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人脉决定高度：曾国藩的“北漂”生涯

道光二十年，公元1840年，是中国近代百年屈辱史的开端。在此之前，骄傲自大的中国士大夫一向喜欢宣称中国是天朝上国，周围的小国都是蛮夷，必须臣服于中国这个所谓的世界中心。然而，在1840年开始的这场充满血腥的鸦片战争中，中国军队，无论是满族铁骑，还是绿营精兵，在来自遥远小岛上的英国人造的坚船利炮面前，都是那么不堪一击！这对当时的士大夫来说，是一个重大的冲击，传统的华夷观念受到挑战，但近代化的新观念还需要许多年才能深入精英阶层的头脑中。

早在鸦片战争爆发前，清政府内部就鸦片泛滥、白银外流一事，就有所谓的严禁派和弛禁派之争。严禁派主张采取一切措施，甚至不惜一战，也要一次性彻底根除烟患。弛禁派主张暂缓禁烟，允许内地人民自由种植罂粟提炼鸦片，以对抗英国的鸦片输入，减少白银外流。在鸦片战争爆发后，原来的严禁派就变成了主战派，而弛禁派就变成了妥协派。主战派的代表人物就是大名鼎鼎的林则徐，而妥协派的代表人物正是曾国藩的恩师穆彰阿。

考虑到此时的曾国藩和穆彰阿的密切关系，我们在考察曾国藩对第一次鸦片战争的态度的时候，不得不考虑穆彰阿的影响。

总的来说，曾国藩对于第一次鸦片战争的态度，有一个变化的过程。起初，他和一般中国人一样，对英国的侵略感到很愤懑，相信中国军队能够迅速击败侵略者。

1842年5月，英军放弃宁波，集中兵力向北进犯。5月18日，攻陷战略要地浙江平湖乍浦镇。6月16日又发起吴淞战役，江南提督陈化成阵亡。此后，英军沿着长江向西进犯，妄图切断中国内陆交通的大动脉京杭大运河。

曾国藩在6月5日给祖父母的信中说：“英国人去年攻占宁波府和定海、镇海两县，今年退出宁波，攻占乍浦，真是太可恨了。京城人心安定，就像没事的时候一样。看来，这些英国人很快就会被我们彻底消灭。”可见，这时候的曾国藩对中国军队的战斗力还是充满自信的，并没有料到日后的惨败。这基本上就是议和之前曾国藩对鸦片战争的态度，其中并没有透露出任何妥协求和的意味。

但当中国军队遭遇惨败，被迫签订城下之盟《南京条约》之后，曾国藩的态度却与一般的士大夫有了很大的不同。1842年8月9日，他在给父母的信中说：“自英国人主动挑起战争至今，已经两年了。做将领不知道如何带兵，当兵的不知道怎么打仗，对于国家的威望，确实是有一些损伤。这次议和，实在是不得已。但是，如果这样做可以使英国人永不犯边，中国从此得到安宁，那么我们即使以泱泱大国的身份屈从于一个小小的岛国，那也是顺天应人之举，谁说不是上策呢！”

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出，曾国藩对于《南京条约》的签订是持赞成态度的。他的这种妥协求和的思想，很显然是来源于他的政治恩师穆彰阿，在他以后的外交实践中，这种思想经常地体现出来，并且深刻地影响到了他的学生李鸿章。从穆彰阿到曾国藩，再到李鸿章，这是一脉相承的对外妥协的体系。

贯穿整个中国近代史的主战与主和之争，从鸦片战争开始就已经存在了。主和的既然有体系，那么主战的也不能没有体系。主和的体系是从穆彰阿到曾国藩，到李鸿章，主战的体系则是从林则徐到左宗棠。

在鸦片战争期间，左宗棠的表现就和曾国藩有了很大的不同。诚如上面所说，曾国藩虽然对英军的侵略感到愤慨，坚信中国能够取胜，但是并没有明确表达主战的观点，合约签订后，曾国藩更是倒向了求和的穆彰阿一方。左宗棠则不同，他是坚定的主战派。

战争期间，左宗棠翻遍古籍中有关海防的记载，与现实情况相结合，总结出“练鱼屯，设碉堡，简水卒，练亲兵，设水寨，省调发，编泊埠之船，讥造船之厂，讲求大筏、软帐之利，更造炮船、火船之式”等具体的应敌措施。他又多次写信，与恩师贺长龄讨论攻守事宜。

