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抗战时期的香港文学（2）

《笔谈》半月刊是茅盾第二次来香港后着意开辟的“第二战线”。《笔谈》于1941年9月1日创刊，共出了8期。茅盾在创刊号的“征稿简约”中阐明该刊的宗旨，“是个文艺性的综合刊物”，“经常供给的是一些短小精悍的文字，庄谐并收，辛甘兼备，也谈天说地，也画龙画狗。也有创作，也有翻译”。鉴于这样的编辑方针，《笔谈》的作者，有相当一部分是文化界的知名人土，如柳亚子、郭沫若、胡风、以群、戈宝权、杨刚、袁水拍、徐特立、适夷、董必武、胡绳等。茅盾还以“明”、“来复”、“形天”、“叶明”、“何典”、“民”等十余个笔名，在《笔谈》上发表书评、杂志、随想、时事评论等。其中以“形天”笔名发表的连载掌故《客座杂忆》，介绍和评述了“五四”至大革命时期的事件和人物，对于青年学生的爱国运动表示了赞颂之情。

茅盾在主持了数个报刊的工作外，还热心于参加文化活动，扶植青年文学创作人材。1938年夏秋之间，陶行知从美国来香港，与吴涵真一起筹办中华业余学校，设政治、经济、文学、戏剧、新闻，外国语、实用科学等科，茅盾和楼适夷、林焕平担任文学科教师。除此之外，茅盾还为中华艺术协进会主办的“文艺研究班”主讲《现阶段的文艺运动》。鲁迅逝世后，茅盾应胡愈之、巴金的托付，四处奔走，为出版《鲁迅全集》进行各种联系工作，还出面请蔡元培为《鲁迅全集》撰写序言。1941年11月16日，他与柳亚子、邹韬奋等127人联名在《华商报》刊出《敬祝郭沫若先生五十初度》的文章，并出席了香港文化界举行的庆祝“郭沫若创作生活二十五周年及五十九寿辰”大会，并作为大会主席团成员之一，在会上作了演讲，强调“文化界团结的宝贵”，并认为“郭沫若之回国参加抗战；为民族统一战线重复形成之象征”。

创作《第一阶段的故事》和《腐蚀》等

《第一阶段的故事》是1938年茅盾在香港时，应《立报》负责人萨空了的请求“试写一个‘通俗形式’的长篇”，在《立报·言林》上连载的，历时8个月。最初连载时名为《你往哪里跑》。这部小说以“八·一三”凇沪抗战为背景，描写了抗战爆发到上海沦陷的四个月中人民生活和思想感情的剧烈、复杂的变化。作品把视角对准几个工商业者及知识阶层家庭，刻画了他们对抗战的心态表现。小说中那位具有强烈民族意识的爱国资本家何耀先，是个对时局有着清醒认识的人物，他的女儿何家祺受父亲影响，毅然放弃了优裕的生活环境，投奔延安。而运输公司的陆和通则是个思想性格前后变化较大的人，由于民族救亡热情的感染，他参与了救亡工作，在斗争中不断战胜某些畏惧情绪，最终成为坚定的主战派。不过，评论界认为对于这个人物的刻画，在思想性格的展开上还嫌不够，形象欠丰满。应该说，小说写得最成功的人物是寡妇桂卿——程少奶奶，她原先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独女阿欢身上，而对自己的前程和命运已不存什么奢望。然而当阿欢成为日机炸弹下的冤魂，程少奶奶竟能在精神崩溃的边缘上逐渐醒悟过来，加入了热血青年组成的投奔陕北的队伍。这部小说按原先的结构，头绪纷繁，人物众多，情节也复杂曲折，然而，由于茅盾要动身去新疆，便匆匆把它结束了，以致于整部作品在人物性格方面没能充分展开，茅盾后来在这部小说的新版的后记里，承认这部小说是写失败了：

失败在内容，也在形式。内容失败在哪里？在于书中只写了上海战争的若干形形色色，而这些又只是一个个画面似的，而全书则缺乏结构；在于书中虽亦提到过若干问题，而这些问题是既末深入，又且发展得不够的；最后，在于书中的人物几乎全是‘没有下落’的。撇开其他原故不谈，单是这几点，已经足使这一本书不大能为那时的香港读者所接受了。

1940年5月，茅盾从新疆冒险赴西安、延安等地，目睹了抗战局势和我国人民艰苦卓绝的抗战斗争。后来，他以《如是我见我闻》为总标题，在香港《华商报·灯塔》的第1期至第29期连载。

