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节 精神分析

弗洛伊德在100多年前创立了精神分析理论，它一直对心理学和西方文化产生持续的影响。现在，精神分析的一些早期观点并不像过去一样流行或者被广泛接受，并且很少有心理学家仍然相信弗洛伊德所说的都是正确的。但是精神分析对现代心理学家思考心理与行为仍然有很大的影响。

当我们使用精神分析这个术语的时候，我们实际上是在谈论两件事。

第一，精神分析是有关人类行为的一个特别的理论。精神分析理论认为，所有的人类行为都是由某种动机引起的，但是，动机经常隐藏在个人的潜意识里。潜意识动机的观点是精神分析区别于其他人类行为理论的主要概念之一。

第二，精神分析是指一种心理治疗或心理咨询。当人们情绪沮丧或遇到麻烦时，可能接受精神分析的治疗或咨询。精神分析治疗来源于一般的有关行为的精神分析理论，治疗师力图找到是什么种类的潜意识力量使得来访者沮丧或不愉快。例如，是什么促使一个男孩子打或者伤害他的刚出生的弟弟？是什么使一个妇女不能在亲近的关系中遵守承诺？

弗洛伊德论的起源

在早期的精神分析当中有几个主要人物，但是，他们中最重要的还是开创者西格蒙德·弗洛伊德（1856～1939年）。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于1856年5月6日出生在现在的捷克共和国，他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生活在奥地利的维也纳，但是由于他是犹太人，为了逃避纳粹的迫害，他最终被迫逃离维也纳迁居伦敦。他于1939年9月23日在伦敦去世。

当他还在医学院学习的时候，由于对“歇斯底里”的兴趣，他去法国向医生吉恩·马丁·沙可（1825～1893年）学习用催眠术治疗“歇斯底里”（弗洛伊德后来拒绝使用催眠疗法，但是他仍对研究“歇斯底里”感兴趣）。当他回到维也纳时，与一位名叫约瑟夫·布鲁尔（1842～1925年）的内科医生一起工作，布鲁尔用谈话的方法治疗“歇斯底里”患者已经取得了成功，这种方法是与病人一起讨论可能忽略的病因。

弗洛伊德常常治疗一些奇怪的和莫名其妙的情绪失调病人，这些情绪失调似乎不是由某种疾病或伤害导致的，这些情况常常是癔病的表现。弗洛伊德认为这些病人在生理上是健康的，但他们遭遇的痛苦也是真实的，这种痛苦可能是由一些隐藏在背后的心理问题引起的。他询问病人关于情绪和人格的经历，努力找到引起他们问题的原因，用这种方法，他发展了他的精神分析的技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把关于人的行为的不同观点系统化，形成了著名的精神分析理论。

精神分析理论是一个理解人类行为的复杂系统，但是运用三个重要的原则就比较容易理解。

第一个重要原则是潜意识力量驱动着大多数人类行为。这就意味着人们一般是意识不到他们行为的原因的。即使人们认为他们知道他们行为的原因，一个精神分析的心理学家也将会说他们是错误的。

第二个重要原则是过去经验形成了一个人当前行为的方式。按照精神分析的观点，发生在过去的事（特别是在童年时代）能够对一个人对现在和未来事件的反应造成很大的影响。

第三个重要原则是精神分析提供了一种方法，这种方法有助于使人们变得愉快，更加舒适地生活。通过精神分析的治疗，通过帮助患者驱动他们的潜意识力量和理解他们生活早期经验的影响，从而使患者能够应对沮丧和挫折。

弗洛伊德理论的信条

弗洛伊德和布鲁尔都迷恋上挖掘病人的私生活。弗洛伊德认为这样做不仅能够更好地去理解究竟是什么在困扰着他的病人，而且能够找到其他人行为背后的原因。弗洛伊德理论的一个代表性的原则是人类行为背后的动机力量是性的无意识力量。他认为所有的人包括儿童在内，都有强烈的性冲动，而且这种性冲动不仅驱动着性行为，还驱动着人类所有的行为。对个人来说，这是遭受困扰的主要来源，因为有些性行为是社会所不能接受的（当然，在儿童中和成人在特殊场合例外）。弗洛伊德认为，这种性冲动与社会生活的现实是有冲突的。冲突的结果决定了人的行为和日后的人格。