战争的进程令他非常失望，清廷罢免林则徐更是令他无比愤懑。当左宗棠得知清廷苟且求和，与侵略者签订《南京条约》的消息后，愤怒地写下了这样的诗句：“和戎自昔非长算，为尔豺狼不可驯。”

所以，当我们探寻曾、左矛盾之缘起的时候，不得不仔细考察他们在鸦片战争的这种差别。曾、左矛盾的因子，在这个时候就已经埋下了。

在国家命运发生重大转折的同时，曾国藩个人的命运也在发生着重大变化。曾国藩在朝考结束之后曾经回老家待过一段时间，当他再次来到京城的时候，他决心做一个圣人。他已经选择好了他要膜拜的对象，那就是唐鉴。

唐鉴，湖南善化人，清代著名理学家。1778年生，年长曾国藩三十三岁。1809年进士。当时在京城担任太常寺卿的官职。

乾隆、嘉庆年间，考据之学盛行，理学几乎被所有人遗弃。唐鉴特立独行，摒弃考据，崇尚理学。唐鉴的身边，集结了一大批像倭仁那样的理学专家，这个群体对扭转当时的学风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除了曾国藩以外，唐鉴还交游曾国藩的好朋友刘蓉、日后的湘军大将罗泽南等湖南士子，他对湖湘理学的兴起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曾国藩非常崇拜唐鉴，便以弟子之礼前去拜见他。唐鉴见这个来自家乡的年轻后生相貌堂堂、器宇轩昂，言行举止都非常得体，学习的态度又非常诚恳，他非常高兴，答应做曾国藩的老师。

行完拜师之礼后，曾国藩问唐鉴：“先生，学生愚钝，不知道修身以及读书的方法，请先生赐教。”

唐鉴摸了摸花白的胡子，道：“修身也好，读书也罢，都要照着《朱子全书》上面所写的去做。关键在于实践。只读书不实践的话，纵然能够倒背如流，也不能提高自己的品行。”

《朱子全书》是南宋理学家朱熹的著作集合，是程朱理学的入门之书。恰好，曾国藩最近正在看这套书，所以他还想问得更详细一点。于是，他说：“学生愚钝，还请先生详细解答。”

唐鉴点点头，说：“修身的要点，分两个方面来说。一个是外表，要严肃整齐，有刚强之气；一个是内心，要一心一意，不能三心二意。至于读书的方法，要点在于真正读懂一本经书。假如真正读懂了一本经书，那么其他的经书也就跟着读懂了。切不可东翻翻，西看看，那样什么书都会读不懂。”

曾国藩听完，若有所思地点点头，又继续问道：“学生虽然很想修身，也很想专心致志地读点书，但总是坚持不下来。敢问先生应当如何改变？”

唐鉴道：“做任何事情，都需要一颗恒心。人要是没有恒心的话，任何事情都会办不成。我有一个学生，名叫倭仁，在翰林院当侍读学士，想必你也是认识的。他有一个很好的方法，可以使自己保持恒心。他立下日课若干条，一言一行都按照日课行事。每天都写日记，检查自己言行的得失并加以改正。督促自己修身最好的办法就是每天记日记。你可以去拜访拜访倭仁，向他求教。”

曾国藩点点头，说：“谨遵师命。”沉默了一小会儿后，曾国藩又问：“古今中外的学问，浩渺犹如大海。弟子愚钝，实在不知道从何处下手。还请先生不吝赐教，告诉我做学问的方法。”

唐鉴回答道：“做学问的方法只有三门，那就是义理、考据、辞章。三者当中，义理是最重要的。考据之学，往往管窥蠡测，而辞章之学，不精通义理的人也是学不好的。”

唐鉴的这个分类法来自桐城派，而在曾国藩看来，仅仅有这三样还不够，必须加上经世致用才算完整。当时，在陶澍、贺长龄、贺熙龄、魏源、林则徐等人的影响下，湖南掀起了一股经世致用的思潮，与当时盛行的乾嘉考据之风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曾国藩受这一思潮的影响很深。所以，曾国藩认为，做学问最重要的方法不是义理，而是经世致用。带着这个疑问，曾国藩继续问道：“那么经世致用之学呢？”

唐鉴道：“经世致用之学，就在义理之中。”

