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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

勉强熬过了第一个周末，我重新捡回了一些自信。随着时间的流逝，我逐渐与阿特亲近起来。每天早晨，我们一起在医院楼下的咖啡厅里吃早餐。医院规定，只有昨夜值班或者是在清早6点钟之前就开始工作的医生才有资格享受免费的早餐。然而，在第一天付账的时候，阿特看到我摸索着钱包就大声说道：“去他的吧！当你和我们一样玩命工作的时候，早餐就该免费。”

早餐通常是阿特时间，他会炫耀最近的猎艳经历。他是一个俊朗、机敏的人，具有运动员一样的身材。他不但是个女性杀手，也是梅奥诊所的传奇人物，身边总是不乏美女。虽然专业技术不错，但总是马马虎虎，到处宣扬自己的兴趣在于解剖而不是骨科。

* * * *

我和阿特将史密斯夫人扶上手术台。麻醉师将她麻醉后，我们用止血带将她大腿的上部勒住，盖好床单，然后去叫哈丁博士。这期间我非常兴奋，因为它将会是我看到的第一个完整的膝盖移植手术。

大约翰从员工休息厅出来，匆匆地挤了进来，两手一拍，走向手术台。他用大手抬起病人的膝盖反复弯折了几次，触诊了两个膝盖后，他伸出手说：“手术刀！”

旁边的护士将手术刀送入他手中。在我还没来得及反应是怎么一回事的时候，大约翰切开了膝盖的前部，脂肪层随即向两侧摊开。虽然绑有止血带，但血还是从四处渗了出来。

60秒钟之内，他已经切开了膝囊、翻开膝盖骨，关节露了出来。我可以看到磨损了的层状软骨，肌肉的加速运动以及软骨附着的骨头。哈丁博士偶尔还会切下一团脂肪，然后扔进脚边的废物桶里。

在哈丁博士完成了关节部分的操作后，从护士桌上捡起动力锯，开始伸向股骨的后方。“她有腔隙综合征的迹象，”约翰切完股骨之后说，“也就是说我们要从胫骨这边走刀。”他一边咕哝着，一边把牵引器伸向了膝盖的另一侧。

“快！拿着这个鬼东西！”他朝我说。

我胡乱地接过牵引器。

“别害怕，它又不会咬人，”大约翰说，“使劲按它。我需要看清整个结构，然后才能开刀。”

他从护士手中拿过锯，稍稍偏向右侧，以便获得更好的视野，紧接着，他用锯将胫骨切开。然后，他绕过髌骨，将下面的胫骨也切开了。

当阿特用抗生素处理伤口时，大约翰转向负责清洗的护士，声明他将用什么样的修复法。与此同时，我则充满好奇与惊叹地看着眼前的一切。病人的膝盖被剔除了，锯子锯下来的骨头四处散落。我极力保持镇定。即使看惯了残肢断体，但对于这样的场景，我还是不太适应。

阿特仍然在处理伤口。液体布满膝盖位置。他冲我说：“嘿，傻小子，赶快拿东西来吸，别在那愣着了！”

于是，我立即抓起抽吸器和海绵，开始清洁现场。

约翰已经挑选好了他做修复时要用的部件。巡回护士把器械打开，扔到后面消过毒的桌上。然后约翰转向我们道：“最有意思的时刻到了！”

他先拿起要用的部件，在胫骨与股骨间比划着，衡量着大小。然后拿起锯，将胫骨再割去一小块。接着对清洗护士说：“你来吧。”

护士从一个塑料袋子里摇出一些粉末在面前的盘子上，然后打开一瓶气味刺鼻的药瓶，倒出一些液体后将两者混合。

当我正诧异着这是要干什么时，护士告诉约翰弄好了。他拿起这团白色、奶油状的混合物（后来我才知道那是粘骨的胶），开始抹向骨头的断头处，也抹向要装上去的假膝。然后，他将替代膝盖安在原膝盖的位置上，拿一把大锤，一点一点地凿进去，摆正位置。

多么神奇的事情！我们打开了一个人的身体、从中切走了一部分、丢弃它、换上新的，然后再把身体合上。过了一两天，这个病人就会重新开始走路，并且感觉不到疼痛了。我要保持对这份事业崇敬与痴迷的心境，我不想让这份可敬的事业沦为平庸的日常琐事。

下午5点，我们完成了最后一个病例。昨晚是我值班。虽然也睡了几个小时，但是手术室里的劳作已经让我精疲力竭。在住院医生更衣室里，我瘫在墙上，给妻子打电话，让她来接我回家。

