他却说海军航空队现在没有炸弹，态度消极，以致使爆炸计划破产。
桥本欣五郎始终坚持发动政变，同驻东京的各部队积极联系；我也对近卫骑兵联队长小川正辅和近卫步兵第四联队第三大队长田中信夫进行说服动员，以便在发动政变时，能顺利地进入宫中。
但是，由于根本博中途叛变，将上述计划向陆军省人事局长冈村宁次进行了告密，冈村又报告给陆军次官杉山元。杉山元命令东京宪兵队于10月8、9日两天逮捕了同九一八事变有关的人和参谋本部的几名部员，分别囚禁在箱根、热海和千叶等地。至此，政变以未遂而告终。当时，我之所以未被逮捕，是由于板垣和石原不希望此次事件牵连到陆军以外的人，所以名单上可能没有我的名字，我想这大概就是我没有被捕的原因。不过，这次逮捕也只是为了压制政变而采取的权宜措施，被捕的人只被拘留了十天便释放了。
10月事件虽然未遂，但在其压力下，经内务大臣安达谦藏呈报内阁总理大臣，于1931年10月中旬[12月13日内阁更迭]，由荒木贞夫代替南次郎任陆军大臣。
我就上述情况，即九一八阴谋集团被捕人员的释放、陆军大臣的更替以及陆军省和参谋本部对关东军态度的转变等，同板垣和石原取得联系，并询问是否还有必要发动政变。板垣和石原回信指出，陆军省对关东军既然采取积极态度，就没有必要再发动政变了。于是决定放弃发动政变的阴谋，这就是所谓的10月事件。
（注：九一八事变前，河本由东京来沈阳给花谷正送“机密费”的时间，几次交待不一致。）
（摘自《日本帝国主义侵华资料档案选编》卷十七《河本大作与日军山西“残留”》第58—62页）
河本大作（动员满铁和朝鲜军，在一旦有事时望能对关东军给予积极的支援）：
九一八事变前夕，我正住在东京涩谷区园山家中。9月8日清晨，接到参谋本部重藤千秋（大佐）课长电话，要求我立即去参谋本部。当我赶到，重藤拿出用纸包着的5万日元，并说，此事难以委托他人，特烦前辈代劳。要求我尽快乘飞机将此5万日元亲手送交奉天机关长[特务机关辅佐官]花谷少佐。我以金额过大而抱有疑虑，询问重藤可否电汇。重藤表示，为保密起见，必须亲身携带。我预感到奉天可能正在策划某种行为，当即承诺，着手准备9日飞往奉天。次日晨从东京出发，经大阪、福冈、京城[汉城]，到达新义州后，因天气原因飞机停飞，便改乘安东始发的夜车，于10日晨抵奉天，立即奔赴特务机关，将纸包的5万日元亲手交与花谷中（少佐）。花谷向我诉说了缺乏机密费等实情，表示十分感谢，将钱放在神坛上，合掌礼拜。我在奉天逗留数日，9月16日板垣、石原两参谋出差来奉天检阅军队，约我赴金六饭店聚餐。席间虽未公开说明九一八行动，但委托我在返回东京途中，要在大连和京城停留。在大连要动员满铁领导人，在一旦有事时望能对关东军给予积极的支援。在京城，朝鲜军参谋神田（中佐）定能前往机场迎接河本，届时应督促其不失时机地越境支援关东军。对上述要求，我立即表示接受。17日下午乘“鸽”号快车从奉天出发，当夜抵大连。次日，即18日晨赴位于星浦的大和旅馆访十河信二（理事），如实地传达了板垣等人的意见。板垣等认为满铁中以部长为首的全体社员完全同意全面地支持关东军，而只有内田总裁和江口副总裁的态度暧昧，希望十河能从中斡旋，使满铁领导人能对关东军给予积极的支援。十河毫不踌躇地表示接受，并约定亲赴旅顺将同满铁领导人商谈，结果向板垣、石原进行传达。19日晨从大连出发，10时抵京城机场，神田中佐因出差不在，由中山大佐参谋代替神田出迎。当我问及朝向军是否已经越境时，中山大佐的回答是，朝鲜军司令官林铣十郎尚在犹豫不决。我当即传达了板垣等人的希望：必须尽快支援关东军。并委托中山与神田配合，尽力说服林军司令官。11时过，从京城出发抵福冈，当夜乘下关始发的快车，20日回到东京。
对上述罪恶的认识，我对九一八事变造成直接影响的配合行动是：（一）为奉天特务机关送机密费；（二）劝告满铁首脑，务必对关东军给予积极支援；（三）督促朝鲜军越境。这三项活动看来都不超过一个“带信人”的范围，但其影响去未必很小。由于这些活动，使关东军增强了威力，支持了关东军的侵略行径，罪责不轻。
（摘自《日本帝国主义侵华资料档案选编》卷十七《河本大作与日军山西“残留”》第55—5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