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众矢之的

历史上究竟发生过多少起刺杀阿道夫·希特勒的案件，看来很难调查清楚。有关档案多已不复存在，有些凶手的名字及其案情材料也已无法追溯。迄今为止，公认的第一次刺杀希特勒的案件发生在1932年1月，地点是柏林的“凯撒霍夫”饭店。这个党魁和他的幕僚、随从经常住在这里。他总会带着两三个随从到宾客熙攘的餐厅去，坐在为他预留的桌边，边欣赏乐队演奏，边吃饭或喝茶。他像个普普通通的顾客，禁止随行非难其他客人。他周围没有隔离其他顾客的警戒线，也不带明显的身着制服的警卫。他到来之前，既无人要求客人出示身份证，查看其中是否有犹太人或共产党，他们的提箱或公文包也未受检查。

一天，午饭后约一小时，希特勒一行所有用餐的人全都感到不同程度的不适。有肚子痛的，有呕吐的，有的甚至昏厥。副官威廉·布吕克纳病得最严重，很长时间没有脱离危险，人们担心他的生命安全；病情最轻的却是希特勒，因为他吃得不多，而且是个素食者。医生很快就被找来，但是这种奇怪病症的起因无从查起。几乎可以肯定的是，食物里被人下了毒，只是剂量很小，不足以要人性命而已。为了掩盖这一丑闻，希特勒不同意报告警方。此案当时鲜为人知，至今也仍未查清。从那以后，希特勒继续不顾生命危险，企图以自己的公开露面来驳斥其政敌对他的贬斥和中伤，只是每天三餐都在约瑟夫·戈培尔家里吃，每顿饭食均由这位宣传专家的妻子玛格达本人和她的亲信厨师为他烹制。

在1932年7月31日的新一届国会选举中，希特勒获得了自参加选举以来最大的胜利：纳粹党赢得了37.4%的选票。尽管还不占半数，但已超过了社会民主党，一跃成为国会中最大的党派。后者又有部分选票失落于德国共产党之手。这个结果与1930年那次一样给某些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8月13日，兴登堡召见了希特勒，试图说服这位“画匠”和他的党参加一个联合政府。但是，希特勒回绝了，并且还要求得到一种“包括一切方面的整个国家的权力”。对兴登堡来说，这简直太过分了。考虑到纳粹党议席的优势可以在表决时占“破坏性多数”，兴登堡在召集国会之前就下令解散了它。

1932年11月6日，又开始了一场新的国会选举。选民们已经精疲力竭，反应十分冷淡。但是，希特勒不顾财政上的困难，重整旗鼓。结果，只换来了“一场劫数”：纳粹党得票率下降到33.1%，而共产党人的选票却又增加了。现在，纳粹党员们士气低落，希特勒也疑虑重重。然而，恰恰是这一失败挽救了希特勒和纳粹党。因为政府里的保守派担心，如果纳粹党崩溃，那几百万张选票可能会转投到共产党手中。他们宁可选择“较小的祸害”。于是双方达成了妥协：希特勒答应加入一个联合政府；而作为回报，保守派也接受了他的权力要求。

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终于成了所谓的“民族振兴内阁”——也是共和国的最后一届——的总理，当时他尚不满44岁。在十二个月之内，他和他的党牢牢地坐在了权力巅峰的宝座之上——他们推翻了共和国，建立了第三帝国，以其个人独裁代替了议会民主；取缔了一切其他党派、工会和所有民主结社，只留下自己的政党；解散了民选的地方政府和议会，全部由纳粹党徒接管；把犹太人驱逐出了政治生活和职业界，取消了言论和出版自由；扼杀了司法独立，以臭名昭著的“人民法庭”作为实施政治处罚的最高机构取代了国家法庭——从而使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的人民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一体化”。

