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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

在梅约，有一些大夫很受欢迎，因为每个住院医生都想跟其学习——汤姆·黑尔和安东尼奥·罗梅罗就是科室里这样的明星。他们都热爱教学，同时让跟随其的住院医生亲手做大量手术实践。弗莱德·黑斯廷斯与加勒特·弗莱伯格则是世界闻名的手部手术大夫，鲍勃·菲尔莫尔在肩部手术领域享有盛誉，但其中最最闻名的还要数马克·考文垂。

马克·考文垂是梅约中心骨科的巅峰人物。满头白发的考文垂博士身材高大、风度不凡，他与生俱来的华贵的气质使得其他的主治医师都敬他三分。他是外科医生中的佼佼者，在美国第一个成功施行了髋骨替代手术。即使已经步入职业生涯的晚期，考文垂博士仍然是全美最受人尊敬的骨科大夫。在这个8月的中旬，我离开哈丁博士，转到了考文垂博士的名下。

从跟随博士学习的第一天起，我就已经喜欢上了这样的感觉。同时我也为没有在去年就把我分给他而感到庆幸，否则考文垂博士一定会惊骇于我的无知透顶。不同于哈丁博士将我当做隐形人对待，考文垂博士不时地给我提出挑战。

考文垂博士对他手下的住院医生抱有很高的期望值。如果发现我们不清楚出血、引流、病人疼痛或者凝乳酶等问题，大家就要祈祷了。在博士注意到之前，我们一定要找出原因并且进行适当处理。考文垂博士对这些事情的重视，实际上是以他自己的方式重新证明了我们所做工作的重要性。他的态度、他的举止以及他对完美的执著追求都时刻激励着我们，让我们意识到自己身上的担子有多重。

吉姆·惠特默是考文垂博士手下的高级住院医生。博士要求他的住院医生在正式的查房前都要自行进行预查房。于是吉姆和我约好从每天早上6点钟开始探访负责的所有病人，然后去见“全能先生”（我们这些住院医生在背地里都这样称呼考文垂博士）。大约在7点半时，进行正式的查房。

在博士名下工作了两个星期之后的一天，当我正准备去探访一个病人时，我发现有一张骨盆的X光片看起来十分诡异。在片子上，我看到右边进行过髋部替换手术。左边看起来是很正常的髋部，只是大转子周围有些许金属线——那时候的髋部替换手术在最后的时候都要用金属线将转子缠绕起来，但是我还没有见过将没有进行髋部手术的那一半的转子缠起来的。

于是，我朝着刚从控制室里出来的吉姆·惠特默喊道：“嘿！过来看看这东西。”

他走了过来：“什么东西？”

“看，”我指着片子，“看左面的髋部。看起来好像——”

“托马斯·罗德尼维奇。”他马上辨认了出来。

“托马斯什么？”

“罗德尼维奇。托马斯·罗德尼维奇。”

“你知道他？”

“人人都知道托马斯·罗德尼维奇。”

“好吧。他是谁？为什么左边髋部还有金属线？”

吉姆走近了一步，看四处没人，就压低声音对我说：“听着，我不相信你还没有听说过这个病例。去年我们的‘全能先生’给他做了手术。那是当天的最后一个。可能所有人都累坏了，住院医生们把髋部弄错了。更糟糕的是，初级住院医生斯坦·沃克扎克把X光片放反了，使右边的髋部看起来像左边的。”

“我们为手术做好准备后，‘全能先生’走了进来。正当他打算把大转子拿下来的时候，突然意识到似乎哪里错了。他让护士重新检查文件后才发现做错了。谢天谢地，他只是将转子打开，而没有进行髋部替换。可是这个错误的决定仍然是他作出的，并且还已经把转子拿了下来。”

我几乎不敢相信这样的灾难竟然发生在我偶像的身上，而且他还是骨科之神。我问道：“然后呢，‘全能先生’怎么做的？”

“他没说一句话，将转子又安放回去、缝上刀口，然后继续做那一半的手术。术后他走了出去和病人家属谈了话，告诉他们手术室里发生的一切，同时将责任都揽到自己一个人身上。”

