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秦汉时期(1)
秦汉，中国文学的形成期。秦代文学，成就甚微，有影响的作家，唯李斯一人。汉王朝以前所未有的恢宏气度，出现在世界舞台。汉代文学形成许多自身的特点，并构成中国文学史上重要的一环。汉代是我国文学自觉的萌动期，辞赋是汉代文学的代表，吸引了当时大量的才华之士进行创作。“文必秦汉”，以贾谊等汉初文人为主的诸子散文，以司马迁《史记》、班固《汉书》为代表的历史散文，是中国古典散文的典范。汉代文学以它关心社会、关心时事、反映民生疾苦的高度现实主义精神，以它包举宇内、囊括古今的宏大气派对文学传统的塑造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决定了此后中国文学的形态和方向。
汉赋的兴起与发展
汉赋，无疑是中国古典文学中一种影响深远的体裁。赋的形成和发展经历了漫长的时间，它大约产生在战国后期，接受了纵横家游说之辞及楚辞的巨大影响，到了汉代瓜熟蒂落，达到了鼎盛时期。汉以后虽然仍有所发展，出现了六朝的骈赋、唐代的律赋和宋代以来的文赋，不乏名篇，但就总体成就来说仍首推汉赋。
汉赋的发展
汉赋在其发展过程中共经历了三个阶段：
西汉初期。这时期的赋在形式上近于屈、宋一体，通常称之为“骚体赋”。骚体赋抒情浓郁，句尾多缀有“兮”、“些”等楚地方言调节音韵，实际上是楚辞的发展和变种。因此汉代人常把它的产生发展同楚辞紧密相连，称为“辞赋”。“骚体赋”的代表作是贾谊的《吊屈原赋》和《鵩鸟赋》。《吊屈原赋》是贾谊去长沙赴任途经湘江时写作的，内容是借哀悼屈原的遭遇来发泄自己的怀才不遇之情，艺术上激昂感愤，风格近似屈原的《离骚》。《鵩鸟赋》在感伤身世的同时表述了一种人生祸福无常，“知命不忧”的思想。艺术上采用人禽问答的结构方式和大量铺陈手法，具有强烈的抒情色彩，预示着新的赋体形式即将产生。
西汉前期至东汉中叶。这时期的赋随着枚乘的《七发》出现而分流：一是“骚体赋”继续发展，代表作为董仲舒的《士不遇赋》，司马迁的《悲士不遇赋》等，但它的趋势是由强到弱；另一种是枚乘的《七发》，结构宏大，文辞富丽，标志着汉代散体大赋的正式形成。此后200年间，沿着《七发》的新倾向形成了以铺张描写为能事，追求形式主义的趋势，出现了以司马相如、班固、张衡、东方朔等为代表的60多名辞赋家，约900余篇作品，使汉赋的发展达到顶点。
枚乘的《七发》假设楚太子有病，吴客以七事来启发太子，为他治病，从而批判了贵族腐化享乐的生活。《七发》不仅影响到散体大赋的发展，而且在赋中形成了一种主客问答形式的文体——七体，在赋的发展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东汉末年。这时政治日趋腐败，社会动荡，战乱频繁，民生凋敝，因而歌颂国势声威，美化皇功帝业的冠冕堂皇的散体大赋衰落，代之而起的是以讽刺现实、述行咏物为主的抒情小赋。代表作是赵壹的《刺世疾邪赋》。
司马相如与扬雄
司马相如，字长卿，四川成都人，汉时文学家。司马相如擅长鼓琴，其所用琴名为“绿绮”，是传说中最优秀的琴之一。司马相如少时好读书、击剑，被汉景帝封为“武骑常侍”，但这并非其初衷，故借病辞官，投奔临邛县令王吉。临邛县有一富豪卓王孙，其女卓文君，容貌秀丽，素爱音乐又善于击鼓弹琴，而且很有文才，但不幸未聘夫死，成望门新寡。
司马相如早已听说卓王孙有一位才貌双全的女儿，他趁一次作客卓家的机会，借琴表达自己对卓文君的爱慕之情，他弹琴唱道，“凤兮凤兮归故乡，游遨四海求其凰，有一艳女在此堂，室迩人遐毒我肠，何由交接为鸳鸯。”这种在今天看来也是直率、大胆、热烈的措辞，自然使得在帘后倾听的卓文君怦然心动，并且在与司马相如会面之后一见倾心，双双约定私奔。当夜，卓文君收拾细软走出家门，与早已等在门外的司马相如会合，从而完成了两人生命中最辉煌的事件。后人根据他二人的爱情故事，谱得琴曲《凤求凰》流传至今。
司马相如的名篇《子虚赋》《上林赋》代表了汉代散体大赋的最高成就。这两篇赋虽非一时一地之作，但内容上前后相接，因此司马迁在《史记》里将它们视为一篇，称之为《天子游猎赋》。司马相如的这两篇作品对后世影响极大，后来一些描写宫苑、田猎、巡游的大赋都模仿它。