在纳粹党上台后的第一次职务分配时，希特勒的那些帮手纷纷在政府中占据了一席之地：戈林担任了不管部长，不久又担任航空部长；戈培尔则出任新成立的公共教育部和宣传部部长；而希姆莱却受到了冷落，仍然留在慕尼黑坐镇。他只好耐心等待，以惯有的勤勉继续履行一直在做的工作。没有人预料到，这个党卫队全国领袖有着不可低估的政治野心，他懂得如何利用某些凶讯来大肆鼓吹，危言耸听，以引起人们对他的瞩目。

在1933年的前几个月里，柏林收到数百件希姆莱送来的密报，都是有关刺杀新总理的阴谋。有的说共产党正在萨尔秘密策划，有的说听到犹太人在瑞士巴塞尔搞阴谋，还有的则说获悉无政府主义者在西班牙巴塞罗那密谋……正是由于报信人过度的热情，柏林警方才会保持高度警惕。收到的密报都被调查处理，但是它们大部分都是基于道听途说的言论之上的，不足为信，然而其中有一件事却被认为是有价值并应该重视的。

柯尼斯堡有一个名叫卡尔·卢特尔的造船木匠和几个德国共产党员一起，计划炸死希特勒。卢特尔同他的朋友们至少开过两次会，商定了这一谋杀计划的各个细节。然而由于行动不谨慎，他们的预谋被一个密探发现。值得庆幸的是，这些共产党是被警察而不是被纳粹逮捕和审讯。虽然搜查扩大到他们的亲戚朋友的家宅，但毫无结果，既没有发现武器，也没有发现炸药——可能还没有开始准备，此外也无证人，亦未查获任何书面材料。到年底时，卢特尔等人终于被对他们提出起诉的最高检察院以证据不足而释放出狱。

希特勒在安全方面表现得像是个赌徒。面对真真假假的行刺警报，他既不减少在公众场合抛头露面的冒险活动，又一直提心吊胆、疑神疑鬼，生怕真的遇上暗藏的刺客。于是，他指令希姆莱尽快建立负责保卫自己的第三支本部警卫，后者挑选了约瑟夫·“泽普”·迪特里希担任队长。迪特里希是一位性格直率的巴伐利亚人，自由团的退役老兵，参加过啤酒馆政变。迪特里希于1928年参加了党卫队，不到一年便进入了希特勒身边的核心圈子，也成为那些非专业保镖中的一员。

1933年3月，迪特里希从党卫队里挑选了120名身强力壮的小伙子，成立了“柏林党卫队本部警卫”。其中多数人从前就是希特勒的私人卫队成员，干过类似的差使。他们齐整的外形尤为显眼：个个都具有金发碧眼的北欧人外貌，队员身高为1.78米，军官1.80米；队员必须是1800年以前的“雅利安人后代”，军官的雅利安血统则一定要追溯到1750年才行；身上穿着整洁的黑色制服，腰束白色皮带，手上戴着白手套，让人既害怕又敬畏。他们在希特勒的办公室和总理府内外布置起三道警戒线，任何来访者都必须通过层层岗哨才能见到总理。不过，各项规定虽然极其严格，但执行起来就不那么严了。警卫们经常被迫违反这些规定，例如，不许他们检查戈林、戈培尔等纳粹要员的随从，连不认识的也不行。

希特勒最初从中挑选了17个眉清目秀、身材魁梧的忠实门徒作为直接随从，后来扩大为一支由40人组成的分队，其中10名军官、30名士兵。他们必须全天保护他，根据情况时紧时松，工作岗位也经常轮换。除了有一人必须寸步不离地跟着希特勒，其他不当班的随行则充当男仆、招待员、勤务兵和传令兵。他们的射击技术高于一般水平，而且，在发生行刺的情况下，他们必须扑到元首前面，用自己的身体去保护元首的安全。

