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原形毕露

1933年2月3日，成为德国总理四天后，在庆祝外交部长康斯坦丁·冯·诺伊拉特60岁生日的晚餐会上，希特勒首次会见了他的军队的高级将领。双方都想摸清对方的底。希特勒以十分得体的语调讲了大约一个半小时的话，将军们也以得体的姿态洗耳恭听。他说，他在写作《我的奋斗》（10年前在服刑期间口述的一部体现自己世界观的回忆录）的时候就已经说过，德国必须要在东方有生存空间，而且必须准备用武力来取得它。为此，现在就应当着手国防军的建设。他发誓要重振德国军事力量，并且将整个国家“紧密团结在一起”。

不过，在那天晚上的大部分时间里，这位前下士和他的将军们在一起时看上去有点拘束，毕竟这些人不是出身于容克贵族，就是军人世家的后裔，身上深深地打着自豪感和优越感的烙印，他们对希特勒这个出身低微的狂妄的暴发户总不免投以几分不屑的眼光。希特勒的话使在座的军官们与其说是振奋，倒不如说是惊讶。但是，这些将领并不反对希特勒，他的那些扩充军队、振兴德国之类的响亮口号，他们也不能不无所动，甚至抱有一定的幻想。他的书被认为只是“一种宣传”。最重要的，也许是他已重新唤起了德国人民对国家的信心和使命感。只要他能继续给德国带来安定，他们对他还是准备采取容忍的态度。

而希特勒也不信任这些将军。他已经意识到他们之所以拥护他，只是想利用他为他们自己的目的服务。既然这个保守的贵族和军官阶层很难被争取过来，那么他本能地就认定他们对自己的绝对权力无论如何都是个永久性的威胁，因而把他们看作是心腹之患，处心积虑地想要把他们紧紧地控制住，或者彻底消灭掉。但是，至少目前，在表面上，希特勒还是尊重他们的，而且忙着恢复他们的军旗、乐队以及礼仪和特权。只有少数比较正直、进步和开明的德国军官的内心出现不安，他们担心这个“疯子”对外的野心图谋、对内的违法乱纪的举动以及制造恐怖的骇人伎俩，会给德国人带来灾难，把德国推上走向灭亡的道路。

此时希特勒还没有最后掌握军政实权，有几个人准备向他提出挑战，陆军总参谋长路德维希·贝克就是其中的一位。从出身来说，贝克将军既非容克贵族，也不是军人世家，他的父亲是个工程师兼商人，并拥有一处铁矿。贝克在中学毕业后，就选定军人作为终生职业。这位将军身材修长，举止儒雅，才智出众，外表和气质都显示出他更像是个善于思考的哲学家，或者知识渊博的学者，而不大像职业军官。他为人处事十分机智、圆滑，长于辞令，特别善于调和争端，做到不伤双方感情，不使任何一方有所难堪。贝克将军还是个保守的民族主义者，不信任他的新主子。他与希特勒在1934年6月底就从根本上发生了冲突。

自从德国开始秘密重整军备以来，贝克被任命为陆军总参谋长，并擢升为上将。对于这一次晋升，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诉说了自己内心的烦恼：“说实在的，我是被迫接受这个荣誉的，我是违心的。”1934年6月29日同希特勒会面时，贝克对他说，他接受高位的目的，不是要建立一支征服别国的军队，而是要建立一支能保卫国家的军队。希特勒用威胁的口吻反驳了他的话：“将军，军队存在的目的不是准备打仗，就不可能建立起一支具有存在价值的军队。为着和平而准备的军队是不存在的。军队之所以存在就是为了赢得战争。”在离开之前，贝克预言性地提醒希特勒说，新的战争将成为多条战线上的冲突，德国也将灭亡。

贝克返回了位于班德勒大街13～14号的国防部大楼，在那里他接到和他同一天成为国防军保卫部（情报侦查和反间谍机关）负责人的威廉·卡纳里斯海军少将打来的电话。后者警告他，有消息说，希特勒正在着手清洗，消除所有反对他的政权的人，被监视的人中就有他们的老同事、前任总理库特·冯·施莱彻尔将军。贝克知道他必须迅速行动，于是派了一位朋友前去警告施莱彻尔他即将面临的危险。这位朋友正好要动身去日本，他愿意带施莱彻尔同行。然而，施莱彻尔却不以为意，表示拒绝，“因为他不愿意开小差”。第二天中午12点刚过，施莱彻尔就被盖世太保击毙于自家别墅书房的写字台前。那天和其后的几天，还有不少希特勒认为对他掌权有威胁的人都被暗杀。

