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古代和中世纪思想史中有关类型的问题(3)
我们通过观察基督教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最初的类型在现实中都刚好相反：奥利金本应该是一个感性的人却变成了一个充满理性的学者；而特土良本该是一个有深度的思想家，结果却变成了一个情感丰富的人。当然，如果从逻辑的角度出发，把上述情况反过来说就容易多了，比如特土良一直都感情丰富，而奥利金原来就是一个理性的人。可即便如此，类型的差异还存在着，并没有消失；此外，这也解释不了，特土良为何看到了理智是他最危险的方面，而奥利金则看到了性欲是他最危险的方面。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说，经过讨论我们可以确定，他们用自己的最终命运告诉我们的是：他们全都被骗了。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我们就必须推断得出这样的结论，即，他们所牺牲的东西根本无足轻重，他们与命运进行了的交易并不公正。从原则上来讲，我们应该认可这种观点的有效性。在原始社会中也有这样的例子存在：那些狡猾的家伙手拎一只黑母鸡，走到要祭拜的偶像面前说：“看，我带来了一头漂亮的黑猪来孝敬您。”虽然很多人会因贬低在人看来很崇高的偶像而获得快感，但在我看来，尽管这种贬斥性的解释方法看起来似乎与“生物学”的观点极其相符，但这并不代表它无论何时何地都是正确的。在精神领域中，仅就我们目前所知道的这两位伟人的经历来说，我们可以说他们整体的性格都相当的真诚，所以他们皈依基督教的行为都是真实而又具体的，这绝不是什么欺诈，也并不虚伪。
如果我们能以此为契机来试着掌握这种天性的本能过程的分裂（即基督徒作出牺牲的过程的显现）的心理学涵义，那我们就不会再误入歧途了。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推知，皈依即意味着过渡到另一态度。同时我们也可以知道，他们皈依基督教的强烈动机是什么，特土良说灵魂“天性上就是基督徒”从何种程度上来说是正确的。与天性中的其他所有东西相同，本能的自然过程也同样遵循着最小阻抗的原则。一些人在这方面有得天独厚的天赋，而另一些人在那方面表现突出；或是因父母情况和环境的特征的不同，在适应童年早期的环境上，一些人相对来说要求更多的抑制和内省，而另一些人则相对地要求更多的同情和参与。所以就自动形成了具有某种偏向的态度，并由此产生了不同的类型。每个人都是一个相对稳定的存在，具有所有基本的心理功能，如果他想充分地适应环境，就必须平等地运用这些功能。至于为什么会有多种不同的心理适应方式，有一种解释显得很理所当然：想只从一个方面来对这种现象作出解释显然是不可能的，举个例子，如果客体纯粹被思考或纯粹被感觉时，我们似乎只能部分地理解它。单一的（“类型化的”）态度会使心理适应出现缺陷，假如任由这种缺陷在生命的历程中不断地累积，那么，最终必将导致适应的紊乱，并使主体不得不趋向于补偿作用。但是，想要获得补偿就必须消除（牺牲）到现在为止所有的片面态度。而这样做的后果就是使能量暂时聚积，之后就会流向过去不曾被有意识地使用但早就无意识地存在的一些渠道中去。于是，适应的缺陷便能对皈依过程作出有效的解释，而主体对此的感觉则是模糊的不满足。这种情形在我们这个时代的转折中更加普遍，以至于全人类都希望能被救赎，而且，救赎需求使得古罗马的所有可能的和不可能的狂热崇拜都变得史无前例地清晰。此外，那些有着充分理论依据的“生命的完满存在”的代表们，虽然一点都不懂“生物学”，但却也能用有着科学依据的一些类似的论据为自己辩护。我们不可能从他们身上推断出为什么人类会这样贫乏，较之我们当今的科学，只有那时的因果论受到的限制才比较少；他们所谓的“寻觅过去”指的不是回忆儿时而是要追溯到宇宙的发生论根源上去，他们设计了很多暗示古老蛮荒时代的种种事件的体系，并认为是它们使人类遭受了巨大不幸。