这支卫队最早驻扎在亚历山大兵营，1933年初秋，又以“柏林警卫营”的名义迁入利希特菲尔德军事学院的旧营房。在当年于纽伦堡召开的纳粹党代表大会上，希特勒还亲自给他们命了名，称“阿道夫·希特勒党卫队警卫旗队”，并赠送他们一条格言——“我们的荣誉是忠诚”——作为座右铭。到这年11月时，整个警卫旗队的人数已经超过了800人。在啤酒馆暴动10周年纪念活动上，他们向希特勒宣誓效忠。仪式在午夜举行，年轻的队员表情严肃，借着火把的亮光，他们异口同声地重复誓词：“我要忠心耿耿，英勇无畏。我向您（元首）及您任命的长官发誓：我要至死服从命令。”

那时，警卫旗队已经开始守卫德国总理府、柏林的主要机场、众多行政部门以及希特勒在贝希特斯加登附近上萨尔茨山上的“瓦亨弗尔德”别墅（“伯格霍夫”这个名字是后来起的，意思是“高山城堡”）。在执政的第一年中，希特勒有一半时间在柏林，另一半时间在慕尼黑度过。而每到慕尼黑，他总要去贝希特斯加登。这个地方成了纳粹信徒和爱凑热闹的人的“朝圣之地”。这座白色的山村牧人木屋并不大，游客（或恐怖分子）可以走到距离元首几米远的地方，甚至可以向他献花，或表示崇敬之意。其中有穿制服的人，他们一般不会引人怀疑。

但是，有一天，人群中一个身穿冲锋队褐衫的人的行为似乎有些异样，他古怪地盯着元首看。当警卫正要去抓他的时候，他就在拥挤的人群中消失了。后来这人又回来了，这次终于被2名警卫逮捕，从他身上搜出一支装满子弹、打开保险的手枪，他的意图很清楚。他所供认的名字是假的，调查也无法弄清其身份。有关此人的确切情况及其后的命运，都不得而知。希特勒担心刺客不是冒牌的褐衫党徒，而是他自己的冲锋队员。

在纳粹夺权的第一年里，冲锋队迅速扩大，上百万随大流的人们加入了它的行列，希望分享胜利果实。罗姆发明了“第二次革命”这一口号，意指要对德国政府和军队进行更为深刻的变革。可希特勒不想这么做。为了恢复德国的大国地位，实现扩张的长远目标，他需要资本家的合作和军队的帮助；冲锋队固然充满政治热情，但只是一群没有经验的乌合之众，反而会毁了他的全盘计划。

随着冲锋队人数的激增，队员们变得越来越有恃无恐、无法无天。罗姆习惯明火执仗地蛮干，始终横眉怒目，把谁也不放在眼里，包括希特勒在内。为了炫耀力量，他从国外购买武器，然后分发给冲锋队，训练他们，举行军事演习。相比之下，残暴有余，谋算不及。希特勒玩起了两面手法：在公开场合好言安抚罗姆，暗地里却要戈林和希姆莱收集有关冲锋队是否忠诚的情报。戈林和希姆莱是罗姆在纳粹党内的主要对手，早就急不可耐地想干掉他了。

收集情报的事由戈林、希姆莱通过他们各自的情报机构来进行。戈林的情报机构是普鲁士地方的政治警察改编而成的，戈林把这支队伍命名为“国家秘密警察”，而一名负责把单位名称缩写成免费邮戳的邮局职员发明了“盖世太保”这个词语；希姆莱的情报机构是希姆莱野心勃勃的副手莱茵哈德·海德里希指挥的党卫队保安处（缩写SD）。他们利用一些冲锋队领袖酒后的胡言乱语编造了一份单薄的报告，说罗姆即将举行暴动。希特勒对此深信不疑。1934年6月30日，他命令戈林、希姆莱和海德里希发动了后来被称为“长刀之夜”的大清洗运动。