国防军一直不满冲锋队过火的暴力行为，希望除掉他们，但又不想直接参与，而使自身名誉受损，便为党卫队提供枪支弹药和交通工具。可希特勒不光杀死了罗姆和他的部下，还谋杀了其他所谓国家敌人的无辜的人，包括施莱彻尔这样的军界元老。可以想象，这很有可能会招致国防军采取对抗措施，这种担心使希特勒不免胆寒。然而，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军队没有采取任何行动，一些高级军官只不过提出抗议而已。这是一个无可挽回的错误！他们没有想到，希特勒总有一天也会像对待冲锋队长们那样对付他们。

已退役的前陆军总司令库特·冯·哈默施泰因·埃克沃德男爵和埃尔温·冯·维茨勒本将军认为暗杀施莱彻尔是对军人无可原谅的侮辱，激起了他们无比的愤慨，不懈地试图要求为施莱彻尔恢复名誉。希特勒不得已，只好扯了个谎，说将军是被误杀的。贝克和新任命为卡纳里斯副手的汉斯·奥斯特上校参加了为施莱彻尔送葬的行列。他们穿着全副军装，拿着放着已故将军获得的勋章的绯红色座垫，跟在佩戴黑色荣誉标志的黑马和殡车后面到火葬场。兴登堡总统也要求法院对施莱彻尔被枪杀一事进行调查。希特勒应允了一切，因为他清楚地知道，这位老头儿已经活不了几天了。

1934年春，兴登堡病重，回到他东普鲁士的庄园养病。到了夏天，他的身体一天比一天坏。这年8月2日上午9点，他终于逝世了，享年87岁。贝克和其他的将军悲痛万分，忙着安排和举行葬礼，施莱彻尔的事被放在了一边。当全军和全国还在哀悼他们的老元帅时，希特勒却在策划一场“政变”。兴登堡去世的前一天，希特勒擅自宣布了一项内阁特别法令。他无视宪法的规定，以内阁总理的身份继任了总统的职位，接手了领导国家和武装部队总司令的最高权力。总统的职衔被取消，其职务与总理合并。希特勒的新头衔将是“国家元首”，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总统”一词显得“太民主化了”。

老总统死后的第二天，希特勒又对国防军发动了一场突然袭击。他迫不及待地要军队全体官兵对他个人而非对德国或对宪法宣誓效忠。德国各地的国防军都举行了类似的仪式，军官和普通士兵一手握着国旗，一手拿着圣经，背诵着誓言：“我在上帝面前作此神圣的宣誓：我将无条件服从德国国家和人民的元首、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阿道夫·希特勒，作为一个勇敢的军人，愿意在任何时候为践行此誓言不惜牺牲我的生命。”

贝克将军也背诵了同样的誓言。仪式结束以后，他大踏步地向僻静的街道走去，并悄悄地跟他的同伴说：“今天是我一生中最悲惨的日子。……这是决定命运的时刻。（这个誓言）意味着身体和精神上的自杀。”再走几步，贝克又停下来说：“他给我们来了个措手不及。我们没有意识到这是一种全新的誓言。”后来，贝克将军头脑逐渐清醒后常常抱怨自己，当时为什么就不能拒绝宣誓，一走了之？不仅他没有这样做，也没有任何人这样做。在那个时刻之前他们还能抛弃希特勒，而自此以后国防军就将自己与这位元首捆绑到了一起。

1934年9月的纽伦堡党代会召开后的第三个星期，希特勒下达了一个秘密手令：将国防军扩充到30万人，军费预算也将提高。1935年3月，希特勒正式对德国人民公开宣布，德国将再次实行普遍义务兵役制，建设一支兵力为50万人的军队，并组建德国空军。同年6月，被《凡尔赛和约》解散的总参谋部再次复出，被关闭的军事学院也重新开学招生。次年3月，希特勒又在国会上宣布，德国部队将开进莱茵兰非军事区。后来他承认，他也极度紧张，担心他的西方列强不会采取任何行动的推测是否会变为现实。随即他决定只为这个过于冒险的行动派出一个师的兵力，实际上只有3个营渡过了莱茵河。