15分钟后，帕蒂开车到了卫理公会医院的后门。艾琳坐在车里，小手忙着将一把动物形状的饼干塞向嘴里，还不忘用空出来的那只手朝我挥挥，嘴里咕哝着问好。我把头伸向后车窗，在艾琳的额头上找到一块干净的地方，亲了她一下。当车子驶出停车场的时候，帕蒂将手放在我的手臂上，问：“想我了吗？”我转向她，点点头，脸上带着疲惫的微笑，“当然，我总是想着你。”

帕蒂是一名护士，所以我们之间有许多共同语言。在我任职住院医生的最初几个月里，帕蒂可能比我在骨科上懂得还多。她喜欢听我说自己的工作。大多数年轻夫妇谈论的都是电影、书籍或是体育，而我们不同，我们的话题是骨科。

* * * *

乔纳森·威尔海姆大夫咬了一口煎饼，小心地用餐巾擦了擦嘴角，突然间用大拇指指着我说：“上帝呀，这是谁呀？”

威尔海姆是高级住院医生。这家伙喜欢自己的声音，并且总是想喜欢打断他人讲话，发表自己的见解。

那天早饭的话题是肩部重置手术。像往常一样，我傻坐在那听着。他们则在探讨一项名为“布里斯托”的手术。于是我问阿特什么是布里斯托。威尔海姆简直不敢相信。

“可别告诉我这家伙是骨科大夫，”他问桌上的每个人，接着转向我，“你是医学院学生还是内科大夫？”

“我是哈丁博士带的初级住院医生。”

“你确定你是骨科的住院医生？”他带着厌烦的表情举手投降。

我被吓傻了，也羞于为自己的无知辩解。然而令我感激的是，阿特站在了我这边。

“一边待着去，威尔海姆。他很正常。”

“一个骨科住院医生竟然不知道布里斯托，这也叫正常？”他摇摇头，接着吃煎饼去了。正当我松了口气时，他突然又转向我问：“你知道髋骨是和大腿骨连在一起的吧？”他对自己的机灵相当满意，看了看周围人，想让大家和他一起乐一乐。有一两个笑了，但被阿特堵回去了。阿特再次警告威尔海姆放手。

“不管怎么说，阿特，”笑声过后，威尔海姆说，“你算是和他绑在一起了。”

这是人能忍受的极限了。阿特看到我眼中的神情，伸手抓住了我的胳膊，说：“走吧，该去查房了。”

* * * *

梅约中心的工作日分为手术日和会诊日，即要么整天手术、要么整天为病人诊断。在手术日的所有手术中，我总是第二助手。偶尔阿特会主刀，可我除了帮着拿牵引器，就是记录术后工作内容。在会诊日里，哈丁博士和阿特看病人，我则紧跟在两人后面。

有天早上查房完毕之后，我发现住院医生休息室的布告板上写满了住院项目主任本杰明·J·伯克博士（BJ）的通告，例如：

“服装要求：大褂和领带。周末也要穿。违反穿戴规则者，严禁查房。”

“每年一次的骨科培训考试将要在9月23日星期六举行，所有住院医生都要参加。”

“周六的会议是强制性的！所有人必须参加！不许请假！”

作为住院项目主管，伯克博士全权负责我们这些人。他就是我们的国王和主人，是通往拯救之地的火车的控制阀。如果伯克博士不恩准，我们就无法完成这个项目，也无法成为骨科大夫。

“小心BJ, ”阿特提醒我，“每年都有一两个倒霉鬼触到了他的霉头。他会让他们生不如死的——会上点名、大厅里拦截，或许只因为他们领带系歪了，总之就是找碴儿。可不要惹着他，否则你的屁股就要被当球踢了。”

我打算离伯克博士越远越好。如果他要是发现了我有多无知，就真的会活埋了我。“干自己的活。少说话。不要把注意力引到自己身上。”每天我都在心里重复这样的想法。当时我是隐形的医生，而且我打算坚持到底。

在哈丁博士手下做隐形医生很容易。可能不到一周，他就会发现我的知识欠缺得厉害。也正因如此，他做了最善良的事情，那就是——忽略我。查房的时候，他总是和阿特说话。手术室里，他也是让阿特做手术。我都不确定BJ是否知道我的名字，但我不怪他。在值得被他教之前，我得补大量的功课。

我的学习劲头的确很足，每每想到我的一个错误决定可能会要了某个病人的命或是使其致残，我就不寒而栗。当然了，现在还是有保障的——因为没有人会在第一天就把手术刀交给我。然而，这一天终究会到来的，所以我得准备好。

