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需要的战争:丘吉尔亲述二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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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下士阿道夫和元首希特勒(1)

1918年10月,在英军袭击科米讷[14]时,一名德国下士因受到芥子气的攻击而一度失明。当他躺在波美拉尼亚[15]医院病床上时,整个德国正被战败的阴影以及革命的呼声所席卷。

这位下士是奥地利海关一个低级税吏的儿子,年轻时他也曾梦想成为一名伟大的艺术家。然后,进入维也纳艺术学院深造的梦想破灭了,他在首都[16]过着贫苦的生活,之后又迁到了慕尼黑。他有时会做些油漆房屋的工作,更多的时候则是打打零工,过着穷困潦倒的生活。他的内心被极度的愤懑和怨恨所填满,他认为是世界让自己怀才不遇,无法有所成就。

苦难的经历,并没有让他走上共产主义的道路,而是走向了不同的方向,并将一种反常的种族忠诚观念和对德国及日耳曼民族狂热而不可思议的崇拜掺入其中。

当战争爆发的时候,他立即怀着满腔热情去参军,并在西线的一个巴伐利亚团中服役了四年。

这就是阿道夫·希特勒的早年命运。

1918年的冬天,当双目失明的希特勒无助地躺在医院的病床上时,他觉得自己个人的失败,似乎同整个日耳曼民族的苦难连在了一起。战败带来的震惊,法律和秩序的瓦解,法国人的胜利,令这个伤势渐愈的传令兵陷入极度痛苦之中,身体衰弱、面容憔悴,但也从此催生出一种既能拯救也可以毁灭人类命运的无可估量的精神力量。

在他看来,德国的失败是无法按照常理理解的。这其中必然存在一个重大而恶毒的通敌阴谋。这个抑郁的小兵,只凭自己狭隘的个人经验苦苦推敲,想要找出灾祸背后的真正原因。在维也纳时,他曾和代表极端主义的德国国家人民党的一些小组厮混在一起,并从他们那里听到过一个种族——北欧日耳曼族的敌人和剥削者——犹太人所进行的种种罪恶和破坏活动。这种基于某种爱国主义而产生的愤怒以及对富人和上层人士的嫉妒,被融合在了一起,成为一种无法抑制的仇恨。

这位毫不起眼的病人终于出院了,仍然穿着自己的军服。对于军服,希特勒抱有小学生对军服般的自豪感。当他揭开纱布时,眼前是一副多么悲惨的景象!战败引起的骚乱实在太可怕了。在颓丧和暴虐的气氛中,红色革命的轮廓不断在他的身边闪过。慕尼黑的大街上,横冲直撞的装甲车向惊惶躲避的路人散发传单或射击子弹。还有些和他一样的军人,公然在制服上佩戴红色袖章,嘴里疯狂地喊着口号,反对地球上他所热爱的一切。

眼前的一切让希特勒恍然大悟,仿佛大梦初醒。犹太人,在后方大发国难财和阴谋通敌的人,以及通过犹太知识分子搞国际阴谋的可恨的布尔什维克党人,他们在背后捅了德国一刀,还把它按倒在地。希特勒的眼前出现了一份闪闪发光的责任:他,将从这些灾难中拯救德国,为其复仇,并让这个本应成为主宰的种族重新回到它那早已注定了的命运中去。

对于部下身上的煽动性革命情绪,希特勒所在团的军官们看了很是惊慌。

而下士希特勒的归来让他们感到很高兴,无论如何,总算发现了一个对局势知根知底的人。希特勒志愿留在军中,并做起了“政治教官”或者说是特务的工作。他还以此为名收集了各种叛变和颠覆活动的情报。不久之后,他的上司,一位安保军官要他参加当地各政党的集会[17]。

1919年9月的一天晚上,这位下士在慕尼黑一家啤酒馆里参加了德国工人党的集会。希特勒第一次听到和他的理想如出一辙的言论,同样是反对犹太人,反对投机分子,反对令德国堕入深渊的“十一月罪犯”[18]。9月16日,他便加入了这个政党。不久之后,为方便在军队工作,希特勒负责起了该党的宣传工作。

