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3 莎剧汉译的文化视角研究

近几年来，有关莎剧汉译的文化视角研究呈现迅速增长之势。莎剧翻译研究不再过多地注意纯粹的语言转换，而是更多地关注翻译过程中诸多权力的制衡，译文文本的译介过程以及译文文本本身对译入语的语言、文学、文化环境造成的影响等问题。

许由太（2010）通过对比莎剧《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朱译本与方译本，讨论了不同历史时期意识形态、诗学传统以及赞助人对译者和译作的影响，进而揭示译者翻译动机和对文本进行改写的机制。该文认为莎剧译本的不同恰恰表明不同历史时期的意识形态、诗学传统和赞助人对译本的不同期待。虽然操纵学派夸大了文本外部因素的制约和操控，甚至淡化文本内在因素对译本的影响，但我们不得不承认操纵学派视角扩大了莎剧翻译的研究视野，使得一些翻译变体如改译、译者创造性翻译等得到关注。

张秀凤（2012）基于翻译目的论，对比分析了莎剧《温莎的风流娘儿们》梁译本、朱译本和方译本对习语的翻译处理差异。作者认为由于3位译者翻译莎剧的目的各不相同，在对习语翻译处理时所采用的翻译共性也各有侧重。张文有力地回答了目前认为目的论不足以解释译者选用语词或句式的原因等微观层面的观点。尽管目前针对翻译目的论的批评不断出现，目的论对莎剧汉译研究的重要意义不容忽视。应当指出，目的论强调译者和译文为研究焦点，认为翻译并非完全取决于原文，同时也取决于翻译目的，从而使翻译的功能特征、对翻译决策的阐释以及译者伦理职责得到学界的关注，从而拓展了莎剧汉译的研究领域。

近年来关于莎剧汉译的翻译规范研究也逐步开展，郑成利（2009）以莎剧《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朱译本为个案研究对象，从Toury翻译规范理论框架出发，分别论述了初级规范、元规范和操作规范对译者译作的制约，包括译者对翻译作品的选择、译前决定采取的宏观翻译共性、具体翻译过程中采用的翻译技巧等。可以说翻译规范概念的提出彻底赋予了译本在翻译研究中的优先地位，也凸显了译者在翻译规范制约下进行翻译抉择的主体地位。然而，目前莎剧汉译规范的研究仍不多见，而且翻译规范概念假定“翻译研究的主要分析对象并非是个别译文，而是一个连贯的翻译文本库”（Baker，1993：240），这就要求“在研究翻译规范时，尤其是要想了解某一时期的翻译规范时，唯有通过对翻译活动的各个阶段进行客观的描写，从大量语料中总结出这个时期占据主导地位的翻译规范”（胡开宝，2011：132）。因此基于大规模语料库的莎剧汉译规范研究亟待开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