曾国藩听罢，恍然大悟，心想：唐先生虽然不说经世致用，但认为经世致用包含在义理之内，他比桐城诸子看得更深更远，对考据之风的冲击也会更大。接着，曾国藩又问：“弟子准备专门学习经世致用的学问，但不知道应该从哪里开始下手？”

唐鉴回答道：“最好的方法是读古代的历史。历朝历代的兴衰缘由、为政得失、典章制度，全都记载在史籍当中。熟读史籍，勤加思考，许多现实中的问题就会迎刃而解。”

经过唐鉴这么一解释，曾国藩对于读书和修身的方法一下子豁然开朗了。他暗暗地下定决心，一定要谨遵老师的教诲，切实去做。

几个月后，曾国藩又按照唐鉴的指点，前往拜访另一位理学大师倭仁。

倭仁（字艮峰），蒙古正红旗人，清代著名理学家，政治保守派的代表人物。1804年生，年长曾国藩七岁。1829年进士，时任翰林院侍读学士。

曾国藩前去拜访倭仁，倭仁也很热情地接待了这位举止得体的理学爱好者。叙礼完毕，曾国藩对倭仁说：“唐先生说艮峰兄的修身做得很好，每天都记日记反省。今天我特意来拜访，就是想请艮峰兄不吝赐教，将修身的方法传授给我。可否先让我看看你的日记？”

倭仁听罢，前往书房拿出日记，小心翼翼地递到曾国藩跟前，说：“赐教不敢当。日记全在这里了，涤生兄可拿回去细看。”

曾国藩拿过日记，略微地翻了翻，发现那上面记载的很多事情，在一般人看来都是见不得人的，比如前天因为一点小事训斥了婢女一番，昨天看到别人收藏的宋刻本就想占为己有之类的。倭仁将这些展现自己心灵阴暗一面的事情全都记载在日记中，并且附有深刻的反省，这令曾国藩由衷地佩服。

曾国藩看了一会，道：“艮峰兄的日记，胸怀如此坦荡，国藩佩服之至！”

倭仁笑了笑，说：“不这么做，人的坏毛病就去除不了。”

曾国藩点点头，合上日记，对倭仁说：“除了每天记日记之外，艮峰兄对于如何修身一定还有许多见解，还请不吝赐教。”

倭仁沉思了一会，说：“理学修养，‘研几’的功夫最重要。所谓的‘几’，就是事情在发展过程中刚刚露出来的那点苗头。抓住这种苗头，提前想好应对的办法，等到事情真正发生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应对自如了。”

曾国藩问：“那么如何才能把握住这种苗头呢？”

倭仁回答道：“最好的办法是静坐。《大学》中说‘知止而后能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一个人处在极其安静的环境中，最能看出事情的本质。一个记日记，一个静坐，你能切实做到的话，成就就可以超过我了。”

在接连拜访唐鉴和倭仁之后，曾国藩对于如何克己复礼，学做圣人的理想已经有了自己的打算。他为自己定下日课十二条“一主敬、二静坐、三早起、四读书不二、五议史、六谨言、七养气、八保身、九日知其所亡、十月无忘其所能、十一作字、十二夜不出门”，并切实履行。曾国藩本来就有记日记的习惯，但之前的日记大多是纯粹的记事，决心做圣人之后，他的日记一改原来的风貌，大部分内容都是反省。他的日记也像倭仁的一样，记载了许多见不得人的事情，诸如好色、好怒之类。

曾国藩决心做圣人之后，改掉的第一个毛病就是抽烟。

当然，这里说的烟不是鸦片烟，而是一种湘中土烟。这种烟劲头足，吸上一口，飘飘欲仙，喜欢抽的人很多。曾国藩的父亲曾麟书就是一个老烟客，曾国藩受其影响，很年轻的时候就学会了抽烟。在私塾读书的时候，曾国藩成天烟筒不离手，一边读书，一边吞云吐雾。

1831年，曾国藩在湘乡涟滨书院读书的时候，因为抽烟太多，遭到了山长刘元堂的当众训斥。曾国藩的自尊心受到了沉重打击，他决心戒烟。为了坚定自己的决心，他还给自己取了个号“涤生”。他在日记中这样解释他的这个新名字：“涤者，取涤其旧染之污也；生者，取明袁了凡之言：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