人们不难想象，在弗洛伊德生活的年代，他的理论中有关性的方面在整个社会产生了很大的震撼，因为那个年代，关于性和性能力的讨论是人们所忌讳的。就是在今天，他的理论仍受到广泛的批评，主要是由于他坚持认为儿童也有性动机（尽管他们是潜意识的）。

根据弗洛伊德的观点，人类行为还有其他两种重要的动机驱力，他分别称之为阿尼玛和阿尼玛斯，代表生的本能和死的本能。弗洛伊德增加死的本能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当他修改他的理论时，包括了生和死之间的压力，死的本能被侵略和自我保护的欲望所代替。

弗洛伊德理论的第二个重要原则是心理生活的动力来自于身体和心理之间的能量。弗洛伊德认为人格可分为三个鲜明的意识水平。人格的第一部分是意识，它与人的思想和情感有关，人在清醒的时候一般都能意识到。人格的第二部分是前意识，它是由记忆和思维组成的，当下意识不到，但能将其存储起来。例如，试想一下“你吃过早饭了吗？”这句话的答案，直到你读到这句话的时候，它是不在你的意识中，但是，能够从前意识中回忆出来。人格的第三个部分，也是弗洛伊德认为最重要的部分是潜意识，在潜意识中存在愿望、欲望和不能被意识到的动机。

本我、自我和超我

弗洛伊德还认为人格是由管理动机力量的不同结构组成的，他分别把它们叫作本我、自我和超我。弗洛伊德认为本我是动力的源泉，它包括冲动、动机和欲望。本我在拉丁语中是指“它”，自我的意思是“我”，而超我的意思是“超过我”。弗洛伊德认为动机源于本我，处于潜意识之中。在本我中有冲动、动机和欲望。弗洛伊德论述说，本我根据“快乐原则”行事，它的主要任务是通过释放隐藏在人们背后的能量，满足冲动和欲望，从而达到快乐。自我是人格的一部分，它通过有意识地努力、计划，使本我能够释放它的能量和满足它的冲动。自我是理性的和可操作的，弗洛伊德用“现实原则”来说明欲望和冲动能够实现，但只能以特定的方式来实现。自我使个体避免做那些只要快乐而不分场合的事。超我是一个结构，它强迫自我避免允许本我满足冲动。它是意识和潜意识的结合，并且能被比作一个人的良心。即使自我认为某种满足本我的方式不会给个体带来更多的麻烦，超我也要确保个体的行为与社会对他或她的期待保持一致。

弗洛伊德认为人格发展来自于这些潜意识的冲突和它们的结果。来自于出生的瞬间，本我快乐的欲望受到父母和社会强加于他的规则的约束。随着从婴儿成长为成人，他们的身体快感的转变经历了五个性心理发展的阶段：口唇阶段、肛门阶段、性器阶段、潜伏阶段和生殖阶段。每一个阶段都包括满足愉快欲望和必须遵守真实世界规则之间的冲突。当冲突顺利地解决了，人格就能健康地发展；如果冲突没有解决，个体在以后的生活中就会产生障碍。

口唇和肛门阶段

根据弗洛伊德的理论，在第一即口唇阶段（婴儿期），个体的性快感是通过嘴吸吮与获取营养的行为来满足的。这一阶段的冲突产生于断奶的过程（脱离乳房或奶瓶去吃固体食物）。这个阶段的冲突如果不能解决，可能导致形成高度依赖性或者具有攻击性的人格特点。

在第二即肛门阶段（刚过婴儿期），快感来源于排便。这一阶段的冲突产生于厕所训练和儿童学习控制他们的肠道运动的方法。这个冲突会给随后的生活带来过度讲究（肛门克制型的）或者马虎懒散（肛门驱除型的）的行为方式。

性器阶段

在第三即性器阶段（儿童早期），生殖器成了获取快感的对象，生殖器的区域成了动欲区。这是伴随对异性的吸引而产生的。根据弗洛伊德的理论，性器快感是不成熟的，并且由于儿童通常有大部分的时间围在他们的父母身边。他提出，一个幼小儿童爱的自然对象是其异性的父母。他把它称之为俄狄浦斯情结。俄狄浦斯是由古希腊的奈福克勒斯（生活于公元前5世纪）创作的悲剧中的人物，他无意间杀死了自己的父亲，然后娶了自己的母亲。在性器阶段，成功地解决这一冲突，将使儿童顺利地认同自己的同性父母而不会产生其他问题。不能解决这一冲突，将导致其在后来的生活中产生性的问题。