大赋的另一重要作家是西汉末年的扬雄，其代表作《甘泉赋》《羽猎赋》等，为已处于崩溃前夕的西汉王朝歌功颂德，粉饰太平；晚年对赋有了新认识，称其为“童子雕虫篆刻”、“壮夫不为”，并认为自己早年的赋也和司马相如一样，是“讽一而劝百”。扬雄与司马相如并称为“扬马”，成为后人心目中大赋的典范作家。
名篇介绍
《天子游猎赋》代表了汉代散体大赋的最高成就。内容上表现了汉代帝王的独特生活方式，有推尊天子、贬抑诸侯的倾向。这与汉帝国的国力强盛、天子独尊的经济政治形势是一致的。赋的结尾委婉地表达了作者惩奢劝俭的用心，有讽谏之意。但由于作者是站在统治阶级的立场上渲染贵族的宫苑之华丽和陈设之繁奢，因而它反而迎合了统治者好大喜功的心理。正如扬雄的评价，实际是起了“讽一而劝百”的作用。艺术上它铺排、夸饰，讲究声音美和字型的排列美。
中国古代散文诸体渐趋完备
从秦到西汉是中国古代散文诸体渐趋完备的时期。汉兴以后，陆贾、贾谊、刘安诸人总结前代历史教训和诸子百家之说，其文铺张扬厉，纵横捭阖，犹有战国遗风。史传散文中，班固的《汉书》和赵晔的《吴越春秋》都有很高的文学价值；政论散文相继出现了以王充《论衡》王符《潜夫论》为代表的一批积极参与现实的作品。
西汉散文与贾谊
西汉前期和中期的散文，《史记》另作别论，以单篇的文章而言，总体上带有显著的政治色彩和实用性质，同时也讲究文采。这一种文章，受国家政治形势变化的影响很大。西汉前期政论散文的代表作，出于贾谊的笔下。稍后的景帝时代，出现了另一位重要的政论散文作家晁错。
到了西汉中期，随着国家形势的稳定，专制制度和君主权威的强化，以及辞赋的盛行，散文的内容和风格都相应发生重大的变化。文气“典重迟缓”，出现追求对偶工整的趋向。政论散文，仍以奏疏为主要形式而存在。但贾谊政论散文那一种慷慨激昂
的热情，大胆议论的态度和来自战国纵横家的雄恣辩丽的风格，都明显地削弱了，文章并无多少文学价值。
名篇介绍
《过秦论》分上中下三篇，其主旨如题目所示，是论秦政的过失，这是西汉前期政论散文所集中讨论的问题。上篇竭力夸张秦国力量的强大，和一朝败亡的迅速，以强烈的反差，突出“仁义不施”则必然败亡的道理。文章多铺张渲染，有战国纵横家文的遗风。但它的恢宏气度，则为战国文章所未有，而出自统一王朝的政治家才能具有的开阔眼界。中篇和下篇，提出秦二世和子婴应该采取何种措施，才能挽回败局，实际是比较具体地提出了西汉王朝应该注意的政策。
贾谊，西汉政治家、文学家，洛阳人。是荀子的再传弟子，18岁时，就以博学能文得到郡守吴公的赏识，汉文帝因吴公的推荐，任其为博士，不到一年又被提升为太中大夫，当时他才23岁，可谓是少年得志。他为汉文帝提出了许多政治改革意见，还积极主张变法，制定了各种仪式法度。汉文帝非常赏识他，想晋升他为公卿，但这遭到朝中老臣的反对，结果文帝让贾谊去做长沙王的太傅。太傅之职有名而无实，位高但权轻，并且当时长沙在人们眼中仍是蛮荒之地，实际上贾谊是被贬了。
后来贾谊又被召回长安，任梁怀王的太傅。后来梁怀王骑马时不小心摔死，贾谊一直认为是自己没有尽到太傅的责任，经常悲泣自责，不到1年便死去。贾谊死时只有33岁，他的死代表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在战国时代，只要一个人有才能，善于论辩，就可以凭自己的才学去打动君主，获得地位与权势。但是随着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帝国的发展，官僚体制越来越完善，纵横家与策士的时代结束了。
贾谊一生写下了一系列政论文，对秦汉之际的历史，以及当代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诸方面的问题，都提出了尖锐而深刻的看法，为巩固西汉王朝提出一系列具体的建议。他的文章，洋溢着对国家前途的忧患意识，表现出作为政治家的气魄和历史家的睿智，同时充满热情，富于文采。这些文章辑为《新书》，其中《过秦论》《论治安策》最为著名。
东汉散文与王充
