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需要的战争:丘吉尔亲述二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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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 下士阿道夫和元首希特勒(2)

冲锋队吸收了原德国国家人民党的大多数组织,其中包括1920年在波罗的海地区和波兰同布尔什维克党人作战的自由同志会,以及钢盔团这个国家人民党退伍军人的组织。

对国内政治形势深入研究的结果,使德军将领不得不接受一个事实:与纳粹运动相对立的军官阶层已无法再统治德国了。两派都想把德国从地狱中拯救出来,报战败之仇。但德国陆军代表的是德皇所设立的帝国机构,保护的是德国社会中的封建领主、贵族、地主和其他富裕阶级。冲锋队则基本变为一个由冲动、愤懑的颠覆分子和绝望的破产者所鼓动起来的革命团体,与其所谴责的布尔什维克党人水火不容。

一方面,德国陆军认为和纳粹党斗争,等于把战败的德国推向深渊,撕成碎片。1931年和1932年,德军高级将领一致认为,德国陆军虽然严厉反对过纳粹党的内政主张,但为了自己和国家着想,必须同纳粹党联合起来。

另一方面,尽管希特勒做好了不惜一切代价夺取政权的准备,但他面对的却是那些曾经领导德国的领袖人物,而这些人曾是他年轻时敬仰和效忠的对象。所以,双方之所以能够达成协议,条件可以说是现成的,也是大势所趋。

德国陆军逐渐认识到纳粹党势力之大,已到了只有希特勒才能替代兴登堡成为德国元首的地步。而希特勒也明白,要想实现自己复兴德国的计划,必须借助陆军的中坚力量。

交易一经达成,陆军将领就开始劝请兴登堡对希特勒另眼相待,把他当作未来的德国总理来看。希特勒则答应限制冲锋队的活动,并使其接受陆军参谋部的制约,而且还保证在万不得已之时会予以取消。凭借这些交易条件,希特勒取得了德国军队势力的效忠,正式掌握了行政管辖权,并明确拥有了国家元首的继承权。这位下士,步步高升,已经升得很高了……

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就任德国总理。不久之后,那些反对或可能反对“新秩序”的人,马上会尝到这位德国新主人的手段。

1933年2月2日,德国共产党被禁止一切集会和示威,德国各地开始搜查共产党的秘密武器。

2月27日晚,德国的紧张局势达到了高潮。国会大厦忽然失火,冲锋队、黑衫队,以及其他附属组织奉命出动。一夜之间,4000多人被捕入狱,其中就有德国共产党的中央委员。负责这些行动的就是新就任德国内政部长的戈林,目的是为下一次选举做准备,以确保挫败新政府最有力的对手——德国共产党。手段高超、热情奋发的戈培尔则受命负责组织选举。但在德国,仍有许多势力不愿接受或仍然反对希特勒。

选举的最终结果是:共产党获得81席,许多人在彷徨痛苦之中投了他们的票;社会党得118席;中央党得73席;在巴本和胡根堡领导下已与希特勒结盟的人民党获得52席;纳粹党获得1730万票、288席。

选举使希特勒和他的盟友人民党获得了国会的操纵权。就这样,希特勒用尽了种种阴谋诡计才从德国选民那里得到了这一多数选票。而按照文明国家的惯例,民主议会中占有众多席位的少数派仍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产生巨大的影响。但在新的纳粹德国,少数派马上就要领教到,他们根本没有什么权利可言。

3月21日,腓特烈大帝墓陵附近的波茨坦,希特勒在驻军教堂里召开了第三帝国的第一届国会。陆军代表、冲锋队和党卫队的高级军官一一就座于教堂中殿。陆军代表象征着德国武力的延续,而冲锋队和党卫队军官则是德国复兴的新人。

3月24日,国会以441票对94票压倒了一切反对派,以四年为期把全部紧急措施权力授予希特勒总理。议决案宣布时,希特勒朝着社会党的席次喊道:“我再也用不着你们了。”

