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自卑感与优越感(2)
还会有什么其他办法呢？我们早在人生的最初四五年里就决定了生命之于自身的意义，不是用数学计算出来，而是在黑暗中摸索，依靠着我们所经历的还无法完全理解的感受，依靠着抓住的点滴暗示和拼凑出的解释而得出。与之类似的，我们同样是靠着摸索和猜测确定了自己的优越目标，它是人一生的推动力，一种动态的取向，而非图表上或地理上确定的一个点。没有人能完整清晰地描述出自己的优越目标。或许他们很清楚自己的职业目标，但这只是他们的一小部分追求而已。就算这个目标能够被明明白白地描述出来，却还有千百条道路可以通向罗马。假设一个人想要成为一名医生，但成为一名医生却意味着许多不同的事情。他们可能不仅仅希望成为某个特定医学领域的专家，还会在职业生涯中显示出对于自身和他人的独特的兴趣。我们会看到，他将在多大程度上培养自己以对同伴们有所帮助，又会为他们的帮助划定怎样的界限。他将这个职业设为了自己的目标，并以此作为应对某种特定自卑感的补偿方式。而我们一定要通过他在职业领域和其他地方的表现来推测，究竟他是在为了什么样的特殊感受而进行补偿。
举例来说，我们时常发现，成为医生的人往往在他们童年很早的时候就开始面对死亡的现实。死亡给他们带来的最大印象，是威胁人类不安全外在的一个侧面。或许是双亲或兄弟姐妹中有人死去了，于是在他们后来的学习发展中，便致力于为自己或他人找到对抗死亡并增加安全感的方法。也有人将成为教师作为他们明确的目标，但我们很清楚究竟有多少种不同的教师。如果一名教师的社会情感程度较低，那他的优越目标就有可能是通过当老师成为小范围内的大人物。或许，只有在比自己更弱小、更没经验的人面前他才会觉得安全。而拥有高度社会情感的教师则会以平等的态度对待学生，他们是真心希望能够为人类福祉做出贡献的。在这里，我们只需要提出，教师与教师之间的能力和兴趣差别有多么大，而从他们的言行中又能如何清楚地看到其各自的个人目标。当一个目标被清晰地勾勒出来，个体的潜力就会被修剪压缩到适合这个目标；至于整体的目标——我们可以将它称为原型——却会在任何情况下都努力突破这些限制，找到一个途径来表现其个人设定的生命意义和争取优越感的终极理想。
因此，对每一个个体我们都必须透过表面去观察。个体可能改变他们定义和表现目标的方式，正如他们有可能会改变其确切目标的表达方式一样——通俗地说，就是换工作。因此我们一定要寻找其中潜在的一致性，寻找个性中的整体性。这种整体性与个人的一切表达相符。如果我们取一个不规则的三角形，并将它们颠倒放置在不同的位置，那么它在每个位置都会看上去像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三角形。但只要我们仔细观察，就能够发现它始终都是那同一个三角形。原型亦是如此。它所蕴含的内容从不会经由任何一个单独的行为侧面完全表达出来，但我们能够综合其所有的表达来辨识它。我们永远不会对一个人说：“如果你这样做或那样做，那么对于优越感的追求就可以得到彻底满足了……”对于优越感的追求是灵活的，事实上，一个人越健康，越接近正常状态，就越能找到更为开放的奋斗空间，而不是被局限在一个特定的方向上。只有神经官能症患者才会死死盯着自己设定的目标不放，并且说：“我就要这个，别的都不行。”
我们要小心，不要轻率地对任何追求优越感的特别努力进行评价，但我们可以在所有的目标中找到一个共同的因子——想要化身为神。我们会发现一些儿童将这一点表现得十分直白，他们会说：“我要成为上帝。”许多哲人也有同样的想法。还有一些教师也希望将孩子培养、教育成像神一样的人。在老派的宗教戒律中也能看到同样的主题：信徒们必须按照成神的方式来修炼自己。神化内容的一个较为温和表现便是“超人”概念，它表现在——我不该说太多的——尼采（Nietzsche）身上，在他精神失常之后，曾在一封写给斯特林堡（Strindberg）的信中署名“被钉上十字架的人”（The Crucified）。
精神失常的人常常肆无忌惮地宣扬他们想要获得像神一样的优越感的目标，他们会坚称“我是拿破仑”，或“我是中国皇帝”。他们渴望成为世界关注的中心，不断曝光在公众视线之下，希望自己能接入全世界的电波，成为每一场交谈的话题。他们想要预知未来，掌握超能力。