当时，曾国藩是真心想要戒断烟瘾的。然而，戒烟不是容易的事。每当背书背到非常困乏的时候，曾国藩不由地又想起了土烟。内心经过一番残酷的斗争之后，曾国藩的欲望还是战胜了理智，他又开始吞云吐雾起来。他本想借助土烟解乏，但长此以往他发现，土烟不但不能解乏，反而增添了不少悔恨，因为大把的时间就在抽烟中浪费了。

之后的几年，曾国藩一直处在戒烟与反戒烟的矛盾之中，直到他去拜见唐鉴和倭仁立下学做圣人的誓言之后。曾国藩认为，相对于戒除懒惰、戒除骄傲而言，戒烟还是比较容易做到的。所以他准备把戒烟当作一场试验，检验自己是不是能够像倭仁那样做到真正的克己复礼。

为了表明自己戒烟的决心，他发誓说“从今以后永不吸烟！不能立即放下屠刀，则终不能自拔！”还请身边的亲人监督自己。这样做的结果是他在家里确实不抽烟了。但他身为京官，应酬比较多，经常要出去拜客，看到别人吞云吐雾的惬意神情，曾国藩又心动了，在同僚的唆使下，又加入了抽烟的队伍。此后的日子，曾国藩的内心重新陷入戒烟还是抽烟的矛盾之中，这令他感到非常痛苦。

终于有一天，曾国藩在又一次的吞云吐雾之后，怀着对自己没有恒心的万般厌恶下，再次下定决心戒烟。他在这天的日记中写道：“自戒烟以来，心神彷徨，几若无主。遏欲之难，类如此矣！不挟破釜沉舟之势，讵有济哉！”他彻底认识到，自己连戒烟这么一件小事都做不好，还谈什么学做圣人呢，以后又怎么可能有所成就呢！

第二天，曾国藩又狠下心来，将所有的烟具全部毁掉，把所有的烟叶子全部倒掉。这一次，他是动真格的了。自此以后，曾国藩再也没有抽过烟，直到去世。

曾国藩戒烟和我们一般人戒烟一样，经过了好几次反复。其实，我们都知道，戒烟的最大敌人不是烟瘾本身，而是自己的内心能否拒绝烟味的诱惑。我们普通人戒烟往往失败，根本原因在于我们缺乏定力，缺乏恒心，曾国藩在这方面强出一般人很多，所以他最终成就了一番事业，而我们只能“泯然众人矣”。

在戒烟的同时，曾国藩在戒除懒惰、戒除骄傲等方面，也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在同僚的眼中，曾国藩的道德修养水平已经能够和倭仁媲美。良好的道德修养也使曾国藩在京城当中，获得了极高的美誉度，这对于他未来事业的发展，将会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

在曾国藩不断克己复礼，加强道德修养的同时，他的仕途也呈现出一片光明。朝考过后，曾国藩是翰林院庶吉士。1840年5月，曾国藩在庶吉士散馆考试中获得二等第十九名，得到一个翰林院检讨的官职，从七品。1843年4月升任翰林院侍讲，从五品。1847年7月，升任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从二品。面对如此浩荡皇恩，曾国藩有点得意忘形，他在家书中说：“湖南三十七岁至二品者，本朝尚无一人。”

然而，曾国藩的好运气才刚刚开始。1849年2月，清廷正式任命曾国藩为礼部右侍郎，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他成为了正二品大员。不久，曾国藩又兼署兵部右侍郎。1850年，曾国藩兼署工部左侍郎、兵部左侍郎，1851年兼署刑部左侍郎，1852年兼署吏部左侍郎。这样，曾国藩一人身兼礼部、兵部、工部、刑部、吏部五部的侍郎，除了户部的事情之外，其他的部门他都要管。在汉人一直受到压制的清朝，曾国藩能够在朝廷的中枢掌握这么多重要的权力，是非常罕见的。

当然，曾国藩的高升，离不开他的政治恩师穆彰阿的提携。关于这一点，野史里面有着精彩的渲染。

话说一天，身为首辅的穆彰阿随侍在道光皇帝身边。皇上看着穆彰阿，突然想起他经常推荐的那个被京城士大夫视为道德楷模的曾国藩来。他对穆彰阿说：“最近你经常推荐的那个叫曾国藩的汉人，他到底有什么本事，能令你这么折服？给朕说来听听。”

