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古代和中世纪思想史中有关类型的问题(2)
公元160年，特土良出生于迦太基（Carthage）。早年间，他一直是个异教徒，且一度在都市生活中放浪形骸，这种生活一直持续到他三十五岁成为了一名基督徒为止。他一生著书立说，成绩颇丰。我们可以从他的著作中看到他那种无与伦比的热忱，激情澎湃的气质以及他对宗教清晰和非凡的领悟力。他常常为了一种可接受的真理而陷入狂热中，并能异常灵活地抱守单一的观点；他暴躁，是个战无不胜的战斗精灵，他从不同情自己的对手，直到确认已经彻底击溃了对手之后才会庆贺胜利；他的言词如同一把寒光四射的利剑，蕴藏着人类所不能及的威力；他是延续了一千多年的罗马天主教会（Church Latin）的创始人，早期基督教的概念也是由他发明的。“如果他坚持一种观点，他就会像身后有百万地狱雄兵在追击自己一样，对这种观点的各种结论追根究底，哪怕理智早已荡然无存，哪怕所有被破坏了的合理秩序已经七零八落地呈现在他面前，他仍会勇往直前。”他那不可改变而富有激情的思维，使得他一再摈弃自己曾经为之付出过巨大努力的东西。所以，他的道德法则永远是那么的严苛。他苦苦追寻苦难的殉道，绝不允许女性摘下面纱，禁止再婚再嫁的行为发生。其实，诺斯替教在思想和认识上都是满怀激情的，但其思想及与其有密切关系的哲学和科学都遭到了特土良毫不留情的猛烈攻击。人们曾将把这一样一句话被当成了他的至理名言和崇高告白：“我相信它正是因其不合理性。”但这并不完全符合史实；他只是说：“上帝的儿子死了这件事可信，是因为它是荒唐的；他从坟墓中复活了这也很合理，是因为这根本就不可能。”[7]
特土良心思敏锐，他深切地知道哲学和诺斯替教的知识是何其贫瘠，因此对其根本不予理睬。他只相信内心的东西，并以其内心世界和内在现实为论据来对哲学和诺斯替教的知识加以反驳。他在这些内在现实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创造出了那些仍然包含在现代天主教体系之中的抽象概念。在他看来，非理性的内在现实从本质上来讲是一种动力；是他应对这个世界、集体效应和理性时所使用的科学和哲学依据，是他的原则。我对他所说的原话做了如下翻译：
我要寻找一个新的证据；这个证据是全人类的，它比所有的公告流传得更广，比所有篆刻的碑文更家喻户晓，比所有生命体系更有讨论价值，比全人类还要伟大。让我们尽可能地靠近这一证据吧！我的灵魂啊，假如你真的如许多哲学家所说的那样神圣而永恒，那恐怕你会因找不到立锥之地而终将消亡所以也就不可能是绝对神圣的；假如你真的如伊壁鸠鲁（Epicurus）[8]所一力辩争的那样，那么不管你是数字组成的还是原子组成的、是来自天上还是出自尘世、是自古以来就附着于肉体之上还是后来才被灌进去的，你都很难生存；你到底从何演变而来，你通过什么方法让人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即如何使他们成为善于感觉和认识的合乎理性的存在的。但是，哦，灵魂，我不会因你曾在学校中受过教育，对图书馆中的一切如数家珍、在雅地加（Attica）的高等学府和圆柱大厅里聆听和熏染过圣人们的高贵教诲就对你赞誉有加。哦，不，灵魂！我只想说，你是那样的无知、笨拙、幼稚，还没有受过教育，跟那些除了拥有你之外一无所有的人，甚至跟那些市井巷陌、工棚作坊里的下等人没什么区别。不过，你的无知恰好正是我所需要的。[9]