天刚蒙蒙亮时，希特勒本人飞往慕尼黑，在避暑小城巴特维西逮捕了正在那里疗养的罗姆和他的主要部属。抓来的冲锋队领导人都被装上大轿车，在准备送往慕尼黑施塔德尔海姆监狱时，一辆坐有40名武装冲锋队员的卡车开了过来。他们是罗姆“司令部的卫兵”。威廉·布吕克纳高声命令他们立即返回慕尼黑，他们不听，只愤怒地望着那位副官。希特勒走上前来：“难道你们听不懂他的命令吗？”“是，我的元首。”这伙卫兵异口同声地答道。卡车开走了。但是，他们在走出一段距离后便停了下来，在路的两边架起机关枪，等待着希特勒的到来。而此时，希特勒选择了走另外一条路兜了一个大圈离开。

元首警卫旗队奉命担任主要的行刑任务。“泽普”·狄特里希亲率2个连乘坐向军队借来的飞机赶到慕尼黑，在施塔德尔海姆监狱内枪毙了罗姆及其僚属。上巴伐利亚冲锋队首领奥古斯特·施奈德胡贝尔看到监刑人原来是老战友狄特里希，冲着他大声喊道：“泽普，我的朋友，发生了什么事？我们都是无辜的呀！”狄特里希板着脸孔，唰地立正，说：“元首已经判处你们死刑！现在开始执行。希特勒万岁！”枪声随即在院中回响。狄特里希监斩了几人，轮到施奈德胡贝尔时，他的神经也受不了了，“我已受够了！”说完就离开了现场。

与此同时，在首都柏林，党卫队进行了第二次行动。一批又一批的“罗姆叛逆分子”被抓进利希特菲尔德军营，不审问、不开庭就排在一堵墙前被警卫旗队的行刑队枪决了。运尸体的卡车还未开出大门，新的犯人又已运到。而在德国各地，党卫队和盖世太保的行刑小分队也大开杀戒。受害者不仅限于冲锋队，还有很多对纳粹持批评态度的反对派人士，其中就包括曾于1923年镇压过啤酒馆暴动的古斯塔夫·冯·卡尔。

在这次清洗中到底有多少人被杀，数字一直没有确定过。行刑队的枪声平息后，戈林亲自命令有关机构立即销毁全部档案和记录。各报也接到宣传部的指示，不准发表任何私人的讣告和悼词。恐怖的凶杀被说成是国家的正当防卫，是合法的。官方宣布枪决了61人，其中包括19名冲锋队高级领袖，还有13人因“拒捕”被杀，3人“自杀”，总共77人。实际上，已经有几百名所谓的“国家公敌”的反对者或“不受欢迎”的人未经审判就被杀害，而被投进由党卫队管理的集中营遭非法关押的则高达数千人，其中既有左派也有右派。

鉴于党卫队在镇压冲锋队行动中的杰出表现，希特勒奖赏了希姆莱和他的部下。狄特里希得到了高官厚禄，但同其他这场大屠杀的参与者一样，他也必须发誓对这几天里所见和所干的事永远保持沉默。7月20日，希特勒又下令，“提升党卫队为一个独立的组织”。两个月后，元首批准希姆莱成立了2个新团，和警卫旗队一起，组成“党卫队特别机动部队”。他决定，这支新部队不应只是庆典警卫的工具，还要成为一支真正的战斗部队，从而提供了未来武装党卫队（即党卫军）成长的胚胎。

1934年9月5日，当希特勒让人在纽伦堡举行的全国党代表大会上宣布，国家社会主义革命业已结束时，德国处于公墓般的平静中。上千万的德国人受到恐吓，不得不保持沉默。幸存者，凡未遭迫害而又没有流亡的，都纷纷转入地下，开始形成早期的抵抗运动，伺机东山再起。反对派组织最初都是自发形式，有一定的偶然性。他们认识到，只能以牙还牙用暴力来推翻这个暴君，从而涌现出一些企图刺杀希特勒的刺客。这些刺客，不论个人还是组织，专家还是外行，都是独立行动，和其他方面尚无联系。

