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古代和中世纪思想史中有关类型的问题(1)
意识似乎正是心理生活的特征，而心理学则被看作是研究意识内容的科学。很明显，这是不容反对的观点，任何反对都会被看成是胡闹。可是，精神分析与这个观点却是相互抵触的，它否认“心理的即意识的”这种说法。精神分析认为心灵包含感情、思想、欲望等等作用，其中思想和欲望都可以是潜意识的。
★弗洛伊德
把不合意的事实看成虚妄，继而找各种理由去加以反对，这是人类的本性。
★弗洛伊德
我们在集体中所观察到的那种强烈的情感联系就足以用来说明它们的一个特征——在集体成员中缺乏独立性和创造性，所有成员的反应都是相类似的，可以说他们都降低到了一种“集体个人”的水平。
★弗洛伊德
但是假如我们从总体上来看待集体，它为我们显示的将不止这些现象。集体所具有的某些特征——智力水平的低下，情绪的失控，不能节制和容易冲动，在表达情绪时易于超越任何限度，并喜欢通过行为将情绪彻底发泄出来——这些以及类似的特征，勒庞对此做过十分出色的描述。
★弗洛伊德
对一个男孩来说，他的潜意识中有种对母亲的排他性占有欲，任何人，包括他的父亲，一旦对他构成威胁，他都会产生仇恨，甚至想杀掉他们。
★弗洛伊德
将心理区分为意识与无意识，这是精神分析学的基本前提；而且只有这个前提才使精神分析学有可能解释心理生活中的病理过程——这些病理过程的普遍性像它们的重要性那样值得重视——并把它们安置在科学的结构之中。换句话说，精神分析学不能把心理的主体置于意识中，但是必须把意识看作心理的一种性质。
★弗洛伊德
对通常的有意识的罪恶感（良心）作出解释并不困难；它建立在自我和自我典范之间的紧张之上，它是自我用它的批评能力进行谴责的表现。
★弗洛伊德
我们开始发现我们所论述的东西可以称为“道德”因素，即一种罪恶感，它在病情中寻求它的满足并且拒绝放弃痛苦的惩罚。我们把这个令人失望的解释当作最后定论是正确的。但是仅就病人而言，这罪恶感是沉默的；它没告诉他他是有罪的；他没有感觉到有罪，他只觉得有病。这个罪恶感只是把自己表现为对恢复健康的抵抗，这个抗拒非常难以克服。
★弗洛伊德
如果有人喜欢提出自相矛盾的主张：一个正常人既比他所相信的更无道德，也比他所知道的更道德（这一主张的前半部分基于精神分析学的发现），那么，精神分析学是赞成起来反对后半部分的。
★弗洛伊德
如果我可以设想所有对心理学感兴趣的人都阅读这本书的话，那我就应该准备好看到我的一些读者会在此停顿下来，不再读下去；因为对于大多数受过哲学教育的人来说，关于有不是意识的心理的东西的思想是那么的不可思议，以致在他们看来这种思想是荒谬的，仅用逻辑就可驳倒的。
★弗洛伊德
在精神分析工作未来的过程中，甚至这些区别也会被证明是不恰当的，从实践角度来讲也是不够的。在许多方面，这一点已经变得很清楚了；但决定性的例证还在下面。我们已经形成了一个观念：每个个人都有一个心理过程的连贯组织；我们称之为他的自我。
★弗洛伊德
在潜意识里，人的性欲一直是处于压抑的状况，社会的道德法制等文明的规则使人的本能欲望时刻处于理性的控制之中。
★弗洛伊德
梦能指导我们的内在精神活动吗？能修正我们白昼所持的观念吗？我认为，目前这些问题最好暂且搁置一边，而只需关注一条途径：我们已认识到梦是愿望的实现。
★弗洛伊德
对我们来说，被压抑的东西（the repressed）是无意识的原型。但是，我们看到，我们有两种无意识——一种是潜伏的，但能够变成意识；另一种被压抑的，在实质上干脆说，是不能变成意识的。这一对心理动力学理解不能不影响到术语和描述。
★弗洛伊德