自打我到了骨科的第一天起，我就一直担心自己若是搞砸了，会招致什么可怕的后果。这个事情让我感觉到自己的担心并不多余。人都会出错，而事情的结果也会很糟糕。我忐忑不安地继续问道：“那住院医生呢？他们怎么了？”

“手术后，沃克扎克向‘全能先生’道歉，承认所有的错全在自己，他愿意离开住院医生的岗位。”

我的心脏开始剧烈跳动起来。离开住院医生的岗位！

“博士让他把话都说完，然后平静地说斯坦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他本该认真对待手下的工作。博士承认，就是他自己也不能保证自己绝对不犯错误。最终，他没有让斯坦离职，但是告诉他如果再犯这样的错误，就只有上帝才能帮他了。”

正当我想拿起X光片看其中的某个细节的时候，吉姆突然将片子抽了回去。

“喂！我还要——”

“先生们，”“全能先生”这时已经走到我们身后，点头打着招呼。他将X光片从吉姆手中拿走重新放回看片箱中，“人们一定不能害怕正视自己的错误，惠特默博士。”

吉姆窘迫地点点头。

“柯林斯医生，你已经听说了这个病例的始末？”

“是的，博士。”

“你的结论呢？”

我正想说些无关痛痒的话，例如连最伟大的外科大夫也无法避免失手，但博士的眼神告诉我，他可不想听这样的废话。于是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道：“嗯，先生，它把我吓坏了。”

“为什么？”

“我总是害怕自己会在手术中注下大错，这个让我感觉自己的恐惧变成了现实。”

听后，博士点点头：“为了你的病人，你应该时刻保持这种恐惧。”说完，他伸出手抚平了X光片，仿佛无惧于向整个世界剖析自己的失误。

“这就是当一个手术大夫丢失警觉的时候会发生的，”我能感觉出来，他不仅是说给我们听，也是在说给自己听。“手术室里发生的一切都是你的责任——所有一切。手术台上躺着的是神志不清、孤立无助的病人。他把生命交给了你，把信任交给了你。他所信赖的，不是住院医生这个名号，不是麻醉师，更不是医疗机构，而是——你。”

说话间，博士的肩膀垂了下去，我可以很明显地看出他在战栗。即使是一年之后的今天，他还在受这件事情的煎熬。吉姆和我对视。我们无法找出安慰的话。这个时候任何住院医生的话只能使情况更糟。

“先生们，”博士终于开口说道，“将来你们就会发现，自己从失败中汲取的会比从成功中得到的更多。”

* * * *

如果说我对自己从事骨科工作还有疑虑，那么这些疑虑则在马克·考文垂博士的指点下都烟消云散了。他向我展示了一个外科大夫的人生是多么有成就感与满足感。

我之所以选择外科而不是内科，是因为我想实实在在地做事情。内科大夫通常只对病人的恢复感兴趣，他们更注重了解一件事——症状是什么？病因？也就是说，重点是检查与识别，而不是解决与修复。虽然“内科诊病、外科治疗”已经是由来已久的说法，但是这在内科医生那里还有另外一个版本：内科思考、外科蛮干。

那个时候，外科手术大夫被极不公允地称为“医学界的傻子”，被认为是一些脑袋不是很灵光、只会修理腿的家伙们。在内科大夫看来，外科大夫都是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人。

我是在芝加哥的洛约拉斯特里奇医学院上的学。每年的圣路加（医生的守护者）节，学校都会举行盛大的晚宴。宴会上会有讽刺剧表演，这些表演几乎把每个专业都数落个遍。有麻醉师麻醉的笑话，也有妇产科大夫带着棒球手套的戏谑之举，而儿科医生则会把棒棒糖衔在嘴里。轮到骨科大夫的时候，表演者往往是某个肥硕的傻家伙，腰间别着一个工具带。唯一的对话也被精简成：“骨头碎、我来修。”

不管骨科被笑话成什么样子，我仍然为之深深迷醉。一直以来，我都喜欢用自己的双手做事情。当我还是小孩子的时候，我就乐于制作模型、要塞和城堡。我热爱创建的感觉：从一无所有到收获颇丰。