潜伏和生殖阶段

按照弗洛伊德的说法，一般6～12岁，当儿童有意识地进行社会调节时，潜意识的冲突减弱了。这称为潜伏阶段，因为潜意识的发展冲突是潜伏的或隐藏的。最后即生殖阶段，发生在青少年期，即当儿童开始对其他年龄相仿的人产生性爱的时候。在这个阶段，儿童与“知觉的爱”作斗争，并且当他们注意的焦点离开父母而转向与其他人建立朋友关系的时候，即产生了冲突。弗洛伊德认为成功地解决这一冲突对于发展健康的成人关系是很重要的。

防御机制

防御机制构成了弗洛伊德理论的另一个重要部分。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自我的任务是计划能够让本我实现它的欲望的方式。然而自我对于本我来说总是脆弱的，因为存在于本我内部的欲望和动机是强大的、极难控制的，并且随时可能设法逃脱。而且，自我不得不与超我争夺控制权，如果自我允许本我以它自己的方式行事时，超我能够惩罚自我。防御机制的发展是自我保护其免受本我和超我伤害的一种手段。一些防御机制阻止了寻求满足的本我冲动，另一些防御机制则被用来以相对没有伤害的方式满足它们。弗洛伊德相信这些防御机制随着一个人的逐渐成熟和通过各种心理性欲阶段而发展起来。

弗洛伊德描述的大免疫防御机制是压抑：是一种用于将冲动保持在自我状态中，避免冲动逃逸的力量，就好比给一壶沸腾的水加上一个盖子。压抑需要努力和能量，并且不是总能奏效的。它不易控制，例如，当一个人正在睡觉（弗洛伊德因此相信梦包含了来自潜意识的材料）时。有时它也失败，当一个人清醒和全神贯注的时候。弗洛伊德认为这些失败的发生就像“滑舌”，即当一个人想说一件事而意外地说成了另一件事，这样便揭示了一个潜意识的动机。

其他的防御机制包括投射：观察其他人的行为模式或特质时与自己潜意识冲动一致的趋向（例如，认为其他人被性迷住了的人，实际上是他们自己在潜意识里被性迷住了）。移置允许人们实现的本我冲动，但要改变对象（例如，一个对自己老板生气的人，可能踢废纸篓）。反向形成是一种防御机制，它把一种不能接受的冲动转变成另一个极端（例如，恨变成了过度保护的爱），而升华是把一个不能接受的冲动转变成能被社会接受的冲动。弗洛伊德对病人的治疗目标是使其获得一种关于他们自身条件的洞察力。这种洞察力将缓解病人的症状。

精神分析疗法

弗洛伊德根据他的行为理论对各种病人进行评估。他相信病人表现出歇斯底里，是因为他们不能恰当地解决他们成长或生活过程中某一个阶段的冲突。为了治疗这些病人，弗洛伊德需要看到存在于病人潜意识中的东西。当然，病人自己不知道存在于潜意识的是何种东西。因此，弗洛伊德使用了一些方法努力抽取信息。也因此由弗洛伊德发展并实践的精神分析治疗是花时间的过程：对大多数病人的分析需要花费几年的时间才能完成。

精神分析治疗的基本方法是谈话。弗洛伊德认为治疗师必须对病人相当了解，以理解他们曾经经历的事件对他们会造成何种影响。因此，治疗师和病人长时间地谈论病人的过去和生活，回顾许多重要的但似乎是不相关的经历和记忆。对病人来说，它们可能是琐碎和不重要的，但事实上，病人能够记住它们就意味着这些事件可能与重要的潜意识动机相联系。

弗洛伊德花费了许多年发展了他的理论。例如，他关于潜意识、前意识和意识的观点，早在他的本我、自我和超我的理论提出之前就形成了。类似地，当他提出关于儿童早期阶段的性力理论时，他的关于人格发展的观点也已经基本形成。

追随弗洛伊德的理论家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有许多的追随者，他们中的一些人忠诚于他，而另一些人批评他的工作并提出他们自己的理论。在精神分析方面的领导者包括弗洛伊德的两个同事艾尔弗雷德·阿德勒和卡尔·荣格，还有梅兰妮·克莱英（1882～1960年）。杰出的人物还有弗洛伊德的女儿安娜（1895～1982年）和艾里克·艾里克森（1902～1994年），他们两人在弗洛伊德去世以后，发展了精神分析学说。安娜·弗洛伊德不仅是实践的精神分析家和她父亲的继承人，而且她对精神分析科学做出了重要贡献，她发展了她父亲的关于“自我和防御机制”的观点，并提出了一个系统的儿童精神分析。