任何一个成年人都必定知道他不能保存秘密。如果他的嘴唇紧闭，他的指尖会说话；甚至他身上的每个毛孔都会背叛他。
★弗洛伊德
第一节 古代心理学
诺斯替教、特土良和奥利金
心理学自古就有，和人类历史相伴相生。但是，客观心理学却直到近期才得到了发展。可以说，在早期科学中，主观因素的增长使得客观心理学缺乏生长的土壤。因此，虽然古代人的著作不乏有心理学方面的叙述，但却都不能被称为是客观心理学。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受限于古代和中世纪特殊的人际关系。可以说，那时候的人们总是喜欢从生物学的角度来观察和评价他们的同类，这在古代立法和生活习惯中体现得淋漓尽致。然而，只要能找到其价值判断的表现形式，古代人就会对同类持形而上学的评价；这种评价是由人类灵魂具有永恒价值的观念孕育而来的。虽然这种形而上学的评价可以被当成是古代心理学上的有益补充，但这也不能抹杀它与那种生物学角度的观点一样有害这一事实；另外，它其中所包含的对人的评价，是唯一可以算成是客观心理学基础的一点。
有很多人认为，心理学可以被提升至到权威的高度，但是，今天的我们都知道，只有观察和经验才是客观心理学的基础。这一基础可能会很合乎理想，但事实上，科学的理想和目的并不是尽可能地对事物进行最精确的描述而在于建立法则；若说到准确地描述事物，照相机或是留声机式记录仪恐怕才是最好的选择，而科学所要建立的法则只是要以简单的方式来表现样式繁多而彼此之间又有着相互联系的过程。这一目的因以概念为形式从而超越了纯粹的经验性范畴，不过，尽管概念具有普遍性和有效性，但追根究底还是考察者的各种主观心理汇集而成的。在建立科学理论和概念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在某种程度上掺杂大量个人的和偶然的因素，至于个人误差之类的问题也很常见，这是心理学方面的问题，与生理无关。就如大家所知道的那样，我们能看见色彩却看不到波长，与此相类似的现象在心理学中表现得尤为严重。早在我们进行观察时个人误差的影响就已经开始发挥作用了。因为我们看见的都是自己最容易见到的东西，所以我们首先会做的就是将责任推给别人。没有人是完美无缺的，这毋庸置疑，因此我们自己身上也肯定存在着很大的缺陷，而且，这种缺陷很可能会对我们的观察造成障碍。因此，我无法消除我对所谓客观心理学中的“纯粹观察”原则的怀疑，当然，如果我们能把自己完全局限于测时器或测力器等心理器械时则另当别论。同时，它也是人类抗衡实验心理学的巨大成果所凭借的手段。
不过，个人误差对自己观察后的表现和交流所产生的影响是很大的，至于其对经验材料的阐释和抽象所产生的影响则更是不言而喻了！一个观察者必须与其客体相适应，这就意味着他不能只是主观地看，还应该客观地看，这对心理学来说可谓意义重大。要一个人只是客观地看待问题几乎是不可能的，只要他不过分主观地看问题，就已经很了不起了。只有当客观事实被认为只在所讨论的客体领域中是有效的而不是普遍有效的，且能保证主观观察解释与之相符的时候，它才能以解释的真理性证据而自居。一个人因自身存在的“大缺陷”而看到了别人身上的“小缺点”。但就像上文所说的那样，在这种情况下，即使一个人身上有“大缺陷”也不能因此而证明别人身上没有“小缺点”。然而，倘若视力受损，就会普遍产生一种所有的“小缺点”都是“大缺陷”的理论。
如果想要科学而公正地对一个与观察主体的心理状态不同的心理进行评价，最基本的要求就是要认真考虑和重新认识一般知识的主观局限特别是心理知识的主观局限。而验证是否具备这一条件的标准就在于观察者是否能完全了解自己人格的界限和性质。至于怎样才算是完全了解自己，则要看他何时能在很大程度上摆脱集体观念和集体情感的强制性束缚，清楚地了解自己的个性。