贝波·勒默尔便是其中之一。他是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斗英雄，当过“自由团”首领，起初加入纳粹党，后来又投奔了共产党。此人思维缜密，处事谨慎。他单枪匹马在总理府附近窥测多时，对保卫措施中的漏洞一一作了记录，探索着刺杀的时机和可能性。他喜欢冒险，为了自己的信仰，可以牺牲生命。希特勒也认为“世界上还没有一种良药，可以对付为了自己的目的而不惜拿生命当儿戏的、具有理想主义思想的谋杀犯”。但是希特勒既不减少在公众场合抛头露面的活动，也不克制自己乘车或飞机出游的兴致。国家大事很少能让元首长期待在首都，他总是不停地带着随从出游德国各地。

希特勒早年很热衷汽车，1923年他就已拥有一辆红色的 梅赛德斯-奔驰轿车。之后，他又获得了一系列汽车，主要仍为 梅赛德斯-奔驰大型高级轿车。这些车用于私人事务或是政治活动。希特勒上台后，所有车辆都经过特别改装，成了有防弹轮胎和5厘米厚的车窗的装甲车。据说这种车既可以防御炸弹，还能防轻武器射击。但是为了表现自己，他经常“故意接近人民”。希特勒最喜欢坐敞篷车巡视，尽管它有明显的安全缺陷，对他来说，频频出现在公众视野里显然比人身安全更重要。他还偏爱高速飞车，时常命令司机开快车，把警卫车远远地甩在身后。

这对希特勒来说也许是种享受，但往往也会带来麻烦，特别是在农村。在农村，当有人透露，元首的车队将从某一路线经过时，有关的村长和地方纳粹党组织领导就会组织群众欢迎，还要装腔作势地致欢迎辞。凡是遇到这种情况，如果希特勒有急事在身，他就会让人拨开人群，夺路而走。可是，一些欢呼雀跃的农民为了不让元首轻易走掉，甚至干脆把粪车横在路上，迫使他停车。后来，若是他坐车中途要经过农村，那么他情愿夜间行车。另外，出行的目的地直到临出发时，方才通知陪同。

当时还没有高速公路，且有的道路质量很差，因此有时不得不绕道，所以，只要有可能，这个独裁者更情愿乘飞机。新总理拥有一支私人飞行队，使用当时很普遍的运输机——“容克Ju52”。希特勒是那时第一个动用飞机作为竞选工具的政客。30年代初期，他就开始了全新尝试，多次乘坐飞机在德国全境东奔西跑，风雨无阻地参加各地的竞选活动。飞行的安全措施极其严格。只有元首的私人飞行员汉斯·鲍尔才可以驾驶飞机，他永远不能透露目的地，甚至对机场官员也不可以透露。这架编号为D-2600的飞机平时停在柏林机场一个牢固的机库内，由警卫旗队派专人负责看管，一组经过严格审查的工程师进行维修。每次起飞前，都要进行15分钟的试飞，而且严禁携带未经许可的包裹、邮件和行李。

希特勒的随从虽然不能透露元首的活动，但刺客总可以从纳粹的机关报——《人民观察家》上发现他的行踪。作为老兵和爆破专家，贝波·勒默尔在能力和知识上都具备枪杀希特勒或炸毁其坐车的条件，可他在1934年6月的大清洗中被捕，虽幸免于大屠杀，但被投入了达豪集中营。他能活着简直是个奇迹。像他这样的冒险家，到处都有自己的朋友，哪怕敌人的集中营也不例外，因此他不是那么容易被消灭的。

此后，一个以赫尔穆特·米利乌斯博士为首的反对派组织，和由保罗·约瑟夫·施蒂默尔博士领导的另一个抵抗支部，也都在蓄谋行刺。可惜他们的伪装并不巧妙，都在动手之前就被破获，有关他们以后的命运，档案中没有记录。还有一个“马克维茨”小组，主要由社会民主党人、工会活动家和资产阶级组成。他们也在地下活动，任务是张贴传单，散发禁书，隐藏受迫害者或者把他们送到国外，并设法与其他企图刺杀希特勒或推翻纳粹统治的人建立联系。盖世太保成功地把一名探子打进了该组织的通讯机构。1935年5月，小组被破获，其成员有的被处决，有的自杀，有的逃亡国外。