艾里克·艾里克森对精神分析学说的发展也做出了不朽的贡献。他更详细地探讨了自我的功能，并将儿童的社会相互作用作为基础，提出了他自己的人格发展和变化的理论。在某种意义上说，不能将艾里克森严格地定位为一名精神分析学家，因为他的理论和观点趋向于偏离弗洛伊德和后来的精神分析学家的理论和观点。然而，他的工作深深地植根于传统的精神分析，并且对后来的心理学理论和实践产生了重大影响。

梅兰妮·克莱英的理论

梅兰妮·克莱英是弗洛伊德早期最有影响的追随者之一，她后来提出了自己的观点。直到1918年，在匈牙利的巴德派司特的一个会议上，克莱英听弗洛伊德演讲时才见到他。这给她的印象很深，并决心成为一名儿童心理分析学家和儿童精神分析治疗的终身的捍卫者。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克莱英系统地提出了她自己的观点，这就是物体相关的精神分析理论。

克莱英采纳了弗洛伊德潜意识驱动（本能）的观念，但是她不同意弗洛伊德宣称的驱力的对象是可以交换的。弗洛伊德认为寻求满足的基本驱力并不依赖于特定的对象。例如，食物不是口唇驱力满足的必需品，烟也能起到同样的作用（弗洛伊德本人就是一个严重的嗜烟者）。然而，对克莱英来说，一个特定的驱力总是和一个特定的物体联结在一起。驱力不能和它的满足物质分离。例如，口唇驱力总是与食物相联系。然而，因为幼小儿童的心理还不成熟，婴儿对物体的满足总是部分地，而不是全部。例如，当婴儿寻求口唇满足（通过口唇驱力）时，他们不是和母亲整个人相联系，而是仅与母亲的乳房（或奶瓶）相联系。克莱英进一步说，部分的对象在儿童的心理中，总是天然地被分开。当儿童经历了把乳房作为满足的对象时，乳房被知觉为好的物体。但是如果乳房不在的时候，儿童需要食物，那么婴儿会把部分的物体知觉为不好的。

其他的心理学家也加入到克莱英的行列，参与发展客体关系理论，该理论将个体与人们的关系、与一部分人的关系，以及一个人或者另一个人的象征意义看作生活的中心。这些关系影响对其他人的依恋的程度，并且也影响对自己的依恋程度。

自我心理学家

弗洛伊德的女儿安娜（1895～1982年）认可他父亲的基本观点，但是，她对自我而不是本我的作用有着特别的兴趣。这种关注自我始于被称作自我心理学的运动。这场运动是由海英茨·赫特蔓（1894～1970年）和艾司特·克瑞斯（1900～1957年）发起的。他们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为了逃避纳粹的屠杀，而从欧洲逃到美国的许多精神分析学家中的两位。

赫特蔓和克瑞斯相信弗洛伊德关于人格的大多数重要发现是本我、自我和超我之间的不同。像安娜·弗洛伊德一样，他们争辩道，自我比本我和超我更重要。他们认为自我包含一个“冲突—自由范围”，并且自我不仅仅是本我与超我之间的仲裁者，而是使用策略控制它们，就像一个商业的经理协调和管理着各方面的事物。

根据自我心理学家的观点，病人之所以会产生心理问题，是因为他们有一个弱自我，或者因为他们的自我不能应付本我和超我。精神分析学家能通过使病人的自我更有力量和使他们有信心适应环境，来帮助他们解决问题。精神分析治疗家以他们自己为榜样，为病人提供一个坚强的、适应良好的自我的例子，从而实现治疗的目标。自我心理学家相信，精神分析学家能够提供一个强的人格来替代病人的弱的人格。

对自我心理学的批评

许多英国的心理分析学家都批评自我心理学，例如，艾德沃德·格娄伍（1888～1972年）认为病人可能完全被精神分析学家的人格所影响。然而，一些自我心理学的原则，特别是适应的作用，影响了马格里特·马哈尔（1897～1985年）关于儿童发展的精神分析的理论。她的理论基础是改变母亲和儿童之间关系的性质。在20世纪50年代早期，法国的精神病医生和精神分析学家杰克斯·拉肯（1901～1981年）对美国的自我心理学提出了批评。拉肯认为自我心理学与精神分析没有任何联系。他发表观点说自我心理学家已经忘记了精神分析是对病人进行分析而不是对病人进行教育。