然而这几次行动并未使伦敦、巴黎和其他国家的政府立即认识到希特勒战争狂人的本质，他们认为他只是要扫除《凡尔赛和约》强加给德国的羞辱。希特勒自鸣得意地说：“世界属于勇敢的人！”英法的无动于衷触动了意大利。这个国家在两次世界大战中都是以投机者的面目出现，它在加入据其判断最有可能取胜的阵营前，总是先在一旁守候着。意大利首相、法西斯党魁本尼托·墨索里尼认为希特勒正在动摇欧洲旧的权力平衡，这将使他和他的国家受益。希特勒识破了墨索里尼的图谋，并开始称他为伟大领袖，以迎合其虚荣心。1936年秋天，两国元首同意统一外交政策，墨索里尼把这一阶段与希特勒德国的双边关系描述为“柏林-罗马轴心”。第二年，德国又开始与日本谈判，很快就达成了《反共产国际协定》。

1937年11月5日下午4点半，希特勒召集了德国最有权势的一伙人，来到总理府的内阁小会议室召开秘密会议。其中包括国防部长瓦尔纳·冯·勃洛姆堡元帅和陆海空各军总司令瓦尔纳·冯·弗立契、埃里希·雷德尔和赫尔曼·戈林，以及外交部长诺伊拉特。开会的目的是为了解决空军和陆海军之间的尖锐矛盾。为了加速扩充军事力量的进程，希特勒于1936年10月提出了关于扩军和经济自给的“四年计划”，以便“在四年内具备投入战争的能力”。戈林负责这一计划和空军建设，他利用自己的地位在分配钢铁和其他稀有原料时偏向空军，与陆军和海军的高级将领产生了纠纷。

窗外东风怒号，柏林笼罩在晦暝之中。这些人刚在壁炉旁的大椅子上就座，希特勒就让他们宣誓保守机密。接着，他宣布了一项令人震惊的政策，这个政策将给欧洲和德国自己招来厄运。他用四个小时传达了他要进行战争的不能更改的决定。他说，不管用外交方式还是武力，先吞并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等武装部队准备好以后，再最后占领苏联，就是引起全面战争也在所不惜。他预言英法等国不会干预。他要求他的下属们无条件服从，并且，指令这些军队首长行动的具体日期——他们必须在明年，即1938年开始，于1943年结束。

希特勒讲完时，天色已慢慢黑了下来。他问大家有什么意见，勃洛姆堡和弗立契双双表示反对。德国还没有准备就绪，现在就发动战争，在军事上是蠢举，有招致灾祸的危险。若没有一半以上的胜算，他们是不想打仗的。勃洛姆堡和弗立契的行为对希特勒来说，是绝对不能容忍的，他觉得陆军从来没有完全服从过他，而且，也妨碍他实现他的野心。特别是弗立契，或许甚至还有随和的勃洛姆堡。再过两个月就是希特勒执政5周年纪念日了，他打算要在军队中间进行一番清理来纪念这个日子。看来一场较量已为期不远。这种冲突的爆发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然而其起因却有一定的偶然性。

作为一个鳏夫，已经59岁的勃洛姆堡爱上了国家粮食局蛋品管理处的一个女秘书，她名叫埃娜·格鲁恩，芳龄24。勃洛姆堡对她实在倾心，到1937年底，提出要跟她结婚。他知道德国陆军的一个高级军官跟一个平民出身的女人结婚是不会得到骄傲的、贵族气很重的军官团的允许的，但令人费解的是他偏偏去跟戈林商量。他告诉戈林，自己爱上了一个出身低微的女士，并说如果地位不成问题的话，他准备和这个普通人家的孩子结婚。这位肥胖的空军司令表示出同志式的理解，安慰他说，国家社会主义早已排除了门第偏见，“这样一种婚姻完全符合纳粹思想。你放心同你的那位女士结婚吧！”

1938年1月12日，勃洛姆堡和埃娜·格鲁恩正式结了婚，证婚人是希特勒和戈林。奇怪的是报纸对此既不登照片，又不进行报道，仅刊登了一则简单的启事。大家只知道这位年轻女孩很朴实，与纳粹的宣传完全吻合。坐在柜台后面和办公室里面的柏林姑娘感到十分高兴，一个来自民间的女子竟然嫁给了一位真正的元帅。然而这些浪漫的梦想很快就破灭了。当这对新婚夫妇离开柏林去度蜜月后，莫名其妙的谣言就开始不胫而走，大家都在窃窃私语，说这位年轻的新娘原来是一个“妓女”。