在牺牲理智的过程中对自己造成的使得他毫不犹豫地对非理性的内在现实表示认可，这就是特土良信仰的真正基石。他发自内心地感受到了宗教过程的必要，并在“灵魂的天性是基督徒”（anima naturaliter christiana）这样完美的概念抓住了这种纯粹感觉。对特土良哲学、科学以及诺斯替教都没有什么更深层次上的意义，因为他是以牺牲理智为理想的。这些性格特质在他生命的后期越发凸显出来。他在教会被迫向群众做出越来越多的妥协时奋起反抗，之后就开始追随佛里吉亚（Phrygia）[10]的先知蒙塔尼斯（Montanus）。蒙塔尼斯极其疯狂，他对这个世界持全盘否定态度并将其彻底精神化。受此影响，特土良其后写了许多抨击教皇克利刻图斯一世（Pope Calixtus I）的政策，言辞激烈，再加上他坚持蒙塔尼斯主义，这使得他在某种程度上游离于教会之外。根据圣·奥古斯丁（St Augustine）[11]的记载，后来，特土良又将蒙塔尼斯主义摒弃一旁，自己建立了新的教派。
特土良是古代内倾型人物的代表。他经过反复思考且敏锐地发展起来的理性受到了感性的强烈威胁。因为这种基督徒式的心理发展过程，他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甚至就连蕴含在圣子伟大而又堪称典范的牺牲这一象征中的神话观念——这一最有价值的功能也失去了。他的理智以及由此产生的清晰的洞察力是最有价值的器官。因为理智成了牺牲品，所以纯理智的发展道路自然就走不通了，这就使得他不得不把他灵魂中的非理性原动力（dynamism）当成自己存在的根据。为了情感原则他迫不得已地放弃了作为灵魂动力现象所赋予的特有的理性标志，还有诺斯替教的理智，所以，这二者在他看来就都变成了让人厌恶的东西。
大约公元185年，奥利金出生于亚历山大港（Alexandria），其父是一个基督教殉道者。他在很多方面都与特土良完全相反。他求知欲旺盛，所有有价值的知识都是他渴求的对象。当时的亚历山大港人才济济，名士云集，东西方文化汇聚一堂，百花争艳，这一切为了奥利金学习新知识提供了很好的契机。他生长在这样一种独特的精神氛围中，因而不管是基督徒的观点还是犹太人、希腊人或是埃及人的观点他都全盘接受。刚开始时，他在一家宗教传道士开办的学校里执教，在此期间逐渐展露锋芒。蒲鲁太纳斯（Plotinus）[12]的学生、异教哲学家坡菲内厄斯（Porphyrius）在谈及奥利金时如此说：“从他的外在生活来看，他就如同一个基督徒般与法律水火不容；但他却用希腊的观念看待物质和神明，并以其代替外来的神话。”[13]
早在公元211年前，奥利金就把自己阉割了；或许我们可以猜想一下他为何这样做，但如果从历史着手，我们会发现自己的猜测也许并不符合事实。奥利金的语言极富感染力，影响甚大，所以他身边总是围着一群群的学生。他的那些话语被学生们认真地记录在手抄本上，我们可以从中找出很多精彩的句子。他具有多重身份，不仅是一位教师，也是一位多产的作家，甚至还在安提阿（Antioch）[14]给皇帝的母亲玛玛耶（Mammaea）举办过神学讲座，在卡萨内（Caesarea），还是一个流派的领袖。因为他四处游走，所以讲的课总是时断时续的。他知识渊博，能洞察蕴含于一般事物中的深奥含义。因他搜集到了古老的《圣经》手稿，所以在《圣经》文本的评论上占据了特殊地位。哈纳克（Harnack）在评价他时说：“他是一个伟大的学者；一个古代教会中唯一真正的学者。”奥利金与特土良不同，他不仅不排斥诺斯替教的影响，甚至还把诺斯替教中某些激进的东西弱化，已达到将其运用到自己教会中来的目的。如果仔细研究了他的思想和观点，似乎将他说成是一个基督教的诺斯替徒也不为过。而如果谈到奥利金在信仰和知识上所持的立场，我们就必须提到哈纳克一段颇具心理学意义的话：
无论对信仰来说，还是对知识来说，《圣经》都是不可或缺的：信徒从《圣经》中获得他们需要的事实和训诫，而学者则可以通过阐释和研究《圣经》中的思想寻找到热爱上帝的力量——因此，经过精神的阐释，好像一切物质的东西都被融汇到观念的宇宙中去了，最后，在这种“提升”中，所有的一切都被看成永远进升的阶石而被超越，留下的只有：上帝与其所创造的一切受造之物的灵魂之间的那种幸福而永恒的关系（爱和显圣）。[15]