拉肯担心弗洛伊德主义会在自我心理学家手中消亡。他声称回归弗洛伊德理论是必需的，批评适应和调整的观念，因为这些观念是由自我心理学家提出的，他认为它们不是基于弗洛伊德的观点的。

语言的重要性

拉肯强调语言在精神分析中的作用。在精神分析的治疗中，病人要说出出现在头脑中的每一件事，并且精神分析学家可以不时地打断病人的说话。这是精神分析过程中发生的唯一的事情，并且病人能从中受益。

根据这个简单的观察，拉肯努力通过把弗洛伊德的理论与其他的理论相结合的方法发展了弗洛伊德的理论，比如将语言和人类学相结合。虽然拉肯忠诚于弗洛伊德的理论，但他也在精神分析中引入了许多新的概念，有些概念还很难掌握。例如，他提出的象征性的阉割。弗洛伊德没有使用过这一术语，但是拉肯非常自信地认为，他与弗洛伊德的理论完全一致。象征性的阉割是指儿童不得不放弃快乐，当他们成为社会人的时候。每一种文化都有自己的标准和价值，当儿童在一种文化背景中开始发挥作用的时候，他们不再能获得所有愿望得到满足时的高兴。拉肯解释说，当儿童开始遵守文化规定和规则时，他们不可避免地要失去（象征性地）他们自己的一些快乐。拉肯称这一过程为象征性的阉割，并且他把失去的部分称为jouissance，这是一个法语词汇，意思是快乐。拉肯的另一个最流行的观点是镜像阶段。

拉肯学派的解释

由于拉肯对心理内部语言重要性的强调，拉肯学派的精神分析学家非常关注一个特别的言语声音（起作用的东西）怎么会产生不同的意思（不同于弗洛伊德的滑舌）。例如，当一个病人谈论“youth in Asia”（在亚洲的年轻人），一个拉肯学派分析学家可能指出“youth in Asia”听起来像“euthanasia”。因此，病人真正在想什么？当她正在谈论“youth in Asia”，她的潜意识思考的是死亡或是关于一些儿童正在从死亡线上挣脱出来。一个拉肯学派的精神分析学家总是努力指出病人的话语可能有许多不同的意思。拉肯学派的精神分析作为一种诊断的实践，在法国、西班牙、意大利和南美的部分地区很流行。在美国和英国，拉肯的理论经常被用在文学、电影研究和哲学中。

苛哈特的自恋理论

在现代精神分析中的传统的自我心理学源于海英茨·苛哈特（1913～1981年）的著作，苛哈特出生于维也纳，并在那里接受教育。他于1938年从家乡的一所大学获得了医学学位。在20世纪40年代早期，他在芝加哥定居，在那里他作为一名神经学家和精神病学家继续接受训练。后来他成为了一名有声望的精神分析学家。在1964年，他当选为美国精神分析协会的主席和国际精神分析协会的副主席（1965～1973年在任）。苛哈特不同意自我心理学家的观点。与拉肯一样，他认为自我心理学太严格，并且不能把精神分析看作是提高病人适应环境的技术。与对象关系理论家一样，苛哈特更加依靠人的关系去努力发展他的精神分析理论。但是不像许多他的同时代的人，他没有使用“对象”这个术语来描述环境中的人和事。而是使用它去描述人们是怎么思考环境中的人和事的。因此，苛哈特称之为“自我对象”，也就是说，由自我体验到的自我内部的对象。例如，了解人们如何看待他们的父母比了解他们的父母是谁更重要。

苛哈特用自我对象描述了发展的一般阶段和病理学的各种不同形式。他认为正常儿童发展的一个核心或者一个中心是：自我作为一种物质的结果，与他们的环境是密切相关的。这种核心自我包括两个方面：夸张的（自我陶醉的）自我，它使儿童觉得他们自己是完美的和杰出的，而关于父母的一个理想形象使得儿童又认为其他人是完美的和杰出的。苛哈特认为，心理问题可能被解释为自我内部的冲突。而弗洛伊德已经使用俄狄浦斯情结解释心理的冲突，苛哈特则用古希腊关于年轻的水仙花的神话来解释——水仙花神对她自己的影子爱慕不已。因为自我是一个主观的经验（自己的意识），苛哈特不同意传统的精神分析学家把它看作是一个远距离的物质映像，而分析家必须是温暖的、敏感的和共情的（和病人打成一片）。这些革命性的新观点不能被在20世纪70年代期间建立的正统派的精神分析所接受，然而，他的理论在美国，特别是在芝加哥精神分析研究所还是流行的。