穆彰阿没料到皇上会突然问这个，有点紧张。要是在平时让他说曾国藩的好处，他能说出几百条来，但这时，他却一条也说不出来了。他想了想，曾国藩读书多，记忆力一定不差，所以随口应了一句：“曾国藩记性很好，过目不忘。”

皇上听完，点头表示认可，说：“你回去跟曾国藩说，朕明天在南书房单独召见他，叫他好生准备着。”

穆彰阿听罢，知道这是皇上准备重用曾国藩的信号。他打心底里替曾国藩这个自己最看重的门生高兴。当他回到府邸之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派人将曾国藩请了过来。

叙礼完毕后，穆彰阿高兴地对曾国藩说：“涤生啊，告诉你一个好消息，皇上跟我说了，他明天要在南书房单独召见你。这可是千载难逢的良机啊，你一定得把握好。对了，我跟皇上说你最大的本事就是记性很好，过目不忘。当时我也是急了，只说了这一条。你回去后，好好地将经书温习一遍，免得明天被皇上问倒。”

曾国藩听罢，既高兴又担忧。高兴的是，皇上要重用自己，只要明天的召对不出什么纰漏，以后的锦绣前程那是完全可以期待的。但问题是，穆彰阿说他最大的本事是过目不忘。这让曾国藩很担忧，因为清朝的皇帝都是文化素养很高的，臣子被皇帝问倒是常事，若是明天曾国藩也被问倒，那么不光曾国藩会被皇帝遗弃，就连穆彰阿也得承担举荐失察的罪责。

曾国藩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回到了府邸。为了充分准备，他把经书全都搬了出来，希望临时抱佛脚能起点作用。然而，无论他怎么努力，还是背不流利。这天晚上，他一直担心明天的事情，居然彻夜未眠。

第二天，因为失眠而双眼红肿的曾国藩跟随太监，进了南书房。曾国藩的心情还是很忐忑，生怕当天的召对会出问题。等了许久，太监还是没有进来告知他皇上已驾临。焦急的他在书房内来回地踱着小步。

难道皇上改变主意，不准备重用自己了？曾国藩一次又一次地在心里怀疑着。

足足一个时辰后，太监进来告诉曾国藩说：“曾大人，皇上临时有事，今天就不召见您了。明天再召见。”

曾国藩一头雾水，完全不知道皇上的用意。从皇宫中出来后，他立马赶往穆彰阿府邸，将此事告知穆彰阿。

穆彰阿的官场经验以及对皇上的了解程度都要远远超过曾国藩，他一下就看出了事情的奥妙。他问曾国藩：“你刚才留意了南书房的摆设，特别是墙上的字画吗？”

尚未精通做官之道的曾国藩摇摇头说：“我一直在等皇上召见，无暇顾及这些。”

穆彰阿深深地叹了口气，说：“机缘可惜。”深思了一会之后，他又对曾国藩说：“涤生，你这样做，包四百两银子送给刚刚带领你的那位公公，求他将今天南书房墙壁上挂的画以及画上的字全都告诉你。我之前跟皇上说你过目不忘，我估计皇帝就是要以这些画作来考你。这是皇上惯用的方式。”

曾国藩一听，这才恍然大悟，赶紧辞别穆彰阿，拿出四百两白银送给那位公公。那位公公得了银子，喜笑颜开，当即将画作的内容全部透露，还告诉了曾国藩一些召对时应该注意的问题。

曾国藩忐忑了一天的心，到这时终于平静了下来。有了太监透露的这些消息，曾国藩觉得，自己已经有足够的把握可以应付明天的召对。于是，他美滋滋地睡了一晚，第二天精神抖擞地前往南书房见皇上。

皇上看到曾国藩这副龙马精神的样子，很是喜欢。夸奖了曾国藩几句后，皇上果然问起了昨天墙上所挂画作的内容。曾国藩已经做了充分准备，因此对答如流。

道光皇帝见状，非常高兴，道：“果然过目不忘，名不虚传！你才能如此出众，理应升官！穆彰阿荐贤有功，该赏！”

就这样，在穆彰阿的帮助下，曾国藩得到了皇上的青睐，短短几年之间，就升为二品大员，身兼五部侍郎，迅速成为了一名星光闪耀的政治明星。

除了成为京城尽人皆知的道德圣人、仕途一帆风顺位列二品大员之外，曾国藩在1840年至1852年这段时间内，最大的收获就是拓展了自己的人脉，他在这一时期认识了许多对他日后事业发展将会产生重大的影响的人。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江忠源、李鸿章、罗泽南三位。