他们的行动就像口袋里藏着打开保险的手枪在柏林街道上窥视希特勒的犹太青年达维德·弗兰克福特一样，是一种绝望的反抗。弗兰克福特曾是法兰克福大学的一名医科新生，但入学不久就逃亡瑞士。在背井离乡的日子里，他读到纳粹迫害犹太人的报道。对他来说，比侮辱和掠夺更为严重的是嘲弄犹太人是胆小鬼。他认为必须奋起反抗，向全世界证明犹太民族并不缺乏消灭独裁者希特勒的勇气。但是因为不可能接近希特勒，所以他想至少也要杀死一名纳粹地方大员。1936年，弗兰克福特成功进行了一次近乎完美的刺杀行动。

弗兰克福特决定选择刺杀生于德国的瑞士国家社会主义运动领导人威廉·古斯特洛夫。他回到瑞士后，便开始研究古斯特洛夫的日常生活，记住他的行踪，并随身携带他的照片。他还买了一把左轮手枪，在伯尔尼的一个射击场练习。2月3日这天，弗兰克福特买了一张去达沃斯的单程车票。第二天去了古斯特洛夫的住处，平静地按下门铃，请求接见。他被带进书房，坐在希特勒画像下等候。等古斯特洛夫一进门，弗兰克福特就对准他的胸部和头部连开5枪，然后逃离了现场并打电话到警察局自首。他束手就擒时说：“我开枪，因为我是犹太人。我非常清楚自己所做的事，没有一丝遗憾。”

与此同时，一些流亡国外的改弦易辙的前国家社会主义分子和在不久前还曾受到他们迫害的人走到了一起。这些过去的敌人如今有着共同的目标，于是结成了某种盟友关系。格利戈尔·施特拉塞曾是纳粹的第二号人物，负责纳粹党的组织工作。他和他的兄弟奥托——一个激进的记者——被认为是希特勒在意识形态上的主要对手。他们对纳粹党的“社会主义成分”看得远比希特勒认真。格利戈尔主张与工会结盟，支持罢工，把重工业和大地产收归国有。最终他同希特勒反目，于1930年夏被开除出党，后来他成了反纳粹的“黑色阵线”领导人。

格利戈尔没有立即离开。1932年12月，兴登堡曾任命库特·冯·施莱彻尔将军出任政府总理，后者有一个分化纳粹党的计划。他企图把格利戈尔及其所领导的“左翼纳粹党人”拉到自己一边来，和工会再加上其他政党重新在国会中取得多数席位。格利戈尔左右为难，他对纳粹党仍是忠心的，所以最后辞去了党内一切职务，从此退出了政治生活。希特勒立即清除了他的支持者，但始终耿耿于怀，在6月30日那个血腥的夏天周末，他和他们算清了旧账。

那天早晨，在柏林郊外施莱彻尔的别墅门口，一队穿便衣的盖世太保在按门铃。将军的厨娘领着他们来到书房。他们看到将军正在写文件，其中一个便问他是否是施莱彻尔本人，前总理抬起头回答说“正是”。话音未落来人便开了枪，施莱彻尔当场被击毙。几小时后，格利戈尔也遭遇了同样的命运。他是中午在自己寓所的餐桌前被捕的，然后被关在秘密警察总部地下室的牢房里，行刑手从观察孔向他射击，他企图在空旷的牢房里寻找掩护，最后终于身中数弹倒地，直到这时那个行刑手才开门进来，给他补上了致命的一枪。官方宣布前总理是因拒捕才被打死的，而格利戈尔的死因则是自杀。