1941年夏天，茅盾开始创作长篇日记体小说《腐饨》，并在邹韬奋主编的杂志《大众生活》上连载。这部小说以“皖南事变”前后陪都重庆为背景，描写了主人公女特务赵惠明在风云激荡的时世中，拥有的一般女子所不具备的阳刚之气，又不乏其温柔和善感，是一个既像男子汉，又比“女人更女人”的漂亮女人。她出于对于前途的美好的憧憬，敢于反抗家庭而出走参加抗日战地服务工作，然而，由于阶级出身及家庭和社会的影响，她又摆脱不了严重的利己主义者，爱好虚荣且不明大义。当她被恋人抛弃之后，又经受不住特务头子的威逼利诱，终于堕入特务组织的罗网，成为替反动统治效劳的走卒，干了许多伤天害理的事。然而，在特务组织里她又因不是嫡系而受到排挤，甚至遭到特务头子的玩弄，从此精神上就陷入不可解脱的矛盾的苦闷之中。正在这时，她奉命用色情去勾引、软化过去的恋人小昭。她想救出小昭，而小昭则以对她的爱、信任和规劝，使她在黑暗中看到光明，产生了希望。直到小昭被害，失足后陷于苦恼、悔恨、不满的她才彻底地幡然醒悟，弃暗投明，并救出即将陷入魔掌的女学生N。通过赵惠明这个典型形象的刻画，使人们借助一位被腐蚀的青年的眼睛和心灵，去透视反动特务统治的黑暗。小说巧妙地以日记体的叙述形式，揭示了赵惠明复杂的内心世界，这确乎比其他的叙述形式更能细腻而深刻地把握住主人公的心理特征以及精神上的历程。茅盾在《腐蚀·后记》中说：“如果考虑到日记体裁的小说的特殊性，而对于赵惠明的自讼、自解嘲、自己辩护等不作正面的理解，那么，便能看到这个自讼、自解嘲、自己辩护等等正是暴露了赵惠明的矛盾、个人主义、‘不明大义’和缺乏节操了。”正因如此，《腐蚀》被看作是茅盾的一部相当成功的作品，小说在杂志上连载完不久，上海华夏书店便出版了单行本，许多报刊载文称它是“当前政治有力的诤言”，是茅盾继30年代在上海创作《子夜》之后又完成的另一部长篇杰作。

茅盾第二次居港的9个月时间里，经历了太平洋战争爆发和香港沦陷，与叶以群，廖沫沙等辗转避躲。直到1942年1月9日，才在东江游击队的保护下，回到内地去。在这期间，茅盾先后写成了《劫后拾遗》、《生活之一页》、《回忆之一页》、《脱险杂记》、《虚惊》，《过封锁线》、《太平凡的故事》、《归途杂拾》等八篇文章，对这一段惊险的经历作了记录。这些作品还通过不同的侧面，反映了处于风雨飘摇中的香港社会，以及南来文人的处境，并且，对于沦陷后香港某些小市民的心态，也作了生动的刻画。

1941年，茅盾在香港创作了一批历史文化杂文。这一时期他所写的文章，仍沿着1935年的《速写与随笔》，1936的《印象·感想·回忆》的路线发展，“未尝敢忘记文学的社会的意义”。因此，这些文章以议论或具尖锐性和针对性的杂文为主，思想立场鲜明而坚定，而在技巧上也注意谋篇布局，用字遣词，显示了他的深厚的艺术功力。

茅盾写的这些历史文化杂文大都刊登在《华商报·灯塔》、《笔谈》半月刊、《大众生活》周刊和《文艺阵地》杂志，有《孔夫子》、《再谈孔子及其他》、《“士”与“儒”之混协》、《中庸之道》、《国粹与扶箕的迷信——纪念许地山先生》，《从心不古》、《文化近事有感》、《奖励学术之道》、《诺言与头颅》、《倡提倡学术之类》、《谈一件历史公案》等。