1920年2月,德国工人党在慕尼黑举行第一次大会。希特勒操纵了那次大会,并为德国工人党的党纲草案规定了25个要点。此时的希特勒已是一名老练的政客,他的救国运动就此开始。

同年4月,希特勒从部队复员。自此,他的整个生命都投入到德国工人党的壮大之中。到第二年的年中,他已把德国工人党原来的领袖一个个地逐出了。希特勒以他的热情和天才,让那些着了迷的同伴接受自己的个人独裁,他已经成为了“领袖”。不仅如此,他还买下了一家经营不善的报纸——《人民观察家报》,以此作为该党的机关报。

很快,希特勒就被共产主义者注意到了,他们企图破坏希特勒的集会。

于是在1921年年底时,希特勒第一次组织了他的冲锋队。在此之前,一切活动都是在巴伐利亚一带进行的,但因为德国人民战后的生活状况越来越糟糕,各地都有人开始聆听希特勒的新福音。

1923年,法国悍然出兵鲁尔,震惊了整个德国,后来被称为“国家社会主义党”的党员人数也因此大为激增。马克的崩溃摧毁了德国中产阶级的基础,他们中的许多人绝望之下成为这个新政党的党员。他们在国仇家恨和爱国热情的驱动下,为自己的不幸寻求安慰。

从一开始,希特勒就说得很明白,要夺取政治权力,首先得反抗和打击“魏玛共和”这一战败耻辱的象征。1923年11月,“领袖”的身边出现了一群坚定的信徒,其中最杰出的有戈林、赫斯、罗森堡和罗姆,他们认定夺取巴伐利亚政权的时机已经到来。

鲁登道夫将军以其在军中的威名,为这一次的冒险行动助长声势,而且他始终走在暴动行列的前面。人们在战前常说:“德国是不会有革命的,因为一切革命在德国都被严厉禁止。”慕尼黑有关当局在这次事变中践行了这句格言。警察开了枪,但是很仔细地避开了鲁登道夫。将军径直迈步前进,向警察的队伍走去,还受到警察的敬礼。示威者中大约有20个人被打死,希特勒扑倒在地上,和其他领导人一起逃出了肇事场所。1924年4月,希特勒被判处四年徒刑。

虽然国家的秩序得到了维持,德国的法院也对肇事者进行了惩办,但德国国内有不少人认为当局是在打击自己的骨肉同胞,以德国最忠实儿女的牺牲来为外国服务。于是,希特勒的徒刑最终由四年减为13个月。而他在兰茨贝格监狱的十几个月,使其能够完成《我的奋斗》一书的提纲——这本为死于暴动的人们所写的书,是他的政治哲学著作。

在希特勒夺取政权后,这本书是最值得协约国领导人仔细研究的。德国复兴的纲领、政党的宣传技术、同马克思主义作斗争的计划、国家社会主义的概念、德国理所当然地应享有世界最高地位——所有这些都在书中写得明明白白。这是信仰和战争的新可兰经:夸张、冗长、杂乱无章,却包含了这个党的使命。

《我的奋斗》的主题并不复杂。

人是一种战斗的动物。因此,作为战斗者的集合体,国家就是一个战斗的单位。

任何拥有生命的有机体,如果放弃了对于生存的战斗追求,就注定会灭亡。

一个停止战斗的国家或种族,同样注定要灭亡。一个种族的战斗力,取决于它的纯粹性,因此,必须排除外来的玷污。遍布全世界的犹太种族,必然是和平主义和国际主义的。和平主义是十恶不赦的罪孽,因为它意味着生存竞争中的种族投降,所以,每一国家的首要职责就是使群众国家主义化。

在个人方面,智慧并不是首要的品质,意志和决心才是最主要的。生而具有指挥能力的人,比千千万万只配服从的人要有价值得多。只有暴力才能保障种族的生存,所以军事手段是必要的。种族必须战斗,苟且偷安的种族必定会走向腐化和灭亡。假如日耳曼民族能够及时联合起来,那它已是地球的主人了。