哥哥死后，弟弟便开始筹划复仇，奥托·施特拉塞一边募集资金、收集情报，一边网罗愿意潜入德国击毙希特勒的刺客。施特拉塞兄弟曾多年呆在希特勒身边，了解有关其行止的情况。为防有人加害元首，保安处曾试图打入这个流亡者圈子刺探情况，但是一无所获，只是警告说可能会发生谋杀事件。直到1936年底，奥托终于找到了志愿者，准备作第一次尝试。为了使这次行动具有象征意义，他计划在纳粹党举行党代会的“圣城”纽伦堡采取行动。希特勒每年都要在那里利用声势浩大的游行、演说和阅兵来进行宣传。

一个自告奋勇的学建筑的犹太大学生赫尔穆特·希尔施具体执行这次任务。这个刺客出生在斯图加特，能讲士瓦本方言，因此可以在德国各地自由行动，而不会引起怀疑。希尔施已学会使用炸弹，届时他将潜入会场，把炸弹放在讲台附近，然后在关键时刻引爆。不过行动一度由于希尔施的固执产生了麻烦。他坚定地表示，除了希特勒还要同时消灭德国最臭名昭著的反犹分子尤利乌斯·施特赖歇尔。后者是反犹周刊《冲锋队员》报的出版人，主要刊登一些语言粗俗下流的文章和漫画，指责犹太人犯下了许多骇人听闻的罪行。

由于内容过分粗鄙，连一些纳粹高官都感到难堪。尽管如此，希特勒却特别喜欢这份报纸，称这是惟一一份他从头读到尾的报纸。他非常欣赏这位主编的活力和狂热，施特赖歇尔则忠心耿耿地追随元首。他的努力自然而然地赢得了主子的欢心，野心也得到了丰厚的回报：在纳粹的政治版图上分得了一杯羹，当上了上巴伐利亚地区纳粹党的领袖，其辖区就包括纽伦堡。奥托好不容易才找到一个两人将同时出席的大会。在从布拉格秘密返回德国之前，希尔施曾要求奥托作出确实保证，他相信，希特勒一旦被炸死，他的委托人将接管纳粹党，他希望奥托届时能够缓和他的施政纲领，特别是取消反犹目标。

1936年12月20日，希尔施到达斯图加特。他用护照上的名字在旅馆登记住下，然后提前来到纽伦堡，同几百名好奇的游客一起，参观了纳粹举行党代会的齐柏林广场，同时设想着炸弹的应用结构和爆炸力。三天后，他将在约定地点取出由某位信使从其他途径带来的炸弹。但是，希尔施还不知道，送炸弹的信使已经在入境时被发现并遭捕获，在盖世太保的残酷刑讯下很快就招供了。由于他知道刺客的姓名，因此警方只要查阅德国各旅馆报来的住宿登记表即可。警察在斯图加特查到了线索，并一直追查到纽伦堡。希尔施被捕，在审讯中他供认是其后台奥托·施特拉塞提供的情报和炸弹。希尔施后来被判处死刑，当即执行。

尽管如此，奥托·施特拉塞并没有停止战斗，他继续在维也纳、布拉格和巴黎策划新的刺杀行动。党卫队经常发出通报，要求人们注意一些知名或不知名的流亡者、重返故乡的叛变者，可往往是虚惊一场。但是，两年后，又有两个名叫德普金和克雷明的男子被怀疑是刺客，还有另外三人——卡尔·霍夫曼、埃里希·舒尔茨和威廉·托施以犯有蓄意用炸弹谋杀的罪行在柏林普洛岑西监狱被处决。该案的案情从未透露过。在奥地利、捷克和法国被占领之前，“黑色阵线”始终悄无声息地给希特勒头上投下巨大的阴影。

另外，还有一些狂人、酒鬼和精神病患者扬言要杀死希特勒。刺杀威胁频频袭击总理府。警卫们费尽心机，但是往往一疏忽，事故就接连发生。1937年1月11日下午2点30分左右，一名失业的商业掮客越过街边的栅栏，从厕所窗户爬进了政府大楼，身上带着手枪，警卫旗队居然毫无察觉，反而是一个机警的清洁女工发现了他，后来他未经深入盘问就被释放了，直到卫队司令回来知道此事后，才重新逮捕了他。一个月后，即2月14日，一个名叫弗兰茨·克罗尔的屠夫毫无阻挡地混过了重重岗卡，他喝得酩酊大醉，不知不觉走进了政府大楼，直到他想去元首办公室控告警察没收他135马克时才被抓获。

