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抗战时期的香港文学（1）
许地山的文学活动及其对香港新文学的贡献
许地山（1893—1941），本名赞坤，笔名华生，生于台湾。甲午战后，台湾割让日本，即随父亲许南英内渡，寄居福建龙溪。20年代初从燕京大学毕业后，留校当了周作人的助教。1923年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次年转入英国牛津大学，不久，回国后仍回燕京大学任教，后因与教务长司徒雷登有矛盾而被解职。1935年胡适到香港接受香港大学授予的博士学位时，对香港的大学和中学教育读经守旧、反对白话文的风气提出了批评，并建议香港大学应聘请对中西文化有精深造诣、懂闽粤方言及能够适应香港环境的学者，出任该校文学院院长。胡适举荐了许地山。许地山遂于1935年9月来港任香港大学教授兼中文学院院长。
许地山在香港生活了六年，直到1941年辞世。他原是我国第一个新文学社团“文学研究会”的发起人之一，并连续在《小说月报》发表了《命命鸟》、《缀网劳蛛》等充满“异域情调”的小说。来香港后，他致力于传播新思想、新文化和新文学，并参照内地大学的课程设置，对港大中文学院的教学实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设置了语言文学、史学和哲学三个系，充实了教学内容。作为一名学贯中西的教育家，许地山对包括中小学教育在内的香港的民族文化教育事业，表现出极大的热情。
抗战开始后，许地山积极参加爱国抗日的各种社会活动。1936年11月，他与华南地区知名人士联合签名，响应北平文化界提出的“八项主张”，要求中国政府组织联合战线，一致抗日。1937年1月，他当选为香港中央文化协会主席。“七七”事变后，他到处奔波，发表演说和文章，抨击国民党当局的不抵抗政策，呼吁全民投入抗日救亡的斗争。12月初，他与郑振铎、林语堂等发起组织“中国非常时期高等教育维持会”，发表“保卫文化，完成救亡使命”的宣言。1938年7月，他在《大公报》发表了《忆芦沟桥》和《七七感言》的文章，控诉了日本侵略战争的罪恶行径。1941年7月7日，他与郭沫若、茅盾、巴金、胡风等联名致函世界著名作家赛珍珠、斯诺、罗曼·罗兰，提倡正义的人道，反对暴力侵略。
作为“五四”一代著名作家，许地山对香港新文学的发展极为关注，1939年3月，他参与发起组织“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香港分会”，并担任会长，还主持了该会研究部的工作，主办“文艺讲习会”，并亲自授课，培养香港的青年文学人材。为了协调好内地南来作家和香港本土作家之间的关系，他提出最大限度地调动起文艺界的积极因素，努力去完成抗日救亡的使命。1940年4月，他在文协香港分会会员大会上与杨刚、乔木起草了以大会名义发的慰问前方抗敌将士的电讯稿，代表香港人民向前方将士们表示敬意。
许地山在香港除参与各种社会文化活动外、还积极从事新文学的创作。在居港的6年间，他的创作以小说为主，主要作品有：小说《玉官》（载1939年2月至5月《大风》），《铁鱼的腮》（载1941年6月《新儿童》半月刊创刊号），《桃金娘》（载1941年7月《新儿童》）；剧本《女国士》（载1938年11月《大公报·文艺》）。他还写了许多杂文，发表在《大公报》、《大风》等报刊，后来辑入《杂感集》。
《玉官》是许地山唯一的一个中篇小说。小说共十章，以一位普通妇女玉官的一段坎坷经历，提出对人生价值的新认识。玉官丈夫早逝，她决不改嫁，而以一个寡妇之身，苦苦拉扯着儿子，希望孩子将来能有个出息，得到一官半职。儿子在她的抚养下，终于学业有成，留学回来果然谋得一个小官职。为此，她要求儿子去向政府为她请示一个旌表节妇的匾额。孩子没能满足她的要求，加上她与儿媳之间又常有龃龉，使她陷入痛苦的心境。“她回想自守寡以来，所有的行为是为儿子的成功，归根，还是自私的……目前的痛苦是以前种下的自然结果。”无奈之下，她只好回到家乡的小学担任校长，以热情的工作和不计私利的品行，得到了乡亲们的赞誉。这时，她开始反思自己在过去所做的一切，认识到“从前她的错误就在于贪图报酬，而所得的只是失望和苦恼，她现在才知道，不求报酬的工作，才是有价值的，大众若是得着利益，就是她的荣耀了”。无疑，玉官的形象所展示的，是许地山要表达的那种高度的人生理想和价值观念，这可以说也是许地山的一种新人生观。