对我们来说，特土良和奥利金所施行的牺牲委实太过偏激，但这却是相当符合那个时代的精神的，因为那时代的精神完全是具体化的。正因如此，诺斯替教信徒才断定这二者的心灵是绝对真实的，而且与现实有着直接关联。对特土良来说，他情感的现实性不仅是客观的也是有效的。诺斯替教认为主观态度转变的内在知觉过程与一种宇宙发生系统的形式相似，并坚信其心理形象是真实的。
在我的著作《无意识心理学》（Psychology of the Unconscious）（1916年的英译本；1952年再版时更名为Symbols of Transformation）中，我把所有问题都归结为在基督教信徒心理过程中欲力的流量问题，在我看来，欲力可以划分成彼此相互冲突的两部分。此观点的形成是以心理态度的单一性为基础的，而这种过于极端的单一性也常常使得无意识的补偿作用变得极为迫切。在基督教早期的诺斯替教运动中，无意识的补偿作用表现得更加明显。基督教本身代表的就是古代知识文化及价值的牺牲和毁灭，换句话说，也就是古典态度的灭亡。而对于目前的问题来说，不管我们谈论的是两千年前的时代还是现今的时代都没什么太大的区别。
第二节 古代教会中的神学争论
也许，类型的差异也曾在早期基督教会的争论中、在那些宗派和异端邪说的历史上出现过。那些与艾比翁尼特（Ebionites）相似的原初基督徒或犹太基督徒，坚持认为耶稣只拥有人性，而且只是是木匠约瑟（Joseph）和玛利亚（Mary）的儿子。在他看来，耶稣的圣职仪式只是后来通过圣灵才获得的。从这一点上来说，艾比翁尼特的观点与幻影说者（Docetists）的观点刚好相反。这种对立使得二者陷入了长期论争。大约在公元320年，又出现了一位名叫阿莱亚斯（Arius）的异端人士，在他那里，冲突又演化出了新的形式。虽然此时在教义方面的冲突已经淡化，但事实上仍对教会政治产生了巨大影响。阿莱亚斯极力反对正统教会提出的（基督）与圣父同体这一信条。如果我们能对有关圣体同一说（homoousia）与圣体类似说（homoiousia）之间（换句话说，也就是耶稣与上帝是完全同一还是实体相似这两者之间的对立）阿莱亚斯式的巨大争辩的历史进行更深入地研究，我们就会明白圣体类似说教义很明显更注重的是人的感官和可知觉的方面，这与圣体同一说教义纯粹概念的和抽象的观点截然不同。同样，我们也会清楚地知道，单一性灵论者（Monophysites，他们眼中的基督，其本质是绝对单一的）反对乔尔斯登会议（the Council of Chalcedon）提出的双重性灵论信条（Dyophysite，他们承认基督具有二重性，即他的人性和神性合二为一，不可分割）的做法再次表明，非想像的和抽象的观点与双重性灵论者自然的和感性的观点之间是对立的。
如此一来，以下事实就变得更加清晰明了：与在单一灵性论者中出现的争论完全一样，虽然阿莱亚斯运动最初的构想将教义应当言简意赅当成是主要论点，但事实是，广大的群众并没有参加到争论中去。在那个年代，群众不会对这类问题有兴趣，不管它有多深奥都不例外，他们只会受政治权力的驱使去行动，而这显然与神学观点无关。类型的差异在这里没有什么具体的意义，如果非要说有的话，那也只是通过某些标语口号在为粗野的群众脸上贴金罢了。