过了几天，报纸终于刊登了一张他俩的新闻照片。有一个新闻记者在莱比锡动物园里发现了这对夫妇，并有幸在猴山前为他们拍摄了一张照片。这张报纸连同埃娜·格鲁恩的一份档案恰好同时放到柏林警察局长沃尔夫·冯·赫尔道夫伯爵的写字台上。结果是惊人的：主管“查禁猥亵照片和书籍科”的刑事警察查获有人出售裸体照片，其中发现有埃娜·格鲁恩。当时她才19岁。他连忙把这份材料交给刑事警察总监阿图尔·内贝。内贝看后也吓了一跳，急忙带着照片去见赫尔道夫。赫尔道夫把档案里的照片同报上刊登的照片进行比较，毋庸置疑，微笑着站在栏杆前面的年轻女士就是照片上搔首弄姿的那个女郎。

赫尔道夫本来应该把这份档案呈交给德国警察首脑、党卫队头子希姆莱，但他也清楚他这位顶头上司一定会用这些材料进行讹诈，因此应当竭尽全力不让希姆莱知道这件事。那么，该把这些材料送给谁呢？赫尔道夫记得国防部办公厅主任威廉·凯特尔将军是勃洛姆堡最亲密的同事和朋友，便把全部真相告诉了他。伯爵希望凯特尔也许会毁掉这份案卷。但凯特尔只是个惯于阿谀奉承的小人，对自己缺乏信心，没有担当，他所能采取的行动，结果反而加剧了危机：他建议赫尔道夫先报告给证婚人戈林。

戈林看到照片感到愕然，但凭着敏捷的头脑，他迅速看到可以利用这个机会达到自己的目的：这位空军司令、纳粹党的二号人物早就觊觎国防部长这个肥缺了。1938年1月24日，戈林迫不急待地把这条爆炸性新闻告诉了希特勒。元首勃然大怒，立即决定，勃洛姆堡必须立即离婚，最好宣布他是严重受骗上当，此桩婚姻无效。戈林奉命把这一决定转达给勃洛姆堡。这位陆军元帅被这件具有威胁性的丑闻吓了一大跳，但他已经不能离开他的那位年轻而又如此迷人的妻子了，于是便主动选择了辞职。勃洛姆堡元帅的名字从陆军名册中永远勾销了，后来他再也没有重新得到任何职位。

对于已经把自己看作国防部长的戈林来说，他的道路已经铺平，但是还得克服最后一个障碍：陆军总司令瓦尔纳·冯·弗立契男爵，他是等级制度中的第二把手，很有可能成为勃洛姆堡的继承人。弗立契从来没有受过批评，被他的下属视为廉洁和诚实的典范，而且，他的生活方式看来也是无懈可击的。这个将军是个自得其乐的单身汉，很少参加社交活动，但在赛马场里经常能够找到他，他喜欢和马交朋友更甚于和人打交道。

现在希姆莱的机会来了。他一直希望找个机会挤进将军们的上层社会，使党卫队成为陆海空军之外的第四军种。戈林给希特勒看勃洛姆堡新夫人档案的那一天，他还给元首看了一件更加使人作呕的材料。这是由莱因哈德·海德里希提供的材料，意在表明弗立契犯了德国刑法第175条“鸡奸罪”。两年前，海德里希曾抓到过一个名叫汉斯·施密特的勒索者，他的主要嗜好是专门窥探同性恋者男色活动的秘密，然后冒充警察，趁此敲诈一笔钱作为保密费。盖世太保对他进行详细的审讯。他乐意讲述有关他的顾客和“牺牲者”的事情，并把所有的人列举出来：官员、医生、律师、商人、工业家、艺术家，等等。

其中，施密特提到一个“跟弗立契或者弗里希有类似名字的人”，他曾经在1935年底向这个人勒索过钱财。盖世太保如获至宝，立即抓住这个意料之外的机会。如果这位先生果真是陆军总司令弗立契男爵的话，那该有多妙啊！不过当时希特勒并不同意追查此事，命令销毁审问笔录，对“所有这些肮脏的事”要保守秘密。然而海德里希并没有听从希特勒的命令，此时他又把两年前封存的档案重新发掘出来，不过这一次希特勒并不反对，甚至也不问为什么以前不按他的命令烧毁这份档案。