关系精神分析

精神分析最新的发展之一是史蒂芬·米歇尔（1946～2000年）在威廉姆阿伦森怀特精神病学研究所的工作，以及在纽约和纽约大学的精神分析和心理学研究所的工作。米歇尔通过观察发现，在现代精神分析中，存在许多不同的理论。他认为这些理论可以分到两类中的一类中去：他们或者是支持弗洛伊德的驱力（本能）模式，或者是支持强调被试者之间的关系模式。

米歇尔的工作经常被描述成综合的关系模型。像对象关系理论家一样，米歇尔认为，弗洛伊德的驱力模型过多地基于个人的关注点。这就意味着不能解释人们卷入到与其他人的关系中。米歇尔认识到精神分析学家不强调彼此之间的一致，因此，他提出这一新的模型去综合各种精神分析的关系理论。

关系模型

在米歇尔的理论中，最重要的一个概念是关系模型。它是指一个典型的人类相互作用的模式，它包括自我、对象（一件事或另一个人）和可能的自我和对象的关系。米歇尔使用关系模型的概念，以一种新的方式解释许多传统的精神分析的话题。例如，他认为性力不应该被理解为仅仅发生在个体身上的某些东西，而应该在关系中理解它的意义。

米歇尔也相信对象关系理论和自我心理学可以相互受益。在临床工作中，他把这两个具有远景的领域结合起来。他把心理问题看做是差的关系和不健康的自恋的结合。米歇尔说，心理治疗师应该关注病人的关系需要，并帮助他们创造与其他人更加稳定和丰富的关系。米歇尔一直为他的理论而工作，直到他在2000年12月突然去世。他的学生继续发展他的研究工作。

今天的精神分析

如今的精神分析种类比上面论述的要多得多。例如，由哈瑞·斯艾克·苏里文（1892～1949年）引进的人际关系精神分析，由伊瑞克·弗洛姆（1900～1980年）发展的人文主义的精神分析，由罗叶·斯克夫提出的精神分析。荣格和阿德勒的研究理论在世界的许多地方仍很流行，人们偏爱荣格的分析心理学和阿德勒的个体心理学，而不是精神分析。

所有的这些心理学家在关于心理是如何工作的和如何在实践中运用精神分析的心理治疗等方面有着不同的观点，因而彼此间表现出强烈地互不认同。然而，尽管他们可能批评弗洛伊德，但是弗洛伊德的理论和观点仍然在鼓舞着他们。

精神分析的理论是有争议的，而这种争议的主要焦点涉及到儿童期的性力的概念和发生在人格发展过程中的事件。弗洛伊德关于俄狄浦斯情结的描述已经受到了多方面的攻击。主要是因为他没有详尽地讲述年轻女性在发展过程中的经历。弗洛伊德的大部分著作都是关注年轻男性的经历，而关于年轻女性的多数论述或是不完全，或是让人感到很模糊。

精神分析遭受的更大批评是缺乏严格的科学根据。虽然弗洛伊德认为他是一个观察者，并且准确地报告了他的观察结果，但是，在他的工作中，没有遵循传统的科学方法。他没有提出假设，并独立地进行检验。他的大多数来访者是中产阶级的妇女。他既没有使用标准的仪器，也没有使用量表对她们进行测试。他秉持自己的观点与病人进行交谈，这种方法可能有启发作用，但不能称得上系统和科学。因而，一些批评者认为，弗洛伊德的所有理论都值得怀疑。虽然出现了这么多的批评意见，但弗洛伊德的工作依然吸引着心理学家的兴趣，许多心理学家仍然在实践他所提倡的方式。

弗洛伊德的影响在研究中仍能感受到。一些研究者目前正在研究如何检测防御机制。某些证据已经表明，这些机制的确存在，尽管它们在重要性方面可能不同于弗洛伊德最初的描述。弗洛伊德对流行文化也有持续的影响，例如，精神病学家使用笔记本和病床的观念来源于弗洛伊德的实践。弗洛伊德认为儿童期的经验与梦的意义息息相关的观点，也已经为人们所广泛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