我们越去研究历史，就越会发现隐藏在集体主义的外衣之下的个性泯灭。而且，追溯早期人类的心理，我们更发现其中没有任何个体观念的表现。我们只能找到集体的关系，或“神秘参与”（participation mistique——列维-布留尔[3]），却找不到个性。因为具有集体取向的心灵只能借助投射（projection）方式来思考和感觉，所以集体的态度会阻止我们了解和评价那些与主体心理不同的心理。我们所了解的“个体”心理是近期才出现在人类心灵和文化历史中的。所以，在早期人类历史中，居于统治地位的集体态度几乎完全阻止了对个体差异的客观心理评价和对个体心理过程进行科学的客观化思考。由于缺乏这种心理思维，知识被投射的心理所充斥，被“心理化”了。这在最初人类企图运用哲学的观点解释宇宙中有很明显的体现。个性的发展以及由此导致的人类心理的分化始终与客观科学的非心理化历程相伴同行。
综合上述思考我们就能得知，为何客观心理学资料的来源如此之少，以至于如今我们的手上所掌握的从古代流传至今的资料简直凤毛麟角。很难将古代的四体质（temperaments）当成是一种心理类型说，原因是这些体质仍在心理—生理的外观范围之内。但是，缺乏材料并不能阻止我们到描述心理二元对立的古代文献中去寻找线索。
诺斯替教（Gnostic）[4]哲学建立了三种类型，即圣灵（pneumatikoi）、心灵（psychikoi）、物质（hylikoi）。它们与三种基本的心理功能相对应：圣灵对应思维、心灵对应情感、物质对应感觉。诺斯替教坚信知识的价值，这种精神与对心灵的低级评价相吻合，却与基督教恰好相反。因为基督教更注重爱与信仰的原则，而这种原则对知识是排斥的。在基督教信仰领域，圣灵主义者影响力很小，因为他们只强调灵知（gnosis）。
只要你想到教会从很早之前便开始激烈而又恶毒地批判诺斯替教这一点，你就能知道类型的差异。早期基督教占据统治地位，其信仰更具实用性，这是毋庸置疑的。因此，一个原本理智的人因出于本能进行反击而陷入雄辩的论战中时，想要继续保持自己的本色是几乎不可能的。教会的统治相当严厉，信仰的原则也过于苛刻，不允许任何独立的活动存在。
而且，教会的信仰因超乎人类现有的理智而显得不具说服力，其个别高尚的观念尽管有很大的实用价值，但却阻碍了理性思想的发展。与情感型的人相比，理智的人更容易被“为理智献身”的思想所影响。所以，如果从目前我们心智的发展情形来看，为什么诺斯替教派的灵知不仅没有在心智内容方面丧失其巨大的优越性，其价值反而越来越大就很好理解了，而由此我们也能想到，它会对当时教会中的理智者产生多么大的吸引力。对理智者来说，这些其实就相当于尘世间所有诱惑的总和。特别是幻影说（Docetism）[5]，此说认为，基督的肉体形同虚设，他降世人间和受难都是一种象征（semblance），这种说法使得教会颇受非议。最后，纯粹的理智成分在争辩中占据了支配地位，可代价是人类的情感被白白牺牲掉了。
在这场针对诺斯替教的争辩中，两位极有影响的人物脱颖而出，他们是特土良（Tertullianus）和奥利金（Origen）。他们大约生活于公元二世纪末期，都兼具教会领袖和普通人的双重人格形象。朱尔兹（Schultz）在谈到他们时如此说：
奥利金如同一个有机体般尽其所能地吸收着所有营养，并把这些营养融入自己的本性当中；而特土良却很固执地拒绝这些营养，绝对地回绝任何一种外部表现。所以从本质上来讲，他们是对立的。他们对诺斯替教的反应不仅带着他们的人格和生命哲学的特征，对当时的宗教倾向与精神生活来讲，还具有诺斯替教观念的实质性意义。[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