在考文垂博士的手下的日子里，我收获了很多。从他身上，我看到了我们工作的高贵与神圣。他以身示范，告诉我们必须担当肩上的重任。然而最重要的，是他教会了我们帮助他人的感觉是如此美妙。

从考文垂博士身上，我逐渐学会了享受在门诊工作的时光。像大多数骨科大夫一样，我更喜欢手术室而不是门诊室。手术室才是我们心之所系，那里才是见证奇迹的地方。然而，在门诊室里发生的，只不过是手术室里的序曲或是尾声。

可在“全能先生”这里却不同，与他一同门诊是令人兴奋的。每天，每个房间里都挤满了他所帮助过的人们，每个人都对他心怀感激。这总会使我心潮澎湃，每当想一下在未来的某一天，自己也有可能受此礼遇，我就飘飘欲仙。

与此同时，弗兰克、杰克和比尔知道我被分在了“全能先生”手下，全都嫉妒起来。

“喂，他怎么样？”在一个周五的晚上，我们聚在丁克勒酒吧，杰克问我。

“嗯，他从来没有废话，”我说，“总是问你问题，并以此检查你是不是在开小差。刚刚见面时，你会感觉他很酷、很散漫，但时间一长，他会愈来愈深地影响你。他在做检查的时候，一切都是公事公办，而闲暇时光里，他整个人会完全不同，丝毫没有之前一丝不苟的样子。你能感觉到他的温暖、他的真挚。”

我知道“全能先生”也一定有失败的时候，可是记忆中却找不出这样的碎片——即使是像托马斯·罗德尼维奇这样的病例，虽然博士有过失，但也很难被称作是失败之举。病人术前的疼痛完全不见了，托马斯也非常感谢博士对他的照顾。

* * * *

这是为伯格曼夫人做的髋部整体移植手术。吉姆和我已经安置好病人，也做好了手术的准备。此时，我们在手术台旁等待着。格拉迪斯（考文垂博士手术时常用的护士）正在帮博士穿大褂，戴手套。博士带着平静而自信的神态走向了手术台。

他向吉姆和我点头，算是问过早安了，接着便一言不发地伸手接过格拉迪斯递来的手术刀。这时，博士严肃地宣布：“柯林斯博士，你来作决定。”同时，他把手术刀递给了我。

我惊呆了，但也激动得无以言表，我真是做梦都没有想到，我原以为今天还会像往常一样做着流水线一般的工作。我在考文垂博士手下工作已经有将近6个星期了，我可以回答上他的每一个即兴提问，也习惯了在一旁一边轻松地观看“全能先生”和吉姆忙着手术，一边偶尔搭个手。一瞬间，我的心脏跳个不停。我还从来没有作过手术决定，也从来没有实地“开刀”。

作为住院医生——即使是初级住院医生，我们都时刻梦想着能亲自主刀，因为那才是外科大夫应该做的事情。如果不曾进行过手术，那么我们就很难说自己是真正的外科大夫。

偶尔在手术即将开始，我们等待主刀大夫到来的时候，就会情不自禁地盯着梅约器械台上那闪闪发亮的钢刀刃，内心无比渴望拿起它，也渴望拥有它所代表的力量与精湛技艺。一把手术刀代表了前方召唤我们的世界，一个手术和手术室的世界，一个如同事们所说的“炽灯寒刀”的世界。

主刀医师也心知肚明：每个住院医生都对手术跃跃欲试。第一年的开始阶段，主刀医师会关注他带的高级住院医生，考验他的技能、信心，判断其是否具有独立手术的能力。假如这个住院医生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能够正确回答出关于解剖的问题，并具有足够的专心和足够的恭敬，那么主刀医生会将病例越来越多地分给他。

作为初级住院医生，我们梦想着有一天能够亲自主刀，进行一次髋部或者肩袖的修复手术。然而大家都知道，只有在完成了每个住院医生最初都做过的细微琐事之后，我们才有机会。这些琐事包括：引流吸出液体、应用烙术、切开骨缝或是缝合皮肤组织。

虽然我曾多次切开过骨缝，也缝合过许多撕裂伤，但是终于在此刻，我得到了主刀的机会。

“全能先生”后退了一步，让我走到主刀大夫的位置。格拉迪斯、“全能先生”、吉姆、两名麻醉师还有巡回护士，大家都站在那望着我。我可以看到吉姆见我现出的不可置信的表情以及眼里的兴意盎然。