事后，有关的违纪警卫受到了处分，值班制度也得到了加强，但是，欲与元首“谈话”的不速之客并未因此而绝迹。在戒备森严的总理府花园里——喜欢动物的希特勒下午有时在这里喂松鼠或带着他的猎犬“布隆迪”散步——有一次发现了两个女人，她们佯装散步混进了警戒区，其中一人身上藏着匕首。1937年11月26日又发生了一件事：一个前不久刚从某家精神病院出院名叫约瑟夫·托马斯的病人，带着一支压满子弹的手枪混进了政府大楼，但是被及时发现。被捕后他声称，他只是想来此“找元首或赫尔曼·戈林谈话”。此人后来被移交盖世太保，结果如何，没有传闻。

面对前仆后继的刺客和层出不穷的刺杀威胁，希特勒对自己的安全也持矛盾态度。一方面，为了表现自己是群众的崇拜偶像，必须尽量显得在其四周没有任何警卫，特别是穿制服的；但是，另一方面，他的内心仍被深深的恐惧所噬啮，害怕在实现自己的“抱负”之前被某个“罪犯或白痴”谋害。希特勒不愿意再毫无必要地冒险，并下令大力加强自己在公众场合出现时的保安措施。

在此期间，希姆莱已被希特勒任命为德国全国警察总监，之前一直属于各地方自行管理的警察，以及秘密警察——盖世太保，都被集中交给这位党卫队全国领袖统一领导。它们与党卫队、保安处和集中营相辅相成，成为纳粹实施恐怖统治的绝好工具。盖世太保和保安处后来被整合为党卫队中央保安局（RSHA），由赖因哈德·海德里希出任局长，它的工作之一就是负责第三帝国全部权贵的安全保卫事务。

海德里希成立了一支由专业警察组成的新的元首护卫队。该护卫队最初只有45人，后达到200多人。队长是粗暴好斗的警察上尉汉斯·拉滕胡贝尔。其成员主要穿便服，任务是防止暗杀元首的危险的发生，侦查这些阴谋，把它消灭在萌芽阶段。起初，没有计较队员的政治可靠性，有些人不是党员——难怪希特勒除了他信任的警卫旗队，拒绝任何其他机构的保护。最后，希特勒总算接受了这支卫队，不过仍然坚持在他周围工作的每一位警官都必须要由自己亲自挑选。

保安局的便衣警官们和元首的警卫旗队并列存在，它们之间相互猜忌、竞争，也常因争权夺利发生一些摩擦。当然，希特勒本人也是祸根，因为他的命令往往自相矛盾，再则他极其讨厌在公众场合躲在随行的彪形大汉身后。所以，在职权范围相互重叠的情况下，不得不重新进行了明确分工，建立起各自的势力范围。解决办法是：由警卫旗队承担元首在总理府内和外出参加重大活动时的护卫和仪仗工作；保安局则提供专业的技术支持，包括对元首将要访问的地点持续进行监视，检查进出的人流和车辆，以及逮捕可疑人员。

这种严密的保安措施形成了一道难以攻破的屏障，使单枪匹马的刺客没有能够进入射杀元首范围之内的可能。从此以后，要想谋杀元首，刺客必须来自他的核心权力集团。有一些有影响力并且身居要职的文职人员，还有一些不那么知名，并且大多都比较年轻，从一开头就反对纳粹的人，逐渐结成了各种各样的反抗集团。不过，对于这些反对希特勒的人来说，他们极为微弱，不仅人数少、力量弱，还没有统一的组织，更没有武装，也没有群众基础。第三帝国只有一群人有能力完成这样的任务——他们就是德国军队的军官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