但无论怎样做都无法掩盖这样的事实，在那些有分歧和论争的人看来，圣体同一说与圣体类似说之间的论争都是极为严肃的，因为不管是从心理学还是历史的角度出发，都会认为这里实质上体现的是艾比翁尼特和幻影说教义的纷争：前者认为基督具有纯粹的人性，而其神性是相对的即“外显的”；而后者则刚好相反，他们主张基督具有完全的神性，而肉身性是外显的。这种论争中还隐含着巨大的心理分歧，主要表现为两种立场：一种立场认为在感官知觉中蕴含着绝对的价值，或许人类和个人并不总是以主体的形式出现在那里，但不管怎样，这都是一种投射出来的人类感觉；而另一种立场却认为只有抽象的和超越人类之外的东西才具有主要的价值，主体即功能；这也就是说，超出人类感觉之外的客观规律决定了在自然的客观过程中的运作，而这种主要价值同时还构成了人类感觉的事实基础。倘若以此来看待人的话，那么，我们说，前一种观点忽视了功能，更偏重于功能-情结；而后一种观点则忽视了人这个必不可少的主体而更偏重功能。显然，两种观点都对对方的主要价值持否定态度。而双方的代表者越是坚持自己的观点对对方的抨击就会越猛烈，也许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愿望，那就是强迫他人接受自己的观点直至最后彻底摧毁对方的主要价值。
在5世纪初的皮拉基亚斯（Pelagius）[19]论争中，类型对立的另一方面也显示出来了。特土良深切感受到，一个人即使受过基督教洗礼也不能避免犯罪，他的这一体验在与自己有很多相似之处的圣·奥古斯丁那里变成了充满悲观主义色彩的原罪观念，而原罪的本质是人类遗传自始祖亚当（Adam）的色欲（concupiscence）[20]。圣·奥古斯丁认为，虽然人类生来就是有罪的，但是上帝赐下了赎罪的恩典并可以由教会来代行这种恩赐，这是与原罪相对立的。在其观点中，人几乎没有什么价值，因为人不是造物主而是受造之物，除非通过教会介入，即相信上帝这唯一的途径，通过赦罪拯救才能得到上帝的恩赐，否则就会被遗弃给撒旦。如此一来，作为一种观念，教会的价值和重要性就被极大地提高了；而人的价值、道德自由和自我决断则荡然无存。这很符合奥古斯丁在自己的著作《上帝之城》中所阐明的纲领。
虽然原罪观念的花样层出不穷，但它始终带给人压抑感，所以，即使这种压抑的逻辑有多严密，检查做得有多周密，因为人们从情感上是不愿意长期受到压抑的，所以，要求得到人的自由及道德价值的呼声还是出现了。英国僧侣皮拉基亚斯（Pelagius）还有他的学生喀利斯修斯（Celestius）就很提倡这种有关人的价值情感的正当要求。他们将人的道德自由看作是一个既定的事实，并以此为基础建立了自己的教义。让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皮拉基亚斯的观点和双重性灵论观点之间居然有着某种心理上的血缘关系，原因是，君士坦丁堡的大主教聂斯托里（Nestorius）为遭受迫害的皮拉基亚斯派信徒提供了避难所。与西里尔派（Cyrillian）强调的基督作为神-人所具有的肉身单一性截然不同的是，聂斯托里认为基督的神性和人性是完全分离开来的。聂斯托里认为人们应该将玛利亚理解为“基督之母”而不是“上帝之母”，他甚至还据理力争说，把玛利亚看做“上帝之母”这种想法简直就是离经叛道。正是由于他坚持这些些论点，聂斯托里派的争辩才得以形成，之后，这些争辩也随着聂斯托里教会的衰亡而彻底消失了。
第三节 关于化体说的争论
在经历过浩大的政治动乱、罗马帝国的覆灭还有古代文明的衰落之后，各教派之间的争论也逐渐淡出了历史舞台。但当若干年之后，社会局势再度稳定之时，类型差异又再次出现了，刚开始时，它们只会短暂的出现，但随着文明的发展，它们也变得越来越无法让人忽视。尽管之前在古代教会中曾引起激烈争论的那些问题早就已经荡然无存，而新的争论形式也已经出现，但不管形式如何变幻，都改变不了其下掩盖的是同一心理问题这一事实。