这次选举的气氛异常热烈,欢欣鼓舞的民族社会主义党在柏林的大街上拉开队伍举行火炬游行。经过自己的领袖面前时,他们纷纷行异教徒式的敬礼。

经历了漫长的斗争后,这次选举终于成功了。对于外国人,尤其是那些从未品尝过战败痛苦滋味的人们来说,这是很难理解的。希特勒终于来到了,但他并不是一个人来的。日耳曼这个欧洲人数最多、最容易被操控、残酷和不幸的民族,它所有的一切隐蔽而狂暴的愤怒,将由希特勒从战败的深渊中重新唤醒。希特勒召唤出了一个能够吞噬万物的摩洛神像[20],而他成了这个神的祭师和化身。

至于仇恨与暴政的机构是在何种难以置信的残暴和卑劣手段下完成,以及这些机构是如何一步步趋于完善,就不在我所要叙述的范围之内了。在这里,我有必要告诉读者的只是一个可怕事实:在这个依然懵懵懂懂的世界,希特勒已经掌握了德国,而德国正在武装起来。

与此同时,英国的麦克唐纳—鲍德温政府迫于财政危机的压力,决定对原本已经够少的军备加以更大的削减和限制。对欧洲出现的不祥预兆,他们始终置若罔闻。麦克唐纳和他的保守党及自由党的同僚热衷于对胜利者的裁军,使之缩减到与《凡尔赛和约》强加于战败国身上的裁军一致。他们不但在国际联盟,还通过一切途径提出各种建议。虽然法国政府一直处于毫无意义的更迭中,但法国始终坚持维持陆军的实力,并将其作为法国及其所有同盟国生活的中心和支柱。而这一态度,却在英国及美国受到了各种抨击。报纸和公众的舆论完全不顾事实,而且这股逆流还十分强大。

1932年5月,在下院各党对裁军大加赞赏时……我第一次正式提出战争临近的警告:

如果让德国的军事力量接近法国,我将深以为憾。有人认为这种接近不无道理,甚至认为这是对德国的公平待遇,他们都低估了欧洲局势的严重性。

我要劝告那些希望看到德法军备相近的人:“难道你们想打仗吗?”就我个人来说,我衷心希望我这一辈子或者我的后代,一辈子也不会看到德法军备相近的情况。我这样说,一点也不代表我不尊重或不敬佩德国人民的伟大品质,但我可以肯定,这种“德国应取得与法国相等的军事地位”的议论,一旦见诸事实,就一定会把我们推进无法想象的灾难中去。

英国政府的愚蠢和法国政府的软弱确实少见,但也的确反映出两国议会在这一时期的态度。美国也逃脱不了历史的诘难:他们只顾自己国内的事务,埋头处理自由社会种种利益、活动和事变,对欧洲所发生的重大变化只是漠然置之,以为无关紧要。许多精明强干的美国官员对此有不同的见解,但对那种缺乏远见、漠视欧洲事态的外交政策却没有产生任何显著的影响。

如果美国动用了自己的影响,就能促使英法两国的政客们行动起来。国际联盟虽不断遭受挫折,但仍不失为一个公认的国际机构,我们本可以用国际法的制裁来应对希特勒的战争威胁。但即便置身这种紧张气氛中,美国人也只是耸了耸肩。而几年之后,他们为此付出的将是新大陆的大量鲜血和财富。

当欧洲的胜利者与战败者在战争实力对比上出现可怕转变之时,远东地区非侵略和爱好和平的国家之间,也变得不再协调起来,成了恶化的欧洲事态的摹本。而这一切,都是由于从前的协约国和未来的同盟国领袖们在思想上和行动上的麻木而造成的。

1929—1931年的经济风暴,对日本造成的影响不亚于世界其他地区。自1914年以来,日本人口由5000万增加到7000万,冶金工厂由50家增加到148家。然而,生活费用不断上涨。稻米的生产停滞不前,从国外进口的粮食又很昂贵。日本迫切需要更多的原料和更大的国外市场。