许地山一直被当作是中国现代小说家中最富宗教气息的一位，他善于将宗教思想溶入作品之中。在《玉官》中，许地山仍然留有一定的宗教意识，但与他更早期在内地写的小说《命命鸟》，《商人妇》和《缀网劳蛛》相比，似乎开始脱出宗教唯心主义的樊篱，而从新的角度，即是将宗教精神与中国传统的德行观念进行了一种尝试性的融合。尽管这种融合仍然不免地要流露出某些消极的天意观念，然而作品所展示出来的人生思考无疑具有较强的现实性，并具有一定的积极因素。当然，在这样一篇时间跨度很大的作品中，作家对于革命的理解尚未达到相应的高度，某些地方未免夸大其词，这从某种程度上说，对玉宫这个形象的塑造是有所减损的。
《铁鱼的腮》是许地山颇为独特的一篇小说。这篇作品毅然摆脱他以往小说中的宗教氛围，而以极大的热情去塑造一位年已古稀的兵器科学家雷先生的形象。雷先生在乱世之时，不坠青云之志，居然在家里设计、试制了一艘可以潜在水下数日而不上浮，并能辐射过许多神奇的“游目”的具特殊性能的新型潜水艇。然而，他的发明并未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没有人支持他的工作。最后，雷先生居住的城市陷落了，他在逃难时连人带潜水艇一起沉入海底。这篇带有科幻色彩的小说，将主人公雷先生的遭遇刻画得细致而坚实。作家借雷先生的话说，“现在当局的许多是无勇无谋，贪权好利的一流人物，不做石敬瑭献十六州，已经可以被人称为爱国了”，以此表现了“别人是所学非所用，雷先生却所学无所用”的不幸的遭遇。这篇小说发表后受到了读者的广泛好评，认为是一部反映中国人民的抗日意志颇具时代感的作品。郁达夫在他主编的新加坡《华侨周报》转载了这篇小说，并指出：“像这样坚实细致的小说，不但是在中国小说界不可多得，就是求之干1940年的英美短篇小说界，也很少有可以和它比并的作品。”
剧本《女国士》取材于《新唐书》，同时根据元杂剧《薛仁贵荣归故里》改编而成。作品描写唐朝建立不久，遭到高丽入侵，薛仁贵之妻柳迎春劝夫从军打击入侵者的故事。剧本着力刻画了深明爱国大义的柳迎春的形象。剧终时薛仁贵对柳迎春说了这样一句话：“大嫂真是一个贤明的女国士；若是个个女子都像你一样，国家就没有被侵略的时候，天下就太平了。”这是一部借古喻今的作品，生动而亢满谐趣，表现下作家借女国士的形象来唤醒民众的爱国热情以共同抗日的思想。这部作品与许地山的《玉官》、《凶手》、《桃金娘》等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都塑造了善良而优美的女性形象，表露了作家反叛旧传统的意识。
《萤灯》和《桃金娘》都是童话。《桃金娘》刻画了不同性格的两位少女的形象。聪明而漂亮的金娘热爱劳动，赢得了全村民众的爱戴；而银姑则依仗父亲的努力，不会劳动而满腹狐疑，充满嫉妒，受到人们的唾弃。作者借助这两个不同的形象对比，揭露了民族心理中的某些劣根性。这些劣根性中就包含着“嫉妒”，许地山在香港曾经发表一篇文章《青年对青年讲话》，就指出“嫉妒”是亡国民族的劣根性之一。许地山认为，没落民族的人总是要“很在意”那些比他好的人，总是希望别人什么都不如他。这种“专会对别人算账”的人，在国难当头的紧要时刻，于民族于国家都是有害的。
许地山于1941年7月发表长篇论文《国粹与国学》，斥责学术界的国粹派。7月29日，他视察了华侨中小学教师暑期讨论会，回家后，因劳累过度，突发心脏病，于8月4日不幸逝世。
许地山逝世后，社会各界举行了盛大的告别仪式和追悼会。香港的报刊杂志发表了大量的悼念文章，对他在开拓中国新文学方面所作的功绩作了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认为他的逝世，不仅是香港文坛，而且是香港抗日救亡运动的重大损失。
茅盾在香港的文学活动与创作
茅盾（1896—1981），本名沈雁冰，原籍浙江桐乡县乌镇。队1938年起，他在香港有过三次较长时间的停留，第一次是1938年2月底至1938年12月底，第二次是1941年3月至1942年1月，第三次是1946年4月至1949年12月。茅盾在香港的文学活动与创作，对香港文坛具有相当重要的影响，而且也是他的创作活动的高潮期的主要部分。