奥利金与特土良在神学上的本质区别是哲学性的；奥利金的神学脱离不了新柏拉图派哲学的框架。希腊哲学和诺斯替教的观念世界在奥利金的身上竟然与基督教世界的观念世界完美地融合在了一起。但是他这种看似宽广的胸怀不但没有博得教会的欢迎，反而却受到了质疑。当然，奥利金是在死后才受到谴责的，但在此之前，在他已经白发苍苍时，狄希阿斯（Decius）[16]对他进行了长期迫害，因饱受痛苦折磨，他很快就与世长辞了。教皇安耐斯答希尔斯（Anastasius）一世于公元399年正式宣布对奥利金进行谴责；而查士丁尼（Justinian）[17]也于公元543年召开宗教会议对他的观点学说进行审判，并通过后来的多次会议确认了这一审判结果。
奥利金是古代外倾型的典型代表。他那种朝向客体的基本取向清楚地表现在他对客观事实的慎思明辨上；而且他那至高无上的“爱和神灵显圣”（amor et visio Dei）的原则也显示了这一点。在奥利金身上，基督教的发展历程体现出的是一个以客体间关系为出发点的类型，而且还总是通过人的性欲象征性地表达出这种关系，而这一点就能说明为什么如今一些心理学理论总是将某些心理的基本功能都归于性欲。所以，只有阉割才能充分体现出对最有价值的功能所做的牺牲。特土良与奥利金都是这方面非常典型的例子，但前者表现的是理智的牺牲，而后者却是阳物的牺牲（sacrificium phalli），因为基督教的发展过程要求人们断绝与客体的感官联系，即牺牲一切在人看来是最有价值的东西、最宝贵的财富、最基本的本能。从生物学角度来说，这类牺牲是为驯化的目的服务的；但从心理学上来说，它却打破了旧的束缚从而为新的可能性的发展打开了大门。
特土良之所以要牺牲理智，原因在于，理智会用世俗的一切紧紧束缚住他。而他之所以会攻击诺斯替教，是因为对他来说，诺斯替教就是走向理智的歧途，同时还包含着肉欲的代名词。而事实上，我们在现实中也发现诺斯替教分成了相应的两个派别：其中一派以超越所有限制的精神性为奋斗目标，而另一派则坠入伦理的无政府主义的漩涡，放荡不羁，且不知收敛。我们必须明确地区分节欲派（Encratites）和反秩序法律派（Antitactae或Antinomians）这两派；反秩序法律派会为了服从某些教义、遵循某些所谓的信条而故意犯罪，肆意放纵自己。尼科拉斯式人物、古雅典执政官等，就是后一流派的典型和代表，他们被形象地称为Borborians。雅典执政官的例子为两种事物为何既对立又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不可分割做了很好的解释：这是同一个宗派被分成节欲派与反秩序法律派，而两派又都能符合逻辑且坚持追求其共同的目标的结果。假如你想知道将唯理智论发展到极致，并将伦理的后果在大范围内施行会产生怎样的后果，那你只需将诺斯替教的道德史拿来做一下研究就能知道答案。你会彻底理解什么是理智牺牲。这些诺斯替教教徒的观念与实践是那么的一致，以至于他们在生活中也肆意而荒唐地实践着这些疯狂的观念。
奥利金因自我阉割牺牲了尘世感官的快乐。在他看来，理智并不只是一种特殊的危险，更是一种使他迷恋客体的情感与感觉。通过阉割的手段，他摆脱了将自己与诺斯替教联系在一起的肉欲；从而可以无畏地沉浸于诺斯替教的思想之中。而特土良刚好与奥利金相反，他因牺牲理智而与诺斯替教背道而驰，不过，他也因此而获得了一种奥利金身上所没有的深度的宗教情感。朱尔兹（Schuhz）在评价特土良时说：“在某一方面他高于奥利金，因为他总是以生命在灵魂的最深处践行着他所说的一切；如果说使奥利金深受感动的是理性，那么，感动了他的就是心灵。而换个角度说，他又远远落在了奥利金的后面，因为虽然做为一个思想家，他是极富激情的，但他却坚决不肯接受任何知识，他攻击诺斯替教的言论就等同于是在否定全人类的思想。”[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