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起先接触“公共服务动机”这个话题是个偶然。10年前我从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管理学院获得管理学博士学位（组织与人力资源管理方向）后留校从事与公共管理硕士（MPA）相关的教学和科研任务。激励管理本是传统组织与人力资源管理的核心话题，所以自然地就作为本人承担的教学任务的重要内容。在与MPA学员讨论的过程中，发现经典的激励理论有一些局限，特别在针对公共部门从业人员的动机和激励管理方面，许多在企业运用得不错的激励理论，由于体制和制度的限制并不太能在公共部门被广泛运用。带着这个困惑去查阅研究文献，忽然发现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西方文献中就有类似的热烈的讨论，直到1990年，美国印第安娜大学伯明顿分校（Indiana University Bloomington）的James L.Perry和Lois Recascino Wise两位教授在美国公共管理学会官方权威刊物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上发表了“公共服务的动机基础”（The Motivational Base of Public Service）一文，提出了公共服务动机（Public Service Motivation：PSM）理论。随后Perry（1996）在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search and Theory发表了测量PSM的四维度模型。自2000年后，国际范围内有关公共服务动机的研究进入了高潮时期，几乎每年国际上重要的公共管理领域学术会议都会专门设置与PSM相关的专题会议，而且几乎国际上主流的公共管理领域学术刊物每年都发表了相当数量的与PSM相关的研究。用James L.Perry（2014）的话来说，目前有关PSM的研究已经迎来了“第三次浪潮”。

受中国管理研究国际学会（IACMR）创始会长、著名的华人管理学家徐淑英（Anne Tsui）教授有关推进中国管理学研究的号召，本人希望在中国公共部门从业人员激励管理方面做一些探索。虽然“为人民服务”、“人民公仆”或“人民勤务员”等观念自毛泽东时代已广泛宣传，并希望其能成为公职人员日常工作中的自觉和本能，然而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不断发展，一些人开始质疑公共部门从业人员的动机，甚至不假思索地认为从事公职就是为了“当官”、“敛财”、“福利待遇”等。需要强调的是，“公共部门的工作动机”与“公共服务动机”是两个不同概念（Perry&Hondeghem，2008），以“为他人和社会考虑”为主的公共服务动机是公共部门工作动机的一部分（Perry，Hondeghem，&Wise，2010）。

基于此，2006年本人及合作者们为在英国华威大学（University of Warwick）召开的“公共管理国际会议”提交了一篇来自中国背景下的有关Perry（1996）的四维度公共服务动机模型的验证论文，经修改完善后于2008年正式发表在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anpower上。这篇来自中国背景下的论文发表后不久，我就收到了来自大洋彼岸的James L.Perry教授邮件并被荣幸地邀请参加2009年春夏之交在Bloomington举行的公共服务动机国际研讨会。不巧的是，因为当年美国的“猪流感”事件，我的首次Bloomington之行最终无法成行。虽然如此，但与中国背景下的公共服务动机相关的研究俨然已经成为我近10年来最主要研究兴趣之一。

近年来，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上海市浦江人才计划、上海交通大学SMC晨星青年学者奖励计划等共同资助下，本人及所在团队和合作者们围绕中国背景下的公共服务动机开展了系列研究，而本书正是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同时，本书的部分内容是我在香港大学担任访问副研究员和在Indiana University Bloomington担任访问学者时完成的。在此，我再次对上述机构提供的慷慨资助表示最诚挚的谢意！

公共服务动机理论为我们描述了什么样的人更适合去从事公共服务工作以及具备这些特征的人在公共服务中的行为表现如何，为公共服务行业人员队伍的激励管理提供了理论参考。如习近平同志（2013）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强调那样，“建设一支宏大高素质干部队伍”是实现党的十八大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的关键。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大背景下，如何有效激励和管理我国庞大的公共部门从业人员队伍是一个现实而又迫切的问题！与中国情境下公共服务动机理论相关的研究期待能在这些重要问题方面做更多有益的探讨！

谨此与诸君共勉！

刘帮成

于上海徐家汇

2015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