抗战期间，茅盾在香港所作的两次逗留，第一次是在上海沦陷后，随内地作家南迁而携家眷来到香港；第二次是在新疆逗留一年多后，发现军阀已开始对文化人动干戈，便想方设法离开杀机四伏的新疆，在延安、重庆停留了数月之后，于“皖南事变”后再次来到香港。
茅盾在香港的这两个活动阶段，仍然以文学活动与创作为主。他把香港作为新文学的一个新的阵营，广泛开展文学活动，并以自己的创作实绩，为香港的抗日救亡文艺的繁荣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为抗日文艺活动呐喊助威
作为著名的新文学作家和为上诲文化界救亡协会的主要成员，茅盾到香港后数日，于1938年3月12日晚，出席了中毕艺术协进会主办的座谈会，并发表演讲。在回答“为什么没有伟大作品产生”的问题时，他说：
我们来讨论为什么没有伟大作品产生，是把我们的工作本来倒置了的。问题是：我们现在的工作方向对不对？我们在创作方法上有没有深入而正确的理解？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伟大的作品迟早会产生——特别因为我们已经看见现今这伟大的时代，已经觉醒了不少的文艺天才，……因此，如果我们不精密而刻苦地检讨我们的工作方向，探究我们创作方法，而先来讨论“为什么没有伟大作品产生”，那就本末倒置。……
关于作家的生活应是战斗的——这一点，我的意思是：所谓战斗的，并非一定要上火线或天天在干群众运动之谓，一个人对真理忠实，对于自己忠实，做事一丝不苟，嫉恶如仇，见一不善必与之抗——用口或用笔，这就是战斗的生活。……
茅盾演讲后，会议还就“国防文学”、“公式主义”、“香港文艺作品的缺点”等问题，进行了讨论，茅盾后来还特地写信给《大众日报》，订正了会议记录者的颇多不尽确实之处。这封来信被看作是茅盾南来香港的第一篇文字记录。
1941年4月17日，茅盾第二次南来香港不久，就出席了《大公报·文艺》编者杨刚主持的“香港文艺界联欢会”，他在会上报告了抗战以来的文艺运动及论述了民族形式大众化等问题。茅盾指出，抗战文艺活动已不同于过去只限在一、二个都市里，而是普遍于全国；新的青年的文艺战士一天一天在增加；抗战文艺的群众基础扩大到士兵、农民和落后的工人分子了。而文艺形式问题，也由从前的“大众化”进一步发展到“民族形式”。“民族形式”的大众化，是指植根于现代中国人民大众生活，而为中国人民大众所熟悉所亲切的艺术形式，它既不排斥外来形式而主张吸收，消化以滋补自己，又不排斥中国文学的优秀传统而主张批判地加以继承以光大之。
主持“言林”、《文艺阵地》和《笔谈》
1938年4月1日，《立报》在香港复刊，萨空了请茅盾出任该报副刊“言林”的主编。当时香港各报的副刊多是掌故、佚闻、神怪、武侠、香艳之类的文字，且思想保守。茅盾接办这个副刊后，主张“五花八门，雅俗共赏”，并保证有一长篇小说连载作为副刊的支柱。为此，茅盾自己创作了一部抗战题材的长篇《你往哪里跑》（后改名为《第一阶段的故事》）。此外，他还以“上水”、“仲方”、“微明”为笔名，在“言林”上发表了许多杂文时评。茅盾主持“言林”，一直到1938年12月20日离开香港赴新疆为止。“言林”面目的更新，受到香港读者的广泛好评，有人称为“这是香港《立报》对作为一个‘中国文化中心’的香港的一项历史性的影响”。
茅盾第一次逗留香港期间，还主编下第1卷第1期至第2卷第6期的《文艺阵地》杂志。该刊继承了茅盾在内地主编过的《小说月报》的现实主义传统，重视抗战文艺创作和评论，并且发现和培养了一批文学新人。刊物发表了张天翼的《华威先生》、《新生》，姚雪垠的《差半车麦秸》，萧乾的《刘粹刚之死》，于逢的《溃退》，丘东平的《第七连》等作品，在创作实践上体现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和国防文学两个口号的并存和统一。在《文艺阵地》的各期中，茅盾分别用“茅盾”、“微明”、“仲方”、“玄珠”、“玄”等笔名，写了许多杂文、书评，如《公式主义的克服》，《八月的感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