江忠源，湖南新宁人。1812年生，小曾国藩一岁，与左宗棠、胡林翼同龄。江忠源出生在一个比较贫寒的读书人家庭。在父亲的严厉督促下，江忠源学习勤奋，很小的时候就能写一手好文章，十五岁就中了秀才，比曾国藩早了许多年。

江忠源的个性和曾国藩不一样，他比较爱玩，不会克制欲望，嫖赌玩乐样样精通。即便如此，他还是在二十五岁那年中了举人。他是自清朝开国以来，新宁县开天辟地的第一个举人。

江忠源承载着全县人民的极大期望，来到京城参加会试。然而，他并没有像曾国藩那样考中。此后，他便长期居住在京城。

京城的士大夫都知道江忠源是一个生活很不检点的人，都不愿意和他来往。但江忠源生性豪爽，喜欢帮助人。这样过了几年以后，他终于渐渐融入了京城读书人的圈子。也就是在这时，他认识了曾国藩的好朋友郭嵩焘。

在郭嵩焘的引见之下，曾国藩和江忠源这两个日后湘军的重要创始人终于见面了。在此之前，两人都知道对方的名字，并且相互钦佩。江忠源觉得曾国藩能够克制欲望，做道德君子，确实不简单，因为他自己最不懂克制。曾国藩觉得江忠源有豪杰的个性，虽然暂时困顿但前途不可限量。

曾国藩知道江忠源爱玩，不喜欢大道理，所以他第一次见到江忠源的时候，只和他谈市井琐事，丝毫没有切磋学问和讨论国事。这令江忠源感到很舒坦，他从曾国藩的话语中感受到了一颗真心。渐渐地，他产生了拜曾国藩为师的想法，他决心戒赌戒嫖，和曾国藩一样，做道德圣人。

两人相见恨晚，足足谈了三个时辰，还意犹未尽。直到夜幕降临，江忠源才起身告辞。

目送着江忠源渐渐远去的身影，曾国藩对一旁的郭嵩焘说：“江忠源这个人，是百年难得一见的人才，京城当中再也找不出第二个了。这个人，以后肯定会做成大事，也会扬名天下。但是，像他这种把义气看得太重的人，往往不会有好结局。我担心他最终会因为太过讲求义气而丧命。”

郭嵩焘是一个没有什么心思的人，他突然听到曾国藩说出这么一句非常深沉的话，感到非常的惊愕，道：“涤生兄何出此言？”

曾国藩道：“他的言行，像青天白日一样明朗，毫不掩饰，将来必成大器。”

江忠源的直爽，正是曾国藩这些所谓的道德君子所缺乏的品质。曾国藩在江忠源身上看到的不是缺点，而是优点。这种看人的独到眼光，使曾国藩最终收服了江忠源这个曾经离经叛道的书生。

与做了京官喜欢高高在上的曾国藩不同，江忠源同社会基层接触比较密切，对于社会发展的动向，他有着深刻的洞察。

鸦片战争以后，社会危机四伏，湖南到处都是会党，蠢蠢欲动，丛莽之间弥漫着造反的氛围。对此，江忠源深有感触，他预感到巨大的动乱即将来临。

面对这一形势，江忠源产生了兴办团练的想法。他对曾国藩说，他的家乡新宁是个动乱之源，他要回家借鉴戚继光的练兵方法团练乡人，依靠民间武装来保卫桑梓。

曾国藩非常支持江忠源的想法，他认为江忠源定力不够，很难考上进士，与其留在京城考试，还不如回新宁兴办团练，做一番大事业。

就这样，江忠源告别了客居八年的京师，返回会党四伏的新宁。在这里，他除了督促弟弟读书之外，把全副精力都用在了钻研兵法、团练乡民上。

1847年，一个名叫雷再浩的新宁人聚众闹事，江忠源率领他的民兵队奔赴战场，经过几个月的战斗，将雷再浩起义镇压下去，取得了他人生中的第一次军事胜利。江忠源的这些早期军事实践，为日后曾国藩创建湘军，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与江忠源一样，李鸿章也是曾国藩在茫茫人海当中识拔出来的一位重要人才。