元首要求弗里契辞职。这位贵族感到十分惊骇，听说了解雇他的理由，更是气得说不出话来，半天才说了一句：“全是卑鄙的谎话！”在他平静下来后，他以军官的荣誉发誓保证说，这些指控是毫无根据的。弗立契拒绝不明不白地辞职，要求由军事荣誉法庭来进行审讯。但希特勒不想这样，至少在目前是如此。这是个天赐良机，可以粉碎不肯屈从于他的意志的将军们的对抗。他命令弗立契无定期休假，第二天就开始研究由哪两个人来继承勃洛姆堡和弗立契的问题。陆军司令部还有整个武装部队组织都将进行彻底改组，这种改组的结果将最后使军方就范。

1938年2月4日，那天早晨，德国各地“电台监察人”挨家挨户地检查，让同胞们都守在收音机旁收听广播。希特勒在那一天的内阁会议中很快地通过了一项命令，并于午夜前不久在电台上的一则“特别报道”里向全国宣布。到1点钟，广播里播出贝多芬第三交响乐时，全德国都在聚精会神地听着。消息播出来了，德国人听了感到震惊——一个接一个的知名人士倒台了——驻德外交使团和新闻记者都立即向各自国家发报，消息顷刻间传遍了全球。

希特勒在这项命令的开头说：“从现在开始，我亲自接掌整个武装部队的统率权。”国防部被解散了，取而代之的机构叫做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OKW），陆海空三军都隶属其下。在希特勒下面有一个参谋长，这个职位授予了凯特尔。凯特尔总喜欢热情地附和上司的话——为此还得了个“点头驴”的绰号——很快就不由自主地沦为了跑腿或听差差不多的角色。最高统帅部的作战部长是阿尔弗雷德·约德尔将军，他也坚信元首具有过人的天分，对其他将领的不同意见总是坚决进行压制。希特勒没有说明国防部长勃洛姆堡退职的原因，而谈到陆军总司令弗立契时也只是说，考虑到他的健康情况而解除他的职务。瓦尔特·冯·布劳希奇将军被挑选继弗立契统率陆军。他和凯特尔一样软弱，与约德尔同样恭顺。

同时，纳粹党人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取代诺伊拉特男爵任外交部长，驻东京和罗马的大使也都换了人。里宾特洛甫原是个酒类经销商，他靠说服一个姨妈在她丈夫继承爵位后认自己做干儿子，从而获得了“冯”这个贵族姓氏。1932年，里宾特洛甫投奔希特勒。后者对其社会关系和所谓的“外交才能”——只是会说英语和法语，并出国到过加拿大这样遥远的国度而已——特别感兴趣，就让他担任了外交事务的主要顾问。

第二天，《人民观察家》报上刊载的标题触目惊心：一切权力高度集中于元首手中！这次这家纳粹党报没有过甚其词。1938年2月4日是第三帝国历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点，是它走向战争的道路上的一个里程碑。就在这一天，妨碍希特勒走上他久已决心要在德国一充分武装后就走的道路的最后一些保守分子已被清除了。外交和军事的决策大权已经集中在他的手里，武装部队也直接在他的统率之下。

希特勒以前没有给弗立契一个洗雪名誉的机会就把他解职了，现在为时过迟地给了他这种机会，设立了一个军事荣誉法庭来听取这个案件。该荣誉法庭由戈林充当主席，陪审的包括新任陆军总司令布劳希奇。陆军抓住了这个反击希特勒的机会。已改组为最高统帅部下属的谍报局的保卫部，会同司法部合作进行的彻底调查，很快就确定弗立契是希姆莱和海德里希所唆使的秘密警察诬陷阴谋的无辜受害人。据查，施密特确曾发现一个陆军军官犯鸡奸罪行，并且因此讹诈了他好几年，但是，这个军官的名字是弗里希，不是弗立契。他是一个退休骑兵上尉。所有这一切都是由于两个人的姓名同音，且两个人的相貌极为相似。