我比任何时候学习得都刻苦。一是因为我对自己的无知感到羞愧；二是因为我意识到病人的健康甚至生命都掌握在我手里；三是因为我热爱这项工作。是的，我正在逐渐爱上骨科。

每天晚上我都拿出之前记下的问题与笔记的卡片一张一张地看，通常熬到凌晨两三点，直到困得不行了，我才摇摇晃晃地蹭回卧室，蜷在帕蒂身边眯上几小时。第二天又是这样。

阿特总是在我连珠炮一般的发问中感到不耐烦。他知道如果鼓励我一小下，我就会整天追着他问问题。所以，他做了一件很明智也让我受益匪浅的事儿——把事情都塞给我。他总是时不时地走人，留下我照看一切事务。

有一次，我们正在更衣室换便装，阿特告诉我大约翰之所以如此有名，原因之一就是背了一首关于一个英国男孩小阿尔伯特的叙事长诗。一小时后，当我们查完房，阿特用肘部轻推了我一下，对哈丁博士说：“博士，我想迈克还没听说过《小阿尔伯特》呢。”

“啊？”哈丁博士闻言，“你当真没有听说过《小阿尔伯特》? ”

我没有。怎么了？

接着，博士把他那肥厚的左手搭在我的肩上，开始背诗。诗是关于小阿尔伯特和他碰到狮子的事儿。于是我们站在7楼的电梯外，听着他用伦敦佬的腔调背着诗。随着嘴唇兴奋地一张一合，他四处巡视。当讲到这个小孩糟糕却又令人捧腹的动物园之旅的时候，他的视线在跳跃，胳膊也挥舞了起来。故事以小男孩被狮子吃掉结束。小男孩的爸爸颇有哲理的评说道：“没人帮的事情，只好自己忍着。”

这句也成了我在接下来的4年里时常温习的句子。

* * * *

当我在哈丁博士手下工作的时间还剩6天的时候，博士的秘书马维拉打电话给我说科威特的萨勒博王子邀请哈丁博士、阿特和我在他卡勒饭店的总统套房吃晚饭。两个星期前，我们曾给这位王子做了膝盖替换手术。很显然，他是在表示感谢。

“可以携妻子吗？”我问道，希望帕蒂也可以玩上一晚。

“不，大夫。只是您三位。”

恐怕帕蒂会不高兴了。我去阁楼上的总统套房与王子共进晚餐，她则只能在家里和艾琳一起吃“汉堡帮手”了。我一边在心里盘算如何向帕蒂解释这件事情，一边开口问马维拉：“什么时候？”

“周三晚上。”

“哦，不，”我发出痛苦的呻吟，“可别是周三。我晚上值班。”说到这，我顿了顿，希望能听到她说：“没关系，我问问王子，看看能不能改天。”可是她却只应道：“真遗憾。”王子们和主治医师们当然不可能因为一个初级住院医生而改变计划。

后来阿特告诉我饭店负责了全部的晚餐准备工作。王子的套房在顶楼，晚餐上有蜡烛、水晶器皿和银器。在罗切斯特的一个月，王子已经把整个楼层都租了下来。

随后我问阿特王子是否为我不能到场表示遗憾，阿特禁不住大笑。我想科威特人也一定有特定的词汇表示初级住院医生，不过不论有没有，王子也不会屈尊考虑这件事。我甚至开始怀疑我的婉拒是不是表示我很傲慢。或许他们还不敢相信哈丁博士的“奴隶”竟敢冒冒失失地拒绝邀请呢。

阿特说那顿饭吃得再顺利不过了。人人都沉默地坐着。王子的翻译就坐在离他很近的地方，但几乎用不到他说话。科威特人显然是被哈丁博士的沉着冷静镇住了，就像大约翰和阿特被科威特人的富有镇住了一样。

他们吃完道别的时候，大约翰感谢主人的款待。王子与其握了手，然后说了一句我们从没听过他说过的英语句子。

他说：“我非常感谢您的慷慨与善举。”同时深深地鞠了一躬，接着将手伸向桌子——那上面放着三个盒子。他把其中的两个给了约翰和阿特。

“最后那个是给你的，”第二天，当阿特向我伸出手来炫耀新的劳力士手表时告诉我，“多遗憾呐，你没有去。”

“他给你一块劳力士？你这混球，”我气得把手术帽团了一团扔向墙角，“你和大约翰吃龙虾、青蛙腿，我却解决了4个咨询，处理了一个腕骨骨折，还有一个膝盖出脓的瘾君子。”

“这说不定还挺公平的呢。毕竟，你要是太追逐财富了，我可是会为你担心的。”一边说，阿特一边扎起一片法国吐司扔到嘴里。

正当我逐渐适应了哈丁博士的时候，8月中旬到了，我们应该交换工作地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