新的德意志帝国必须把欧洲各处散居的所有日耳曼人集合起来。一个种族可借由恢复其自信心而获得拯救,以摆脱失败。最重要的是必须教育军队相信自己是所向无敌的。为了复兴日耳曼民族,必须使人们确信,用武力来重获自由是可能的。

贵族政治的原则,究其根本而言是正确的。而理智主义则不可取。教育的最终目的,是要培养经最少训练就能成为军人的德国人。要是没有狂热的、歇斯底里的热情作为推动力量,历史上再如何伟大的惊天激变也是不可实现的。和平与秩序这种资产阶级美德,什么也做不成。世界已转向这样一种伟大的激变了,而新的日耳曼国家,必须使我们的种族时刻准备为地球上最后而且最伟大的决战而战斗。

对外可以采取不择手段的外交政策。外交的任务不是让一个民族壮烈地垮掉,而是使它能够繁荣和生存。只有英国和意大利可能成为德国的同盟国。

没有一个国家会同民主党人和马克思主义者所统治的怯懦的和平主义国家缔结同盟。要是德国无法维持自己的生存,也不会有人维持它的生存。德国丧失的地盘,决不会因为向上帝祈祷或恳求国际联盟而拿回来,只有付诸武力才行。

德国决不可重蹈与所有的敌人同时作战的覆辙。它必须选定其中一个最危险的敌人,全力加以攻击。只有当德国重新获得平等权利并恢复它在太阳之下的地位时,世界才会不再反对德国。德国的外交政策绝对不得感情用事。

如果纯粹为了意气的缘故而进攻法国,那是愚蠢的。德国所需要的,就是在欧洲扩张领土。德国战前的殖民政策是错误的,应该放弃。德国必须谋求向苏联,尤其是向波罗的海地区扩张。决不能够同苏联结盟。联合苏联向西欧发动战争是在犯罪,因为苏维埃的目的就是国际犹太主义的胜利。

这些就是希特勒政策的“精华”。

不停战斗的希特勒,逐渐作为一个全国性人物而显露头角,这并没有引起各战胜国的注意,因为各国也正为自己的麻烦事和党派斗争所苦恼。国家社会主义党,即后来所谓的“纳粹党”,用相当长的时间牢牢控制了德国的民众、军队、国家机器以及那些企图摆脱共产主义威胁的工业家,最终成为令整个世界都不得不刮目相看的一股巨大力量。1924年年底,当希特勒从狱中获释时,他这么说道,重新组织运动恐怕得要五年的时间。

战后几年间,在共和政府和民主体制的背后,德国陆军参谋部掌握着真正的国家大权,总统和内阁的任免都受其操纵。一直以来,德国陆军参谋部都认定兴登堡元帅是其权力的象征和意志代理人。然而到了1930年,兴登堡已经83岁了,他的智能正逐渐衰退,越来越像是一个偏见、固执和独断的老人。

在战争中,兴登堡曾被奉为一个伟大的形象,而此时的德国爱国者却希望他能早日归天以表示对他的敬仰。这充分说明,兴登堡已经变成了一个“木头的泰坦神[19]”了。这么多年来,陆军参谋部的将军都已明白,是时候物色一个满意的领袖来继承这位年迈的元帅了。但其物色新人之举,受到了国家社会主义党的压制。

1923年慕尼黑暴动失败后,希特勒曾发表过一个严格合乎魏玛共和体制法律条文的纲领,但他同时鼓励并计划扩充纳粹党的军事和半军事组织冲锋队(或称“褐衫队”),以及一个人数极少却有严格纪律的核心组织党卫队。这些一开始很小的组织,逐渐发展为无论是人数还是活力都很惊人的大规模团体,令军方相当忌惮,大为惶恐不安。

那位军官出身的罗姆负责领导冲锋队。在斗争的几年中,他既是希特勒的同志,也是希特勒的亲信朋友。罗姆是一个极有能力和胆量的人,作为冲锋队的总参谋长,他有着强烈的个人野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