我放下了手术刀，摸了摸病人的髋骨，以找寻可以用来帮助我作出决定的各种迹象。

那是大转子吗？我惊恐地想。病人很胖，这使得我很难判定。我又一次触诊了她的皮肤，然后接过格拉迪斯递过来的记号笔，在病人身上画了一条长长的紫色线条，示意我要在这里开刀。

“全能先生”同样触诊了病人的髋部，点头表示同意。我颤抖地向格拉迪斯伸出手。显然她很享受看到我的不适：“手术刀吗，大夫？”

手术刀颤颤巍巍地被夹在我的手指间。与此同时，我准备开刀。

“不能那样！”考文垂博士愤怒地低吼，“你不能拿手术刀像在拿铅笔一样。把它握在手里，像个男人一样！”他从我手中抽走手术刀，将其稳稳地握在掌心给我做示范。

瞬时我感觉自己没能通过第一次大考验。当我忐忑地再一次拿起手术刀伸向创口的时候，我迅速望向博士，希望从他那里拿到一些肯定的暗示。然而，他蓝色口罩上方的那一双镇定的眼睛并没有透露给我任何信息。我只好深呼吸，伸出手，将手术刀划向先前画的紫色记号线。拿开刀的时候，7双眼睛都满怀期待地看着我所做的—— 一条浅浅的划痕横亘在髋部上方，它浅得连血迹都没有渗出。

“这是什么？”博士的声音听起来很刺耳。我可以看见吉姆在他身后偷笑。“这样的话，我们得在这里待上一整天。用力切，弄得像样点！”

我抓起手术刀，意识到又像是在拿着铅笔。于是我将其拉后，紧握在手掌里，重新加大力道向记号线切下去。紫色记号线下的皮肉终于被切开，可我还担心着自己手里的刀会走得更深，伤到动脉和神经。大家又一次望向刀口。这一次，我至少切到了皮下组织。

“全能先生”笔直不动地站在那，什么也没说。于是我倾身下去准备继续。“换深刀。”这时他开口纠正道。

虽然已经清洁过皮肤了，但毛囊底仍会存在细菌，因此切过皮肤组织的刀就被认为已经不再是完全干净的了。一旦刀口切开，“皮刀”就要被消毒“深刀”取代。格拉迪斯再一次递刀给我。

我朝着油腻的黄色脂肪深切下去。与此同时，全能先生和吉姆在旁边拿着伊斯瑞尔牵引器。我可以感受到他们正在逐渐失去耐心。我告诉自己正在切的这部分组织没有什么在解剖上有重要意义的结构。我想进展得快一些，然而我不能，因为对我来说都是崭新的。如果突然在某个时刻，我不小心切断了坐骨神经（我知道它正在我所切割的组织结构附近），那将会是很恐怖的场景。

“全能先生”的控制能力令人称赞，虽然我花费10分钟做的事在他那里只需要30秒，但是他现在仍然一言不发地充分辅助我：将挤压在手术区域的脂肪黄墙拨开，同时用抽吸器为我指路。

我终于到达了髋骨外面的筋膜处。“全能先生”用抽吸器敲了敲它，问：“博士，你判断一下这个结构？”

“这是筋膜突变体张肌。”

接着他轻推了我一下：“正下方的是？”

“股外侧肌肌肉组织。”

“全能先生”点了点头，交给我伊斯瑞尔牵引器，然后拿起了手术刀。“这部分的神经分布？”他一面精细地下刀切开筋膜，一面问我。

我又回到了初级住院医生的状态。聚光灯下的考验结束了。人人都有得意时，我的得意时过去了。我回答了全能先生的提问，指出股骨附近股肌内的神经分布，他听后满意地点点头：“不错，博士。”

“全能先生”从指缝中分给我一些面包屑，他让我切开伤口。在我之前，他已经为数不清的初级住院医生提供过这样的机会。一周之内他没准儿就忘了这件事了，但是对我来说，这个面包屑就是美食大餐。想想看，我曾经拿起了手术刀，并且进行了切割。

我成了外科大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