有人认为人死以后会化为鬼，鬼具有一定的魔力，对鬼有所冲撞轻者会倒霉败运，重者导致家破人亡。我国东汉前期思想界就充满了类似的荒诞迷信，比西汉后期更为严重；当时不但有经术家专谈天人感应、阴阳灾异、鬼神吉凶，而且由于光武帝的倡导，专门伪造神秘预言的图谶之学也特别风行。中国文化中原有的理性精神，几乎完全被窒息了这时候一个叫做王充的思想家勇敢地站出来，反抗这种思潮主流。他很风趣地说，从古到今，死者亿万，大大超过了现在活着的人，如果人死为鬼，那么，道路之上岂不一步一鬼吗？王充认为人是由阴阳之气构成的，“阴气主为骨肉，阳气主为精神”，“精神本以血气为主，血气常附形体”，二者不可分离。他精辟地指出：“天下无独燃之火，世间安得有无体独知之精！”也就是说，精神不能离开人的形体而存在，世间根本不存在死人的灵魂。至于说有人声称见到了鬼，其实是人的恐惧心理造成的，这样的声音在当时无疑振聋发聩。
王充，字仲任，会稽上虞（今属浙江）人。家境寒素，为人耿介，思想尖锐。短时期做过郡县的属吏，又与上司不合。于是专心于著述。由于他没有进入朝廷的机会，又生活于远离京师的南方，因而更能保持思想的独立。他的著作有好多种，最重要也是唯一留传至今的，是《论衡》85篇。
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的诞生
《史记》的诞生，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鲁迅先生在他的《汉文学史纲要》一书中称赞《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史记》无论在中国史学史还是在中国文学史上，都堪称是一座伟大的丰碑。史学方面姑且不论，文学方面，它对古代的小说、戏剧、传记文学、散文，都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司马迁与《史记》
司马迁，字子长，西汉史学家，文学家，夏阳（今陕西韩城南）人，生于一个史官世家。司马迁幼年好学，师从著名经学大师孔安国、董仲舒等。20岁以后曾屡次出外游历，足迹遍及长城南北、长江两岸，所到之处考察民情风俗，采集典故传说。游历使他开阔了眼界，增长了知识。由于他广闻博识、学厚才丰，30岁时即为郎中，常随汉武帝到各地巡游。
后来，司马迁继承其父司马谈之职，任太史令，掌管天文历法及皇家图籍，使他有机会遍读皇家所藏图书及各种档案史料，为以后司马迁编写《史记》提供了很大的帮助。随后，司马迁以太史令身份参与改革历法、制定著名的《太初历》。改以正月为一岁之首，这是我国历法史上进行的第一次大改革。《太初历》也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历法。
任太史令后，司马迁想完成其父编写一部史书的遗愿，于是开始着手编写《史记》。这时，正是汉武帝大举反击匈奴的后期。一次，汉军将领李陵率军出征，结果被匈奴主力包围。在矢尽粮绝，兵士伤亡大部分的情况下被迫投降。消息传到长安，汉武帝大怒。司马迁认为：李陵转战千里，杀敌众多，矢尽粮绝而被迫投降，还是效忠汉朝的。就替李陵辩解，结果得罪盛怒中的汉武帝。于是司马迁获罪下狱，被处宫刑。这种奇耻大辱的遭遇，使司马迁受到极大刺激，曾一度想自杀。但他想起了父亲的遗愿，想到还未完成的史书，就以古人孔子、屈原、左丘明、孙子、韩非等在逆境中发愤有为的事例鼓励自己，决定忍辱负重地活了下来。
经过三年囚禁，司马迁终于被赦出狱，被汉武帝任命为中书令。当时的中书令大都由宦官充任，因此他感到这是一种耻辱。但为了完成<；史记>；的写作，身心备受摧残的司马迁忍辱含垢，决心以残烛之年发愤著书，完成父亲要他完成的史书。经过五年的埋首著述，司马迁终于完成了巨著《史记》，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书成后不久，司马迁去世。司马迁死后许多年，他的外孙才把这部不朽名著公诸于世。司马迁还撰有《报任安书》，记述了他下狱受刑的经过和著书的抱负，为历代传颂。
正史典范的体例
《史记》是一部贯穿古今的通史，从传说中的黄帝开始，一直写到汉武帝时代（前122年），叙述了我国3000年左右的历史。据司马迁说，全书有本纪12篇，表10篇，书8篇，世家30篇，列传70篇，共130篇。
“本纪”，实际上就是帝王的传记，因为帝王是统理国家大事的最高的首脑，为他们作纪传而名之曰“本纪”，显示天下本统之所在，使官民行事都有一定的纲纪的缘故。同时，也是全书的总纲，是用编年体的方法记事的。在“本纪”的写作中，司马迁采取了详今略远的办法，时代愈远愈略，愈近愈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