将军们高兴极了。不仅他们的总司令可以洗清罪嫌和官复原职，而且那两个在国内握有至高无上的权力的不择手段的人——希姆莱和海德里希的阴谋将被揭露，这样他们和党卫队将走上4年前罗姆和冲锋队的路。如果希特勒要掩盖这个罪行，那么由于真相大白而问心无愧的陆军，就可以采取行动了。但是，又一次，这些将军们被命运所彻底击败。这次不许报界和公众旁听的军事审讯于1938年3月10日在柏林开始，但是在这一天还没有过完就突然中止了。36小时之后才知道出了什么事：希特勒发动了强夺奥地利的军事行动。

希特勒扩张主义野心的第一个目标是他的出生地奥地利，很久以前他就发誓要把自己的祖国同他已经归化的国家统一起来。但是他首先不得不面对一个敌人——奥地利总理陶尔斐斯，这个人强烈地支持奥地利独立，并且准备在必要时采取激烈措施保护他的政府，防止极端分子的颠覆。不过，奥地利和德国一样，由于经济大萧条的影响，希特勒在奥地利的支持者和同情者人数急剧增长，德国纳粹可以依赖这些人的援助。

首次攻击发生在1934年，希特勒曾批准了一项计划，煽动同德国保持密切关系的奥地利亲纳粹组织，发动一场政变。政变定于这年7月25日中午，亲纳粹组织企图捉拿陶尔斐斯和他的内阁成员。但是陶尔斐斯提前收到警报，及时解散了内阁会议。几分钟后，伪装成警察和士兵的政变者便乘卡车到达。陶尔斐斯在试图逃跑时中了2枪，几小时后便死了。不过，绝大部分内阁成员已逃到国防部，他们在那里召集部队回击叛乱者。到黄昏时分，政变已被镇压下去。接下来的数周里，奥地利政府又逮捕了几千名亲纳粹分子。

这对希特勒来说，是一次惨重的挫折。在逐步重组战争机构和完善军队建设的过程中，他暂时还谨慎地避免公开的冲突。德国政府在温和外貌的掩盖下，否认与谋杀陶尔斐斯有任何关联，元首本人也热情地表示要和奥地利重修旧好。1936年7月，两国达成了一个协议，表面上看似是一个平等条约：德国承认奥地利的全部主权，维也纳则承诺它不会参加任何反德同盟。还有一项秘密补充规定：奥地利答应赦免所有政治犯，德国还要求在维也纳政府中应包括国家“反对派”，也就是那些奥地利的亲纳粹分子。

1938年初，一些从监狱释放出来的亲纳粹分子参加了新的颠覆活动，使奥地利很快陷入无政府状态。2月，希特勒向奥地利总理许士尼格提出了一连串要求：奥地利应接纳亲纳粹分子进入政府，并在外交、国防和经济方面与德国开展紧密合作。3月，柏林给奥地利政府下了最后通牒：如果不答应全部要求的话，德军就将开进奥地利。在这种情况下，许士尼格被迫屈服，其政府由亲纳粹分子接管。希特勒趁机把早已准备就绪的部队派往边界。

1938年3月12日破晓，德国军队进入了奥地利，在探求生存空间的征途上迈出了决定性的第一步。当天下午，希特勒荣归故里，回到了他成长的地方——林茨，将一个花圈放在父母的坟前。他在市政厅的阳台上发表演说时说道：“我一直相信我的工作，我为它而生，并且为它而战，你们都可以见证我现在成功了！”两天后，他耀武扬威地进入维也纳，成了曾经摈弃他的这座城市的主人。他宣布奥地利现已成为德国的一个新省份——奥斯特马克，奥地利联邦军也同时被并入德国国防军。当英法抗议他的举动时，得到的答复却是：是奥地利新政府请求德国派军队来保障公共安全的。实际上，德国国防军是根据戈林的电话指示这样做的。

对弗立契的审讯在3月17日恢复，但是由于不发一枪地征服了奥地利，希特勒的声望大增，德国公众对他的态度由敬畏转为崇拜，现在国内没有谁再去为弗立契操什么心了，甚至那些将军们也是如此，所以此案必然变得虎头蛇尾了。在经过戈林的一些威吓后，施密特顶不住了，供认他是受骗上当的。他起先认为，那位先生是弗立契，后来当他发现弄错时，由于害怕后果，不敢承认当初是弄错了的。第二天，审讯结束，法庭坚持认为，弗立契是一次遗憾的误会的牺牲品，没有犯所控罪行，宣告无罪。至于施密特，戈林以名誉向他保证说，他可以免于一死，但是几天后盖世太保把他枪毙了。