在严重的经济萧条期间,英国和其他40个国家都渐渐意识到不得不采取限制政策或关税政策,以抵制不同于英美标准劳动条件生产出来的日本货物。

中国一向是日本棉织品和其他工业制品的主要输出市场,也几乎是日本取得煤和铁的唯一的来源。因此,重新确保对中国的控制就成为日本政策的重中之重。

1931年9月,日本借口一次地方性骚乱,出兵占领了沈阳和南满铁路沿线地区。1932年1月,日本要求中国解散一切反日团体。被中国政府拒绝后,日本于1月28日在上海公共租界以北登陆。中国进行了英勇的抵抗,虽然缺乏飞机、反坦克炮和其他现代化武器,仍然坚持抵抗达一个月以上。在遭到重大损失之后,中国军队不得不在2月底撤出吴淞口炮台,退至离海岸约12英里的新阵地。

1932年年初,日本成立了满洲傀儡国。一年后,日本又兼并了中国的热河省,日本军队还深入到中国其他不设防的区域,并直达长城。这些侵略行动和日本在远东势力的增长及其海军所取得的新地位是一致的。日本的对华暴行,从第一枪开始就引起了美国最强烈的反对。但美国奉行的孤立政策采取了一种骑墙的态度。如果美国是国际联盟的成员国,那它就一定会领导国际联盟对日本采取集体行动,而美国自己也会在集体行动中成为国际联盟的主要委托国[21]。

英国不愿单独同美国采取共同行动,也不希望在国际联盟宪章规定的义务之外卷入反日漩涡。英日同盟的终止,削弱了英国在远东的地位及其长久以来建立的权益,使一些英国人士感到不满。当时的英国政府正为了严重的财政危机和日渐紧迫的欧洲局势而大伤脑筋,既然不指望获得美国在欧洲方面相应的支持,没有在远东问题上站到美国一边,也就无可厚非了。

作为国际联盟的会员国,虽然中国没有付清应缴纳的款项,但它向国际联盟发出的呼吁,完全是正义的。1931年9月30日,国际联盟要求日军撤出满洲。12月,国际联盟委任李顿勋爵为主席,带领一个调查团赴当地调查。

李顿勋爵出身名门,曾任孟加拉省长和印度代理总督,在东方有过多年的经验。这个调查团一致通过了一份极有价值的调查报告,是研究中日冲突的基础。这份报告详细叙述了满洲事件的全部背景,得出了一个清楚的结论:满洲国是日本参谋部人为制造的产物,这个傀儡国家的成立并非基于人民的愿望。

在报告中,李顿勋爵及其同僚不仅分析了形势,还提出了解决争端的具体建议。这些建议包括:宣布满洲自治,但它仍是中国的一部分,受国际联盟的保护;中日两国订立一个全面的条约,规定两国在满洲的权益。国际联盟没有采纳这一建议,但这无损于李顿调查报告的价值。时任美国国务卿的史汀生就这一报告写道:“它是迄今为止报告所涉及问题的极为公正的权威。”

1933年2月,国际联盟宣布不承认满洲国。国际联盟没有对日本进行制裁,也没有采取任何其他行动,而日本则于1933年3月27日退出国际联盟。

在上次大战中,德国和日本处在对立面,而现在则彼此情投意合了。正当世界局势急需国际联盟的力量时,国际联盟在道义上的权威却缺乏任何实质上的支持。

在这个性命攸关的时期,由保守党执政的英国政府,以及政府内外的工党或自由党人的行为,都应该受到历史的谴责。他们听惯了悦耳的陈词滥调,而不愿正视不愉快的事实;一味哗众取宠获得选票,而不顾国家的根本利益;天真而简单地看待和平,可悲地认为单凭真诚就能为和平奠定基础;反应迟钝,对欧洲的情况毫无所知,一提到欧洲问题就感到厌烦;工党为强烈的和平主义所支配,自由党热衷的又是些不切实际的想法;昔日的伟大领袖劳合-乔治未能继续为他的事业奋斗;政府的全部提案都以压倒性的票数获得两院的支持。所有的一切,勾勒出一幅昏聩愚昧、萎靡不振的景象……其中并不带有恶意或阴谋,但对世界局势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