李鸿章（号少荃），安徽合肥人。1823年生，小曾国藩十二岁。李鸿章的父亲李文安是曾国藩的同年，李家因此和曾国藩结缘。李鸿章和他的哥哥李瀚章，以后都是依靠曾国藩而发迹的。

1843年，李鸿章在父亲的催促之下，来到人文荟萃的京城。不久之后，他就在父亲的介绍下，拜曾国藩为师，学习八股文技巧。

曾国藩非常喜欢才气纵横的李鸿章，将毕生所学全部教授给他。李鸿章因此顺利地通过了第二年的顺天府乡试，年仅二十二岁就成了举人。

1845年是恩科会试年。这次会试的主考官正是曾国藩。李鸿章参加了这次会试。他本以为凭着老师的照应，能够一举考中，但事与愿违，李鸿章落第了。

虽然落第，但曾国藩对李鸿章的评价丝毫没有因此降低。他在看过李鸿章的会试文章之后对李文安说：“少荃真是天纵奇才，将来他的成就肯定会超过我。”

第一次参加会试没有考中，李鸿章完全没有气馁，而是更加努力地学习。两年后的会试，他如愿以偿，得中二甲第十三名进士，成了人人羡慕的翰林新秀。

1847年会试录取榜单，是名副其实的龙虎榜。李鸿章的同年当中，有许多日后中国近代史上的牛人。其中的郭嵩焘、沈葆桢、李宗羲、李孟群等人日后都将成为曾国藩的重要幕僚或部将。

李鸿章的哥哥李瀚章后来也成了曾国藩的学生。起初，他们的父亲李文安专心攻读举业，后来又长期担任京官，无暇顾及家庭。李瀚章作为长子，挑起了家庭重担，因此耽误了学业，好几次乡试都以失败告终。

1849年，李瀚章被选为拔贡生。拔贡是清代选拔人才的一种制度。每隔十二年，各省学政举办一次拔贡考试，考取的就叫拔贡生，可以去京城参加朝考。朝考成绩很好的，可以得到官职，一般是外放当知县。

李瀚章成为拔贡生后，进京参加朝考。有了李鸿章的成功经验，李瀚章一到京城，也被父亲拉去拜曾国藩为师。

或许真的是名师出高徒，李瀚章在1850年的朝考中，取得一等的好成绩，不久之后就被外放到老师的家乡担任知县。日后的湘军名将刘长佑也参加了这次朝考，但没有考上。据野史记载，刘长佑是因为不屑于曾国藩的提携，不愿意走后门，才被刷下来的。

之后，太平军进入湖南，李瀚章积极参与防堵，因镇守长沙战略要地天心阁有功，获得六品顶戴。不久，曾国藩奉命帮办湖南团练事宜。李瀚章是他昔日的好学生，并且有军事经验，自然成了曾国藩的重用对象。李瀚章从此也成为湘军中的重要人物，为湘军筹措了大量粮饷，是名副其实的湘军财神。

曾国藩虽然长期居住在京城，但对于家乡的情况，他还是很关注的。他的几个弟弟以及好朋友刘蓉，经常通过书信告诉他湘乡以及湖南社会的最新动向。通过书信交往，曾国藩结识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那就是日后湘军的精神教父罗泽南。

罗泽南（号罗山），湖南湘乡人。生于1807年，长曾国藩四岁。罗泽南家境贫寒，命运多舛。但他并不怨天尤人，而是选择了安贫乐道的处世方式，以教书授徒为生。

他所教授的学生当中，有很多是日后的湘军名将，如王錱、李续宾、李续宜，等等。曾国藩的两个弟弟曾国荃、曾国华也是罗泽南的弟子。

罗泽南的主要成就在理学上。他的理学思想，和曾国藩一样深受唐鉴的影响。罗泽南非常主张“静”，曾根据《大学》“知止而后能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一句，总结出一句名言“乱极时站得定，才算有用之学”。他的理学思想对日后湘军“以静制动”战略思想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

曾国藩与罗泽南的交往，开始于1844年。当时，罗泽南在长沙设馆教学，曾国华、曾国荃兄弟想要前去附读，写信给曾国藩，跟他商量此事。曾国藩欣然同意，回信称“罗罗山罗泽南（号罗山），湖南湘乡人兄读书明大义，极所钦佩，惜不能会面畅谈。”可见，曾国藩对罗泽南的评价还是很高的。就这样，曾国华、曾国荃兄弟成了罗泽南的弟子。