以另一种更温和也更合理的方式来表达的话，这种想要“像神一样”的目标体现为试图无所不知、掌握普遍的智慧，或是长生不老。无论我们是希望在人世间长生不老，还是化身无限一次次重回凡尘，抑或是在另一个世界里得到永生，这些期望都源于想要“像神一样”的渴望。在宗教教义里，神是永恒的存在，能穿越时间长河而永存不朽。我并不是在这里讨论这些观念究竟是对还是错——它们都是对于生命的解释，是“意义”，或多或少的，我们都会接受这种意义——神与像神一样的圣人。即便是无神论者，也会想要战胜神，成为比神更高的存在。而我们可以把这视为一种格外强烈的优越目标。
只要一个人确定了他的优越目标，他的生活方式就不会再有偏差，一切行动都将切合这一目标。个体的习惯和行为都将精确无误地指向其所宣示的目标，无可非议。每一个问题儿童，每一个神经官能症患者，每一个酗酒者、罪犯或性变态者，他们的生活方式都以恰当的行为得以体现，并以此来取得他们所希望得到的优越地位。这些行为本身无可指摘，因为要达成他们的目标，就应该匹配这样的行为。
有一名男孩，还在上学，是全班最懒惰的孩子。老师问他：“为什么你的作业做得这么糟糕？”他回答道：“只要我是这里最懒的男孩，你就会一直在我身上花大量的时间。你从来不关注那些好孩子，因为他们从不会在班上捣乱，总是好好地完成他们的作业。”由此可见，他的目的就是要吸引老师的注意力，控制老师，为此他找到了一个最好的办法。仅仅试图改变他的懒惰是没用的，因为他需要懒惰来帮助他达到目标。从这个角度来说，他做得完美无缺，如果改变做法，那他才是个傻瓜呢。
另一位男孩，在家时非常听话，但看起来有点笨笨的——他在学校里很迟钝，在家也一点都不机灵。他有个比他大两岁的哥哥，而他哥哥的生活方式与他截然不同。他又聪明又活泼，但总是因为冒失而惹麻烦。一天，有人无意间听到弟弟对哥哥说：“我宁愿像现在这样笨，也不愿像你一样鲁莽。”如果我们能够明白这是他达到目标——避免招惹麻烦——的方式，那么他的愚笨就可以被看作是一种聪明了。由于他的愚笨，对他的要求会更少，如果他犯了错，也不会受到太多责备。考虑到他的目标，如果他不这样笨，才真的是个傻瓜了。
时至今日，我们还是常常在针对表征来处理问题。无论在医学上还是教育上，个体心理学都完全反对这种做法。如果孩子的数学一塌糊涂，或是在学校的表现很糟糕，那么我们若是仅仅针对这些方面来试图有所提升，只能是徒劳无功。或许他们是想让老师难受，甚至希望闹到被开除好彻底逃离学校。如果我们只用单一的方法来阻止他们，那他们总能找到另一条对策来达到他们的目的。
成年人的神经官能症也是这样。设想一个例子，就说饱受偏头痛之苦的人们吧。头痛对他们来说就是很有用的工具，只要需要，它们就可以在任何特别的时刻发作。借助于头痛，他们可以不必面对生活中的麻烦。当他们不得不和陌生人打交道或是做决定时，头痛招之即来。与此同时，头痛还可以帮助他们操控他们的同事、搭档或家人。我们怎么能指望他们会放弃这样一种有力的武器呢？他们将疼痛加诸己身，但从他们的角度来说，却是再明智不过的投资了——它会带来所有他们能够期望的回报。当然，我们可以给患者一个惊人的解释来吓走他的头痛，就像用电击或一场假手术来治好士兵的战争疲劳症（shell-shocked）一样。或许药物治疗也能令某些症状有所缓解，让病人难以继续使用这些特别选择出来的症状。但是，只要他们的目标没有改变，哪怕治好了一种症状，他们也会找到另外一种来取而代之。“治好”了头痛，接着就可能出现失眠，或是其他一些新的症状。只要目标依旧，他们就一定要继续为之努力。
有的神经官能症患者能以惊人的速度“抛弃”某项病征，而后又毫不犹豫地“患上”新的病征。他们成为了神经官能症的收藏家，不断扩展自己的收藏目录。如果读一本心理治疗法方面的书籍，他们也能从中受到启发——原来还有更多的神经官能症他们还没有找到机会尝试。因此，我们要寻找的始终是这林林总总症状背后的目的，是这个目的与患者的整体优越目标之间的一致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