弗立契洗雪了个人的罪嫌，得到平反，但是并没有复任原职，也没有使陆军恢复它以前在第三帝国中有一些独立性的那种地位，因为这次审讯是秘密进行的，公众并不知道这回事，也不知道其中所牵涉到的问题。3月25日，希特勒致电弗立契表示祝贺。仅此而已。最后这位被黜的将军采取了一个姿态：要跟党卫队头子决斗。由总参谋长路德维希·贝克亲自严格按照过去的军人传统拟就了挑战书，交给了卡尔·冯·伦斯德，要他作为陆军年资最长的将军将其转交给希姆莱。但是伦斯德有点害怕，把这封信在口袋里放了几个星期，后来竟给忘了。

随着顺利地吞并奥地利，希特勒又把目标对准了邻国捷克斯洛伐克，准备采取下一步行动了。希特勒一面向布拉格当局花言巧语地保证说，他对他们的国家没有任何企图，一面准备“绿色方案”，即用武力或者诡计去占领它。不过，捷克斯洛伐克是一个比奥地利强大得多的国家，拥有一支富有战斗力的军队和现代化的工业体系。但是，它的弱点在于居住在边境上苏台德地区的300万德意志少数民族，他们被纳粹妖言所惑，声称他们的根在德意志，希望苏台德从捷克斯洛伐克脱离出去，重归德国母亲的怀抱。

1938年4月，当德国士兵还在拔除奥地利的界桩时，希特勒已经开始着手解决捷克斯洛伐克的问题了。这个国家被夹在德国和已被其占领的奥地利中间，战略处境已变得岌岌可危。这年春夏，纳粹分子在苏台德煽动闹事。他们谴责捷克人对境内的德意志居民强施暴虐，并制造谣言说德军正向边境集中。布拉格当局根据错误情报进行了局部动员，这对希特勒来说是一个向世界谴责捷克斯洛伐克的大好机会。一场侵略战争成了合法的行动。

1938年5月23日，希特勒突然在柏林总理府召集国防军高级军官，召开了一次会议，宣布为弗立契将军“恢复名誉”，但同时又下达了一项重大决定：我决心要一劳永逸地、彻底地解决苏台德问题。他命令：应当进行准备“绿色方案”，务须保证最迟到这年10月1日能够付诸行动。行动的思想基础是战略突袭，以装甲部队在摩托化部队支援下，抢在法国发动攻势之前，迅速取得决战胜利，计划在4天内决出胜负。

元首的野心立即遭到路德维希·贝克的反对。然而，当时他还只是从狭隘的本职范围以内的专业理由来反对他的元首。贝克决心用他能想得出的最有效的方法——即附上一份意见书——去挫败这一命令。他的意见是目前还不能动手，他向希特勒指出，西方国家肯定会干涉，不仅会导致英法参战，也会使美国卷进来，德国将会再次四面受敌，而目前德国还没有强大到足以与他们相抗衡。可希特勒拒而不听，仍然坚持他要消除捷克斯洛伐克的“威胁”的决心是“不可动摇的”，要求总参谋部继续进行入侵的准备工作。

贝克意识到，希特勒并不理睬他的警告，于是便在5月30日给布劳希奇上了一份措辞极为尖锐的意见书，逐点批评了希特勒的论点。为使那位谨慎的总司令能充分了解自己的意思，贝克亲自向他读了这个意见书。他强调指出，在“最高级军事领导人”中间存在着危机，曾经造成混乱，如果不予解决的话，军队的命运，事实上，也是德国的命运，将是“一片漆黑”。6月3日，贝克又给布劳希奇发出了另外一个意见书，声明“绿色方案”“从军事上看是不妥当的”，总参谋部对此不置可否。虽然如此，希特勒还是一意孤行。这年夏天，他变得越来越疯狂，下令例行的秋季演习必须提前，以便军队能准备就绪，可以随时出击。

贝克决定不顾一切，作一番最后的努力，不论用什么方式都要把事情闹大。7月16日，他给布劳希奇呈上了最后一份意见书，要求告诉希特勒停止备战。贝克亲自把这个条陈递交布劳希奇，并且口头补充一项建议：如果希特勒固执己见，陆军将领应采取一致行动，立即全体总辞职以示抗议。他说，当良心、学识和责任不允许执行某项命令的时候，一个人对最高统帅的忠诚就有了“限度”。他觉得，将军们已经达到了这种限度。如果希特勒坚持要战争，他们就应当集体抵制。没有人来领导军队了，战争就打不起来了。