茅盾的这一批历史文化杂文，主旨是以中国古代文化为端绪，讽谕当世政局世风。茅盾对中国古代文化，本来便有丰富的知识。他的这批历史文化杂文所表现出来的文化思想，总的来说是反传统的，即便是评论时世，其内容大都表现出当时学界的争论动向。例如在《“士”与“儒”之混协》一文里，茅盾认为古之所谓士与儒，不同于今之所谓知识分子。“古之士，通常倒是指那些荷戈带甲的人们”；“而‘儒’者，‘蠕’也，言其能委宛曲折，应付人事”。他以此去论君子儒与小人儒之别，颇具现代意味：“从孔子之素以‘超然’自命，进退在我这一点看来，他所指斥的‘小人儒’大概是卖身投靠，专一认定了一个王子那样的‘儒’。”“所谓‘士’者即为权门的豪奴，而所谓‘儒’者，亦不是权门的清客而已。”这些评述，在学术上也许是不甚严谨的，而作为文学来看，则颇具文采。

萧红的创作

萧红（1911—1942），本名张乃莹，曾用笔名悄吟。出生于黑龙江省呼兰县一个封建地主家庭，幼年丧母，由祖父抚养长大。念中学时阅读了大量的“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作品。1930年为了反抗父亲的包办婚姻，逃离家庭，开始过流浪生活。1932年秋在哈尔滨与萧军同居，开始走上文学道路。1933年，写出了《两个集》、《跋涉》、《看风筝》等短篇小说，1934年开始创作《生死场》，同年9月在青岛完成，10月与萧军经青岛到上海，认识了鲁迅。鲁迅特地为《生死场》作序。作品揭露了阶级压迫与民族压迫带给东北农村深重的灾难，呼唤人们起来反抗。此书出版后在上海文坛引起不小的震动。1936年，萧红到日本养病。抗战开始后，她先后到过武汉、山西、西安，重庆，并于1940年1月和端木蕻良到达香港，目的为了躲避战乱，也为了寻找一个相对安静的写作环境，同时也想借此摆脱感情和心灵上的困扰。同年2月5日，文协香港分会举行了欢迎他们二位到港的聚会，萧红在会上向与会者报告了重庆文化粮食恐慌的情形，希望留港的文化人能够加紧做些供应工作。

抵港初期，萧红参加了香港几所女校联合举办的“女学生与三八妇女节”座谈讨论。4月，她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会员身份，登记成为“文协香港分会”会员。文协香港分会于8月3日举行“鲁迅先生六十诞辰记念”晚会，萧红应邀创作了哑剧《民族魂鲁迅》。萧红说：“鲁迅先生一生，所涉至广，想用一个戏剧的形式来描写是很困难的一件事，尤其不讲话的哑剧。所以，这里我取的处理的态度，是用鲁迅先生的冷静、沉定，来和他周遭世界的鬼祟跳嚣作个对比。”这部哑剧以象征性的独特构思，融汇了鲁迅作品中的众多形象，如孔乙己，阿Q、祥林嫂及少年鲁迅等，剧情以实际和幻想各自参半的形式展开，具有很强的象征意义。这部哑剧的原著到了同年10月，才在杨刚主编的《大公报·文艺》和《学生界》发表，成为了中国现代戏剧文学史上的一个独特性的作品。

萧红在香港的生活，既贫困又孤寂，并且重病缠身，然而她以惊人的毅力，写作了短篇小说《后花园》、《北中国》、《小城三月》，以及长篇小说《呼兰河传》、《马伯乐》第一、二部。

《后花园》连载于1940年4月10日至4月25日的《大公报·文艺》及《学生界》，作品主要描写作家对她童年生活的回忆。《小城三月》发表于1941年7月《时代文学》第1卷第2期，是萧红生前创作的最后一个短篇小说。小说描写了再婚的寡妇翠姨爱上一个“不相干”的外甥，由于门户不对恋情自然无法玉成。结果翠姨被许配给一个又丑又瘦小的男人，就在即将举行婚礼之际，翠姨却因抑郁寡欢而香消玉殒。而那位外甥每逢提及翠姨时便会伤心落泪。“据萧红的堂弟妹说，《小城三月》中许多人和事都是真实的。萧红此时已体验到绝望和悲惨，便十分留恋地回忆起自己的青春，那些已经逝去的生活场景居然对她产生一种感情上的诱惑，使她以往认为可憎的人物，也变得有些可爱了，那大家庭的生活也变得有情趣，她后期对故家对亲人的怀念，同样是真诚的，这也是人的一种天性吧。”事实上，在萧红以往的小说中所出现的那个异常冷酷，缺乏起码的同情心和怜悯心的父亲，以及凶狠、阴险的继母、伯父等人，在《小城三月》里却被抹上了一层脉脉温情的色彩，这可能是萧红当时的一个良好的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