除了通过两位弟弟了解罗泽南外，曾国藩还通过好朋友刘蓉与罗泽南取得了联系。刘蓉既是曾国藩的好朋友，也是罗泽南的好朋友，在两人交往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曾国藩与罗泽南关系的上升是因为一桩婚事。当时，曾国藩接连升职，很多人都想跟曾国藩攀亲。其中包括常大淳和贺长龄。

常大淳是衡州人，浙江按察使，正三品。也是当时湖南比较少的大官。他很看重曾国藩，起初他想把孙女嫁给曾国藩的长子曾纪泽，后来又想把女儿嫁给曾纪泽。但曾国藩觉得常大淳的儿子常豫是典型的公子哥，怕结下这门亲之后，曾家也沾染常家的官宦习气，不同意这门婚事。

常家提两次亲都被拒绝，但这丝毫没有挡住其他想要攀亲的权贵的脚步。当时，罗泽南在贺长龄家做家庭教师。贺长龄是湖南善化人，曾任贵州巡抚、云贵总督等职，是当时湖南经世致用学风的重要推动者之一。

贺长龄得知曾国藩非常看重罗泽南，便请罗泽南做媒，想要将自己的女儿嫁给曾纪泽。

当初，曾国藩刚到京城不久，经济非常拮据，甚至没钱过年。贺长龄慷慨地送给他三十两白银。可以说，贺长龄是有恩于曾国藩的。而且，当时的贺长龄是湖南读书人都非常尊重的人物。照这么说，曾国藩应该立马答应婚事才对，然而曾国藩没有这么做。

曾国藩拒绝的理由是辈分不合。当初，左宗棠的女儿和陶澍（曾任两江总督）的儿子定亲的时候，曾国藩就曾讥笑左宗棠错乱辈分（儿女亲家乃同辈，然他们之间原是上下辈，陶澎、贺长龄等都是长辈）。现在让他曾国藩做同样的事情，他当然不能同意。

然而，曾国藩不好直接回信拒绝，他委托两位弟弟向罗泽南表达他的意思。就在此时，贺长龄绕过曾国藩，托人和在湘乡老家的曾麟书取得了联系。曾麟书比较尊重贺长龄，答应了这门亲事。

得知这一消息后的曾国藩，也只好同意婚事。然而，事情后来又出了变故。曾国藩的妻子欧阳夫人得知贺长龄的这个女儿不是嫡妻所生，不太愿意成就这门婚事。

古代的大官，三妻六妾很正常。一般而言，嫡妻是来自名门望族的大家闺秀，从小家教好，懂礼仪，温柔敦厚，而小妾则往往来路不明，或者是小户人家的女孩，从小没什么家教，行为粗鄙，喜欢勾心斗角，仅仅依靠容貌取悦丈夫。小妾的女儿在亲生母亲的培养下长大，往往没有什么教养。所以，欧阳夫人认为，这个贺家小姐如果过门，很可能会带坏曾家的风气，这种看法不是没有道理的。

曾国藩被欧阳夫人说动，写信给父亲说要取消这门亲事，结果被曾麟书痛骂一通。曾麟书比较尊重贺长龄，而且当时他是湘乡有头有脸的乡绅，也不能做出出尔反尔的事情来，所以他坚决反对取消亲事。

曾国藩向来比较孝顺，所以最终他没有违拗父亲的意愿，说动欧阳夫人同意了这门婚事。这桩亲事成了，作为媒人的罗泽南和曾国藩一家的关系，那当然也就上了一个台阶。双方关系日益密切，对于日后湘军的创建来说，实在是太关键了。

曾国藩担任京官的这十多年时间，他所认识的重要人物，远远不止江忠源、李鸿章、李瀚章、罗泽南这么几位，这么一个庞大的人脉体系，对于他日后事业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日后镇压太平天国的第一号人物，为什么只能是曾国藩，而不是江忠源，不是罗泽南，不是胡林翼，不是左宗棠，不是李鸿章等杰出人物，更不是赛尚阿、向荣、和春、僧格林沁之流，其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此。这种“匹夫登高一呼，从者数万”，天下豪杰纷纷前来投效的态势，只有曾国藩能够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