为了达到这一目标，他安排在8月4日召集高级将领举行一次秘密会议。他准备了一篇发聋振聩的讲稿，准备请陆军总司令来宣读，要高级将领一致要求，不容许任何冒险引起武装冲突。出乎意料的是，布劳希奇竟没有勇气来宣读。贝克无奈，只好让他的助手和朋友、一个有名望的贵族的继承人卡尔-海因里希·冯·施蒂尔普纳格尔将军——用审慎而婉转的说法——“衡量一下以军事手段支持集体行动的可能性”。施蒂尔普纳格尔同一些指挥部队的将军们进行了交谈，但是，大部分军官说，贝克要他们采取行动的建议也就是要他们参与政治、反对政府，而这是同他们在军队中受到的训练完全背道而驰的。他们还说，如果需要有人去赶走希特勒，那只能是德国人民，因为是他们选举了他。

贝克考虑再三作出了痛苦的决定，采取了在此种情况下一个老派军官只能采取的最后一步：到总理府拜访元首，请求他作出不想发动一场新的全面战争的“具体保证”。希特勒向他保证他没有这种打算，但同时又用威胁的口吻提醒这位总参谋长说，军队是政治家的工具，它的职责是设法执行政治家所交给的任务。他还说，军队没有责任对自己的任务提出疑问。贝克知道，要是反对元首的计划，那就是自找倒霉，结局会比勃洛姆堡和弗立契还惨。但是，他仍大胆和直截了当地回答说，他不执行他不赞同的命令。说完，就向希特勒告辞了。

贝克知道自己的前途已经完了。他别无选择，只有一条路可走。1938年8月18日，他辞去了陆军总参谋长之职。在离任之前，他曾设法使布劳希奇步自己的后尘，但是，这位陆军总司令骨头太软，没有勇气要元首悬崖勒马，拒绝支持他。布劳希奇耸一耸肩说：“我是一个军人，服从命令是我的天职。”这使贝克十分愤懑，后来每当提到他的这位上级的时候，他总是激动得浑身发颤，喃喃自语：“布劳希奇在紧要关头把我甩掉了！”

贝克的一切计划都落空了，他在离开自己在总参谋部的办公室之前，召集其同事，非常镇静地对他们说，瑞典国王查理十二世带领军队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军事冒险，最后在俄国草原上全军覆灭，希特勒也将和他一样。最后，他以警告的口吻说：“如果德国发动战争，除了她所攻击的国家外，其他国家也会立即参战。而在对付一个世界性联盟的战争中，德国必然会战败，并听任这个联盟的摆布。”说完，贝克以德国人特有的风度向在场的人微微一鞠躬，就转身走出了他的办公室，留下他的部下在那里忧郁地思索。

在通常情况下，陆军总参谋长，特别是像贝克将军这样德高望重的人，在国家用兵之际辞职引退，本来会引起极大震动。但是，希特勒在这里又一次表现了他的权术。虽然他立即接受了贝克的辞呈，却严禁报纸，甚至政府和军方的官方公报中提到这件事情。贝克本人，从爱国和忠于军队的感情出发，也并没有想把他辞职的消息引起公众的注意，他答应了那位独裁者不张扬辞职一事的要求，并且命令他的同僚也严守秘密。由于辞职过早，再则知情者不多，故而对事态的发展未能产生预期影响。假如再晚几个星期，到危机高峰时刻，即世人都注视德国的时候辞职，那么就可能会产生巨大的作用。

继贝克出任陆军总参谋长的是弗朗兹·哈尔德上将——但是这一任命被希特勒保密了几个星期，一直到危机过去才宣布。哈尔德的品德与才干都无愧为贝克的继承人。问题是，他是否会在时机到来之际，能够不顾自己效忠于元首的誓言而毅然决然起来反对他呢？实际上，是贝克推荐哈尔德做自己的继承人的，因为他知道，他同自己的见解是一样的。还在做贝克副手的时候，哈尔德便已开始敦促他的上司与希特勒公开决裂，但是遭到了贝克的拒绝。“德国军官的字典里是没有哗变、叛乱或革命这类词汇的！”现在贝克准备收回自己说的话。“我已经明白了，”他对哈尔德说，“你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